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美国总统拜登拟提议对富人征收最高 43.4% 的资本利得税?会有哪些影响?

回答
关于美国总统拜登拟提议对富人征收最高 43.4% 的资本利得税,这是一个复杂且影响深远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提议的背景与动机

拜登政府提出这一提议,其主要动机和背景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解决财政赤字与投资社会项目: 美国政府长期面临财政赤字的问题。为了弥补赤字、为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应对、社会福利项目(如儿童税收抵免)等提供资金,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富人阶层的税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常见且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
追求税收公平: 拜登政府一直强调“公平”的税收体系。他们认为,目前的税收制度对富人过于有利,特别是资本利得税率低于劳动所得税率,这使得许多富人可以通过投资获利来规避较高的所得税。提高资本利得税率可以缩小这一差距,实现税负更均衡的分配。
回应社会经济不平等: 长期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提高对富人征收的资本利得税,被视为一种遏制财富过度集中的措施,有助于缓解社会经济不平等。
与所得税税率的“对齐”: 目前美国最高档的所得税税率是 37%。拜登政府提议将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提高到与最高档所得税税率加上现有奥巴马医保税(通常是 3.8%)相匹配,达到 43.4%。这被认为是让两种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所得和投资所得)的税负更加一致。

二、 提议的具体内容(根据普遍报道和分析)

虽然具体细节可能会有微调,但核心提议通常是:

目标群体: 主要针对年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富裕个人。
税率变化: 将适用于这部分人群的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从目前的 20% 提高到 39.6%。
叠加影响: 加上现有的 3.8% 的奥巴马医保税(用于支付医保),综合最高税率可达 43.4%。
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长期资本利得(持有资产一年以上出售所获得的收益)。短期资本利得通常按照所得税率征收,不受此提议直接大幅改变。

三、 潜在影响分析

这一提议一旦实施,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对富裕投资者的影响:

投资回报率下降: 对于持有大量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的富裕投资者而言,如果出售这些资产实现收益,他们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款,这将直接导致其投资回报率下降。
投资行为的改变:
“囤积”资产: 为了避免高税率,一些富裕投资者可能会推迟出售资产,选择长期持有,特别是那些被视为有增值潜力的资产。这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下降。
资产配置调整: 投资者可能会将资金从对税收敏感的资产(如易于出售的股票)转向税收优惠更多的投资方式,或者转向那些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而不是高资本增值的资产。
寻求避税手段: 富裕投资者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寻求合法的避税手段,例如通过信托基金、慈善捐赠等方式来减少应税资本利得。
投资风险偏好可能降低: 由于税收成本的增加,投资者在进行高风险投资时会更加谨慎,因为一旦投资失败,税收的损失会放大。
财富积累速度放缓: 税收的增加无疑会减缓富裕人群财富积累的速度。

2.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股市波动性增加: 在政策出台前后以及实施初期,市场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投资者对政策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交易行为,可能导致短期内的抛售或囤积。
IPO 市场可能受到影响: 创业公司创始人或早期投资者在 IPO 后出售股票实现收益是常见情况。更高的资本利得税可能降低他们进行 IPO 的积极性,或者影响他们兑现部分股权的意愿。
债券市场可能受益: 相较于股票,债券的收益(如利息)通常按照所得税率征收,而资本利得税的提高可能会使得股票的吸引力相对减弱,债券的相对吸引力增强。
长期投资可能被鼓励(理论上): 如果提议旨在鼓励长期持有以获得更低的资本利得税(虽然这里是提高税率),理论上会鼓励长期投资。但实际上,更高的税率本身会对所有交易行为构成负面影响。
估值调整: 公司股票的理论估值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会考虑更高的税收成本。

3. 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投资减少的可能性: 如果富裕阶层的投资意愿大幅下降,可能导致整体投资活动减少,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消费能力可能受影响: 虽然财富的变现需要时间,但税收的增加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富裕人群的消费能力,从而间接影响消费支出。
政府收入增加: 如果提议成功实施,政府的税收收入将显著增加。这笔收入可以用于公共服务、减税或偿还债务,对经济有积极的财政影响。
可能导致资本外流(谨慎评估): 一些评论认为,高税率可能会促使部分富裕人士将资产或业务转移到税收较低的国家,但这种效应的规模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及资本流动的实际便利性。
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反驳意见): 虽然提高对富人的税收目的是为了减少不平等,但如果导致投资减少和经济增长放缓,反而可能对整体经济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最终可能难以有效解决不平等问题。

4. 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社会公平的讨论: 提议本身会再次点燃关于税收公平和财富分配的激烈辩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正义之举,反对者则担心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政治斗争: 这一提议必然会面临来自共和党以及部分民主党温和派的强烈反对,以及来自金融业和富裕阶层的游说。其最终能否通过,以及以何种形式通过,将是一场艰苦的政治博弈。
民众情绪: 提议可能在部分民众中赢得支持,尤其是那些认为税收体系不公平的人群。

四、 重要的考虑因素和不确定性

税法细节的制定: 最终的税法细节至关重要。例如,是否会有某些豁免,是否对某些类型的投资有特殊规定,税收的征收方式等,都会显著影响实际效果。
政策的执行效果: 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其执行能力和合规性。
全球税收环境: 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也会影响资本的流向。
长期与短期影响: 短期内可能出现市场反应和行为调整,而长期影响则取决于政策是否稳定以及对经济基本面的作用。
经济周期: 政策实施的时机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也会影响其效果。

五、 总结

拜登政府提议对富人征收高达 43.4% 的资本利得税,是一个旨在增加财政收入、追求税收公平和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重大政策举措。

潜在积极影响: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支持社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缩小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税负差距,促进税收公平。
缓解社会经济不平等。

潜在负面影响:
降低富裕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导致投资行为改变(推迟出售、寻求避税)。
可能对资本市场流动性、IPO 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增加市场波动性。
可能导致整体投资活动减少,影响经济增长。
存在资本外流的风险(尽管程度有待观察)。

总而言之, 这一提议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政策目标,但也会伴随潜在的经济风险。最终的效果将取决于政策的具体设计、执行情况以及市场和社会的反应。它必然会引发一场关于财富、公平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讨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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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闻你们要配合着看。这个43.4%税率的问题是,按照去年JTC的报告,长期资本利得税超过30-40%之后,就很难满足预算协调(budget reconciliation)的要求了(JTC说revenue maximization的税率是28%,但很多税法教授估计在32%左右也能满足)

为什么?因为税太高你就不卖长期资本资产(long-term capital assets)了嘛,或者你拿它去抵押换现金流么(borrow against)。而这次税率一下从20%提高到了43.4就意味着除了加税之外一定还有配套的其他措施。

当然,这个计划的实质,让高收入人群的长期资本利得按照普通收入对待(39.6%的普通所得税率+3.8的obamacare rate)而不受到IRC1(h)的优惠对待。毕竟,普通人收入主要靠工资,偶尔投资的收入拿个20%的优惠税率(更低收入的是15%)也不过分,但年收入过一百万美元的大部分都是靠投资的资本增值了,只要投资超过一年就拿优惠税率确实争议不小。

首先,最有可能的是Step-up basis repeal(取消增加税基),解释下,Step up basis是IRC1014的遗产重置待遇。举个例子,不考虑estate tax和Generation skipping tax的情况下,你的房子20万美元买的,这二十年涨到了220万,那正常你卖会产生(220Amount realized - 20 basis=200 Income),但是你要是去世了,你继承人可以直接拿到市场价的税基,意味着,假如明年你继承人把这房子卖了250万,他只要就(250-220=30)的收入交税。

而只要能废除step-up basis,43.4%的税率就能满足预选协调的要求,毕竟,死是不能规避的。

either way estate planning lawyer的春天来了。

其次就是提供一系列的豁免,把特定收入剔除出Cap gain外,比如说投资新能源的资本利得给豁免啥的,这就是纯政策问题了而且会很有趣。比如说17年川普税改的199A的20%减税本来是不打算给任何高级职业人士的,但最后一周修正案的时候工程师和建筑师游说成功把他俩排除在高级职业人士的定义之外薅到了羊毛(律师、会计师、医生、演艺人员震怒)

2019民主党搞初选提的最多的mark-to-market也能瞬间满足目的,但这个措施简直就是要华尔街和硅谷的命,拜登看来是抗拒的,(二月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ron wyden还开心的来我校做了个mark-to-market的政策分析)。其实,mark to market的破坏力其实不亚于wealth tax,尤其美国大部分财富都在资本市场上(和海对岸的房产税类似)

有很多答案提什么富人可以放弃国籍或者跨国公司收不到税,就很搞笑。2017年川普税改的十年弃籍税和GILTI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的。即便我一贯不待见川普,川普税改的国际税法部分也配得上他执政的高光时刻了(对比就是税改的国内部分写的稀烂,比如199A这种人见人恨的东西...)

还有就是联邦资本利得税率不是20%,明明从0-28%都有,哪怕花一分钟把IRC1(h)拿出来看下都不会犯这种错误吧。当然要仔细把Net capital gain讲明白少说得一小时...

哦对既然评论大家都说看不懂,那我就不提这个cap gain会对现在carried interest的安排的影响了,这可是PE的命根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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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圈,没有几个答案是正经懂美国税法的。我来总结一下我之前发的一些想法吧,首先这个利得税只针对收入100万美金以上人群,所以普通人没有影响。但是资本主义嘛,你知道贫富差距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人群人数不多,但其实对市场有决定性作用。

以下不分析通过的可能性,只讨论这个税改如果通过的冲击。

1,对于股市。

我开始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半夜拉屎的时候一想其实下跌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打个比方,去年最重要的10倍股特斯拉,市值上涨了5000亿美金。有些长期投资者之前可能无所谓不兑现盈利。但是如果长期资本利得税加税成功,就会必然在加税前选择兑现。有些人说卖了还是要买的啊,只是换仓而已。但是要记住如果卖出1000亿利润,但是买回的资金其实只有750亿了(扣除20%联邦税+州税)。从这个角度来说,等于一次性强迫性卖出美国国税局在股市的当前所有长期筹码份额。这会有个一次性的大卖压。

然后理论上来说,未来那些富人肯定会选择更复杂的税务模式来长期投资美股。比如开曼群岛或者c Corp。

当然这里不是说美股就会崩,但是大家还是多想一想。

ps:退休账户已经卖出25%了,目前72%仓位。

2,对于房市。

先说投资房。

由于美国的房子一般能做70-80%的30年再抵押贷款,这会导致实际上任何中型投资型房地产的获利销售比起refinance带来的是相对的负现金流。比如带有100万利润的房子,拿到银行抵押拿到70万,卖了只能拿到50-55万(还要考虑州税)。那么只有当现金流完全不能覆盖贷款的情况下才会有人出售,会大大降低任何正现金流房地产的出售动机。那些以pass through税务模式持有中型以上房产房东们一旦错过这次生效前的出售窗口,理性选择应该是无限期持有到下次减税税改或者做1031置换或者遗产重置(但是遗产重置大概率事件会在10年内取消,不过这个真的只能坐等发生,总不能为了避税自己找死)。

另外要注意,按照美国房地产税务操作的折旧(depreciation)模式,房地产的税务利润实际上由已发生折旧和增值部分组成。所以如果一个投资物业100万,10年涨了70万,按170万卖掉的话资本利得可能已经超过100万了。

这里只说中型房地产是因为小型投资房一般不可能积累那么高的资本利得。就算有人持有多个小型房地产,也可以分年卖出。而大型房地产一般是公司形式(c corp)而不是pass through模式持有,影响小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税改本质上把大房东们的房地产折旧的税务优惠取消了。目前的税务本质上折扣是把短期资本利得税替换成1250 recapture的税率(或者income tax rate,取二者之间低的那个)。这就只剩下税务递延优惠。这个会大大抑制投资那些100万-1000万美金投资物业的房东动力。也会大大抑制小房东的持续投资意愿。

ps:我写了这么一堆才发现,如果再取消掉1031和遗产重置,那么美国中型以上房地产以后就锁死只能用c corp玩了。对于那些打算退休的人群,这是不是会带来一次性的抛售风潮呢?

再说自住房。

这个更复杂一些。但是整体来说,考虑到自住房头50万的资本利得豁免。将来大家换房后保留原有自住房的动力大大降低了。市场上会出现更多的自住房,特别是加州和西雅图的中高端房地产。这个一般影响的就是那些在高房价州的高收入家庭。所以加州双马工换房后还长期持有旧自住房的模式可能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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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执行上看,这次加税是针对高收入职业人的(互联网,科技,法律,医疗,金融等高收入服务行业的打工仔),而非真正的富人。而这些高收入职业人就是俗称的小资产阶级,这类人精明而又软弱。如果是以突袭式的增税那能实现好处。

而美国这种缓慢决策的增税更可能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专业避税中介成为美国增速最快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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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常有人把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和20世纪三十年代引发二战的那次做类比,不过它对世界走势的影响会更像1873年的那次,也就是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1929年经济危机是在一战的残局上影响世界的,而1873年的的经济危机是终结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全球黄金时代,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内,这个世界都没有恢复到1850年到1873年的那个时代对于社会进步和财富增长的自信。

同样这次经济危机也终结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个世界在未来的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到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危机爆发之前的那种乐观情绪中。

第一轮全球化是大英帝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开启的,到1850年之后,开始形成巨大的规模,到了1887年经济危机之后达到顶点,而后经济保护主义逐渐抬头,总结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大同化。第二轮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帝主导的,在1980年之后,开始形成巨大规模,到了2009年时达到全球化的顶点。

全球化从顶峰而跌落,除了经济危机使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业和工人就业,而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每一轮全球化都要有一个主推的霸权性力量,第一轮是英国,第二轮是美国。

最开始的时候,主推工业国出于巨大战争红利和制造业规模,拥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全球化,并且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市场和更廉价的原材料中获益。但是随着时间的继续,其他国家也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追赶,但是全球化制定国际游戏规则,虽然客观上有利于处于最领先地位的那个国家,但是总体来说,这套体系降低了交易成本,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转移速度,从而开辟新的市场和更廉价的原材料。所以追赶国家,虽然对自己的地位并不满意,但是依然会拥护这套体系。

但是一旦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对现有的可开发区域的开发殆尽,全球化带来的做大蛋糕的红利减少,那么后起国家就有自己的小算盘了,在加上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刺激,那么最后保护主义就会逐渐重返舞台,蚕食全球化的成果。

在1887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时如此,就像凡尔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里体现的那种世界变小,大规模的铁路和航运让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得到开发。同样在2009年之前的世界也是如此,当时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经济体和经济区域,除了少数战乱区域之外,都已经投入全球化。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全球容易开发的市场和资源都已经被利用起来,容易取得红利都已经赚取,没有什么新的红利可以刺激全球化继续的热情。

第二点是,在主推的霸权国家内部的反对声音。随着全球化的推动,无论是当年的大英帝国,还是今天的美帝,都会以工业出口转变为资本输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但是随着产业的空心化,作为本国的人民由全球化获得收益却在减少,最后这些人就会和一些没有全球化的国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形成反全球化的力量,比如现在美国的民粹和特朗普的联盟。在维罗利亚晚期,很多英国国内工业家也是加入了反对全球化的的势力中,他们是支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两点就决定了全球化的无法继续。

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它代表了二十多年的全球化红利已经枯竭。

如果做个简单的比喻的化,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就像是在做蛋糕,如果想要把蛋糕做大,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面粉、鸡蛋和奶油。

同样西方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也是一样,为了把蛋糕做大,就必须把更多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源纳入到他们的经济体系内,这就是全球化,通过把中国、印度、越南等更多的国家对接到国际的共同市场里,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除了朝鲜、缅甸等少数几个“隐士国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市场、劳动力和资源都已经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的红利已经达到了尽头。

另一个方法就是采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去做蛋糕,后者要复杂的多,并且有出错的风险,所以在简单的方法有效时,没人会想到一个复杂的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往往就代表着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它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国民的教育和健康方面,并且要激发出国民对国家的热爱,更好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往往意味着对阶级关系的调整。

这两种方法,在历史往往交替充当主流,在19世纪中叶由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一轮全球化终止与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继续企图在全球化道路上勉强支撑的英国逐渐衰落,而率先拥抱了民族主义的德国开始迅速缩短了和英国的差距。

同样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代表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美国主导的一轮全球化走到尽头。从此之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意外,相反,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规律。

在未来的一些年里,世界的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减速进一步扩大,这种扩大的速度甚至比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更快,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的收入更高,而经济衰退过程中由于投资机会的减少,大量资本会由生存性和建设性的投资变成掠夺性的资本运作(比如金融投机),这样一增一减,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到减速过程中,贫富差距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再加上过去几十年的积累,贫富差距会扩大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富人政治和民粹政治都齐头并进局面会加速,在最后两者不是因为斗争让社会崩溃,就是出现否极泰来的现象,正如哲学上的“正反合”一样。

就如19世纪晚期的哪个时代,德国俾斯麦政府率先找到了平衡两者的妥协办法。然后美国人在经历了“镀金时代”,也转入了类似的办法,他们一面在国内搞“进步运动”,一面对外挥舞大棒,最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修成正果。

特朗普在白宫里住上四年后,最后平民和富人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道理,谁也没有办法奈何对方。

这时有识之士就会提出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必然是放在一个大帝国的体系内来解决,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利益和妥协空间,就如过去发生的那样,帝国主义的升级版本会清扫孤立主义情绪。

几十年来,美国从他们的全球帝国里受益匪浅,这个帝国包括一系列互相依存的体系,以美元和华尔街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美国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全球防务体系,以“自由主义”和输出美式民主(包括武力和渗透)的方式控制全球意识形态的体系——此外还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的工作是对那些对美国“全球秩序”抱有疑虑的国家,发放小恩小惠,吸引他们加入进来,这就像开赌场的给在门外徘徊的新客们发放一些免费的筹码,把他们吸引进赌场一样,通常除了极少数赌技(或者干脆说是运气)最好的赌客外,其他最后都是输家,那么为了翻本,政府自然要去借贷,这些债务都是从美国的银行、投行、保险公司、股份投资基金、商业养老基金等借来的。

说白了,不是华尔街的钱,美国富人的钱,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欠债不还怎么办?那么现在该另一个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登场了,这是全球最大、最专业、效率最高的讨债公司。

这家专业讨债公司集中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专家,不过他们对所有负债国家开出的药方都是一样,而且完全违反经济学的常识——缩减政府开支、提高税收、砍掉国民的福利、减少公共设施的投入。在陷入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减税和扩大的政府消费,来刺激经济才是通用做法,尽管有很多希望加入“上流社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高唱反调,但是这些措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惯例,美国不也在搞量化宽松,政府投资等等。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不关系你的死活,它只关心是否能把美国人借出的钱收回来。

这两个组织是美利坚帝国的为了顺应时代的创新产品,是19世纪英法等上一代帝国的炮舰外交的升级替代品,过去英法国家如果想和某国国家“自由贸易”的话,就会直接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过去,比如我们国家就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参加了当年的全球自由贸易,如果有人欠债不还的话也直接派军舰过去。今天的美帝国似乎人道多一点,实际上要求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如果有适当的借口的话,美国也排除直接使用武力。

这个帝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在国内对它的反对声却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是因为帝国的利益越来越少的惠及普通人,这和过去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期面对的情况是一致的,过去让所有英国人受益的大英帝国,现在只是让一少部分有钱人大发横财,而普通英国人则要承受高额税收,为了维持帝国而买单,于是在19世纪晚期,反对英帝国的声音在英国内部的平民中越来越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让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得惊人的利润,资本和服务的跨国流动,也让美国的有钱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财机遇。富人们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美国的普通工薪阶级却面对着大量工业的外迁,生产的外包,大批的工作岗位在美国消失。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参加这个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至少是有很多方面要求有所保留的。为了对付这些国家,除了负责在赌场外围发放免费筹码的世界银行,还需要美国军队,愿意参加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有奖,奖品就是美国军事保护伞;不听话的,自然有美国大兵来让你“民主化”。

而且美国在国际的贸易、服务和各种产品中的份额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美元全球货币统治的动摇,所以今天的美元不是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而是更加依赖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样听话的,愿意用美元做国际结算的国家有奖,奖品就是美国军事保护伞;不听话的,自然有美国军队来整治。

要有军队就要有军费,要有军费就要有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就意味着两个来源,要么让美国人纳税,要么去借贷。如果是纳税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财富转移,从工薪阶级身上转移到精英阶级,后者从美利坚帝国中大发横财,而维持这个帝国的大部分税收都是从工薪阶级身上来的。

过去美国人本来是不反对纳税的,并身为纳税人而骄傲,但是从这二十多年的选举来看,没有一个主张加税的候选人能赢得总统大选,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明白,这些钱都花在少数人身上了。

如果不能加税那么只能借贷,对于一个拥有帝国的国家来说,这一点非常便利,也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借的是美元,想借多少就借多少,在债市上卖不出去国债由美联储收购,然后美联储根据国债来发行美元,这就等于对全球的美元持有者征收了一笔“通胀”税。

不过这也会削弱美利坚帝国的根基——全球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当这种信心减弱时就意味着美元的地位更加依赖于美国的军队,所以象小布什、麦凯恩那样的美国的保守派精英们坚决反对停止对外干涉,坚决反对军事收缩,并不是这些人天生好战,他们实际上看的很明白,美利坚帝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军事扩张已经成为维系美帝国的生死线。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是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只不过喜爱的手段不同,民主党迷恋于克林顿时代那种用更少的支出维持帝国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可行,奥巴马的八年已经证明这里这一点。

克林顿时代美国正在坐收冷战胜利的红利,各方面都受到很少的挑战,就像英帝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一样,用几乎微不足道的成本就维持了一个日不落帝国,但是这种好景不会太长。不过拒绝军事收缩,就意味着更多的军费,也意味着更多财政压力,就意味着更多的国债,最后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就是死循环,尤其是当军事扩张遇到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时。

911之后,美国的主要力量不是去阿富汗抓捕本拉登,而是去伊拉克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因为石油是最大宗的国际商品,工业血液,它直接影响美元的地位。如果可以控制石油的供给,确保用美元结算这种大宗商品,并用供给量调解美元的汇率,这就像英国在衰落的同时,通过控制南非黄金供给,强化了英镑地位,又把摇摇欲坠的帝国延续了半个世纪。

在美国陷入伊拉克的泥潭里的十年中,美国的后院起火,拉美国家开始摆脱美国控制,而且撇弃了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政策上齐刷刷的“向左转”,甚至出现了专门和美国做对的查韦斯那种领导人。俄国人通过军事行动对美国在东欧的扩张以当头棒喝,中国在蚕食美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

面对于中俄双线战略这样的局面,美国的对策是从中东撤退,从东欧收缩,不过要重返东亚,并强化拉美。

东亚和拉美利益美国最核心的利益,从19世纪美帝国就是从两个地方以挖大英帝国的墙角起家。东欧从来都不是美国固有的势力范围,而中东最重要的石油,不过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大量产出,以及全球对温室效应的恐惧心理,石油在整个世界的作用在下降,所以从这两个地方收缩。

不过奥巴马时代的政策仍然超出了美国的国力范围,重返东亚和中国竞赛根本就是不顾美国的国力的现实。

现在拜登不过还是延续奥巴马时代的政策。

当一个国家开始执行通胀策略时,通常会对生产性的持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有利,而对持有流动性的资本的人不利,其他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和贵金属则可以保值。

持有这种流动性资本的人,一方面是金融资产阶级,他们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普通精英阶级,这些人,他们主要以现金流、债券、理财保险、投资基金的方式来持有财富,即便偶尔开办企业也是短期投机性事业,而这些人是代议制度下最有力的政治力量,他们人数比上层的富豪阶级要多,而组织和金钱上比普通人要优越,总是把持着议会多数。

当一个国家是采取议会制的时候,那么几乎它就不可能做出什么太明智的决定,因为这种制度给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开辟了直接左右国家政策的法门。

而这些利益集团只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从来不考虑整体利益,所以当年英国有的人要求保卫东欧,有的要保卫拉美,有的要捍卫东亚,有的要求镇压印度独立运动,而英国政府哪个也得罪不起,最后就被捆住了手脚,除非到了最后不得不做的关头,它才能采取一些有限的行动,所以这种帝国的行动模式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比如在叙利亚发生动乱时,美国参议院居然越过了白宫,直接支持反对阿萨德的武装,把美国又拖回中东。

按照美国宪法,参议院拥有外交权力,不过从乔治.华盛顿时代开始,美国不成文的规则是,参议院不能执行和白宫相反的外交政策,所以这种的行为几乎冒天下之大不韪,开美国历史上从来未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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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湾区。某次公司里面的social event我隐约表达了这个实在是太狠了。说不定要等到退休后收入降下来才敢卖股票了。

组里面的小朋友们表示,税改40万的起征点,和他们没关。

组里面的大朋友对小朋友说,过不了几年你们就可以40万了。而且这个是算家庭收入的。两个码农加起来40万很容易吧。

小朋友们马上立刻表示。不结婚了!离婚!

一个大姐说她都两个娃了,但是一直到川普税改后才结婚。因为结婚要每年多交上万的税。如果拜登税改出来马上离婚。

另外一个大姐说,看起来现在得在联邦层面离婚,加州层面结婚才最划算。所以她准备和她老公注册为同性婚姻。因为联邦层面同性婚姻不合法,所以他们还是单身。加州认同同性婚姻,所以他们可以算已婚。至于一男一女怎么注册成同性婚姻,办法肯定多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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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通过是未知的,通过了能否执行也是未知的,资本家有的是手段

不过一旦懂王竞选2024,那么肯定因为这个税被民主党追着打。

这波是未雨绸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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