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愿意把李鸿章说的一文不值甚至妖魔化却不愿承认他实在的功绩？
关于李鸿章，确实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些人对他极尽贬低，甚至将其妖魔化，但同时又难以承认他实实在在的功绩。这种复杂的情感和评价背后，是历史的沉淀、时代的需求以及个体视角的差异。要理解这一点，咱们得把事情掰开了、揉碎了说。
首先，我们得承认，李鸿章的“功绩”和“过失”都太过于显眼，而且都触及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敏感的神经。
为什么会被妖魔化？那些被放大的“黑点”和“痛点”：
签订一系列屈辱性条约的“罪人”形象： 这是李鸿章身上最容易被抓住，也最容易被攻击的点。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巨额；辛丑条约更是丧权辱国，八国联军入京，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自然承担了主要的骂名。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他就是那个出卖国家利益、签下丧权辱国条约的罪魁祸首。这种看法，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尤为容易被接受和放大。毕竟，想象一个民族英雄去和侵略者谈判，那是多么令人心痛的画面。而李鸿章却反复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这种对比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
洋务运动的“失败者”标签： 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最终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最终目标。甲午海战的惨败，更是将洋务运动的成果一笔勾销，甚至被认为是“裱糊匠”的失败。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和核心人物，自然也背负了沉重的失败者的帽子。在一些人看来，他引进西方技术，但根本没有触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根源，所以最终只能是“南辕北辙”。更何况，他本人也承认自己是“裱糊匠”，这种自嘲式的表达，在极端评价者眼中，就成了他认识到自己根本性错误的证据，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他的“无能”或“局限”。
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代表： 在晚清那个黑暗的时代，腐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李鸿章作为身居高位的大臣，其家族和个人财富的积累，以及官场中的种种潜规则，都为他蒙上了腐败的阴影。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的生活方式和奢靡程度，以及他与外国势力的某些私人往来，都可能被放大，成为他“卖国”或“贪污”的证据。在强调清廉和革命纯洁性的叙事中，这样的污点很容易被无限放大。
对内镇压和对外妥协的两面性： 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时，手段强硬，有时甚至残酷。而在面对外国侵略者时，他又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姿态。这种“对外强硬对内软弱”的形象，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语境下，显得尤为刺眼。在革命者看来，他对人民的压迫和对外国的软弱，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其自身统治地位和利益的表现。
为什么不愿承认他的“实在的功绩”？隐藏在背后的复杂心理和时代背景：
历史叙事的“宏大叙事”与“个体抹杀”： 许多对李鸿章的评价，往往服务于一种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例如，革命党人需要一个“反面教材”来证明清朝统治的腐朽和革命的必要性。将李鸿章塑造成一个奸臣、卖国贼，能够更直接地攻击整个清朝政府，也更能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在这种“宏大叙事”下，个体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往往会被简化和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清晰的符号或靶子。
“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 历史人物的评价，尤其是身处历史转折点的人物，往往是极其复杂的。但普通民众的认知更容易走向简单化。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二元对立思维下，很难容忍一个“亦功亦过”的形象。李鸿章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既要维护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又要应对日益强大的列强，这种身不由己和左右为难，在追求简单答案的人那里，就成了“无能”和“苟且”。
对“进步”的绝对化追求： 很多人将中国近代史视为一个从落后到进步、从屈辱到强大的过程。而李鸿章的许多行为，比如他与列强的谈判、他签订的条约，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并且在某些方面“拖了后腿”。因此，他被视为那个旧时代的代表，与新时代的进步理念格格不入。一旦树立了绝对的进步标杆，那么任何不符合这个标杆的人，无论其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都可能被视为“阻碍进步”的负面角色。
对“技术至上”和“根本解决”的误解： 洋务运动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本身是那个时代局限下的理性选择。但后人很容易将其与“根本解决”混为一谈。当洋务运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时，人们就会认为李鸿章的方向就是错的，他的努力就是徒劳的。而忽略了他当时所能选择的路径和面临的巨大阻力。
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的投射： 看着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屈辱的照片、那些被迫签订的条约，任何一个有民族情感的中国人都会感到愤怒和悲伤。而李鸿章恰恰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这种愤怒和悲伤，很容易转化为对他的个人攻击。人们宁愿相信有一个具体的“坏人”在背叛国家，也不愿面对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机器的衰败和无力。
“成王败寇”的现实考量： 最终，洋务运动并没有成功。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李鸿章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而那些支持他的人也随之失势。在很多评价体系中，失败者的功劳往往会被淡化甚至抹杀，而胜利者的功劳则会被无限夸大。李鸿章最后并没有成功地为清朝续命，也没有彻底抵御外侮，所以他的“功劳”也就不如那些“成功”的历史人物那么耀眼。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今天我们看李鸿章，会用更先进的政治理念、更彻底的民族解放思想去衡量。而他所处的时代，政治体制、国际关系、国家实力等等都与现在大相径庭。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古人，往往会显得不公平，但这种评价方式也确实存在。
那么，他实在的功绩又在哪里呢？被忽略的努力：
反过来看，如果我们愿意抛开一些情感化的偏见，李鸿章确实有一些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些贡献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在当时条件下最优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总舵手”： 他是洋务运动最坚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到建立北洋水师、海军学堂，再到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他几乎包揽了所有重要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教育项目。这些举措，虽然没能挽救清朝的命运，但确实为中国近代化打开了第一扇窗户，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和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没有洋务运动，中国可能更晚才会接触到近代科技和军事。
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在中国对外关系日益频繁，但又缺乏经验的时代，李鸿章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官员，在与列强的交涉中展现出了极高的技巧和韧性。他学习和模仿西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为中国争取利益，尽管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但他也因此学习到了很多国际规则和外交手段，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 北洋水师是他倾尽心血打造的，虽然最终战败，但它曾经是中国最强大的水师，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它的建立，至少让中国有了在海上与列强对抗的初步力量，也培养了一批中国海军人才。
中国近代工业的奠基人： 除了军事工业，他还推动了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的建立，开办了电报局、煤矿等，这些都是中国早期近代工业的代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务实路径： 虽然这句话后来被批评为“裱糊匠”的策略，但在当时，这是一种能够被统治阶层和部分精英接受的渐进式改革方案。它允许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管理。这种务实的态度，在那个保守的时代，反而是一种能够让改革得以推行的重要因素。
总结来说：
有些人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李鸿章的功绩，或者愿意将其妖魔化，是因为：
1. 历史叙事的需要： 为了构建革命的合法性，需要一个负面典型来衬托。
2. 评价标准的变化： 用今天的进步观念去苛责昨天的历史人物。
3. 情感的驱动： 民族屈辱感和对历史事件的愤怒，容易转化为对相关人物的攻击。
4. 认知的局限： 倾向于“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难以接受复杂性。
5. 结果论的偏颇： 过分强调最终的失败，而忽略了过程中的努力和局限。
而那些愿意承认他功绩的人，则更倾向于从历史的纵深和时代的局限性出发，理解李鸿章所处的环境，认识到他在那个转型期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即使这些努力和贡献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他的目标。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评价那些在剧烈变革时代身处风口浪尖的人物。最终，对李鸿章的评价，应该是一个更加 nuanced（细致入微的）和立体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推向极端的赞扬或谩骂。
首先，我们得承认，李鸿章的“功绩”和“过失”都太过于显眼，而且都触及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敏感的神经。
为什么会被妖魔化？那些被放大的“黑点”和“痛点”：
签订一系列屈辱性条约的“罪人”形象： 这是李鸿章身上最容易被抓住，也最容易被攻击的点。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巨额；辛丑条约更是丧权辱国，八国联军入京，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自然承担了主要的骂名。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他就是那个出卖国家利益、签下丧权辱国条约的罪魁祸首。这种看法，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尤为容易被接受和放大。毕竟，想象一个民族英雄去和侵略者谈判，那是多么令人心痛的画面。而李鸿章却反复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这种对比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
洋务运动的“失败者”标签： 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最终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最终目标。甲午海战的惨败，更是将洋务运动的成果一笔勾销，甚至被认为是“裱糊匠”的失败。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和核心人物，自然也背负了沉重的失败者的帽子。在一些人看来，他引进西方技术，但根本没有触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根源，所以最终只能是“南辕北辙”。更何况，他本人也承认自己是“裱糊匠”，这种自嘲式的表达，在极端评价者眼中，就成了他认识到自己根本性错误的证据，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他的“无能”或“局限”。
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代表： 在晚清那个黑暗的时代，腐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李鸿章作为身居高位的大臣，其家族和个人财富的积累，以及官场中的种种潜规则，都为他蒙上了腐败的阴影。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的生活方式和奢靡程度，以及他与外国势力的某些私人往来，都可能被放大，成为他“卖国”或“贪污”的证据。在强调清廉和革命纯洁性的叙事中，这样的污点很容易被无限放大。
对内镇压和对外妥协的两面性： 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时，手段强硬，有时甚至残酷。而在面对外国侵略者时，他又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姿态。这种“对外强硬对内软弱”的形象，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语境下，显得尤为刺眼。在革命者看来，他对人民的压迫和对外国的软弱，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其自身统治地位和利益的表现。
为什么不愿承认他的“实在的功绩”？隐藏在背后的复杂心理和时代背景：
历史叙事的“宏大叙事”与“个体抹杀”： 许多对李鸿章的评价，往往服务于一种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例如，革命党人需要一个“反面教材”来证明清朝统治的腐朽和革命的必要性。将李鸿章塑造成一个奸臣、卖国贼，能够更直接地攻击整个清朝政府，也更能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在这种“宏大叙事”下，个体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往往会被简化和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清晰的符号或靶子。
“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 历史人物的评价，尤其是身处历史转折点的人物，往往是极其复杂的。但普通民众的认知更容易走向简单化。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二元对立思维下，很难容忍一个“亦功亦过”的形象。李鸿章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既要维护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又要应对日益强大的列强，这种身不由己和左右为难，在追求简单答案的人那里，就成了“无能”和“苟且”。
对“进步”的绝对化追求： 很多人将中国近代史视为一个从落后到进步、从屈辱到强大的过程。而李鸿章的许多行为，比如他与列强的谈判、他签订的条约，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并且在某些方面“拖了后腿”。因此，他被视为那个旧时代的代表，与新时代的进步理念格格不入。一旦树立了绝对的进步标杆，那么任何不符合这个标杆的人，无论其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都可能被视为“阻碍进步”的负面角色。
对“技术至上”和“根本解决”的误解： 洋务运动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本身是那个时代局限下的理性选择。但后人很容易将其与“根本解决”混为一谈。当洋务运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时，人们就会认为李鸿章的方向就是错的，他的努力就是徒劳的。而忽略了他当时所能选择的路径和面临的巨大阻力。
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的投射： 看着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屈辱的照片、那些被迫签订的条约，任何一个有民族情感的中国人都会感到愤怒和悲伤。而李鸿章恰恰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这种愤怒和悲伤，很容易转化为对他的个人攻击。人们宁愿相信有一个具体的“坏人”在背叛国家，也不愿面对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机器的衰败和无力。
“成王败寇”的现实考量： 最终，洋务运动并没有成功。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李鸿章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而那些支持他的人也随之失势。在很多评价体系中，失败者的功劳往往会被淡化甚至抹杀，而胜利者的功劳则会被无限夸大。李鸿章最后并没有成功地为清朝续命，也没有彻底抵御外侮，所以他的“功劳”也就不如那些“成功”的历史人物那么耀眼。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今天我们看李鸿章，会用更先进的政治理念、更彻底的民族解放思想去衡量。而他所处的时代，政治体制、国际关系、国家实力等等都与现在大相径庭。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古人，往往会显得不公平，但这种评价方式也确实存在。
那么，他实在的功绩又在哪里呢？被忽略的努力：
反过来看，如果我们愿意抛开一些情感化的偏见，李鸿章确实有一些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些贡献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在当时条件下最优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总舵手”： 他是洋务运动最坚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到建立北洋水师、海军学堂，再到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他几乎包揽了所有重要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教育项目。这些举措，虽然没能挽救清朝的命运，但确实为中国近代化打开了第一扇窗户，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和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没有洋务运动，中国可能更晚才会接触到近代科技和军事。
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在中国对外关系日益频繁，但又缺乏经验的时代，李鸿章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官员，在与列强的交涉中展现出了极高的技巧和韧性。他学习和模仿西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为中国争取利益，尽管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但他也因此学习到了很多国际规则和外交手段，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 北洋水师是他倾尽心血打造的，虽然最终战败，但它曾经是中国最强大的水师，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它的建立，至少让中国有了在海上与列强对抗的初步力量，也培养了一批中国海军人才。
中国近代工业的奠基人： 除了军事工业，他还推动了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的建立，开办了电报局、煤矿等，这些都是中国早期近代工业的代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务实路径： 虽然这句话后来被批评为“裱糊匠”的策略，但在当时，这是一种能够被统治阶层和部分精英接受的渐进式改革方案。它允许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管理。这种务实的态度，在那个保守的时代，反而是一种能够让改革得以推行的重要因素。
总结来说：
有些人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李鸿章的功绩，或者愿意将其妖魔化，是因为：
1. 历史叙事的需要： 为了构建革命的合法性，需要一个负面典型来衬托。
2. 评价标准的变化： 用今天的进步观念去苛责昨天的历史人物。
3. 情感的驱动： 民族屈辱感和对历史事件的愤怒，容易转化为对相关人物的攻击。
4. 认知的局限： 倾向于“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难以接受复杂性。
5. 结果论的偏颇： 过分强调最终的失败，而忽略了过程中的努力和局限。
而那些愿意承认他功绩的人，则更倾向于从历史的纵深和时代的局限性出发，理解李鸿章所处的环境，认识到他在那个转型期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即使这些努力和贡献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他的目标。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评价那些在剧烈变革时代身处风口浪尖的人物。最终，对李鸿章的评价，应该是一个更加 nuanced（细致入微的）和立体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推向极端的赞扬或谩骂。
网友意见
李二先生一生的成就，简而言之就是放着大英的狗不去当，装做还是天朝，去搞什么以夷制夷，结果被开除狗籍，沦为列强RBQ的故事。
战略错了，能力越强危害越大。。。。
那看李鸿章和谁比
很多人是下意识里把李和毛主席，周总理，邓公比，那肯定得出结论李不行。毕竟晚清菜的一匹，新中国可是实力强盛。
有人把李和蒋介石国民党比，也比不过。国民党再烂，抗日战争最后中国是胜利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收回了租界。晚清，对外战争基本都输了，割地赔款。唯一打败了法国还签的是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和左宗棠比，左宗棠打败了阿古柏收复了新疆，后来大清国还和沙俄谈判要回了部分伊犁。然而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丢了朝鲜半岛，割了台湾。
李鸿章和同时期大部分官僚比是先进的，主持洋务运动，推动工业化现代化。
问题是，历史看的是成王败寇，胜利者不受谴责，失败者一无所有。
李鸿章总的说来是个相对清醒的糊涂蛋和贪官，对清政府有一定的功绩，但我们既不是皇帝又不是王爷，对民族而言他没什么功绩。
现在有人给李鸿章翻案，给曾国藩翻案，给汪精卫翻案、给蒋介石翻案、给秦桧翻案……
也有人否定黄继光、否定邱少云、否定李定国、否定岳武穆、否定霍去病……
这一切是偶然的吗？
无聊，翻看鲁迅《狂人日记》，正好看到有这样的一段：
“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PS：某个睿智的无名氏，将李鸿章称作战士，将批评他的人称之为苍蝇，不知道他将说下面这句话的那位，归之为什么？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李鸿章百般阻挠，只为把钱拿去建造北洋水师。可到开战时，北洋水师连炮弹都不够用。钱去哪了？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估计李鸿章死后身家有千万两白银，他入仕前不过一个普通官宦子弟，不贪污他哪来的这么多钱？晚清末年，国家动荡，周围列强皆虎视眈眈，他李鸿章依然自顾自的贪污，打压政敌，面对日本的无赖要求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拒绝而是忍气吞声。难道当时的清朝面对日本毫无还手之力吗？可别忘了，新疆是左宗棠从俄国手里抢回来的。更别提当时北洋水师的装备和日本军队并没有绝对的差距，甲午战争输的根本原因是他李鸿章就没想赢，他作为战争的指挥者却惧怕日本，一心求和，就这样的李中堂真的配的上他头顶的官帽吗？
年少不知李鸿章，年老方知真中堂。
小的时候不懂事，被人忽悠的以为李鸿章是国家英雄。长大了读的书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觉得这李鸿章真不是个东西。
好一个中堂大人。
李鸿章确实有功，他的洋务运动是对国家未来的一次探索，我不否定他的功劳，但现在吹捧洗白李鸿章就是对他所犯的过错的无视。别的不说，就意图放弃新疆甚至阻挠左宗棠收复新疆就是妥妥的卖国。
回答修改:李鸿章死后财产梁启超估计为数百万金，容闳估计为四千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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