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香港在97之前,给英国政府有财政上的贡献吗?

回答
好的,我们来聊聊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究竟有没有给英国政府“财政上的贡献”。这个问题挺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说“有”或“没有”,因为“贡献”的定义有很多种,而且香港与英国的关系也并非是单向的输送。

从“贡献”的直观理解来看,答案是“是,但有条件,且并非直接输血”。

首先,我们要明白当时香港的经济地位。在20世纪下半叶,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其蓬勃发展的经济,意味着大量的税收、贸易利润以及投资机会。这些经济活动,自然而然地会通过各种渠道对英国经济产生正面影响。

具体来说,香港对英国政府的“财政贡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税收和财政收入(间接):
殖民地财政独立性: 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一大特点是,大部分殖民地在财政上追求自给自足。香港尤其如此。香港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本地的税收,包括利得税、薪俸税、印花税、物业税、关税等。这些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用于香港本地的公共服务和发展,而不是直接上缴给伦敦的英国国库。
英国政府的“成本”: 英国政府在香港的驻军、部分行政开销以及外交代表的费用,构成了其在香港的直接财政支出。但相比于香港本地产生的经济效益,这部分支出可以说是相当划算的。
“贡献”的反向思考: 严格来说,香港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殖民地那样,将殖民地产生的巨额利润直接汇往宗主国,用于支撑英国本土的开销。相反,香港是一个能自我造血,并且对英国经济有带动作用的“宝石”。

2. 经济利益和投资机会:
贸易顺差和利润: 香港作为自由港,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重要枢纽。英国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活跃。英国企业在香港开展业务,赚取了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各种方式(如公司税、分红等)流入英国。
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其中也包括不少英国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这些机构在香港的投资和交易活动,为英国的金融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投资目的地: 许多英国企业将香港作为亚洲地区的总部或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这不仅为英国提供了投资机会,也为英国的公司带来了业务增长和品牌影响力。
英镑体系内的联系: 在回归之前,香港的货币港元与英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尽管后期港元与美元挂钩),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香港的金融稳定与英国的金融体系息息相关。

3. 战略和政治价值(间接的经济驱动):
“东方之珠”的地位: 香港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重要的贸易和政治据点。这种地位的维持,需要一定的财政投入(如驻军),但其带来的长期经济利益和国际影响力,远超于这些投入。
吸引人才和资本: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资本,其中也包括大量的英国移民和投资者。这种人才和资本的流动,间接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我们不能用“上缴税款”这样简单的方式来衡量香港对英国政府的财政贡献。更准确地说,香港是在一个“共赢”的框架下运作的。英国通过占有香港,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战略优势和国际影响力。这些利益的获得,是基于香港自身的繁荣发展,而非香港对英国政府进行直接的财政输送。

所以,如果有人问香港有没有给英国政府“财政贡献”,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香港并不像某些直接的殖民地那样,将自己的财政收入大量上缴给英国国库。 香港的财政是相对独立的,用于自身的发展。
但是,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往来以及英国企业在香港的盈利,香港的经济繁荣为英国政府和英国整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间接经济利益。 英国从香港的繁荣中获益良多,这些获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贡献”,只不过它是通过经济活动和市场机制实现的,而非政府间的直接财政转移。

可以说,香港是英国殖民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源输出地,而是一个主动的经济引擎,为英国带来了远超其在香港投入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虽然不是直接的“财政贡献”,但对于英国而言,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总而言之,香港在97之前,确实通过它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繁荣,为英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利益,这些利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间接的“财政贡献”。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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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问题,答案很简单:有一点。背后的原因却是详细得可以写成一本书。


讨论香港殖民地时代的问题,首先要记得香港之于英国,并不是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香港殖民地的地位是一个“Crown Colony" 皇家殖民地,归殖民地部管辖,总督由皇家特许状任命,税制等等高度自治,在成为殖民地之初,香港已经定位为与清帝国贸易的自由港,所以税收极低,甚至入息税也是在二次大战后才正式征收,英国在香港的官员,也无时无刻争取维持以至扩大香港的财政自主。香港山高皇帝远、收入稳定,历任总督有能力经常绕开殖民地部对香港财政收支的批核,自行经立法局通过预算案和重大工程开支,最终伦敦算是接受了现实,香港在1958年正式取得财政自主权。



香港对于英国经济的贡献,更多的是间接的,英资公司获益后以税款形式贡献给英国政府,例如香港的巴士直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都必须采购英国货;无论九广铁路、地铁列车、电气设备都是英国货。垄断香港对外通讯的大东电报局及其附属香港电话公司、国泰航空等等战略行业,都是英资公司。


香港直接贡献于英国政府的,主要是保卫香港本土的国防开支,不过国防部及其前身战争部,和殖民地部就这项开支经常扯皮:

  • 国防部认为殖民地向来应该为自身的治安和国防开支负责,如没有足够财源,殖民地部应该自寻出路而不是老是占帝国的便宜,而且香港在二次大战时也有以现金报效过”帝国圣战“(大雾),现在面对gc中国的威胁,更应该自行负责国防开支;
  • 殖民地部则认为应该分清香港”有能力支付多少“(how much it is able to pay)以及”应该支付多少“ (how much it should pay),并表示香港已经在二战中支援大量金钱,国防部不可以继续打香港的饥荒。(按: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辩证地看,国防部认为香港既有付钱的先例,则可一必可再;殖民地部认为给过了还要给是狮子开大口)
  • 财政部因为自身利益附和国防部,认为香港向来税率极低,政府负债轻微,有能力更多的为帝国防务贡献更多。

最终殖民地部顶不住压力,非正式地预告时任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准备支出这笔金钱,说这笔额外开支的80%将用在香港,同时狡猾地留了一条尾巴,提醒港督关于支付方式,是分期付款还是像“支援圣战”那时候一样一笔过支付,由港督建议。这等于付多少,如何付可以谈,有没有Yes, Prime Minister既视感?这条件优惠的差不多是乞求港督赏钱孝敬伦敦,当时欧洲百废待兴,香港以至亚洲的经济状况相对英国好一点,而且伦敦不少官僚眼红香港的低税率政策,认为香港居民完全有能力负担更多税负,分担财政开支。所以表面上是指令香港出点血,实质上是求爷爷支援后方。


殖民地部通知了葛量洪要孝敬之后,葛量洪和殖民地部正式交手就在1950-52年持续不断。殖民地部受国防部和财政部委托,以柔性手段写信给港督,甚至以"Dear Grantham" 亲爱的葛量洪为上款,"Yours ever" 你永远可信的人为下款,行文以商量语气为主,毫无趾高气昂的感觉。可是信里绵里藏针,以规劝的语气表示港督难以拒绝伦敦要求香港支付国防开支,甚至”提醒“港督的行动是需要向伦敦负责的。


葛量洪历任百慕大、牙买加两地辅政司、尼日利亚布政司,斐济总督兼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等要职,绝不是省油的灯。首先推诿财政司退休,难以及时回复贵部,回信拖延了整整4个月;然后拦腰砍一刀,回复部里说你要求的一千六百万港元咱给不了,一口价八百五十万,不要拉倒。殖民地部和财政部自然不同意,“深表遗憾”,东拉西扯信来信往一番葛量洪依然毫不松口,要不说没钱,要不就同意多付,却大讲程序,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交给立法局审核。众所周知立法局全体议员都由港督委任,督爷不点头谁敢投赞成票?最终葛督宪成功拖延到英国内阁决定从全球包括香港收缩军队规模,令两部难以继续施压支付原价,最后以八百万港元成交,用以支付香港的防务开支。上缴军费可以谈判可以拖延,主谋还是由大英帝国全力培养、根正苗红的大不列颠官员,新鲜不新鲜?顺带提一下八百万港元是什么概念,1956年香港政府收入4.54亿港元,等于拿收入的1.75%出来孝敬老佛爷,钱不少但还能应付。

之后每年香港和伦敦的谈判,都显示出伦敦难以从香港榨出更多现金直接支付与英国国库,港督似乎更着眼于把钱留在香港支持本土开支,而且金额总是不如财政部设想的多,凸显香港的财政自主程度事实上在1958年前已经很高,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控制也无法透过殖民地官员强有力地实施,他们似乎倾向蔑视伦敦官僚对港督以及在香港实施的政策指手画脚,企图保留更大的自主权。港督和官员们也认识到,伦敦从来都是以商业角度看香港,万一香港有一天成为伦敦的经济包袱,他们的自主权将无从说起,甚至放弃香港,所以历任港督都着力于提高香港的经济自持力,一方面彰显香港对英国商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增加抵挡伦敦插手香港内部事务的筹码。


所以香港回归后的高度自治,并非一下子从石头蹦出来,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英国获得的也远不止这些,还有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她得到一个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这个比财政收入值钱得多:


参考资料:

  1. Ure, G. (2012)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 Legislative Council Library (Ed.). (2011, December). Letters Patent. Retrieved February 26, 2018, from legco.gov.hk/general/en
  3. Tsang, S. (2007). Governing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Handover to China, 1862-1997. I.B.Tauris.
  4. CENSUS &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Retrieved February 26, 2018, from statistics.gov.hk/pu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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