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那些曾经的纳粹党员怎么样了？
审判与惩罚：
最直接也是最严厉的结局，是那些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的纳粹高官和党羽受到了审判。最著名的莫过于纽伦堡审判，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在内的24名纳粹高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许多人因此被判处绞刑、无期徒刑或长期监禁。
除了纽伦堡审判，战后各国也进行了大量的审判。例如，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曾被纳粹占领的国家，许多参与集中营管理、种族灭绝的纳粹军官和党徒被判处死刑或监禁。在德国本土，虽然最初的去纳粹化运动声势浩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审判的力度和范围有所减弱，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纳粹党员被追究责任。
然而，并非所有罪犯都得到了应有的审判。一些人成功逃往国外，尤其是南美洲，利用伪造的身份过着相对安宁的生活。著名的“纳粹猎人”，如西蒙·维森塔尔，毕生致力于追捕这些逃亡的战犯。
去纳粹化与“非纳粹化”：
战后，盟军在德国和奥地利推行了“去纳粹化”政策，旨在清除纳粹主义的影响，并惩罚参与其中的人员。这项政策的形式多种多样：
审查与清除： 许多前纳粹党员，尤其是那些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或积极参与迫害的人，被禁止担任公职、从事某些职业（如教师、法官、律师），甚至被剥夺政治权利。
“非纳粹化”的程度不同： 最初的去纳粹化措施非常严格，将数百万德国人置于审查之下。但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盟国为了稳定德国，特别是为了利用德国的技术和行政人才来对抗苏联，对去纳粹化的执行力度有所放松。许多曾经的纳粹党员，在宣誓效忠新政权并表明不再信奉纳粹主义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在政府、军队和经济部门担任要职。这种“赦免”或“遗忘”的策略，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之恶，但也为后来的社会反思留下了复杂的情感。
“除罪化”的困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经的纳粹党员，尤其是那些只是普通党员、没有直接参与犯罪行为的人，他们的“罪过”被相对淡化，许多人也回归了普通公民的生活。这种“除罪化”的过程，在德国社会内部引起了长期的争议和反思。
潜藏与复苏的阴影：
尽管大多数纳粹党员在战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或社会排斥，但纳粹主义的思想并未完全消失。
新纳粹主义的出现： 一些前纳粹成员及其追随者，在战后世界各地，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试图重组或传播纳粹思想，形成了所谓的“新纳粹主义”运动。他们往往通过秘密结社、地下出版物或互联网来传播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观点。
文化与记忆的斗争： 德国社会在战后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反思过去”的过程。如何面对纳粹历史，如何处理曾经的纳粹党员，成为了德国社会绕不开的议题。文学、电影、学术研究都在不断地挖掘和审视这段历史，试图理解纳粹主义兴起的根源，以及普通人在其中的角色。
普通党员的处境：
对于那些只是因为职业需要、社会压力或个人信念而加入纳粹党，但并未积极参与犯罪活动的普通党员来说，他们的战后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
社会压力： 即使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许多人也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和歧视。他们可能会被邻居、同事视为“罪人”，在求职、社交等方面受到限制。
心理创伤： 许多人在经历战争的残酷和纳粹政权的覆灭后，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他们需要重新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并面对自己曾经的过往。
“沉默的大多数”：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人选择将自己的纳粹党员身份埋藏起来，不愿意提及，更不愿意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入的对话。这使得对于“普通纳粹党员”的了解，往往更加困难和碎片化。
总而言之，二战后曾经的纳粹党员们的命运是复杂且多元的。有的人因罪受到严惩，有的人则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被赦免或淡化，重新融入社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还试图以新的形式延续。这段历史，至今仍是德国乃至世界反思的重要课题，它提醒着我们，历史的罪恶并非简单地随着政权的覆灭而烟消云散，而是可能以更隐蔽、更持久的方式影响着社会。
网友意见
扯个冷门点的吧，不过这人挺有名的。
约翰·拉贝。
拉贝虽说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很多中国人，但是他还是入了纳粹党的，而且还当到代理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不过主业是西门子驻华总代表。从这里我们也能一窥一二，当时入党的并不一定真的就坚定信奉希特勒那一套（毕竟《我的奋斗》里面界定的中国人也算下等，甚至日本人也算，搞得日本当时有人很安轨，扯远了）。
南京大屠杀相关不介绍了（拉贝被选为主席，因为人们希望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并首先是一个纳粹党成员可以对日本军队施加影响，但收效甚微），讲讲他离开中国后的事情。
1938年2月拉贝被西门子公司召回，4月抵达德国后立即四处公开演讲作展览放映马吉拍摄的纪录片揭露日军暴行，并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希望德国政府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但此报告当时没有公开，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因此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马吉拍摄的影像资料与此期间也被没收。
二战结束后，拉贝还是因为曾是纳粹党员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面见了朱可夫元帅并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无罪释放，生活拮据。不过后来国民政府找到了他，希望拉贝能在东京审判中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但被拉贝婉言拒绝。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南京市民的捐助及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全家得以度过战后物质匮乏的难关，包括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艰难日子。这种接济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南京为止。
1950年1月5日拉贝于西柏林中风逝世。后来他的墓地因为占地期限到了，柏林市政部门本来想清除拉贝墓地，所以1997年他的家人申请将墓碑送到了中国南京保存；现拉贝墓地虽仍未被清除，但早已破败不堪，2005年12月已申请作为历史名人墓地长期保留。
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基本上你入了纳粹党都会被调查一番的。不过当时很多人基本算强制入党，调查一下你要没啥大过错基本就放了，有小问题的后面忙着冷战也就不管了，有中等问题的可能就西伯利亚挖土豆了，有大问题的你就等着死吧，技术人才还有可能被美苏抢着玩（然而冯·布劳恩是被美国抢走了，只有科罗廖夫到德国看见那一堆火箭壳子，惆怅自己的古拉格岁月）。
这个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只是象征性入个党的，基本没遭什么罪。比如我一个原来的合作伙伴，意大利国籍，但有个德国名字，他的尊翁就是这种意义的纳粹党，战后除了挨了几年上顿不知下顿的日子，也没别的，后来为了生活全家去了西班牙，最后落脚意大利。
第二种是军队里的纳粹官兵，这种没有罪大恶极的，通常都是关一段审查结束放了。我公司原来的德国设计总监，快90岁了，基本不做事，就是曾经的纳粹党，战争快结束时扛过几天枪，也坐过盟国的牢，所幸他是向美国人投降的，要是被毛子抓了，现在全家应该在西伯利亚看雪。
最后一种就是罪魁元凶了，被吊死那几个不说，侥幸跑掉的也一直在被追杀啊。比如艾希曼大队长，临了也没逃出因果报应。
纳粹德国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由于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意识形态上相当可靠，党卫军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对他委以重任，让他负责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到德国占领的东欧地区，这些犹太人要么被禁锢在聚居区，要么被送进灭绝集中营。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艾希曼利用手中一张通过欺诈手法弄来的国际红十字会通行证，辗转逃往阿根廷，他在那里用虚假的身份定居下来，经常变更工作。然而当年那些受害者并没有忘记艾希曼，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派特工远赴阿根廷把他抓获并带回以色列，指控他犯有15项罪行，其中包括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把艾希曼从阿根廷带走的经过颇有传奇色彩，摩萨德特工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法，让注射了镇静剂的艾希曼冒充重病患者混上了以色列航空的班机。阿根廷方面发现情况有异，曾试图截回这架客机，不过飞机并没有按原定计划直飞以色列，而是绕道非洲，所以侥幸逃过了追踪。
1962年，艾希曼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他是以色列唯一一个由民事法庭定罪并处决的人。
艾希曼的死刑在1962年5月31日午夜前执行，地点就在拉姆拉监狱内，执刑人是狱卒沙洛姆·纳加尔。据说艾希曼拒绝了最后的晚餐，要了一瓶以色列卡梅尔酿酒厂生产的干红葡萄酒，并喝掉了半瓶。临刑前，艾希曼还拒绝了用黑布袋套头的传统做法。
关于艾希曼的临终遗言，向来众说纷纭，其中一个版本是：
“德国万岁。奥地利万岁。阿根廷万岁。这是三个与我密切相关的国家，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们。我必须忠于我的国旗，必须遵循战争的规则。我准备好了。”
艾希曼被处决后不久，他的尸体被放上滑车，推进专门设计的焚尸炉中火化。6月1日一早，一艘以色列海军巡逻艇带着艾希曼的骨灰，分不同地点撒入地中海的公海海域。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今后不会有人来凭吊艾希曼，也没有哪个国家成为他的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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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兴趣那么多的纳粹党员，在二战结束之后他们能回到以前的地位或者工作岗位吗？
一句话概括：60年代之前有很多人能，而且越混越好的大有人在。
关于西德和驻德美军（不对，驻德美军应该放前面）纵容纳粹罪犯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个回答，回答中直接引用了桜铃莉：德国民众是怎么反思纳粹的罪行的？，并没有多说，今天再抡一次。包庇反人类罪犯的行为，过了多少年都不应该被原谅。西德政府的这种行为，必须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82年底，西德联邦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在西德经过侦查或法庭审理的86463名战犯中，受到惩治的只有6432人，尚不足审理总数的8％。
驻德美军的态度：
早在1949年，在驻德美军最高长官克莱将军的纵容下，受右翼势力强烈影响的西德当局作出废止死刑的决定。在当时，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决或负案在逃的纳粹战犯。此外，为取悦于西德右翼势力，克莱将军悍然下令，将党卫军系统的第二号战犯卡尔·沃尔夫【信纲注：1962年他被再次逮捕，判刑15年，实际服刑11年后被假释，1984年善终】和血债累累的女战犯伊尔丝·科赫【信纲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人皮灯罩”制作者，1949年再次被捕，判处无期徒刑，1967年自杀】减刑至释放。
西德内阁：
五六十年代之交，西德联邦政府的17个部长当中，有8人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或者担任过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负责人：
内政部长施罗德，从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他曾担任纳粹德国财政专家沙赫特的法律顾问，多方为服务于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拨款寻找法律依据和形式。【信纲注：此人不是1998年至2005年的同名德国总理】
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希特勒执政时期曾在经济部任职，担任专员；后来又在纳粹国防军任“民族社会主义”训练方面的教官。
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自1930-1943年领导过纳粹政权下的行情研究所，并担任过纳粹党大区书记布尔克里的经济顾问；【信纲注：此人可能有点冤枉。Ludwig Erhard - Wikipedia 写到他当年研究不被纳粹许可的领域而被解职，还和German resistance to Nazism（反纳粹组织）有来往】
司法部长舍费尔曾支持过纳粹党并加入“志愿兵团”。1946年，美国占领军当局撤消了他的巴伐利亚州总理职务，就因为他丑恶的纳粹历史。
交通部长汉斯·西姆堡同德国最大的康采恩过从密切。在纳粹党统治时期，他是党卫军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30年代中期，他作为德国空军俱乐部的总负责人，积极支持戈林建立纳粹空军。
全德事务部长艾·勒麦尔，在1933年作为德国国会议员，曾投票赞成纳粹党关于“充分权利”的法案。此法案成为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
联邦参议院（西德议会的第二议院）事务部部长汉·麦卡兹，1945年之前曾在纳粹党最高法律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在希特勒的外交部任职，为法西斯间谍机关提供过有关拉丁美洲各国的情报。
难民部长特奥多尔·奥勃伦德，已被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公布的大量材料所证实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和在北高加索等被占领区进行过大规模屠杀罪行的刽子手。在他主持的难民部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都是纳粹战犯和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该部的一个秘密的司、即西柏林司司长就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罗兹市长和纳粹驻波兰第二大集中营的典狱长维尔汉利·维特茨克。外国难民司的司长乃是曾任匈牙利萨拉希政权民政部副部长的格尔施米特。住宅建设司的负责人则是党卫军的突击队长沃尔伏鲁姆。
在当时的西德内阁中，纳粹中、高层官员勒尔·格罗布克、奥伯伦德和克拉夫特担任了西德联邦政府中的部长或部长级国务秘书。
警察与司法系统：
20世纪50年代末期，西德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
据民主德国争取统一委员会当时的统计，曾在纳粹德国司法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曾在各个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任职的1000多名法官，彼时在西德的司法系统中发挥着领导骨于作用。而在纳粹时代，数十万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根据上述法官的判决被长期监禁，有6万人被判处死刑。
在六七十年代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担任设在路德维希堡的西德追缉纳粹战犯中心总负责人的艾尔文·许勒，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多端的潜藏战犯。他出于保护同伙与自我保护的本能，擅自将来自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战争受害国的大量揭发举报材料扣押甚至销毁，有时竟然蛮横地拒不接受，造成对相当多的一批战犯不能立案或重罪轻判。
最令西德政府丢人现眼的是，身为联邦政府国务秘书的汉斯·格罗布克，竟是一个长期隐瞒罪恶历史的纳粹战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曾任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是甲级战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的得力助手。他亲自参与了迫害犹太居民和被占领国家居民的《纽伦堡种族法》和《国籍法》的起草工作；后又代表内政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还曾到东欧一些国家，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乙级战犯，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号战犯。他在战后依然怙恶不悛，积极庇护和串联了大批纳粹战犯。仅在联邦外交部内，他就安插、推荐了相当一批纳粹战犯，其总数竟占到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上下。然而，直到前民主德国把这件事的真相公布于众，西德政府才于1963年夏天将他免职。
【信纲注：不过他在战争后期也和抵抗运动有联系。Hans Globke - Wikipedia】
军队：
在美国的默许和庇护下，前纳粹德国军事情报局东方处处长盖伦出任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纳粹高级将领汉斯·斯派达尔（曾任纳粹德军驻法国部队参谋长，是隆美尔元帅的主要助手）和阿道夫·豪辛格（曾任纳粹武装力量大本营作战处长，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北约总部中担任要职；
纳粹坦克部队中将路德维希·克吕维尔被美军内定为西德国防军总司令；
纳粹海军上将赫尔穆特·海耶与弗里德里希·卢格，则被美军占领当局委以制定在北海和波罗地海同苏联东欧国家作战计划的重任；
希特勒时代的海军中将勃格尔，则被美军当局内定为西德海军总司令的最佳人选；
纳粹空军将领艾森霍威尔·查伊德曼、曼施泰因和驱逐机王牌驾驶员阿道夫中将，依照美军占领当局的指令重建德国空军；
至于西德国防军的4个主要军团的司令官，美军占领当局决定全部由纳粹将领担任，即冯·曼托菲尔、冯·施威林、迪特洛弗森和冯·斯文宾伯格。
五六十年代之交指挥国防军的将军们绝大部分均为希特勒军队中的上校以上军官，其中45人的军衔已经达到将军。西德的将领中有70％曾在希特勒德军的总参谋本部工作过，或者就是纳粹前国防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成员。当时有7名西德国防军的将军曾被判决为战犯或被列入盟国战犯名单。
来源：《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
来源：《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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