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得到长足发展，是因为尊儒的结果，还是因为是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桎梏才得到的结果？
一、尊儒：儒家思想作为“根基”的强大生命力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尊儒”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儒家文化圈的基石，并为其带来了长足的发展。这里的“尊儒”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崇拜，而是一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贤智慧的尊重，以及将其思想转化为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实践过程。
系统性的思想体系与社会秩序：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义”、“礼”、“智”、“信”，以及由此衍生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一系列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这套体系提供了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和价值导向。在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古代，这种强调等级、责任、和谐的秩序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科举制度的建立，虽然也受到其他思想影响，但其内容很大程度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这使得儒家士人阶层得以壮大，并通过政治权力将儒家价值观推向社会各层面。
教育与知识的传承： 儒家历来重视教育，将学习视为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私塾、书院的兴盛，以及对经典的学习和注释，保证了儒家思想的代代相传。这种对知识和文化的重视，使得文化圈内部形成了共同的学习传统和价值认同，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适应性与包容性（有限的）： 尽管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和礼仪，但它并非完全僵化。在实践中，儒家思想也展现出一定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例如，在面对佛教和道教的传入时，儒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与儒家伦理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哲学流派（如宋明理学）。这表明，儒家思想并非一个封闭的盒子，而是能够吸纳外部养分，丰富自身的。
共同的文化符号与认同： 儒家思想塑造了文化圈内许多共通的文化符号，例如对孝道的强调，对文学艺术（诗词、书法、绘画）的审美偏好，以及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这些共同的文化基因，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纽带，也促进了文化圈内部的认同感。
二、摆脱桎梏：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
然而，将儒家文化圈的发展完全归因于“尊儒”则过于片面。恰恰相反，在许多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正是因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甚至在某些时期对传统儒家观念的“反叛”与“超越”，才使得文化圈获得了新的生机与发展动力。这里的“摆脱桎梏”并非完全抛弃儒家，而是对其进行反思、扬弃和创新，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
对僵化保守的儒学进行反思： 历代不乏对过于僵化、脱离实际的儒家说教进行批判的声音。例如，明清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就对君主专制下的“尊君”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主张“重民”和“学校公开”，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儒家的某些权力结构。他们并非否定儒家，而是呼唤回归儒家思想的更根本的人文关怀精神。
“体用之学”与“实学”的兴起： 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单纯地强调儒家伦理已不足以应对现实挑战。因此，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以及后来更彻底的“全盘西化”和“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虽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尤其是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否定，但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唤醒国民，追求更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价值观。这场运动虽然激烈，但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并为后来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埋下了伏笔。
文化圈内部的多元化与创新： 儒家文化圈并非铁板一块。日本的“尊王攘夷”，韩国的“民族精神”等，在学习和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也融入了各自的民族特色和历史经验。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虽然在政治体制上吸收了西方模式，但在伦理道德层面仍然保留了许多儒家色彩，同时又加入了许多日本本土的武士道精神等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韩国在经历殖民时期后，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韩国化”的改造，使其更贴近现实的社会需求。这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在本土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正是文化生命力的体现。
现代化的挑战与重塑： 进入近现代以来，全球化的浪潮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对所有传统文化都提出了挑战。儒家文化圈也面临着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找回自身定位的问题。这要求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刻的现代化阐释，例如如何理解儒家的“仁”在人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意义，如何处理儒家的等级观念与现代社会平等的诉求之间的关系等。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反思”与“重塑”工作，才使得儒家文化能够“活”下来，并继续在某些方面发挥作用。
总结：
因此，儒家文化圈的长足发展，是“尊儒”作为其文化基因的坚实基础，与“摆脱桎梏”下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尊儒”提供了发展的“根基”和“框架”。 它为文化圈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且有效的社会运行逻辑和价值体系，保障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摆脱桎梏”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它使得儒家文化能够不断更新自身，吸纳新的思想元素，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从而适应时代的变化，避免走向僵化和衰败。
可以说，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既需要尊重自己的传统，也要敢于质疑和超越传统。儒家文化圈的生命力，恰恰体现在这种在尊重与反思、传承与创新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如果仅仅停留在“尊儒”，则可能导致僵化，最终被时代淘汰；如果彻底“摆脱”了儒家思想，则可能失去文化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巧妙结合，造就了儒家文化圈的独特而持久的生命力。
网友意见
儒家文化圈历史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扩张，是秦始皇平百越。
显然这和尊儒没有任何关系。
这次扩张的重要意义在于，作为“儒家文化圈”的核心，中华文明的地理范围从东亚中部温带季风平原地带，扩展到了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乃至扩展到了热带沿海平原。
拥有两个气候带的中华文明，在物质上获得了两个文明发展基础。从风险角度说，这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较高的生存可能性、较高的风险承受力。从成果角度说，这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远比其他地区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
后来汉武帝时期又对西域进行了开拓，一度获得了西北内陆地区的控制权，势力延伸到了中亚。只不过终究没有征服大宛，所以没有能够像秦征百越在南部远端的红河三角洲建立统治核心一样，在西北远端建立一个统治核心。更不用说像周朝灭商一样，在燕山南北建立统治核心、控制东部平原的出入口了。倘若汉武帝成功解决了大宛、在大宛建立起一个能够动员戍卒三万的统治核心，那么中华文明对西北内陆的控制也可以达到质的飞跃。没有达到就是没有达到。后来要等到创建兵团才算取得了一点差强人意的效果。
所以比较起来，两千多年没有一次扩张达到秦始皇这次的效果。后来具体而微的一些扩张倒也是有的。例如说近现代张作霖时期竭尽全力移民东北。虽然张作霖是个土匪，但是基本的农民思想让他懂得深固根本的重要意义，能够下大力气移民实边。所以，尽管张作霖不是一个先进人物，但是优秀还是谈得上的。虽然是个土匪，但是张作霖终究还是个农民。到了他的儿子张学良，虽然他的儿子在某些方面比他进步一些，比如说，据说他的儿子听过周杰伦的歌，但是显然不懂种地，就把一个好局败坏掉了。
所以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圈”最重要的一次扩张，其实和儒家没有什么关系。
儒家也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
因为他提供了中国古代国家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
政治理念。
中国古代国家是一种跨越了个人直接影响范围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需要一个明确的核心作为组织成员奉行的基本理念，从而保持一致的管理方向、维持组织凝聚力。
这与其他地区常见的以个人魅力为核心的组织形式是不同的。我们读国外历史，常见的记录方式都是围绕个别英雄人物来进行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是其核心。原因是他们的政治生活主要是这些内容。一个领主带着一大家子人，以及几个心腹骨干，还有一支不大不小的卫队，就实现了对一个小地区的统治。步兵几天能到的地区，就是他的核心本土。骑兵几天能到的地区，就是他的一般控制区。大军在农闲时节可以作战的地区，就是他的极限范围。极限范围之内，就只能依靠各种血亲、姻亲关系来维持，形成了复杂的联姻、封建体系。在很多地区，所谓的国家政权，甚至只能依靠部落这个超大规模的血亲集团来维持基本统治。这就导致国家政权始终在与部落的斗争，社会组织阶段停留在部落时代。这和汉武帝时期十几万大军脱离后方攻击前进几千里的组织能力，唐玄宗时代驿传体系能够将易腐败的水果如荔枝在口感衰退前运抵的命令传递能力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法家经过多年努力，尝试建立起了世界史上第一个逻辑严密秩序严整的治理体系。此后一直到近两千年后，欧洲国家才开始建立这样的治理体系。除此之外最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居然是以犹太教及其衍生品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代表的各类宗教。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由于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都生活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下，中国人一旦提到国家政权，就会想当然的以为是中国这种直接针对个人、最多面对宗族的治理形式，而很难想象那种类似于土司形式的治理结构。
土司形式的治理结构最需要的是神化。比如说“自古以来就统治这个地区的家族”，尊奉神明的宗教教团。神学提供了这种原始的直接治理结构的核心理念。
作为一个庞大的、多元的国家，神学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远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治理力量。比如说神圣化的汉唐皇帝，他们的王朝依旧会轻松崩溃。汉惠帝死后到汉文帝即位，激烈的内部斗争直接否定了皇帝的神圣性。汉少帝连着死了两个，汉文帝只是因为外戚势力弱小才被拥立。汉元帝以后在出版技术尚且不存在的技术背景下，竟然依旧有书籍传抄出来，公然叫嚣汉朝气数已尽。王莽甚至直接篡位。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学营造合法性，结局不过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小皇帝。小皇帝，大名士，东汉可谓早早掌握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精髓。这样的情况下神学早早就被证明毫无作用。
不仅如此，黄巾大起义甚至证明神学的力量剥削阶级可以用，被剥削阶级也可以用。
后来这种东西就主要在未受黄巾大起义波及的南方地区流行了。《搜神记》也在南方诞生。但是很快南方地区也发现了神学的奥义。于是道教大起义打得东晋政权溃不成军，到了梁武帝时期甚至被迫选择疯狂抬高佛教来压制道教。而佛教很快就暴露出比道教还可怕的侵蚀能力，结果就是崇信佛教的北齐和南朝一起走向崩溃，而直截了当灭佛的北周横扫天下。
神学早早就被证明指望不上。后来武则天时代再一次崛起，很快就搞得民不聊生。元朝也高度推崇佛教，结局是总共也没干了一百年就走人了。
经过几次混乱之后，排斥各种神学但是又杂糅了神学的儒家成为主流的统治思想。
有意思的是，儒家思想基本上都是胜利者所选择而不是创造胜利。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的确，胜利者在干完历史以后，在书写历史的时候选择了儒家。但是儒家通常都是失败者。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历史是胜利者创造的，是失败者书写的。
儒家是中国古代国家创建后选定的核心理念，但不是中国古代国家创建时的核心理念。
儒家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喜欢追溯到周公。但是如果你提到周公存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又会说周公不是儒家。比如说周公辅成王的时候，以周王自居，引发周朝内战。这个事情一问出来，有一些儒粉就跟我说周公不是儒家。行行行，周公不是儒家，你是。
儒家的开创者是孔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对这个时代发展趋势的定义是礼崩乐坏，要求恢复周礼。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到，这个时代的实际发展趋势是制礼作乐。当然这二者也可以统一起来：
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没了半杯水，乐观主义者看到的是还有半杯水。
或者更加统一一些：
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地面被挖了一个大坑，乐观主义者看到的是地基挖好了。
还可以再统一一些：
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花儿落了，乐观主义者看到的是果子熟了。
林黛玉式的儒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方向不对。
在制礼作乐的时代哭丧着脸说礼崩乐坏，浑然不知道周礼是怎么监于二代的。这就是典型的只知道吃大米，不知道种粮食。只知道说大米好吃，不知道种稻谷的时候要先把地挖开——种稻谷这个说法也是会造成理解困难的，因为这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围，要说种大米才行。
尊儒在历史上有几次典型的事例。
比如说西汉。西汉一开始走的是黄老学说，采用的基础制度是秦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制度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在汉武帝尊儒以前，儒家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发展土壤。比如说汉文帝时期，有人制造黄龙现世的祥瑞，要求汉朝废除延续自秦朝主刑杀的水德，改为厚德载物的土德。这个大规模造假行为很快就被当时还活着的、汉朝的老丞相、法家代表人物张苍给戳穿了。伪造这个祥瑞的人被夷三族。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豪强地主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了，希望进一步获得无限制剥削的权力。那么严厉打击不法行为的秦法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同时汉朝也经常将各地豪强地主的核心人物连根拔起，抓到关中给皇帝守陵。这些人就积极结交权贵子弟，形成了庞大的代言人群体。司马迁就对这些人给予深刻的同情，痛批酷吏在各地残酷地屠杀豪强地主、将土地分给民众的行为。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就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青睐，获得超越其他学派的发展机会。经过汉武帝的大力提倡，到了汉元帝时代，甚至要求公文建言献策论述政策措施时必须引用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儒家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行迁徙各地豪强地主守陵的法令就被废弃了。后来，大将陈汤凭借斩杀匈奴单于的军功，依旧遭到大儒匡衡等人的严厉打击。陈汤的政治理念就是坚持要求恢复徙陵制，要把各地豪强势力强行抓去守陵。后来陈汤就被流放到西北边疆去了。那个时候匡衡早就倒了。所以打击陈汤的并不是匡衡一个人，而是一派人。这些人打击陈汤，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政治。值得一提的是，匡衡出身于相对贫苦的阶层，凿壁偷光就是匡衡。但是很显然，刻苦攻读以后，他成为了剥削阶级的代言人，而且是剥削阶级当中要求无限剥削的那一派的代言人。儒家的依附性在此暴露无遗。
儒家就是依附于剥削阶级存在的。
汉元帝时代对儒家的尊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于是汉朝就灭亡了。
与秦朝灭亡不同。秦朝灭亡一般认为是步子太大了。比如说匆忙统一造成经济崩溃，反对势力太大，穷兵黩武。诸如此类。汉朝灭亡则是由于社会治理理念错误，导致养出来越来越重的社会矛盾，最后无法控制，社会总崩溃。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秦朝是奋六世之余烈，然后二世而亡。汉朝也是差不多的情况。秦宪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六代人（只算秦孝公以后，是六个君主，也可以说是六世）。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到汉宣帝自己是七代人，然后汉元帝时斩了匈奴单于，说奋七世之余烈是可以的。然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有个侄子王莽，成功篡位。后来汉光武帝就把自己过继给了汉元帝，搞了出少康中兴。所以，东汉王朝认证了的：
西汉尊儒以后，二世而亡。
这和秦朝二世而亡不是一回事了。
秦朝是仓促之间治理不了诺大一个国家。汉朝是历经多年努力，成功养出了一个大毒瘤，自爆了。
其实儒家的历史还是很清楚的。
前几天分析剥削阶级得势以后的历史，其实儒家是全程参与了的：
首先，右派努力压制民众的能力。（汉武帝时期儒家兴起）
接着，民众无法识别右派的伪装。（东汉时期的儒家名士是顶峰）
然后，右派利用愤青消灭左派和理智派。（西汉后期迫害陈汤是一个具体事例，东汉时代才是高峰期）
最后，民众决定不加区分地消灭整个统治集团。
经过这样的几次折腾以后，就会呈现出西汉—新莽—东汉—三国—两晋—五胡乱华的循环。
然后经过一次这样的循环以后，接下来水平更低的治理，就是隋唐—五代—两宋—金元的循环。
再低就是清了。清是治理能力达到顶峰而政治格局降到底线。
再低，就是灭种。
新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社会成就，简言之，就是摆脱了儒家桎梏。
尊儒既是立场问题，又是智力问题。
孔子就是反儒第一人，
朱熹不摆脱儒学的桎梏也创立不了理学。
儒家每一次大发展，都是推翻之前的儒学桎梏。
比如董仲舒，他就是推翻秦儒学说，建立自己儒学。
所以看问题，要格物致知去看。你的目的是什么？这才重要。
而不是东施效颦。刻舟求剑，邯郸学步最后在一个叶公好龙。这要能成事才怪。
反对权威主义，反对保守派，这本就是儒家所一贯推行的。
尊重儒家，你首先就要具备，君子不器的思想。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择不善而改之。
不要学儒家，学一个人家在发展改正，你非揪着他的错误不放，做一个闻丑而博的负能量黑洞。这有啥用？
马克思主义为啥先进，就是看到了事物的内涵。早先学马哲的时候不以为然，觉得也都是废话。
现在发现，马克思是真的牛逼。
孔子也是真的牛逼。
现在的人真的该多思考一下正名和矛盾。
尊儒，不表现在拜孔子上。尊马，不表现在倒背宣言上。但很多人很明显不喜欢区分名词，他们喜欢一次次搞臭一个名词。
公知，本是中性词，但大家不是反对其中的坏人，而是直接把这个名词定义成贬义词。
你把儒家定义成一个贬义词，这样的儒家我也不喜欢。你把儒家定义的是一个中性词，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也无可厚非。你把儒家定义成一个褒义词，那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
我一直说这个问题，但没有人在定义上讨论。争辩起来你说的是驴子我说的是马，还能吵的不亦乐乎。还有的人，莫非是真的觉得会有人能公开发表支持封建帝制的言论？或许吧，人只能构想出低于或者等于自己智商的角色。还有就是，只是为了发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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