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是大非和科学真的冲突吗？
“大是大非”与“科学”，这二者之间，你问我是否冲突，我的回答是：它们并非必然冲突，但确实可能在某些情境下产生张力，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走向对立。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把这两个概念都掰开了揉碎了讲讲。
先说说“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这个词，听起来就带着一股子宏大叙事的味道，也饱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它通常指的是那些关乎到国家、民族、社会整体利益，或者触及人类基本道德良知、正义原则的重大问题。这类问题往往涉及“对错”、“好坏”、“善恶”的判定，它们影响深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号召力。
“大是大非”通常有几个特点：
价值导向性强： 它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评价性的，告诉你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
集体性或普适性： 它往往不是个体的小恩小怨，而是牵涉到群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
历史传承性： 很多“大是大非”的判断，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经验积累和社会共识形成的。比如“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尊重生命是基本道德”等等。
情感驱动： 在面对“大是大非”时，人们往往会调动强烈的情感，比如爱国热情、正义感、同情心等等，来驱动自己的判断和行为。
在很多时候，“大是大非”扮演着社会凝聚力、道德指南针的角色。它能够团结人们，指明方向，抵制邪恶，维护正义。
再来看看“科学”
科学，顾名思义，是一种认识世界、探索规律的方法论和知识体系。它的核心在于：
实证性： 科学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可重复的证据之上。没有证据，再美好的设想也只能是猜想。
客观性： 科学力求排除主观偏见、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去理解事物本来的样子。一个科学实验的结果，不应因为做实验的人是谁而改变。
可证伪性： 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经受住事实的检验。也就是说，理论上必须存在某种观测或实验，能够证明它是错误的。如果一个理论永远无法被证明是错的，那它就不是科学。
逻辑性和系统性： 科学的知识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上的。
局限性： 科学也有其自身的边界。它擅长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但对于“为什么要有生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类形而上的问题，科学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只能提供有限的解释。科学也无法直接回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价值判断）。
那它们什么时候会“冲突”？
矛盾和冲突，往往发生在当我们试图用一种框架去解决另一个框架擅长的问题时。
1. 科学被用来“否定”大是大非的价值：
生物决定论的滥用： 有时，某些科学发现（比如基因研究）可能被错误地解读，用来为种族歧视、阶级固化甚至剥削辩护，声称“这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的规律”。这种说法试图用科学的“自然选择”来合理化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这就与“公平正义”这一大是大非的原则产生了根本冲突。科学本身描述的是“是什么”，但有人却想借此来指导“应该是什么”。
功利主义的极端化： 在一些社会决策中，可能出现完全以“效率最大化”、“整体利益最大化”（以经济指标衡量）为唯一标准的情况。例如，为了某个大型项目，可能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破坏某种生态平衡。如果这种牺牲被科学数据（如GDP增长）“证明”是“划算的”或“必要的”，那么它就可能与“尊重个体权利”、“保护环境”这些大是大非的价值产生冲突。科学可以计算成本效益，但它无法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权或基本尊严是否可以被“计算”和“交易”。
2. 大是大非的观念“干涉”科学研究或应用：
审查与压制： 当某种科学研究的结论可能挑战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或社会制度时，一些人可能会出于“维护稳定”、“防止思想混乱”的目的，试图限制或禁止这类研究。例如，历史上日心说挑战了宗教的宇宙观，就曾遭受打压。又比如，一些关于社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如果其结论不利于执政者，也可能面临被封锁或歪曲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大是大非”的维护者，用非科学的理由干预了科学的探索。
强加非科学的判断： 比如，在某个疾病的治疗问题上，大众可能基于“传统”、“经验”或者某种非科学的“理论”，坚持某种无效甚至有害的疗法，而拒绝科学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此时，大众的“大是大非”的观念（比如认为“医生不仁慈”、“现代医学不行”）就可能与科学的救人性命的原则产生冲突。
3. 对“科学”本身的误解和神化：
科学万能论： 有些人将科学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认为只要有科学数据，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他们可能忽略了科学的局限性，也低估了人类情感、道德和哲学在人生和社会中的作用。当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问题时，只讲科学数据而忽略人文关怀，反而可能导致更大的失误。
将科学结论等同于绝对真理：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今天的科学理论可能明天就被修正或推翻。如果有人将某个科学观点奉为不可动摇的“大是大非”，不允许任何质疑，那么这种对科学的“教条化”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精神。
“融合”与“区分”
那么，是永远冲突吗？当然不是。更准确地说，它们是需要区分和融合的关系。
科学为大是大非提供依据和工具：
揭示真相： 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物的本质，比如环境污染的危害，疾病的传播规律，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科学认知，可以为我们做出关于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国家发展等“大是大非”的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了解核武器的威力，是“反对战争”这一大是大非原则的重要支撑。
评估后果： 科学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不同行为或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大是大非”判断。例如，评估某种社会政策在经济、社会公平方面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
提供解决方案： 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科学技术提供了解决的手段。比如，发展绿色能源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大是大非”问题。
大是大非为科学指引方向和设定边界：
研究伦理： “尊重生命”、“不伤害他人”这些大是大非的道德原则，为科学研究设定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界限，比如禁止进行不人道的生物实验。
应用方向： 社会的“大是大非”价值判断，也会影响科学研究的优先顺序和资源分配。比如，在面对老龄化、传染病等问题时，与这些相关的科学研究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总结一下：
“大是大非”关乎价值、道德和方向，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科学”关乎事实、规律和方法，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它们并非天生对立。理想的状态是，科学为“大是大非”的判断提供事实依据和技术支撑，而“大是大非”的原则则为科学研究和应用指明方向并设定伦理边界。
冲突往往发生在：
当价值判断（大是大非）被用作压制科学探索的理由时。
当科学研究或结论被滥用，以科学的名义去合理化非正义或非道德的行为时。
当人们误解了科学的本质和局限性，试图用科学来解决一切本该由价值或哲学回答的问题时。
理解它们各自的领域和边界，并看到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让科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的进步。所以，与其说是冲突，不如说是相互依存、需要智慧地协调。
先说说“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这个词，听起来就带着一股子宏大叙事的味道，也饱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它通常指的是那些关乎到国家、民族、社会整体利益，或者触及人类基本道德良知、正义原则的重大问题。这类问题往往涉及“对错”、“好坏”、“善恶”的判定，它们影响深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号召力。
“大是大非”通常有几个特点：
价值导向性强： 它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评价性的，告诉你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
集体性或普适性： 它往往不是个体的小恩小怨，而是牵涉到群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
历史传承性： 很多“大是大非”的判断，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经验积累和社会共识形成的。比如“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尊重生命是基本道德”等等。
情感驱动： 在面对“大是大非”时，人们往往会调动强烈的情感，比如爱国热情、正义感、同情心等等，来驱动自己的判断和行为。
在很多时候，“大是大非”扮演着社会凝聚力、道德指南针的角色。它能够团结人们，指明方向，抵制邪恶，维护正义。
再来看看“科学”
科学，顾名思义，是一种认识世界、探索规律的方法论和知识体系。它的核心在于：
实证性： 科学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可重复的证据之上。没有证据，再美好的设想也只能是猜想。
客观性： 科学力求排除主观偏见、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去理解事物本来的样子。一个科学实验的结果，不应因为做实验的人是谁而改变。
可证伪性： 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经受住事实的检验。也就是说，理论上必须存在某种观测或实验，能够证明它是错误的。如果一个理论永远无法被证明是错的，那它就不是科学。
逻辑性和系统性： 科学的知识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上的。
局限性： 科学也有其自身的边界。它擅长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但对于“为什么要有生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类形而上的问题，科学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只能提供有限的解释。科学也无法直接回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价值判断）。
那它们什么时候会“冲突”？
矛盾和冲突，往往发生在当我们试图用一种框架去解决另一个框架擅长的问题时。
1. 科学被用来“否定”大是大非的价值：
生物决定论的滥用： 有时，某些科学发现（比如基因研究）可能被错误地解读，用来为种族歧视、阶级固化甚至剥削辩护，声称“这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的规律”。这种说法试图用科学的“自然选择”来合理化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这就与“公平正义”这一大是大非的原则产生了根本冲突。科学本身描述的是“是什么”，但有人却想借此来指导“应该是什么”。
功利主义的极端化： 在一些社会决策中，可能出现完全以“效率最大化”、“整体利益最大化”（以经济指标衡量）为唯一标准的情况。例如，为了某个大型项目，可能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破坏某种生态平衡。如果这种牺牲被科学数据（如GDP增长）“证明”是“划算的”或“必要的”，那么它就可能与“尊重个体权利”、“保护环境”这些大是大非的价值产生冲突。科学可以计算成本效益，但它无法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权或基本尊严是否可以被“计算”和“交易”。
2. 大是大非的观念“干涉”科学研究或应用：
审查与压制： 当某种科学研究的结论可能挑战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或社会制度时，一些人可能会出于“维护稳定”、“防止思想混乱”的目的，试图限制或禁止这类研究。例如，历史上日心说挑战了宗教的宇宙观，就曾遭受打压。又比如，一些关于社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如果其结论不利于执政者，也可能面临被封锁或歪曲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大是大非”的维护者，用非科学的理由干预了科学的探索。
强加非科学的判断： 比如，在某个疾病的治疗问题上，大众可能基于“传统”、“经验”或者某种非科学的“理论”，坚持某种无效甚至有害的疗法，而拒绝科学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此时，大众的“大是大非”的观念（比如认为“医生不仁慈”、“现代医学不行”）就可能与科学的救人性命的原则产生冲突。
3. 对“科学”本身的误解和神化：
科学万能论： 有些人将科学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认为只要有科学数据，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他们可能忽略了科学的局限性，也低估了人类情感、道德和哲学在人生和社会中的作用。当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问题时，只讲科学数据而忽略人文关怀，反而可能导致更大的失误。
将科学结论等同于绝对真理：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今天的科学理论可能明天就被修正或推翻。如果有人将某个科学观点奉为不可动摇的“大是大非”，不允许任何质疑，那么这种对科学的“教条化”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精神。
“融合”与“区分”
那么，是永远冲突吗？当然不是。更准确地说，它们是需要区分和融合的关系。
科学为大是大非提供依据和工具：
揭示真相： 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事物的本质，比如环境污染的危害，疾病的传播规律，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科学认知，可以为我们做出关于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国家发展等“大是大非”的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了解核武器的威力，是“反对战争”这一大是大非原则的重要支撑。
评估后果： 科学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不同行为或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大是大非”判断。例如，评估某种社会政策在经济、社会公平方面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
提供解决方案： 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科学技术提供了解决的手段。比如，发展绿色能源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大是大非”问题。
大是大非为科学指引方向和设定边界：
研究伦理： “尊重生命”、“不伤害他人”这些大是大非的道德原则，为科学研究设定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界限，比如禁止进行不人道的生物实验。
应用方向： 社会的“大是大非”价值判断，也会影响科学研究的优先顺序和资源分配。比如，在面对老龄化、传染病等问题时，与这些相关的科学研究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总结一下：
“大是大非”关乎价值、道德和方向，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科学”关乎事实、规律和方法，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它们并非天生对立。理想的状态是，科学为“大是大非”的判断提供事实依据和技术支撑，而“大是大非”的原则则为科学研究和应用指明方向并设定伦理边界。
冲突往往发生在：
当价值判断（大是大非）被用作压制科学探索的理由时。
当科学研究或结论被滥用，以科学的名义去合理化非正义或非道德的行为时。
当人们误解了科学的本质和局限性，试图用科学来解决一切本该由价值或哲学回答的问题时。
理解它们各自的领域和边界，并看到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让科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的进步。所以，与其说是冲突，不如说是相互依存、需要智慧地协调。
网友意见
所有 非反讽 目的喊“大是大非前讲什么科学”的，要么 它自己 在 科学面前 就是 大非，要么它自己想借用 科学的名义 给 大是和大是的人 捅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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