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是怎么让原本善良的士兵痛下杀手，杀死无辜的犹太人的？
1. 宣传与去人化（Dehumanization）：
妖魔化的宣传机器： 纳粹宣传机器是关键的驱动力。通过报纸、广播、电影、海报和集会，纳粹系统性地将犹太人描绘成非人、低劣、邪恶的存在。他们被描绘成疾病的携带者、经济的寄生虫、国家的敌人、道德的败坏者，甚至是被指控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勾结的国际阴谋家。
剥夺人性标签： 宣传反复使用诸如“鼠疫”、“寄生虫”、“害虫”、“劣等民族”等词汇，这些词汇旨在剥夺犹太人的个体身份和人性，将他们贬低为可以随意清除的“东西”。当一个群体被非人化后，传统的道德约束和同情心就很难再适用于他们。士兵们更容易相信，杀死“非人”的生物并不违背道德，甚至是一种“净化”或“保护”社会的行为。
制造群体身份认同的对立： 宣传强调“我们”（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和纯洁性，与“他们”（犹太人）的肮脏和危险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强化了德国士兵的群体认同感，并将其与对犹太人的敌意联系起来。
2. 服从权威与群体压力（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d Group Pressure）：
绝对服从的军事文化： 德国军队有着悠久的严格等级制度和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文化。士兵被训练成没有疑问地执行命令，即使这些命令看起来不道德。希特勒作为最高元首，其意志被视为神圣的命令。
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启示： 虽然米尔格拉姆实验是在特定情境下进行的，但它揭示了普通人在权威面前的服从倾向。士兵们可能认为，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责任在于下达命令的人，而非执行者。
群体同化与社会认同： 在一个群体中，个体倾向于模仿和接受其他成员的行为和观点，以获得认同和归属感。如果身边的战友都在执行或默认这些屠杀行为，个人往往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愿成为“异类”或表现出“软弱”。
“我只是在执行命令”的合理化： 这种心理机制允许士兵在道德上与自己的行为保持距离，将责任推卸给上级。
3. 灌输与意识形态教育（Indoctrination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纳粹党卫军（SS）的特殊训练： 尤其是在党卫军中，士兵们接受了比普通国防军更深度的纳粹意识形态洗脑。他们被灌输了种族主义理论、反犹主义以及为元首奉献一切的极端忠诚。
党国一体化： 纳粹党渗透到军队的每一个层面，政治官员和宣传人员不断强化党的意识形态，确保士兵的思想符合纳粹的目标。
历史的重塑： 纳粹篡改历史叙事，将犹太人描绘成千年来压迫德国民族的罪魁祸首，从而赋予屠杀一种“历史正义”的性质。
4. 渐进式升级与责任分散（Gradual Escalation and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从小规模到大规模： 屠杀并非一夜之间发生。一开始可能是搜捕、没收财产、隔离，然后是强制劳动，再到驱逐和最终的大规模屠杀。每一次小的侵犯和道德界限的突破，都为下一次更严重的罪行铺平了道路。
“我们不是杀人犯，我们只是执行驱逐”： 最初的阶段可能让士兵感觉自己不是直接的杀人者，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缓冲。
参与者的多样化： 在屠杀行动中，有许多不同层级的参与者，从命令者、指挥者、组织者到直接执行者，再到提供后勤支持的人员。这种分工使得每个个体在整体罪行中所承担的直接责任感被稀释。没有人需要承担“我亲手杀了多少个犹太人”的全部心理重负。
5. 剥夺道德反馈与隔离（Deprivation of Moral Feedback and Isolation）：
封闭的环境： 屠杀通常在隔离的地区进行，比如集中营、隔离区或秘密的屠杀场。这使得士兵很难看到受害者的痛苦表情，也很难接收到来自外界（如果存在的话）的道德谴责或同情。
剥夺受害者的声音： 犹太人的声音被压制，他们的苦难被隐瞒。士兵们接触到的信息是经过过滤和扭曲的。
行动的“常规化”： 当屠杀成为一种“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士兵的心理可能会逐渐麻木，将这种行为视为一种例行公事，而非道德上的罪恶。
6. 恐惧与生存压力（Fear and Survival Pressure）：
对惩罚的恐惧： 在纳粹体制下，拒绝执行命令可能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包括监禁、劳役甚至处决。为了生存，许多士兵可能选择服从。
“如果我不做，别人也会做”： 这种想法可能让一些士兵在被动地参与时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战场上的环境： 士兵们身处战争的残酷环境中，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可能更容易将情感麻木，并优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和完成任务。
7. 共同责任与战友情谊的扭曲（Distorted Comradeship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我们在一起”： 战友之间的情谊可以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当这种情谊被扭曲并用于共同犯罪时，它会成为一种压力。士兵可能不愿意因为不参与而背叛他们的战友或被孤立。
集体犯罪感的稀释： 在共同犯罪中，个体可以互相支撑，分担一部分心理负担。
总结来说，纳粹通过系统性的宣传、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训练、深入的意识形态灌输、逐步升级的暴力行为、责任的稀释以及对道德反馈的剥夺，成功地将一部分原本可能并不狂热或邪恶的德国士兵转变为屠杀者。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案例，展示了当政治力量能够成功操控信息、颠覆道德并利用人性弱点时，所能产生的毁灭性后果。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德国士兵都是积极的杀人犯，许多人可能是在巨大的压力和被操纵下参与或默许的，而有些人则确实是狂热的纳粹主义者，积极参与了这些暴行。但以上机制解释了纳粹如何能够动员和驱使一个庞大的群体去实施如此大规模和系统性的罪行。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的漏洞在于，你把所有的人看成了同一种生物。
在现实中，有连杀鸡都不敢看的人，但也有连杀几十人甚至肢解、吃掉被害者都面不改色的连环杀人犯。假如说这世界上有一个组织，能把所有的恶人都聚集到一起，那么他们杀起人来还有什么压力吗？
其实了解一点二战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德国国防军的军官和士兵——除了那些犯下了屠杀平民等战争罪行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在战后都是得以善终的。比如说二战德国的头号王牌飞行员埃里希·哈特曼，在战后仍然是德国军队的军官。但是，德国的党卫军那可是完全的犯罪组织，而屠杀犹太人的脏活绝大多数都是由党卫军完成的。比如说二战中最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由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在1940年批准建设，执行监管和屠杀任务的也主要是党卫军以及纳粹分子。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里面出现的很多军官都是党卫军。比如下面这张图，注意军官的领章，这是党卫军骷髅师的标志：
党卫军骷髅师的完整徽标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这种脏事得由党卫军来干呢？
因为党卫军跟国防军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
在现代国家中，国防军的定位是防卫国土安全、维护国家稳定，并不针对特定人和特定政党。但党卫军的前身是专为保护希特勒设立的个人随护团，之后又逐步扩大，并由希姆莱建设成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对于德国人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党卫军。能加入党卫军的人，必须得是认同希特勒的政策和理念的，或者是被纳粹洗脑而认可希特勒的一系列决策的。相比于国防军，他们要屠杀犹太人，自然是得心应手。
当然，国防军中有没有屠杀犹太人的情况？那肯定是有的。但这种情况远不如党卫军普遍。而且，党卫军对犹太人的屠杀是有组织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战后党卫军会被认定为犯罪组织的原因。作为希特勒的打手，可以说党卫军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怎么干净。他们也是因为认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一系列政策，才会甘愿成为希特勒以及纳粹的打手。
其实与其问纳粹是怎么样让原本善良的士兵痛下下手杀害犹太人，倒不如问日军是怎样的做到的。因为日本与纳粹的不同在于，侵华日军全部都属于“皇军”，而没有如德国这种纳粹军与党卫军之别。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还能对中国以及东南亚等占领区内发动各种各样的大屠杀，这才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世界与当年也并没有太大不同。几个月之前，当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甩锅给中国，将其称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等的时候，尽管大多数人都对这种污名化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但也仍有大批特朗普的拥趸支持这一说法，甚至说要对中国人进行报复。那么，假如有一天川皇像小胡子一样大权得揽，并将这批拥趸组织成为自己的私人卫队的时候，这些人会不会也将把枪口对准在美华人呢？
纳粹不是脑控德国人的外星人，纳粹是由一个个德国人组成的。所以答案很简单：想要屠杀犹太人的德国人民组成了纳粹。
反犹不是纳粹原创的，而欧洲人的传统艺能，有上千年历史了，每回到了不景气的年份就会把犹太人拉出来批判一番，抄家，驱逐，屠杀，都是常有的事。
至于说犹太人无辜。。。犹太人可是异教徒诶。。。
种族屠杀的榜样是美国人，发明集中营的是英国人，反犹是欧洲传统，纳粹是集大成者。现在西方人把这些全都推到纳粹头上，假装自己是白莲花。
纳粹有一套自己的阴谋论逻辑，我来说一下，左不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他们是犹太国际金融财团和光明会的先遣队，先搞乱你再控制你，所以本民族资本家和你才是一家人，这套东西对于不爱读书的人极有吸引力，纳粹还特意告诉你，读书就是犹太人洗脑，所以我们要把书都烧了，拳头比脑子更有用。
问题是无论你怎么宣传，你都还是需要技术，知识，科技，于是你只能私下里做一些缓和这就是戈林的工作，而这些是士兵们不知道的。
大家可以听一听希特勒在西门子工厂的演讲就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
【【一个疯狂的时代】第二部：征战欧罗巴】
纳粹屠杀犹太人属于这种思潮的延伸，但是纳粹暴行的对象远非犹太人：西斯拉夫的核心波兰人、东斯拉夫的白俄罗斯人（被杀掉1/3）、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杀掉1/4），吉卜赛人（被杀50万）。这些是东方东方总计划新日耳曼尼亚土地的占有者，必须予以消灭，给德国移民腾地方。
希特勒的思想家罗森贝格，根据他的《东部总体计划》预想，东欧目标人口灭绝尺度：
波兰族 – 85%；
白俄罗斯族 – 75%；
乌克兰族 – 65%；
捷克族 – 50%；
这些巨大的减员要通过“苦役”或饥饿、疾病或控制生育来实现。当俄罗斯民族被战争征服后，将会如计划所述面临上述四个斯拉夫语国家同样的命运。
成吉思汗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妇女和儿童——他对此预先谋划、满心欢喜。历史只将他看做了国家的奠基人... 我们的战争目标没有设立特定的标准，而是物理地消灭敌人。由此，我将我的骷髅队准备妥当——目前只针对东方——将所有波兰后裔和说波兰语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杀死，绝不留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所需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今天，还有谁提及（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 ... 波兰得断子绝孙，为德国人腾出地方。 ... 至于剩下的，先生们，今天我们对波兰所做的一切，未来俄罗斯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1939年8月22日入侵波兰的前夕，阿道夫·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说。
二战时期，有约250万波兰人遇难。纳粹进入波兰开始就有计划的屠杀波兰教士、知识分子。570万苏联战俘中的330万人死亡。
你以为这就完了，不对于本国“同情者”也要镇压，这个名单包括：左派意识形态者、同性恋者、共济会成员、天主教徒新教徒及酒鬼和身心障碍者都是。
希特勒认为智力障碍、精神疾病以及身体残疾的人士，是对雅利安人种的潜在威胁，这些人的遗传基因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于是他批准了一项官方的“安乐死运动”。根据这项运动，从战争开始到1941年8月之间，有十万智力残缺、精神疾病或身体残疾的德国人被谋杀。
可是即便这样戈培尔杂志选出的最佳宝宝居然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
看看善良的杰克伦敦是打算怎样杀死无辜的中国人吧。
“与预期相反，中国并没有被证明是个好战国家。她并没有拿破仑一般的梦想，而只是积极投身于和平的艺术。在世界惶惶不安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中国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战争，而是商业。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种族。而是勤劳，节俭，爱好和平的。”
“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繁殖力。中国的人口是五亿。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相加。结果是四亿九千五百万。比中国人口少了五百万之多。”
“在1976年的夏季和秋季，中国是一个地狱。微生物武器到达了每一个最偏远的藏身地，无处躲避。未掩埋的尸体繁衍着细菌导致传染能力翻倍，最后，每天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此外，饥饿削弱了受害者的身体，并摧毁他们对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整个国家陷入了自相残杀，谋杀和疯狂之中。至此，中国灭亡。”
即使你善良又如何，杀光你们需要理由吗？
从历史上看，“善良的士兵”这个词，基本上和“真空球形鸡”是一个概念。
在西方近现代战争史上，有一个常见的军事术语叫“现地补给”，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南北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俄土战争，一战，二战，现地补给是一种常态，是作为一种正常的军事策略被广泛运用的，很多时候甚至是军队的主要后勤方式，军队开到哪里吃到哪里才是历史上的常态。
那么他们是怎么吃的呢？我不知道，反正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吃完之后是肯定不会拿出手机来付账然后让服务员开发票的。
兵过如梳,匪过如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为什么古人说兵者，天下至凶，不可易言？这都是血泪教训。
南北战争期间，北军指挥官谢尔曼，就是那个谢尔曼M1,射速每分钟350发的那个谢尔曼，攻破南方邦联的产业重镇亚特兰大后，下令放火焚城并严禁居民救火，违者格杀勿论，当时亚特兰大的许多居民认为北军总不会烧有人的房子吧，然后北军证明了他们说到做到，诺大一座城烧的只剩下一条街，即今日亚特兰大的地下街，无数人化为灰烬。
攻破亚特兰大后，北军开始实施著名的“向海洋进军”行动，沿途碾过整个佐治亚州，为了破坏南军的粮食供应，把南方邦联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谢尔曼公开要求他的军队杀死每一个人，夺走一切土地，劫掠一切财富，摧毁一切东西，铲除一切障碍，公开声称要让佐治亚州变成人间地狱，拿走能拿的，烧毁拿不走的，杀死活着的，其所作所为比之“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南方邦联的几个重镇，例如第一个宣布脱离联邦的南卡罗来纳州，谢尔曼的军队北上和格兰特会和时沿途经过南卡罗来纳，也是照佐治亚州例办理的。
当时南方邦联的总统叫杰斐逊·戴维斯，他的老家密西西比州遭到北军四面八方的围攻，北军从凯罗和路易斯维尔出发，抵达夏伊洛，然后是孟菲斯，又从孟菲斯南下，经维克斯堡向杰克逊进军，在海上从南方登陆后先是新奥尔良，然后直击哈得逊港，沿途无处不战无处不杀无物不抢，战后密西西比白人男性减少了一半以上，成为美国最穷的州之一。
烧杀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谢尔曼被南方邦联称为北美的阿提拉，而他临死前说“我没什么可道歉忏悔的，我问心无愧”
对西方国家而言，对待同族尚且如此，何况异族？
人民军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例，不要把特殊现象当常态。
纳粹用犹太人的累累“罪行”，教育“善良”的士兵“看清”犹太人的实质与“罪恶”真相。
犹太人勾结敌国，甘当间谍，背后插刀，导致德国输掉战争；
犹太人在政论节目里，快乐地丑化德国人，贬低德国；
犹太人否认历史，修改课纲，毒化青少年；
犹太人散播谣言，莱茵河水坝有裂缝，大溃坝会冲毁鲁尔区。
犹太人的罪恶“真相“大曝天下后，人人恨不得手刃犹太人，于是，现在德国只有几百个犹太人了。
枪不杀人，认知杀人。
他们只是推广了一个名词。
没有那么复杂，推广一个“kike”就够了。
大致上意思是“犹太猪”，中文语境里也有一个非常镜像的形容华人的和种族血缘绑定的词汇。
1.创造，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从历史中借用，或者把本来中性的词辱骂化
首先，创造使用kike的语境，暗示这个词形容的只是犹太人里不好（为富不仁，贪婪敛财，做空国家）的一部分，大部分犹太德国人是好的；
2.激进者的默契
然后，让激进者、部分青年、甚至包括部分犹太“先进”分子，扩大用这个词汇的语境，只要你用了这个词汇，则使用者和认同者，不需见面，亦有一种“眼神交汇，你懂的”的共鸣感，这种共鸣感是什么意思，我想你们能明白；
3.投名状
这个词汇的“歧视性”，“不适感”逐步因大规模使用而消失，而所有犹太人因自己群体中“kike”的成分，带有原罪性，你要么证明自己是更先进的，切割，要么成为人下人，使用这个词非常痛快，带有一种和过去、和出身的罪恶分的透彻的感觉，同时碾压了同类，更加凸显自己优越性，越年轻的人越容易接受，越境遇不好或者充满愤恨的人越喜爱，越想碾压同类的人越习惯使用这个词；
4.收割
等这个词的界限越发明显，所有人因为逃避、承担、背负、或者指认已经分配到各个群体中，被剥夺了话语权、反抗能力的“kike”，可能会绝望的反扑，如果他们反扑失败，那么他们的一切错误、缺点或者自保的“暴力”行为，都会被成为最终审判的砝码。杀“kike”就像杀猪一样，德国人会给他们的宝剑命名为杀猪剑，德国人蔑称集中营为养猪场，将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剥夺，凌辱和奴役他们的子女，将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幸好1945年德国投降以后这事就不会发生了呢。
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大部分是平民们对士兵的猜测，简而言之，因为对士兵、军人这种生物不熟悉而陷入的一种臆测，自以为代入了对方身份，实际上谬以千里。
这其实是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属于“军事心理学”的范畴，现在也是各国军事部门研究热门话题之一，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说清楚的，需要知道一些心理学上的惯常规律，以及军事上的实践结合。我本人18岁生日那天正式参军服役，服役期间自学了心理学，退役后重新融入社会，对此有一些思考和体会，这里讲一下，尽量做到有系统、有比较，抛砖引玉、以作参考。
本人对精神分析学派比较熟悉，对行为主义不熟，因此阐述方式是从精神分析入手，但是本质上，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说的都是一回事，仅仅是描述的方式不同。
结论是：纳粹军队实现了三个“非人化”，既纳粹军人的非人化，屠杀对象犹太人的非人化，屠杀行为的非人化。
一、人类心理的一般规律。
这个问题本身犯了一个错误：以为“人性本善”。我们说得好听点，人性之初是无所谓善恶的，说难听点，人之初、性本恶。人性在刚开始是纯粹的兽性的、本能的，人一生下来，只会饿了哭、渴了哭、不舒服了就哭，这是一种单纯的索取行为，所谓的“天性善良”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而已。随着人类的成长，包括心理学和生理学的长大，才会开始进入“延迟满足”阶段，不再立刻无条件的获得满足，而是必须要进行某种操作，才有可能得到满足，人性也就在这种延迟满足中得到成长，开始区分“善”与“恶”。久而久之，人类开始意识到并不是自己想要就能要的，而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形成复杂的人性和人类心理。
至于那种稍不如意就哭闹的行为，算是善还是恶或者说无所谓善恶，那就是哲学命题上的争论了。不过有一种人长大了、胡子拉碴了，依旧稍不如意就哭闹，不肯或者不会采取迂回的方式满足自己、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只会哭闹、撒泼，这种人我们就叫“巨婴”。
大家对巨婴们的态度一目了然，是善是恶就不需要我说了。
因此，题主的提法是错的，士兵原本不善良。他们也跟普通人类的心理发展一样的，从兽性本能开始建立人性，最终实现社会化。
与平民不同的是，他们在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进入了军队。
大部分军队招募士兵都是在17、18岁，青春期末期，人格社会化的关键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延迟满足已经比较熟练了，家长、学校的教育已经初见成效，青年人已经清楚的知道，要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必须要付出代价。然而只缺最后的临门一脚：社会化。在真实的社会中去实践这一套做法，去真正的社会里学习和锻炼。
士兵就在此时融入一个特殊的社会：军队。
二、士兵的“非人化”。
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军队都有统一的制服？
统一的制服、集体化生活、整齐划一的队列操演，都是在士兵社会化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种“非人化”操作。这种操作本身是去除掉士兵心理和人格上的一部分，而强调和培养他们心理、人格上的另外一部分。
战争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极度背离的事情。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经验在战争中都毫无用处，战争是我能想到的跟我们日常生活区别最大的东西。朝不保夕的死亡焦虑、颠沛流离的生存环境、日复一日的体力支出，外加上随时随地的残肢断臂、尸体、无处不在的强烈敌意、必须要十分谨慎而精神高度紧张，这些外在环境对人心理的冲击是剧烈而持续的，是对人类心理健康的极度考验。
军队则是为这种极端环境而存在的组织，必须要从组织架构、日常规范、纪律法令、心理建设上为战争服务。军人，则是在这一环境中工作的人员，其心理素质与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军队在一名青年加入军队以后，就必须要从心理上开始去刻意的锤炼军人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提前适应战争环境，在极端环境中确保他们有着完成任务的精神力量。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精神注入棒”这种东西，并没有什么药物，简单的注入人体，就能让军人自动形成适应战争环境的精神世界。
当然了，到底要如何去培养军人的心理素质，这是个十分复杂专业的问题，也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各国军队各自有自己的做法，水平有高有低，像光鲜美观帅气的制服、社会荣誉感、整齐的队列、集体主义生活，这些只是最普遍的做法而已。此外还有一些更厉害的操作，一会儿我们会谈到。
总之，军人的心理是与常人不同的，是“非人化”的。
三、作战对象的“非人化”。
人类对于杀伤自己的同类是本能抵触的，这个抵触，既有生物学遗传上的，也有后天道德培养上的。我们毕竟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随意残杀同类，不利于我们的社会性，会破坏我们的社会结构。
然而军队要作战，作战就必然会杀伤自己的同类。不管是直接用大刀长矛面对面，还是在准星里瞄准再扣动扳机，或者在屏幕前按动电钮，你都很难避免联想到自己正在杀人。你杀掉的就是自己的同类，他们与你在生物学上没有任何区别。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科人亚科人族人属智人种晚期智人亚种生物而已。
因此要克服掉士兵击杀自己同类的抵触，就必须要将作战对象“非人化”。既然生物学上的“非人化”操作，随着科学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实施，那么我们就得从心理学上将作战对象“非人化”。
不管是从信仰、从感情还是从种族上，将对手非人化的操作都势在必行，以让军人能够心安理得的扣动扳机。
妖魔化敌人，将敌人描述成为跟“我们”不同的生物，世界上每一个军队都必然会去做，战争中更是如此。将敌人描述成为“非人”的生物，既有助于激发战斗动力，也有助于平复战争创伤，更能够让军人对于作战不再抵触。
四、战斗行为的“非人化”。
军队的通行原则是将战斗行为与军人的个人意愿相剥离。
军人是在服从命令，因此其战斗行为是与个人意愿相脱离的，简而言之，军人打仗不是出于自己的想法，而是服从命令。这其实也是在降低军人实施暴力行为的阈值，减轻暴力行为本身对军人造成的压力。这一点在底层军人中尤其重要和突出，一般士兵和士官往往是不需要对自己的正常作战行为负责的，只要不是虐待、屠杀、折磨这种明显超出了完成军事任务必须的行为，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推到“服从命令”上面去。
只有军官是必须要为自己的作战行为负责的，因为命令来自于他。底层军官中这些还不明显，中高层军官就体现得比较突出了，比如说轰击、轰炸什么目标，目标附近有平民，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是屠杀行为，从而不可能不产生精神上的压力。他会意识到，士兵们手上沾的血，出自自己的命令。
军官们推脱战斗行为的责任，更为复杂，这里也就不具体讲了，总之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办法。
总之，整个军队都会想办法将“战斗行动”与“个人意愿”剥离开，从而实现战斗行动的“非人化”。他在执行军事任务的过程中总是会将自己置于“工具”的角色，从而保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本能和道德反应，保护自己的心理世界。
五、纳粹军队针对犹太人屠杀的“非人化”。
德国是一个哲学心理学人才辈出的国家，德意志民族也是一个哲学思辨能力十分突出的民族，这一点有历史上哲学心理学那么多明星一般的代表性人物作为证明。因此脱胎于德意志民族的纳粹军队，在这三大“非人化”过程中，至少从技术上讲是十分成功的。
当然，技术上、战术上的成功，不能挽救战略上的失败。历史不会给纳粹“成王败寇”的机会，即使在技术上很成功，也不能改变他们“寇”的本质，他们注定失败。
首先，他们从军事体制上成功将德国青年“非人化”，完全剥离了青年人人格中的“善”的一面，留下了“恶”一面，还能让这些受到蒙蔽的青年们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
然后，他们将“敌人”非人化，也就是完全妖魔化了犹太人，使所谓的“雅利安青年”们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同类，而把他们当成了某种会说话的野兽、妖怪，从而让“雅利安青年”实施起屠杀来毫不费力。
最后，他们将屠杀行为本身非人化了，也就是让这些军人自以为自己是在“服从命令”而已。责任一层一层的往上推，最终推到了极少数的个人头上，也就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核心的那么几个人身上。至少在战败以前，这些纳粹军人自以为是不用负责任的。
魔鬼一样的行为就此得以实行。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无论古今中外，军队的形象都非常的糟糕。中国古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篦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种梳齿非常密的梳子，用来梳掉头发里很细很细的杂物。土匪过一趟就像被梳子梳了一遍一样干净，而军队过一趟，比篦子篦一遍还干净。意思就是说，兵患猛于匪患。
军队因为三个层面的额“非人化”，变得极其违背社会一般道德规则，因此邪恶无比。一旦放纵，简直是恶魔一般的存在。
唯有人民军队是不同的。
自红军以来，经历了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志愿军，人民军队一直与古今中外各路军队有着本质性的巨大差异，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是来自于人民子弟兵的本质要求。人民军队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不是一句空话。
人民军队同样的要面对三个方面的心理学问题：我是谁？我的敌人是谁？我为什么作战？
我是谁？我是人民子弟兵，因此我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这是人民赋予的任务，是人民的需要，是父老乡亲的重托。是人民让我来抵御外敌入侵，防范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人民和平劳动的环境，以军队的特殊身份去参与国家建设。因此解放军的士兵、军人精神世界的基石是人民的需要，不再是某种工具，虽然也需要普通军队那一套诸如制服、荣誉、集体主义的东西，但是那只是个基础，更高明的是来自于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支持与厚望是解放军军人的精神内核。
我的敌人是谁？破坏我们完成任务的人就是敌人。侵略祖国的人，破坏人民和平劳动的人，破坏国家建设的人（或者灾难）就是我们的敌人。这种对于敌人的定义，天然剥离了“妖魔化”的过程。通俗的说，不需要去妖魔化他，他所作所为自动就把他放在了敌人的位置，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把他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就够了。因此，才有“统一战线”，有“对敌分化瓦解”，执行“首恶必惩、胁从不究”的政策，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并不把敌人看作是与自己不同的妖怪，而是区别对待：战争与破坏的策动者才是根本的敌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恶，打击他们才是目的。至于被裹挟的普通民众和普通士兵，那只要放下武器，就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我为什么作战？我为人民而作战。我的作战行为即是出于上级的命令，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作为军人也是人民的一员，这也是我自己的意愿。也就是说，解放军军人的作战行为没有必要跟个人意愿相剥离，本身就是一体的，人民子弟兵也是人民，人民的集体意愿也是子弟兵的个人意愿。
这一系列心理学的认同，决定了人民军队是一支完全不同于传统军队的队伍。
仔细端详这张照片。
在我提醒你之前，你可能很难意识到，解放军士兵的枪上面是没有刺刀的。但是解放军战士的气质、气势，让你下意识的以为他们的枪上面有明晃晃的刺刀。这就是强大精神世界的魔力，它甚至能够把装在敌人枪上面的刺刀夺过来装在你的枪上面。
纳粹军队和人民军队，分别代表了邪恶军队和正义军队的巅峰。
纳粹军队对于犹太人的无差别种族屠杀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不管你对犹太人的看法如何，这种无差别屠杀都是人类、人性邪恶一面登峰造极的表现。当时纳粹士兵的行为，是纳粹集团对士兵“非人化”、对犹太人“妖魔化”、对屠杀行为“去责任化”的综合结果，最终营造了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次惨绝人寰的罪恶行为。
至于他们心理学操作上的成功，那不过是使他们灭亡得更快而已。
现在 英美彼得伯格犹太财团 依然在中国推行 套路带 转基因绝育种子 媚黑女权党 妄图用三非凯乐其计划 黑化爆破中国 可以说犹太财团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它们做不到的 孟山都集团 的犹太转基因绝育粮食渗透中国 我们要警惕 高盛 犹太人的吸血器 揭露罗杰斯 保尔森 妄图掏空中国的伎俩
有两本书是针锋相对讨论这个问题的，也是当代讨论普通德国民众在holocaust中扮演的角色的基石。高赞似乎都没有提到，有必要补充一下。
1992年教堂山的Christopher Browning出版的“Ordinary Men”（普通人），全名叫做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l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普通人：后备警队101营和“最终解决方案”在波兰》
而1996年，哈佛的（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真正的哈弗系历史学家）Daniel Goldhagen出版了“Willing Executioner”（自愿的刽子手）。这本书全名叫做Holocaust: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反犹大屠杀：希特勒的自愿的刽子手们》
从书名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两者的立场了。前者认为，101营中的屠杀者不过是普通的德国人，上班打卡，下班走人。他们对屠杀的态度是基于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而不是对犹太人的主动的仇恨。如果有人无法对儿童或者妇女下手，那就换人执行。如果有人无法承受道德压力而无法对任何人下手，那就可以退出。更多人没有退出是出于无法反抗社会秩序，而不是积极希望参与谋杀——首先，这些人在战争之前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纳粹倾向，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暴力特征。其次，在屠杀的过程中，这些单位也没有表现出狂热党卫军分子那样的野蛮。所以单纯将所有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一概而论是有误导性的。
注意，Browning并没有宣称这些人不是屠杀者和刽子手，他认为的是这些人并没有在战前或者说屠杀开始之前就已经成为热切的纳粹分子。在他看来，大屠杀的悲剧是因为德国的社会无法反抗纳粹制造的新秩序，而避免这种悲剧的核心是不要再把更多“普通人”变成纳粹屠杀者。我想说他的观点在这里有一些Hannah Arendt的感觉，但是Arendt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对此了解甚少，不敢胡说。
后者的观点就要从威廉·马尔斯和犹太问题出发了。Goldhagen认为，德国社会此时已经存在了一种普遍接受的反犹主义，而这种反犹思潮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屠杀者成为刽子手并不单纯是因为他们无法反抗社会的大环境，更是因为他们屠杀的对象是犹太人。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在这一点上是特殊的：德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犹太问题与其他国家的反犹情节相比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更高的社会接受度；而这种反犹主义同样和与其他民族或者群体之间的冲突有本质不同。某种意义上，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仍然是“自愿”的。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Goldhagen并不是某些民间的反德斗士或者什么不入流的键盘侠，他的论据是针锋相对要为Browning提出补充的。他明确指出：自己不认为任何时期的德国人或者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自愿的刽子手，也不是为了夺人眼球提出什么标题党的题目。他希望的是把Browning（按照他的想法）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就不再是简单地阻止把普通人变成屠杀者，而是必须要更早一步拒绝社会形成纳粹主义的歧视观点。
90年代这场辩论进行的非常热切，到现在学界似乎更倾向于认可“普通人”的说法。至少后者到现在得到的争议性远远大于前者。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但是比如耶鲁的John Merriman也对前者更加认可一些，而Merriman感觉上是不太认可波，德政府在纳粹问题上护短（甚至英法政府在殖民问题上）的。所以，大概，如果对立各方都对一本书多多少少有点意见，那么至少在接受起来的时候应该稍稍留心一下。我强烈建议在讨论任何大屠杀问题之前把这两本书看了，哪怕只是消遣。
It's just fun reading, 骗你是小狗
人类历史上的中位数士兵是可以基本无心理压力地常态化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至于是不是针对犹太人，实在是一个太次要的问题。
人民军队才是特例。
杀死犹太人：
忽略犹太人的人性，强调犹太人的“非人性”即可。
《兄弟连》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美军101空降师的伞兵们解放了一处集中营中的犹太人，惊讶于这些囚犯的非人道待遇，于是会德语的战士询问他们是谁，得到的答案有工人、医生、作家等等，最后终于有囚犯指出“我们是犹太人”。
杀死无辜的犹太人：
强调犹太人对德国乃至世界“犯下的罪行”。
让士兵痛下杀手：
在已有的洗脑基础上，确保军队执行反犹主义总政策即可。有时候需要士兵个人和小群体自行杀戮，有时需要成建制地遵守命令，这不一而足。
让原本善良的士兵痛下杀手：
将“除犹灭害”在舆论中确认为一项无须负罪感的事情，乃至上升为一种“道德义务”。
纳粹是怎么实现这一点的呢？
因为他们通过煽动民粹、勾结容克阶层、血洗党内外一切反对派、渗透德国普通公民生活，从而牢固地掌握了国家机器。
“原本善良的士兵”…
又一个被惯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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