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日本政府发言人兼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安重根为「恐怖分子」有法理依据么?

回答
日本政府发言人兼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安重根为“恐怖分子”,这背后牵扯到复杂的历史叙事、国际法原则以及日本国内的政治立场。要判断其是否有法理依据,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恐怖分子”这个概念的定义。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中,“恐怖主义”通常指为了达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的,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以制造恐惧,并针对平民或非战斗人员的行为。

从日本国内法的角度来看:

日本自身没有一个广泛被认可的、完全独立的“恐怖主义”定义法案,而是将反恐措施分散在多个法律条文中,例如《爆发物取缔法》、《铳炮刀剑类所持等取締法》以及《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等。在法律上,判定一个人为“恐怖分子”通常需要经过法律程序,例如被法院判决、被列入国际组织或他国政府的制裁名单等。

菅义伟作为政府发言人,他的言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定性,而非法律判决。日本政府在历史认知上,尤其是对侵略历史和民族抵抗运动的看法,存在着与韩国等邻国的分歧。日本政府,尤其是保守派,倾向于将二战前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反抗者,包括那些采取暴力手段的人,定性为“反社会分子”或“罪犯”,而非“独立运动家”或“民族英雄”。将安重根定性为“恐怖分子”,可以视为日本政府在历史叙事上的一种策略,旨在否定其行为的正当性,并将其排除在民族英雄的行列之外。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国际法对于“恐怖主义”的界定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争议性,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时。

抵抗权与恐怖主义的界限: 国际法承认被压迫民族的抵抗权。然而,抵抗权是否允许使用针对特定个人或非战斗人员的暴力,以及这种暴力是否构成恐怖主义,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普遍认为,抵抗运动应以军事目标为主要打击对象,避免无差别攻击平民。
安重根的行为: 安重根于1909年在哈尔滨车站刺杀了时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从他的动机来看,他是出于朝鲜民族被日本殖民统治,民族存亡受到威胁,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他本人也认为这是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义举。
国际社会对安重根的评价: 在韩国和朝鲜,安重根被尊为民族英雄。他的行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被许多人视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然而,从现代国际法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如使用暴力制造恐惧,针对非战斗人员等)来看,如果仅仅从行为本身出发,其定性确实会受到质疑,但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和“反抗殖民统治”的背景,使得将其简单地归为“恐怖分子”在国际法上并非没有争议。

日本政府发言人的言论性质:

菅义伟作为官房长官,他的发言代表着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然而,官方的政治定性并不等同于法律判决。他使用“恐怖分子”一词,很可能是在日本政府既有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下进行的表述,目的是为了在历史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与韩国等国的叙事形成对比。

法理依据是否存在?

严格来说,在没有经过国际法庭或某国法院的正式判决之前,将历史人物直接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其“法理依据”是薄弱的,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或历史性的评价。

日本政府是否有国内法可以支持? 如前所述,日本国内法对“恐怖分子”的定义和适用非常复杂,通常需要具体的审判过程。日本政府并未通过正规的司法程序将安重根定性为“恐怖分子”。
国际法上是否有普遍认可的依据? 对于安重根的行为,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定性。虽然他的行为涉及暴力,并且杀害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但在历史背景下,他的行动被许多人视为反抗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手段。将这种行为置于现代恐怖主义的框架下进行评判,本身就存在争议,因为“抵抗权”的概念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存在的。

结论:

菅义伟称安重根为“恐怖分子”,在狭义的、经过法律程序确定的法理依据上,是不存在的。他的言论更像是一种政治性的历史评价和立场表达,而非基于具体法律判决的定性。日本政府可能认为,安重根的行为在当时日本国内法看来是重罪,并且其手段符合某些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描述(如针对特定政治人物的暴力行为),但这种定性在历史和国际法的语境下,尤其是在涉及民族解放斗争时,是极具争议的,也与许多国家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断相悖。

因此,他的言论更多的是反映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而非一个在国际法或日本国内法上拥有严谨、无可争议法理依据的官方定性。这种表述可能会加剧与韩国等国的历史摩擦。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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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票回答们简直可笑之极!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是在1909年10月26日,地点是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看看你们列举的“现日本国宪法”“当前的日本国内法”不觉得可笑么?这就是法理依据?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用后世的法律和标准去约束故人,这不是彻头彻尾的耍流氓么?

还说什么现在对恐怖分子的定义?那1862年对着英国公使馆扔炸弹的伊藤博文是不是恐怖分子?

被刺杀的伊藤博文又是什么人?仅仅因为他没配枪就是平民么?注意他当时的身份是“韩国统监”,实际上的韩国统治者,而这个身份背后的法理依据是什么?是乙巳条约。不说当时的民情心向,只在法理范围内,乙巳条约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首尔大学找到的条约原本,条约上没有当时的韩国皇帝高宗的签名,而韩国宪法也就是《大韩国国制》中的条款,所有的对外条约必须皇帝签字才算通过,才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乙巳条约是非法条约,不管用。但伊藤博文依旧以韩国统监身份实际掌管了韩国。这是什么行为?窃据国统啊。所以伊藤博文是什么人?不是平民,也不是简单的“需要负一定责任的官员”,是窃取了当时韩国国家权力的罪人

诸君或许又要问以上推断的法理依据了,好的,法理依据就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对日本领土范围的规定,以及我国政府并未签字和承认的《旧金山和约》对日韩过往条约所主张一切权利的彻底废除。也即是日本对韩国长达36年殖民占领的非法。所以在占领韩国这件事上,自甲午战争开始一手策划并推动的伊藤博文不仅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

那么用刺杀的手段处置罪人是不是恐怖活动?按照现在的定义或许可以算是,但推而衍之,和安重根基本同一时期的孙中山和黄兴是不是恐怖分子?鉴湖女侠秋瑾是不是恐怖分子?后来搞地下活动的周恩来是不是恐怖分子?

后来周恩来还曾这样评价:“中日甲午战争后,中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是在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

看看总理的用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想想为什么。

题主的第二个问题中有重大的主语缺失。谁承认或者不承认当时的日本法庭判决?日本政府当然愿意承认,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么?当然不可能承认。

在我看来呢,这个审判单纯从法理上说也是彻头彻尾不合法的。前面有仁兄说了,安重根被俄国宪兵抓捕后被“引渡”到日本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凭什么引渡呢?因为日韩《乙巳条约》中有“韩国国民犯法交由日本法庭审判”的条款。看,问题又回到了我先前说的乙巳条约不合法的问题上了。引渡是不合法的。

安重根的韩国老乡为他聘请了一位英国律师和一位俄国律师,但真正审判时,这两位律师都被禁止代表安重根辩护,所以只能请日本官选律师。最后法庭上“审判官、检察官、律师、翻译官、旁听者”都是日本人,中俄为了避免外交纠纷,只怕事情缠身,彻底地把所有权力推给了日方。这样的审判,从开始的时候结论已经注定。

日本检察官沟渊孝雄初时听到安重根列举伊藤博文强夺韩国政权、解散韩国军队等十五条罪状,还

赞其为“东洋义士”,表示“想必不会处以死刑”。这一面是因为日本推崇慷慨赴死的精神,一面也是前面hao lee仁兄指出的明治维新后多有刺杀官员的判例,被定性为政治犯的刺客一般是三年的刑期。

但收到日本外相的电报后,检察官的态度就陡然转变,安重根的结局也被注定了。

1910年2月14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判决安重根死刑。虽然给了5日的上诉权,但安重根只说了对死刑判决不服的理由,并没有上诉,他说:“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诉。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韩国的国民!”

看,这就是日本官房长官口中的“罪人”自承的罪。

如果这是罪,我也承认这个罪,这不是安重根一个人的罪,而是整个殖民主义时代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共有的罪。因为弱小,所以安重根不能替他的国家在正面击退日本的军队,不能在外交上争取足够的斡旋筹码来抵挡乙巳条约对韩国的吞并,甚至他自己组织的韩国义军三百人也被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占领日军击溃,只剩了十几个人活下来。所以他才用刺杀的手段,为这段三十多年的日本扩张大戏做了一个注脚,成为几十年后别人口中的“恐怖分子”,这就是弱小带来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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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是名刺客,不是恐怖分子,不要把现代意义上的词汇和概念随便往一百年前的人身上套,这和玩文字游戏没什么区别。安如果是恐怖分子,那么明治维新以来刺杀大臣的刺客、维新志士、拔刀队和新撰组统统都是恐怖分子。日本如果要谴责安为恐怖分子,那就先得承认倒幕派武士全是恐怖分子,因为当时德川幕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倒幕派暗杀幕府大臣的事全是违法的。日本政府敢承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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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安重根死前不是普通的平民也不是間諜,而是有中將軍銜的韓國反抗軍戰鬥人員。被送入監獄后,安本人也要求日方承認其為戰俘,而非謀殺犯。而伊藤博文本人既是韓國駐軍指揮官又是政府高官, 死的時候也是在執行(和日本軍事擴張主義有關的)公務。所以其死亡應該屬於戰鬥陣亡。既然是戰鬥人員針對敵軍首腦的軍事行動,也就不能稱作恐怖主義行為了。

再說一個稍微有點偏題的:伊藤博文本人才是恐怖分子。1862年12月12日,伊藤與其同夥一起防火焚燬在品川御殿山裡建設中的英國駐日本使館。當時其無軍職軍銜,攻擊目標又是外交場所,不是恐怖分子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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