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阻挠改革？
当一项改革触动了某些群体既有的利益时，这些群体往往会动用一切可用资源，想方设法地阻挠改革的推进。他们的手段多种多样，且往往是相互配合、层层递进的。下面我就来详细说说，他们通常会采取哪些招数来“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
首先，最直接、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进行政治游说和影响力活动。
直接接触决策者： 既得利益集团通常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广泛的人脉资源。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公开的听证会、闭门会议，甚至是私人宴请，直接与掌握决策权的高级官员、议员或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在这种沟通中，他们会强调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失业率的上升、社会不稳定等等，并提出“更温和”、“更务实”的替代方案，而这些方案往往只是对现有格局进行微调，甚至变相巩固其利益。
雇佣专业说客： 很多时候，利益集团会委托专业的游说公司或法律事务所来代表他们发声。这些公司拥有专业的游说技能、对政策制定流程的深刻理解，以及广泛的政治联系。他们知道如何包装利益诉求，将其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甚至能够接受的理由，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方向。
捐款和政治献金： 在很多政治体制中，政治献金是影响政策的重要方式。既得利益集团会通过向支持他们观点的政治家捐款，或者通过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等组织来资助竞选活动，从而换取政治家在改革议题上的支持或反对。这种方式虽然隐蔽，但影响力巨大。
其次，他们会操纵舆论和信息传播。
媒体控制与引导： 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也掌握着相当的媒体资源，或者能够通过广告投放、赞助活动等方式影响媒体的报道方向。他们会利用这些资源，通过选择性报道、歪曲事实、制造恐慌等手段，将改革描绘成对社会有害的事情。比如，他们可能会放大改革可能带来的个别负面案例，忽视改革的整体益处；或者将改革的反对者塑造成“为民请命”的英雄，而支持改革者则被描绘成“不顾大局”、“图谋私利”。
制造“专家”意见和“民意”： 利益集团会资助一些研究机构或专家学者，让他们发表有利于自身观点的报告和文章，甚至组织一些“独立”的调查，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同时，他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例如利用社交媒体、网络水军，制造出改革不得人心的假象，或者夸大民众的反对声音，营造一种“民意不可违”的氛围，给决策者施加压力。
设置议程与模糊焦点： 他们还会积极主动地提出一些新的议题，或者将焦点引向其他方面，从而分散公众对改革本身的关注。比如，当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正在讨论时，他们可能会突然抛出一个关于社会道德或者明星八卦的新闻，让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从而减缓改革的进程。
第三，他们会利用法律和制度的漏洞。
法律挑战与诉讼： 一旦改革措施落地，利益集团可能会利用其法律资源，通过各种法律程序对改革措施提出质疑，甚至提起诉讼。这种法律挑战可能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延缓改革的实施，或者迫使改革者在法律上做出让步。
过度解读与拖延： 在改革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可能会故意对政策条文进行过度解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设置各种繁琐的程序和证明要求，以达到拖延和削弱改革效果的目的。比如，一项涉及行政审批简化的改革，他们可能会在执行时不断增加新的附加条件，让改革的本意大打折扣。
利用现有规则“合法”地阻挠： 许多改革的推行需要改变现有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在这些改变完成之前，既得利益者会坚决依据现有的、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行事，让改革在规则层面陷入僵局。
第四，他们还会采取组织化和社会层面的行动。
动员基层组织和团体： 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在其所处的行业或领域拥有深厚的基层组织基础。他们会动员这些组织，通过集体签名、游行示威、罢工等方式，表达对改革的反对。虽然这些行动可能看起来是“民间的”，但背后往往有利益集团的资金和组织支持。
内部渗透与分化： 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尝试渗透到改革的制定和执行部门，通过内部人员的影响力来阻挠改革。他们也可能试图分化改革的支持者，例如通过拉拢收买、制造矛盾等方式，瓦解改革的力量。
制造社会恐慌和不安全感： 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民生或经济稳定的改革中，利益集团可能会散布改革将导致失业、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等信息，制造社会恐慌，从而让民众对改革产生抵触情绪。
总而言之，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方式是多元且灵活的，他们会根据改革的性质、阻挠的时机以及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灵活运用上述各种手段，甚至将它们结合起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保住现有的利益，维持原有的格局，阻止任何可能对其地位和财富构成威胁的变革。要成功推进改革，就必须深刻理解这些阻挠方式，并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首先，最直接、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进行政治游说和影响力活动。
直接接触决策者： 既得利益集团通常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广泛的人脉资源。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公开的听证会、闭门会议，甚至是私人宴请，直接与掌握决策权的高级官员、议员或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在这种沟通中，他们会强调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失业率的上升、社会不稳定等等，并提出“更温和”、“更务实”的替代方案，而这些方案往往只是对现有格局进行微调，甚至变相巩固其利益。
雇佣专业说客： 很多时候，利益集团会委托专业的游说公司或法律事务所来代表他们发声。这些公司拥有专业的游说技能、对政策制定流程的深刻理解，以及广泛的政治联系。他们知道如何包装利益诉求，将其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甚至能够接受的理由，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方向。
捐款和政治献金： 在很多政治体制中，政治献金是影响政策的重要方式。既得利益集团会通过向支持他们观点的政治家捐款，或者通过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等组织来资助竞选活动，从而换取政治家在改革议题上的支持或反对。这种方式虽然隐蔽，但影响力巨大。
其次，他们会操纵舆论和信息传播。
媒体控制与引导： 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也掌握着相当的媒体资源，或者能够通过广告投放、赞助活动等方式影响媒体的报道方向。他们会利用这些资源，通过选择性报道、歪曲事实、制造恐慌等手段，将改革描绘成对社会有害的事情。比如，他们可能会放大改革可能带来的个别负面案例，忽视改革的整体益处；或者将改革的反对者塑造成“为民请命”的英雄，而支持改革者则被描绘成“不顾大局”、“图谋私利”。
制造“专家”意见和“民意”： 利益集团会资助一些研究机构或专家学者，让他们发表有利于自身观点的报告和文章，甚至组织一些“独立”的调查，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同时，他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例如利用社交媒体、网络水军，制造出改革不得人心的假象，或者夸大民众的反对声音，营造一种“民意不可违”的氛围，给决策者施加压力。
设置议程与模糊焦点： 他们还会积极主动地提出一些新的议题，或者将焦点引向其他方面，从而分散公众对改革本身的关注。比如，当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正在讨论时，他们可能会突然抛出一个关于社会道德或者明星八卦的新闻，让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从而减缓改革的进程。
第三，他们会利用法律和制度的漏洞。
法律挑战与诉讼： 一旦改革措施落地，利益集团可能会利用其法律资源，通过各种法律程序对改革措施提出质疑，甚至提起诉讼。这种法律挑战可能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延缓改革的实施，或者迫使改革者在法律上做出让步。
过度解读与拖延： 在改革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可能会故意对政策条文进行过度解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设置各种繁琐的程序和证明要求，以达到拖延和削弱改革效果的目的。比如，一项涉及行政审批简化的改革，他们可能会在执行时不断增加新的附加条件，让改革的本意大打折扣。
利用现有规则“合法”地阻挠： 许多改革的推行需要改变现有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在这些改变完成之前，既得利益者会坚决依据现有的、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行事，让改革在规则层面陷入僵局。
第四，他们还会采取组织化和社会层面的行动。
动员基层组织和团体： 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在其所处的行业或领域拥有深厚的基层组织基础。他们会动员这些组织，通过集体签名、游行示威、罢工等方式，表达对改革的反对。虽然这些行动可能看起来是“民间的”，但背后往往有利益集团的资金和组织支持。
内部渗透与分化： 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尝试渗透到改革的制定和执行部门，通过内部人员的影响力来阻挠改革。他们也可能试图分化改革的支持者，例如通过拉拢收买、制造矛盾等方式，瓦解改革的力量。
制造社会恐慌和不安全感： 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民生或经济稳定的改革中，利益集团可能会散布改革将导致失业、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等信息，制造社会恐慌，从而让民众对改革产生抵触情绪。
总而言之，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方式是多元且灵活的，他们会根据改革的性质、阻挠的时机以及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灵活运用上述各种手段，甚至将它们结合起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保住现有的利益，维持原有的格局，阻止任何可能对其地位和财富构成威胁的变革。要成功推进改革，就必须深刻理解这些阻挠方式，并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网友意见
听证会不就是离你最近吗？逢听必涨啊。。。我认为政商勾结是主要原因，你看那些人大代表有多少人是高管，企业CEO ？？他们制定的立法会损害自己利益吗？？
这个问题就没问对——
利益集团根本不需要阻挠改革，恰恰相反，利益集团是最喜欢改革、最支持改革——毕竟游戏规则由自己制定，改革只会方便自己达成目的（就像柳门忠烈一样）。
记得吴思先生讲过两个有趣的故事:抽签上岗和论资排辈的由来。
抽签上岗这个没听说，但论资排辈这个潜规则，对国人影响之大，是不喻自明的。
孙丕扬62岁时，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书。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孙丕扬的职务当时位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除了皇帝，他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说，“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意味深长的是，这位陕西籍的倔老头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按照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素质有不同的要求，选择人才时要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道理当时的人完全明白。
顾炎武说，如今谈到论资排辈制度，都说起源于北魏的崔亮。读读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作官。但是官位少，应选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
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对，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
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
而现在朝廷选择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择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厉名行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择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
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人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
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
我与上边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心。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矩也是不得已。
奇怪的是，现在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
此外，论资排辈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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