新型肺炎死亡病例过千，尚无一例病理解剖，大家怎么看？
一、对病理解剖的极度渴望与必要性
首先，对于医学界、科研界乃至整个社会而言，未进行病理解剖所带来的疑虑是巨大的。
科学认知的空白： 肺炎的致病机理、病毒在人体内的具体病理变化、死亡原因的确切判定，这些都是通过病理解剖才能最直观、最深入地了解的。没有解剖，我们对病毒的攻击目标、对生命器官的损伤程度、对死亡的直接诱因，都还停留在推测和间接观察层面。
临床救治的瓶颈： 医生们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比如为何某些药物无效？为什么一些患者病情会急剧恶化？为什么会出现器官衰竭？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可能就隐藏在细胞和组织层面。病理解剖的结果能为临床提供直接的病理学证据，指导更精准的用药和治疗方案，甚至可能发现新的治疗靶点。
疫情预判与防控的盲点： 了解病毒的致病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预测疫情的发展趋势，评估病毒的传播性和致病性，找出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如果对病毒在体内的破坏性了解不清，我们制定的防控策略可能就会有方向性的偏差，导致事倍功半，甚至贻误战机。
对公众信任的影响： 面对一场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缺乏科学、透明的病理学证据，容易引发公众的恐慌、猜疑和不信任感。大家希望知道，究竟是什么让这个病毒如此致命，原因是否复杂，是否有被隐藏的信息。病理解剖的透明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回应，也是重建信任的重要途径。
二、对“未进行病理解剖”原因的猜测与分析
既然病理解剖如此重要，为什么会“尚无一例”呢？这背后可能的原因，值得我们细致地去分析：
客观条件的限制：
时间紧迫与资源调配： 疫情初期，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救治病人是首要任务，可能暂时无法抽出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开展系统性的病理解剖。特别是在早期，对病毒的认知不足，对操作流程的准备也不够充分。
病毒的传染性风险： 这种新型病毒本身的传染性极强，尤其是在死亡病例的遗体上，病毒可能仍然具有活性，对执行解剖的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风险。需要极高等级的防护措施、特殊的实验室条件以及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这些可能在初期难以快速到位。
遗体处理流程的复杂性： 疫情爆发期间，对逝者遗体的处理往往需要遵循特殊的规定，以防止病毒传播。这可能增加了病理解剖的难度和复杂性，需要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主观认知或决策因素：
对病理解剖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可能性，但不能排除早期是否存在类似情况）在巨大压力下，一些决策者是否会优先考虑眼前的救治和隔离，而对基础研究层面的病理解剖的长期价值认识不够深刻？
程序上的障碍？ 是否存在审批流程、伦理审查等方面的延误？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快速高效地完成这些程序，也考验着管理体系的应变能力。
技术和人才的短缺？ 并非所有医院都有具备开展此类复杂病理解剖的经验和能力，尤其是在疫情高峰期，专业的病理科医生可能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信息透明度与沟通问题：
信息发布的不确定性？ 是不是有一些解剖正在进行，但由于过程复杂或结果未明，尚未正式对外公布？有时候，信息的不及时公开，反而会加剧外界的猜测。
对公众解释的不足？ 相关部门是否足够清晰地向公众解释了为什么难以立即进行病理解剖，以及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公众的担忧与期望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意味着：
生命安全的隐忧： 如果我们不了解病毒如何杀人，就很难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防护体系。大家会担心，我们所做的防护措施是否真的足够，是否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危险。
对未来疫情的警惕： 这场疫情不仅仅是眼下的危机，更是对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如果连最基础的病理学研究都难以开展，未来面对新的未知病原体时，我们的应对能力就更令人担忧。
对科学的信心： 科学是解决危机的最有力武器。大家希望看到科学家们能够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真相，找到解决之道。病理解剖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一步。
四、未来的行动方向
面对“死亡病例过千，尚无一例病理解剖”的现状，我们需要呼吁和关注：
尽快组织高水平病理解剖： 必须动员最顶尖的病理学专家和最先进的医疗资源，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对死亡病例进行病理解剖。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负责。
提高信息透明度： 对病理解剖的进展和结果，应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公布。同时，解释清楚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过程。
加强公共卫生科研投入： 这场疫情暴露了我们在应对新发传染病方面的许多不足，必须加大对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病原体研究、病理学研究的投入。
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调动各方资源，有效开展科学研究和临床救治。
总而言之，新型肺炎死亡病例已破千而尚无一例病理解剖，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且令人深思的局面。它触及了科学认知的根本、临床救治的效率、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医学研究的滞后，而是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和治理层面去审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来弥补这一重要的科学空白。
网友意见
更新于2020-2-16：
新华社武汉2月16日电（记者李伟、侯文坤）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下，并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全国第一例、第二例由遗体解剖获得的新冠肺炎病理16日完成送检。
记者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获悉，16日凌晨3时许，全国第一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工作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完成，并成功拿到新冠肺炎病理。16日18时45分，全国第二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工作也顺利完成。两具遗体解剖病理目前已被送检。
专家表示，由解剖获得的新冠肺炎病理，对于探索新冠肺炎患者临床的病理改变、疾病机制等有重大帮助，并能从根本上探究新冠肺炎的致病性、致死性，给未来临床治疗危重症患者提供依据。 [1]
“目前，一例病理解剖都没有”，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刘良认为，对新冠肺炎死者尸体进行病理解剖，可以为临床治疗和诊断提供有力支持。
刘良从事病理研究三十余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所在的团队向湖北省政府提交了紧急报告，强调了尸检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得到了肯定的批复。
现实操作中，武汉市许多个定点医院对病理解剖表达了积极态度，却无法提供解剖场地等支持，刘良分析，由于医院没有收到正式文件，又担心解剖风险，病理解剖的事情只能暂时搁浅。——《“着急”的病理专家刘良：死亡病例过千，尚无一例病理性解剖尸检》2020/2/14
这次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病理结果，甚至没有开展尸检，本来就是很令人意外，甚至是不专业的事情。目前临床和基础方面的疑点都很多，病理解剖可以给以下一些临床问题提供间接证据，甚至直接解答临床问题，用于完善治疗方案：
- 患者的直接死因是什么？为什么有的患者会突然加重？发病机制是什么？
- COVID-19有哪些器官受累？患者的各个器官有哪些损害的表现？
- 为什么有的患者有消化道症状？为什么有的患者出现心脏损害？还有什么器官受累？
-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病理表现能解释患者潜伏期的传染性？无症状的时候怎么传染？
- 患者使用了各种药物后各个器官组织有什么变化？有哪些潜在的可能的治疗？
- 为什么武汉乃至湖北的患者有较高的死亡率？与其他地方的死亡有没有区别？
- 为什么有基础病的患者死亡率高？有基础病的患者有哪些特殊的病理表现？
由于这个病毒是全新的，全世界上头一次出现，发病机制不清楚，因此病理结果可以给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极其有价值的一手资料。哪怕做出来和其他的肺炎差不多，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任何一篇首发的死亡患者的尸检结果，只要真实并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都有很大几率可以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全世界有疫情的都等着看结果呢。
病理检查的巨大价值，在有过医学训练的人那里无需多言。最著名的一句话是：
病理乃医学之本——威廉·奥斯勒
这句话反映了病理学在整个医学知识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病理甚至拥有对疾病的定义权，比如什么叫“炎症”，这是个有客观指标的科学术语，是可以从病理结果上观察到的。人的疾病，是发生在人体器官组织细胞上的一种可以被观察到的客观现象，对患者死亡后尸体的详细检查，可以对一个疾病的发病原理和诊疗方案给出巨量的信息。把疾病现象在人的身体结构上找到客观对应，是现代医学历史上，摆脱自然哲学束缚和玄学思辨的一个重大进步。
因此，对于目前这个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新发乙类传染病，全世界其实都希望专业人员能给出疾病病理检查的一些信息，帮助人们加深对疾病在人体上致病和致死机制的了解。这个资料就像核酸序列一样重要。病理结果甚至可能修正我们现有的疾病的知识，改变诊疗方案。因此，做得越早越好，获取的信息对后面的患者帮助越大。
尸检和一些地方的风俗文化可能有冲突，但是，这个检查对人体并不会造成过于严重的破坏，仅仅是取少量器官组织就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并不会严重损害遗体的外观。而且目前对重大传染病要求尽快火化，病理检查并不会对整套流程有太多妨碍。上千号患者死亡，我不相信一个同意的家属都没有，这概率也太小了。
如果看过日剧《非自然死亡》，也应该了解到这个艰苦的工作有多大的潜力和价值了。里面第一集讲的就是冠状病毒感染，MERS。通过尸检，最后真相大白。但是现实中，让去世的患者家属接受尸检并非易事。中国的尸检率并不高，和社会文化、专业人员的接受程度、经济条件等因素都有关。
近期的新闻报道对于揭示目前的病理检查状况，意义重大。新闻参见
对于此次事件而言，武汉卫健委发通知是12月底。目前知晓的第一例确诊患者死亡，根据新闻报道，在1月9日。其实，根据之前的文章，最早的一例病人在12月上旬发病，最早在12月，武汉死于肺炎的患者中，很可能就有COVID-19的患者。
在临床上，患者死亡后，医疗人员都要征求家属意见，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尸检或拒绝尸检，这是个工作流程的常规，也是病历和知情同意方面的基本要求。有条件的话（资源充足），哪怕是常见病，也应该进行尸检，核对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是否一致。对诊疗过程进行复盘和查验，这是个大原则。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患者家属不同意和医务人员不积极等等，同意尸检的患者家属寥寥无几。尸检常常用于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常见病、或者临床诊断比较明确的患者，在去世后进行尸检确认最终诊断的情况比较少，这个现状并不是什么应该高兴的事情。
对传染病防控有所了解，对新型疾病比较警惕的人，都应该知道尸检的巨大意义，应该知道这个检查应该创造条件，甚至对所有疑似患者第一时间完成。尸检是由病理科或者法医相关专业的人员进行的，不会占用临床医疗的太多资源或人力，不存在什么资源上的严重冲突。采访中提到，SARS患者当时去世十几天后，就有人做了，结果也符合技术要求，专业人员也没有出现安全问题。即便按1月中旬出现患者死亡来看，如果患者去世后积极进行尸检的话，到现在也应该有一些结果出来了。
按目前的情况，我个人推断，可能整个12月里，武汉也没给多少因肺炎去世的患者做尸检，医生也没有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鼓励当时的一些怀疑有问题的患者接受尸检。所以当时的资料可能很难找了。如果当时就给一大批肺炎患者做了尸检，按比例，里面就有很大概率有COVID-19的患者或者疑似患者。如果真有这些结果的话，还是值得去查阅旧记录的。如果武汉各地的医院平时就积极动员患者家属尸检，患者家属积极同意尸检，把尸检变成一种工作惯例。那么，可能还没等12月底管理机构识别出这个传染病，尸检结果就出来了，那么整个疫情防控的工作进度和研究进度将大大提前，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在中国现实的医疗条件下，并没有这样的“如果”，对此我们无法苛求一个地方超水平发挥到积极尸检的程度。
采访中谈到，北京地坛医院这样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具备进行重大传染病尸检的条件，而武汉虽然有一些资深专家，但当地的医疗场所和研究机构的场地不符合一般的技术要求。很难相信武汉这样的医学相对发达的大城市，本地的传染病医院居然不具备做重大传染病尸检的条件。这个问题当地能不能克服，政府机构能否协调各方面，创造条件，动员患者家属同意尸检？这需要管理机构积极工作，给专业人员提供足够的资源，确保场地符合要求，专业人员能得到足够的安全防护。此外，北京也出现了一些死亡患者，不知为什么没有送到地坛医院进行尸检？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标本收集工作进度迟缓？
尸检这个事一直没做，可能有各种方面的考虑，目前我们只能猜测有如下原因：
- 尸检场地条件受限，找不到合适的机构，怕病毒污染周边环境。
- 医疗技术人员防护设施不足，没法在充足的保护下进行尸检。
- 部分患者家属因为文化原因或者潜在的费用问题拒绝尸检。
- 管理机构通过行政命令或者制度流程要求尽快火化遗体，限制了尸检的开展。
回应几个焦点问题
- 目前是全网都没看到尸检结果，而不是个别人没看到。至今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论文描述死亡患者的尸检结果，而这种信息应该是可以快速审稿公开发表到全世界的。全世界都需要这类研究结果，不能用其他性质的研究代替尸体解剖。
- 尸检是个常规的医学流程，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有不能公开的正当理由。不论是日常的医疗工作、传染病防治法律、医学期刊，尸检都是一个可以公开谈论的日常工作内容。在医疗工作里，尸检结果就和影像学片子性质一样，本身就是个检查结果，是可以供人交流学习的。
- 新闻报道里的是专业人士，实名公开地指出迄今为止没有做尸检（法医和病理专业的人员群体，比临床医疗不同科室的队伍规模要小很多），而不是没有公开结果。有的人小道消息连个地点人物都没有。甚至还要举报我的回答是带节奏，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凡是他们看不惯的事，都成了带节奏。
- 尸检最早可以进行的时间是12月。当时报了“有限人传人”或者“未见人传人”的时候，同一时期其实就很可能有不明原因肺炎的未确诊病例死亡。当时有限信息下，我们认为病毒传染性不高，怀疑有问题的病人死亡后怎么不做呢？这会儿再做，死亡人数都上千了，已经太滞后了。
- 即便是按某些评论说，如果有人是有人私下做了，那也对全球疾病防控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结果难以公开，知识无法分享，没有论文和公开结果，连国内的医疗界都没法通知到位，你让其他国家的病人怎么治？
- 个别组织的切片病理，或者肺泡灌洗液，当然也不可能代替完整的尸检。人体的器官组织种类很多，你不可能给一个危重的病人取全身大量的组织，这本身就给治疗增加许多麻烦，增加患者死亡风险，也会增加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伤口换药和医疗垃圾处理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负担。目前有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层流病房，连气管插管都不敢做，你还让专业人员给活人做组织病理，怎么可能？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病理怎么取呢？患者心肌酶高了，我想取个心脏病理，活人身上能行吗？
- 觉得医学进步就不用尸检了是很可笑的，尤其是患者死后从医学上讲建议尸检，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例如，古巴的患者去世后尸检的比例可以达到50%以上，高尸检率可以帮助提高医学技术，这从来都是医学昌明的一个表现，是值得赞扬的，而不是什么多此一举的。[2]
- 在死亡上千人的情况下，一个同意尸检的家属都没有，这概率也太小了。在上千号死亡的情况下，真的一个愿意做的家属都没有吗？这种情况下，从医学角度，需要尸检的，不是一例两例，就算是做几十例上百例不同年龄、性别、基础病的尸检，也是合情合理的。
- 再次重复，尸检是法医和病理医生做的，不是临床医生做的，在实验室或者专门的场地进行，除了占用一些防护物资，其他资源，包括场地设备，和救治病人没有显著冲突。而尸检给临床工作带来的潜在价值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从0到1的时候。
现在知乎上居然还有这么多打着专业人士名义旗号的人觉得尸检可做可不做。一个全新的病毒，目前地球上一个尸检的报告都没有，甚至我们怀疑连真实的尸检还没做过，死亡人数上千，看病主要依靠影像和化验结果，居然就有人敢说可做可不做了，这是哪来的自信？
总之，武汉本地有很好的研究机构，这个问题希望能尽快想办法解决，各地应该尽量对死亡患者进行尸检。现在不只是中国的医疗卫生人员和管理者，全世界现在很可能都在等中国的尸检结果。在死亡患者和疑似患者死亡人数上千的情况下，做尸检，就是给他们的去世，以及给他们的家属一个交代，也是给公众一个交代，给医务人员一个交代，给后人更多医学知识和获救的机会。日本已经出现了患者死亡，如果中国的工作进度太慢，那么日本很可能就会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公布尸检结果的国家了。如果中国作为一个感染者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进展如此缓慢，在国际上又用什么证据面对质疑呢？
2-16更新：
第一例是在金银潭医院做的，现在看看，金银潭医院这样的传染病医院难道真的没条件做吗？非得找什么挂名P3或者P4的实验室？
媒体上不催促一下，你们觉得这会儿会开始第一例尸检吗？看最新的报道，和预想的一样：
全国第一、二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完成，亲历专家这样说
讲述：“我从1月22号开始不停呼吁对新冠肺炎致死的遗体解剖。但是推动起来太难了。”
在全国第一、二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完成后，健康时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第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领队、临时党总支书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教授，他表示，这次突破是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下，在多方努力后，获得国家卫健委批准，特别是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的突破。
“我从1月22号开始不停呼吁对新冠肺炎致死的遗体解剖。但是推动起来太难了。不得已只好借助了媒体的力量。”
同时，这次解剖也获得了国家卫健委的支持和批准。刘良介绍，“这次尸检得以这么快进行，得益于家属的同意，同时也得益于昨天上午国家卫健委高效的紧急会议，基本上是特事特办的模式，救人要紧，在紧急出台文件的同时，迅速给重点医院口头通知。”同时金银潭医院第一时间专门腾出了一间负压洁净手术室，确保解剖的同时也能不让病毒扩散。[3]
参考
刚去查了一下，是刘良教授呼吁的。
以前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为了控制病情，统一迅速火化[1]等），没有做，现在已经安排上了。
最后，支持刘良教授。
………………
[1]【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后应就近火化# 不得移运】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后，不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利用遗体进行其它形式的丧葬活动。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遗体置工作指引（试行）》，其中明确提出，遗体应当就近全部火化，不得采用埋葬或其它保存遗体方式，不得移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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