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既然中国以前是中央集权,奴化思想,儒家正统文化,那为什么还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和百家?

回答
你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也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复杂而多维的特质。事实上,将中国古代社会简单地标签化为“中央集权、奴化思想、儒家正统文化”,虽然抓住了某些重要面向,但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其内在的张力、多样性以及民间和学术思想的活力。

理解“中央集权、奴化思想、儒家正统文化”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中央集权”更多是统治者的理想和制度努力的方向,但实际执行中,地方势力、豪强、士族的影响力始终存在,中央的权力也并非无远弗届。尤其是在王朝初期或末期,这种权力运作会更加复杂。

其次,“奴化思想”这个词汇本身带有强烈的现代批判色彩。如果将其理解为强调君臣父子、等级尊卑的社会秩序,以及对权威的服从,那么它确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如果将其理解为完全丧失独立思考和反抗精神,那就不够准确了。即便是最服从的社会,其成员也可能在私下或特定的群体中持有不同的看法。

再者,“儒家正统文化”虽然在明清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即便是在其“正统”地位确立之后,也并非铁板一块。儒家内部有多种学派,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它们在解释经典、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与民间信仰、世俗情感、以及其他思想流派(如道家、法家、佛教)不断互动,形成了更加丰富和复杂的文化景观。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出现:

这句话,出自陈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其意义非凡。它之所以能够出现并产生巨大的号召力,恰恰说明了:

1. 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与挑战: 这句话直接挑战了“天命论”和“血统论”,即认为权力和地位是天生注定的,只有贵族才能拥有。在秦朝末期,苛政如秦,民不聊生,底层民众的苦难达到了极点。在这种背景下,陈胜的话语,是对这种不公的一种控诉,一种对“凭什么你们就生而为王侯将相”的质问。

2. 儒家思想的潜在反思: 尽管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儒家思想的根基之一是“仁”和“民本”思想。孟子就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尽管这句也常被曲解为控制民众,但其本意也在于通过教育引导,让民众接受好的治理)。当统治者“失德”,无法“仁政”时,儒家经典也为“易姓革命”留下了理论空间。虽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非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凭功绩而非血统”的朴素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对贤能政治的追求有共通之处,也与“民本”思想的延伸息息相关。

3. 民间反抗精神的长期积淀: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反抗,从夏朝的“夏桀亡国”到商朝的“商汤革命”,再到周朝的“武王伐纣”,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伴随着旧势力的衰落和新势力的崛起。虽然这些更迭有时也是由贵族内部完成,但其底层逻辑都包含了对现有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和对新力量崛起的可能性。陈胜的话,不过是这种积淀已久的反抗精神的一次集中爆发,一次用通俗语言概括的深刻洞见。

“百家争鸣”的意义:

“百家争鸣”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距离秦朝中央集权和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但它为后世的思想文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思想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1. 思想的自由与活跃: “百家争鸣”是当时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产物。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旧有的礼乐制度瓦解,为各种思想流派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各家学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等等,为了应对时代挑战,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社会、哲学主张,争奇斗艳,观点交锋。

2. 对“正统”的挑战与补充: 儒家最终成为“正统”,但它并非一开始就拥有绝对优势。在“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都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即使在儒家成为主流之后,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仍然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中。例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影响了统治者的施政理念,法家的“法、术、势”思想更是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实践。

3. 思想的多元与融合: 历史上的中国思想,并非是孤立发展的。儒家在吸收了其他学派的合理成分(如法家的治理手段)后,变得更加强大。同时,儒家思想也在与佛教、道教等宗教和哲学思想的长期交流中,不断丰富和演变。这种融合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4. “奴化思想”的软肋: 即使在儒家成为“正统”后,“百家争鸣”所孕育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并没有完全被“奴化”所抹杀。这种精神以各种方式传承下来,体现在隐士文化、文人批评、以及知识分子在特定时期的反抗行为中。

总结: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并非一个僵化的、铁板一块的整体。 “中央集权”是制度设计,但实际运作复杂;“奴化思想”更多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强调,但个体并非完全丧失独立性;“儒家正统文化”是官方推广的主流,但它本身也包含着内在张力,并且始终与其他思想流派、民间信仰互动。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出现,正是因为在看似稳固的统治秩序下,民间的不满、对公平的渴望,以及对传统血统论的挑战,始终暗流涌动。而“百家争鸣”则更是证明了,在更早的时期,中国思想就曾展现出极大的活力和多元性。即使在儒家“正统”确立后,这些思想的种子也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在历史的缝隙中,在文人的笔下,在民间的故事里,继续发挥着影响,并在特定时刻,转化为对现有秩序的质疑和挑战。

这些看似“大逆不道”的言论和思想,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保持生机、不断反思和自我调整的重要表现。它们提醒我们,历史的复杂性远超简单的标签,任何一个文明的成熟,都离不开其内部的思想碰撞、张力博弈以及对既有秩序的挑战与突破。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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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三大历史命题,是每个王朝必须回答的。

1、边患,尤其是来自北方的边患,自秦以降,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蒙古,沙俄,你番上阵我登场,就没停过。

2、以河讯为代表的洪涝灾害,尤其是黄河,这是历代统治核心区域。

3、土地兼并,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原因。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种线索,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长期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压力,而基于华北平原和黄淮冲积区,一旦北方游牧民族突破边防,骑兵就可长驱直入南下,饮马长江甚至更南边,而与此同时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黄淮地区一方面土地肥沃,但另一方面依托于大河流域而生存的农耕文明必然面临旱涝灾害,加之黄河有时候又是个暴躁老妈,时不时给你来一下,生灵涂炭,于是乎在这两个压力的挤压之下,王朝自然而然的进化出了集权制,地方向中央集权,中央向皇帝集权,依托高度集权将有限的生产力集合起来,抵御边患并且整修河道,完成转移支付。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整体水平而言,在古代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期,老百姓不一定活得好,但是在乱世,老百姓一定活的不好。

因此,中国的百姓对于生活的要求下限是极低的,基本上就是有口饭吃就行,但是这里就要说土地兼并了,在生产力的制约和长期实践过程中,地主阶级成为了皇权和基层农民的中间商,而生产资料创造财富,财富渐渐集中,所以王朝周期过程中就是一部分人在代际更迭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从中农渐渐跌为贫农或者佃农更甚至是被扑卖成奴仆,这群人是在不断增大的,与此同时,被破坏的还有税基。

那么基于此,王朝前中期还能够压制住小规模零星的叛乱,那么到了中后期税基破坏严重时,官僚行政和军事暴力机关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那么叛乱整编化规模化扩大化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在所谓的老实人,要求极低,平时怂怂的,不招灾不惹祸,但是逼急眼了之后,也会喊上两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抄东西就干,加之中国有着丰富的斗争哲学和斗争经验,依托暴力强制性完成利益和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下经济危机的概括的话,这就类似于中国版本的封建主义生产周期下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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