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书记？
咱们得从他身上看到的第一个特质说起，那就是他的学识渊博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高育良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在省厅里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的学者型官员。他引经据典，对汉东省的历史、文化了如指掌，甚至能把古代的政治理论和当下的现实问题结合得天衣无缝。看他跟侯亮平在饭桌上辩论，那种智识的交锋，让人觉得过瘾。他懂得怎么说话，怎么做人，怎么在复杂的官场里游刃有余。他不仅仅是背书本，他能把书本里的东西化为己用，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这种能力，是很多普通官员所不具备的，也是他能一步步爬到副国级干部的重要资本。
但光有智慧，他还成不了那个结局。高育良身上第二个，也是最致命的特质，就是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滑坡。这是他走向腐败的根源。他不是一开始就想贪污腐败，很多像他这样的官员，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在利益的诱惑和权力的膨涡下，一步步放弃了底线。高育良最初可能也是有理想的，但他内心深处，对“权力”和“地位”的渴望，可能比对“人民”的责任感要更重一些。
咱们可以看看他身边的人和事。他有一个“理想妻子”吴惠文，但又和一个年轻漂亮、懂得投其所好的美女老师——吴老师（高小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这种“双轨并行”，既要维护自己的名声，又要享受私欲的满足，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内心已经开始扭曲。他不是没能力摆脱这种关系，而是他选择了继续沉沦。
而且，他对于自己的学生和下属的培养，也带着一股“培植势力”的意味。他提拔了一批又一批人，这些人成了他的“羽翼”，也成了他贪腐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侯亮平一开始对他充满了崇敬，觉得他是自己的偶像，但在调查深入后，却发现这位偶像身上沾满了污泥。高育良对于侯亮平的“拉拢”，也恰恰体现了他将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心态。他希望侯亮平能“理解”他，能“保护”他，甚至成为他罪恶的“守护神”。
第三点，我觉得是他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能力。这一点特别可怕。高育良不是那种知道自己错了还继续错下去的人，他会给自己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他会说自己是为了汉东省的发展，是为了更大的格局，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当侯亮平质疑他时，他甚至会反过来质问侯亮平“你有没有想过老领导的感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位置上的难处？” 这种话术，既是在为自己辩解，也是在试图动摇侯亮平的立场，让他也陷入情感和现实的困境。他把自己摆在一个“被迫无奈”的境地，仿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环境所迫，而不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的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他的儿子高小凤，他的妻子吴惠文，虽然不是直接的腐败者，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价值观，或多或少也影响着高育良。尤其是他的妻子，在得知他的一些问题后，选择了隐忍和保护，这种家庭氛围，并没有给他起到警醒和约束的作用，反而可能让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了某种“合理性”。
更进一步说，高育良的悲剧性在于，他几乎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却也在此刻轰然倒塌。一个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有着如此智慧和能力的人，最终却因为贪腐而身败名裂，这本身就是对政治生态的一种深刻反思。他就像一个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表面光鲜亮丽，内部却已经腐朽不堪。
那么，如何评价高育良？ 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但绝不能被原谅”的角色。
理解他的成长环境，理解官场的复杂性，理解人性的弱点，理解权力对人的异化作用，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对高育良这个人物产生更深的同情和思考。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很多官员可能面临的困境和诱惑。
但不能原谅他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违背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违背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用自己的权力和智慧，去谋取私利，去破坏公平正义。他的失败，是对所有抱着侥幸心理的腐败官员的警示。
高育良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官场的光怪陆离，也照出了人性的阴暗与脆弱。他不是简单的“好官变坏官”，而是“好官的某些特质被欲望和权力侵蚀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太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也让我们更加警惕那些披着光鲜外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总而言之，高育良是个充满矛盾和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存在让《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深度和厚度都大大提升，也让我们对反腐工作和政治生态有了更具象化的理解。
网友意见
高老师这种理论修养极高的知识型官员身上，有一种孔子口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能量：他可以用平生之所学，将个人喜好通过党纪国法转化为国家意志。
本文首发自微信公众号：何李圆桌（HeLi_roundtable）
原文链接：《高育良：将个人喜好转化为国家意志》
作者 | 何 帅 李苗苗 转载需获得作者授权。
高老师这个角色有意思。整个剧里，所有的主线人物都是有脸谱的：刚正不阿侯亮平、鞠躬尽瘁陈岩石，玩命干活李书记，一心上位祁厅长；再接着说下去、副线出现的配角儿也基本如此：肚满肠肥赵公子，刁民泼妇王文革，兢兢业业易学习，宇宙区长孙连城——可是唯独高育良书记，整部剧看出三十集，基本也看不出他想干什么。
从出场的第一刻起，在讨论丁义珍问题的紧急会议上，就表现出一个太极推手的特质：面对李达康书记的反对，尽管是在自己主管的政法口，也决不与任何人正面对峙，一句“向沙书记汇报”，把球踢给了事实上对情况毫无把控可能的沙瑞金，“奉天子而令不臣”——高书记显然已经把《三国志》读透读通；
讨论人事任用的省委常委会上，高书记的这种太极拳法更是淋漓尽致：面对达康书记对自己举荐的祁同伟指名道姓的攻击，他釜底抽薪，直接扩大打击面，从祁同伟的副省级任用安排上迅速转移视线，迫使沙瑞金只能冻结全部干部的选拔任用。作为一个三把手、面对一把手领导的有组织进攻，能够保住军力、稳住防线，这种手腕也不可谓不高明。
在没有沙瑞金出场之前，能出于私人关系时不时慰问老领导陈岩石，顺便从“第二检察院院长”这里透点消息；大风场出事当天，能第一个嗅出陈老与沙瑞金的关系；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山水庄园再也不去；赵瑞龙尚未浮出水面，就能考虑和赵立春做切割....
总而言之，任何场合，无论碰到什么事情，脸上的表情都不变；热情、礼貌，但是一问三不知——城府之深，颇堪玩味。
如果非说高书记有什么显性诉求，从一开始，他扮演的就是祁同伟这个笨蛋的救火队长：翻烂前三十集、高老师好像只全心处理了一件事：扶祁同伟上位。
这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官僚，这种官僚的传统，就是构筑自己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其渊源、在中国几乎可以追溯到汉朝。在有科举之前，中国官员的任命标准是举孝廉，靠的是门第血脉；在有隋唐之后，主政大员的任命原则是学而优则仕，讲的是门生故旧——但无论如何，裙带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化。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提点：儒家的终极理想、叫做“内圣外王，天人合一”，这个目标具体到个人，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简而言之、一个人如果达到这种境界，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对规则的了解极尽深刻，以至于天下之法、为己所用，所以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正名。——高育良老师就是这种理论修养极高的知识型官员。
他的这种理论修养，在第三十集里、省委常委会议集体讨论易学习的任用问题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当田书记指责他拉拢所谓“汉大帮”搞山头主义——不断举荐自己的亲信祁同伟、而对于像易学习这样的好同志视而不见——的时候，这位政法教授先用“汉东是平原地区，哪有那么多山头”幽了一默：
进而开始结合我党历史，为现实政治进行合理化辩护：
高老师先拿出了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刘少奇同志为自己挡枪：“不是所有的好干部都要提上来做大官的嘛，当年少奇同志跟掏粪工人时传祥聊天的时候就这样说：「我做国家主席，你掏粪，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这还不算，毛泽东同志钦定的宣传典型也能为其背书：“这雷锋同志是什么官啊？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汽车班班长，不还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道德楷模嘛！”
这样的人、最为可怕，因为他身上就有孔子口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能量——他可以用平生之所学、将个人喜好通过党纪国法转化为国家意志。
我不知道省委常委会上在座的那几位有没有谁读过奥威尔的《1984》，假如沙瑞金同志看过这本书，他就该明白：高育良书记的发言可不是“把道理用错了地方”，而是说出了人类历史的本质。
在《1984》里，奥威尔借一位似隐似现的E. Goldstein之手、构造出了一本书中书，它的定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级内参资料，叫做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寡头政治与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其中系统阐述了这个乌托邦社会的三大纲领——“Ignorance is Strength（无知即力量）；Freedom is Slavery（自由即奴役）；War is Peace（战争即和平）”——的理论内涵。我来从中翻译几段：
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维持其地位；中等人则想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三种不同的诉求，使得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而再再而三的斗争，但每次斗争的轮廓大致相同：
在一段时期，上等人拥有稳固的权力，但会有某一刻，他们对自已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于是被中等人所领导的革命所推翻——中等人要做的，就是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战，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但是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余人中会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人群重新回到三种人的状态。
奥威尔的阶级理论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博弈体系，这三个等级各有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低底线，然而：任何一个阶级的最高理想都与其他两者的既得利益起冲突；但任何两种人之间如果稍作妥协，以求保底，那么第三类人终将灰飞烟灭。
毫无疑问，在整个汉东省的政治生态里，高育良是上等人。他最想做的事维持自己的地位——包括不断举荐自己的弟子祁同伟、构筑盘根错节的“汉大帮”——使自己在未来退出政坛之后依然保持无法消除的影响力；
可是在省委常委的小圈子中，他是当年想要上位一把手而不得的中等人。尽管他有和上等人交换地位的愿望，但是在眼前的政治生态下此梦落空，而且面对赵公子和祁厅长这帮青铜段位的猪队友，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力求维持现状。
「维持地位稳定」——这是上等人的终极目标，是中等人的战略底线，下等人的最差结果。如果理解了这个事实，省委常委会议上各位大佬的言行举止就异乎寻常的合理。
上等人的博弈路线是：新上任的沙书记允诺易学习同志进入中等人的阶级，以此扩大了队伍的力量，以便狙击高老师，最终清除不受自己控制的汉大帮，以求「维持低位稳定」，方便未来开展工作。
中等人的防守对策是：坚决制止上等人与下等人的联合，维持格局稳定压倒一切。
然而，如何固化阶级流动，维持格局稳定——这也是一个高深的技术工作。
我们还得回过头来再从《1984》中找答案。
在这本书中第二部分九章节中，奥威尔写道：“从长期来看，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一个等级明显的社会整个社会以一种纵向固化，横向流动的方式维持着运作。而要保持这一种状态，格局的维护者要保证众人「无知」。
在奥威尔看来，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可以最终影响到话语权的有无和大小；所以、统治者们所要求的人民仅仅是一群无知无谓的人民——在他的另一本小说《动物庄园》中，奥威尔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人民的无知才赐予了统治者力量，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因为它固化了阶级和阶级之间的互相流动。
所以，在那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内参《寡头政治与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对“固化阶级流动，维持社会稳定”的工作予以了明确的具体指导：对广大群众坚持洗脑和控制，要求他们有“正确的信念和态度”、“正确的观点和本能”，用“改变过去”来实现“控制现在”；用逻辑来反逻辑、用道德来反道德；在某些方面否定民主、在另一个角度又鼓吹民主......
高老师很明显深谙此道，一句“我做国家主席，你掏粪，都是为人民服务”为易学习们设立了“正确的信念”；
一句“雷锋同志什么级别？不还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道德楷模”让与会各位重温了历史。
用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道德来反杀“唯才是举”的人事任用标准，神来之笔、可谓天衣无缝。
那么，对于他的这种论调，有没有可供批判的逻辑基础呢？有！
中国古代的道德家们为了固化男权的阶级地位，生生为女性造出了一个一个“节烈”的观念：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谓之节——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丈夫死了便跟着自尽，或是有恶人来污辱他的时候、抗拒自杀，或不及抵御，受了污辱，就要设法自戕，所谓烈——死得愈惨愈苦，便烈得愈妙。
鲁迅先生当年一眼就看出了旧老夫子们这种忽悠人的把戏，先生提笔为枪写出了《我之节烈观》，在文章中：一批“节烈”这词根本不属人类良知的范畴；二批多妻主义的男子、其实根本没有表彰和批判女性的资格——这是直接掀翻封建道德的学理基础，从根源上对这种歪理邪说进行驳斥。
然而，不说在场诸位，即便是上帝视角的画外音，也没人敢效法鲁迅先生的身手。他们最多只能说一句“这不是辩证法，而是诡辩论”——但是高育良老师诡辩时用到的论证材料在本质上是什么东西？他们敢拆开揉碎了谈一谈吗？
关于这场权力博弈，如果我们再翻开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仔细看看其中对于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四项分类，就会看到——沙瑞金书记代表的是从老一辈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那里继承而来的“长老权利”，而高育良老师手里握有的则是由知识与理论产生的“时势权力”。
坦率而言，高老师的论调在逻辑上其实很难被驳斥——常委会上在座诸位之所以能在零漏洞的现状下批驳高老师，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道理，而是因为这次常委会议沙书记已经定调，要用易学习同志为典型重点提拔。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假设高老师坐在了沙书记的位置上，想要任人唯亲、打压异己——他的这套理论就是天衣无缝的正名学说——如此滴水不漏的论调，不仅杀人毫不见血，而且吃相极尽优雅。
他的学生祁同伟那么喜欢读《天局》，整天嚷嚷着“胜天半子”，看他那三句不离“副省长”的城府，恐怕最后也只能是个炮灰；事实上，整部剧里真正有力量胜天半子的人，是这个高老师。
但是，他的力量为什么最终失效了？
这一点、其实高老师自己早就替我们分析清楚了。
—以上—
还有另一篇关于祁同伟的文章：《祁同伟，你为什么不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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