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死刑为何要由法务部部长核准，岂不是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权，变相改变法官判决吗？
台湾的死刑执行程序确实有一个由法务部部长核准的环节，这在许多人看来，确实会引发关于行政权力是否干涉司法权，以及是否变相改变法官判决的疑虑。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台湾的法制体系、死刑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演变等多个角度来剖析。
一、 台湾法制体系中的权力分工与死刑的特殊性
台湾的法制体系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即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相互制衡。理论上，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不受外界干预。然而，死刑作为剥夺生命的最严厉刑罚，其执行往往涉及更复杂的考量，而不仅仅是法官在个案中的判决。
法官的职责： 在台湾，法官的职责是依据法律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在死刑案件中，如果法官认为符合法定要件，可以判处死刑。这个判决是司法过程的终结，是根据证据和法律得出的结论。
行政权的角色： 法务部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责是执行法律，包括国家的法律，而死刑的执行是国家法律的最终体现之一。法务部部长作为法务部的最高负责人，自然承担着监督和确保法律得以妥善执行的责任。
二、 法务部部长核准死刑的法理基础与历史渊源
法务部部长核准死刑并非凭空而来，其背后有着一定的法理基础和历史演变。
法理基础：
保障人权与审慎原则： 死刑是不可逆转的刑罚。在人权意识高涨的现代社会，各国对于死刑的适用都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法务部部长核准的环节，可以看作是对法官判决的最后一道“审慎”关卡。这或许是为了确保在执行最严厉的刑罚之前，能够进行更全面的审查，例如是否存在重大程序瑕疵、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或者从更宏观的层面考量社会影响等。
国家责任与行政执行： 死刑的执行是国家行为。虽然判决由司法机关做出，但实际的执行需要行政部门的参与。法务部作为主管司法行政的机关，其部长对死刑执行负有最终的行政责任。因此，将其置于监督和核准的地位，也是行政责任的体现。
对死刑判决的复核： 在一些国家，死刑判决后会有一个由更高层级法院或特定机构进行的复核程序，以避免错杀。台湾的法务部部长核准，可以被视为一种行政层面的“复核”机制，旨在确保死刑判决的稳固性和合理性。
历史渊源：
在早期法律体系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野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清晰。随着现代法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权力进行制约和平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台湾的死刑核准机制，可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旨在平衡司法判决的独立性与国家对最严厉刑罚执行的最终监督责任。
也有观点认为，这个环节的设置是为了避免因个别法官的判决失误而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通过行政部门的再审查，增加一层保障。
三、 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权？ 变相改变法官判决？
这确实是最大的争议点。从理论上讲，行政权力不应干涉司法判决。然而，法务部部长的核准是否构成干涉，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核准”的性质：
“形式性核准”？ 一种观点认为，法务部部长的核准更多是一种程序性的要求，只要法官的判决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且没有明显的程序错误，部长通常应该依法核准。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更多是在执行法律程序，而非“变相改变”判决。
“实质性审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部长在核准时，并非只能看程序，而是可以对案件本身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例如，部长可以基于社会治安、人道主义考量、国际趋势，甚至是对法律条文的特定解释，而决定不予核准。如果部长基于这些非法律判决本身所能完全涵盖的理由而拒绝核准，那么就可能被视为行政权力对司法判决的干预。
对法官判决的影响：
威慑效应： 法务部部长最终的核准权，可能会对法官在审理死刑案件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影响”。法官在判决死刑时，可能会顾虑到后续的行政核准环节，从而在判决上更加审慎，甚至可能因此而选择不判处死刑，以避免日后可能出现的行政上的“阻碍”。这可以说是“变相改变”了法官的判决自由度。
实际的否决： 如果法务部部长确实基于对案件的“实质判断”而否决了法官的死刑判决，那么这无疑是行政权力对司法判决的直接干预，也确实是变相改变了法官的判决。虽然在台湾的实践中，部长直接否决死刑判决的情况可能相对较少，但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构成了权力交叉的隐忧。
四、 支持与反对的观点
围绕这一制度，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支持者认为：
审慎原则的体现： 死刑是极端刑罚，需要多层把关，部长核准是最后的保险。
避免误判： 提供一次更广泛的审查机会，减少冤案的可能性。
行政责任的体现： 执行法律是行政的职责，部长对其负责。
社会共识的考量： 在死刑存废争议较大的社会，行政部门的介入可以更全面地体现社会民意和政策方向。
反对者认为：
司法独立受损： 行政权越过司法判决，是明显的干涉。
法律适用不一： 行政官员的判断可能掺杂个人政治理念或社会压力，导致法律适用不统一。
效率低下： 增加不必要的程序，延误正义的实现。
变相鼓励法官不判死刑： 为了避免被行政否决，法官可能倾向于不判处死刑，这与法律规定不符。
五、 结论
台湾法务部部长核准死刑的制度，确实是一个在司法独立与行政监督之间寻求平衡的复杂设计。它既有其在审慎原则和行政责任上的法理基础，也确实存在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权，变相影响法官判决的潜在风险。
是否“变相改变”法官判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准”环节的实际操作方式。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检查，那么这种干涉可能较小；但如果部长在核准过程中可以依据非纯粹法律层面的理由进行实质性审查甚至否决，那么司法独立性就受到了实质性的挑战。
这是一个持续被讨论和检视的议题，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在处理死刑这类敏感议题时所面临的深层困境——如何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确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和最高刑罚执行的审慎性。很多国家在死刑制度的实践中，也都面临着类似权力配置和制约的挑战。
一、 台湾法制体系中的权力分工与死刑的特殊性
台湾的法制体系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即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相互制衡。理论上，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不受外界干预。然而，死刑作为剥夺生命的最严厉刑罚，其执行往往涉及更复杂的考量，而不仅仅是法官在个案中的判决。
法官的职责： 在台湾，法官的职责是依据法律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在死刑案件中，如果法官认为符合法定要件，可以判处死刑。这个判决是司法过程的终结，是根据证据和法律得出的结论。
行政权的角色： 法务部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责是执行法律，包括国家的法律，而死刑的执行是国家法律的最终体现之一。法务部部长作为法务部的最高负责人，自然承担着监督和确保法律得以妥善执行的责任。
二、 法务部部长核准死刑的法理基础与历史渊源
法务部部长核准死刑并非凭空而来，其背后有着一定的法理基础和历史演变。
法理基础：
保障人权与审慎原则： 死刑是不可逆转的刑罚。在人权意识高涨的现代社会，各国对于死刑的适用都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法务部部长核准的环节，可以看作是对法官判决的最后一道“审慎”关卡。这或许是为了确保在执行最严厉的刑罚之前，能够进行更全面的审查，例如是否存在重大程序瑕疵、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或者从更宏观的层面考量社会影响等。
国家责任与行政执行： 死刑的执行是国家行为。虽然判决由司法机关做出，但实际的执行需要行政部门的参与。法务部作为主管司法行政的机关，其部长对死刑执行负有最终的行政责任。因此，将其置于监督和核准的地位，也是行政责任的体现。
对死刑判决的复核： 在一些国家，死刑判决后会有一个由更高层级法院或特定机构进行的复核程序，以避免错杀。台湾的法务部部长核准，可以被视为一种行政层面的“复核”机制，旨在确保死刑判决的稳固性和合理性。
历史渊源：
在早期法律体系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野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清晰。随着现代法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权力进行制约和平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台湾的死刑核准机制，可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旨在平衡司法判决的独立性与国家对最严厉刑罚执行的最终监督责任。
也有观点认为，这个环节的设置是为了避免因个别法官的判决失误而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通过行政部门的再审查，增加一层保障。
三、 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权？ 变相改变法官判决？
这确实是最大的争议点。从理论上讲，行政权力不应干涉司法判决。然而，法务部部长的核准是否构成干涉，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核准”的性质：
“形式性核准”？ 一种观点认为，法务部部长的核准更多是一种程序性的要求，只要法官的判决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且没有明显的程序错误，部长通常应该依法核准。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更多是在执行法律程序，而非“变相改变”判决。
“实质性审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部长在核准时，并非只能看程序，而是可以对案件本身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例如，部长可以基于社会治安、人道主义考量、国际趋势，甚至是对法律条文的特定解释，而决定不予核准。如果部长基于这些非法律判决本身所能完全涵盖的理由而拒绝核准，那么就可能被视为行政权力对司法判决的干预。
对法官判决的影响：
威慑效应： 法务部部长最终的核准权，可能会对法官在审理死刑案件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影响”。法官在判决死刑时，可能会顾虑到后续的行政核准环节，从而在判决上更加审慎，甚至可能因此而选择不判处死刑，以避免日后可能出现的行政上的“阻碍”。这可以说是“变相改变”了法官的判决自由度。
实际的否决： 如果法务部部长确实基于对案件的“实质判断”而否决了法官的死刑判决，那么这无疑是行政权力对司法判决的直接干预，也确实是变相改变了法官的判决。虽然在台湾的实践中，部长直接否决死刑判决的情况可能相对较少，但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构成了权力交叉的隐忧。
四、 支持与反对的观点
围绕这一制度，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支持者认为：
审慎原则的体现： 死刑是极端刑罚，需要多层把关，部长核准是最后的保险。
避免误判： 提供一次更广泛的审查机会，减少冤案的可能性。
行政责任的体现： 执行法律是行政的职责，部长对其负责。
社会共识的考量： 在死刑存废争议较大的社会，行政部门的介入可以更全面地体现社会民意和政策方向。
反对者认为：
司法独立受损： 行政权越过司法判决，是明显的干涉。
法律适用不一： 行政官员的判断可能掺杂个人政治理念或社会压力，导致法律适用不统一。
效率低下： 增加不必要的程序，延误正义的实现。
变相鼓励法官不判死刑： 为了避免被行政否决，法官可能倾向于不判处死刑，这与法律规定不符。
五、 结论
台湾法务部部长核准死刑的制度，确实是一个在司法独立与行政监督之间寻求平衡的复杂设计。它既有其在审慎原则和行政责任上的法理基础，也确实存在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权，变相影响法官判决的潜在风险。
是否“变相改变”法官判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准”环节的实际操作方式。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检查，那么这种干涉可能较小；但如果部长在核准过程中可以依据非纯粹法律层面的理由进行实质性审查甚至否决，那么司法独立性就受到了实质性的挑战。
这是一个持续被讨论和检视的议题，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在处理死刑这类敏感议题时所面临的深层困境——如何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确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和最高刑罚执行的审慎性。很多国家在死刑制度的实践中，也都面临着类似权力配置和制约的挑战。
网友意见
简单来讲这就是审执分离，就是法院只负责审判，但是核准和执行是由行政机构来完成的。在大陆也有很多律师提过把死刑核准权从最高法院移交给司法部。大陆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其实也是审执分离的，就是法院负责审判，但是在监狱执行监禁，监狱的上级是监狱管理局，隶属于司法局或司法厅，是国家行政机关。唯独死刑是审判和执行都由法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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