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解救人质行动失败的案例？
历史上，解救人质的行动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并非每一次都能圆满成功。失败的案例不仅意味着人质的生命遭受损失，也可能带来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和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以下是一些著名的解救人质行动失败的案例，我们将尽量详细地讲述：
1. 慕尼黑惨案的后续行动：瓦尔特里行动（Operation Walterre）
背景：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下属的“黑色九月”组织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在与警方僵持过程中，8名恐怖分子和5名人质（包括一名西德警察）在一次失败的突击行动中丧生。
失败的后续行动： 尽管慕尼黑惨案本身是一场灾难，但其失败的解救行动更是对情报收集、战术规划和执行力提出了深刻的教训。西德政府在人质危机期间显得准备不足，对恐怖分子的真实意图和战术缺乏清晰的认识。在人质被转移到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后，原本计划由狙击手进行精确打击，但由于狙击手数量不足，武器装备落后（缺乏夜视设备），通讯不畅，以及指挥协调上的混乱，导致行动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弱点。
具体失败点：
情报不足： 西德情报部门未能准确掌握“黑色九月”组织的规模、武器装备以及他们的真实意图，特别是他们计划将人质转移到机场并企图乘坐飞机逃离。
战术规划不当： 将有限的警力分散在机场的多个区域，未能形成有效的合围和狙击网。计划中的直升机和飞机的撤离安排也为恐怖分子提供了逃离的机会。
装备和训练的落后： 当时的西德警察缺乏专门的反恐训练和精锐的特种部队，装备也相对陈旧。狙击手在夜间作战方面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设备。
指挥与协调的混乱： 行动指挥官在危机期间面临巨大的压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决策失误和行动的迟缓。
政治压力： 在奥运会期间处理人质危机，西德政府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这可能影响了他们做出更冷静和果断的决策。
结果： 最终，在机场的枪战中，除了一名恐怖分子被俘外，其余恐怖分子和全部9名人质遇难。这次行动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之后德国成立了专门的反恐部队——GSG9。
2. 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2002年）的争议与失败
背景： 2002年10月23日，约40名车臣武装分子闯入莫斯科一家剧院，劫持了850名观众和工作人员作为人质，并威胁要炸毁剧院。
失败的后续行动（使用神经毒气）： 俄国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和信号旗小组）为了解救人质，向剧院内部释放了一种高度致命的化学制剂（后来证实是一种基于芬太尼的麻醉气体）。
具体失败点：
缺乏公开的解救方案： 在行动之前，公众和外界几乎不知道俄国政府将采取何种策略，也没有任何可供谈判的明确方案被公开。
化学制剂的剂量和后果的未知： 虽然释放气体是为了使恐怖分子丧失行动能力，但当时对于这种未知气体的确切剂量、对人质的影响以及如何快速有效地救助被麻醉的人质，都缺乏充分的研究和准备。
解救和医疗准备不足： 尽管有大量人质被麻醉，但解救行动的后续措施，特别是针对被麻醉人质的医疗救助准备显得仓促和不足。医疗人员似乎没有充分的抗毒剂或应对措施。
信息不透明： 整个事件的信息传播非常混乱，直到事后才逐渐披露了使用化学制剂的情况，这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
高死亡率： 虽然恐怖分子被全部击毙，但有超过130名人质因吸入化学制剂而死亡，其中许多人是在被从剧院移出后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而死亡。
结果： 大部分恐怖分子被击毙，人质危机暂时解除。然而，由于使用化学制剂以及后续医疗救助的不足，导致了大量人质死亡，这次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被许多人视为一次失败的解救行动，原因在于它以如此高的平民死亡率作为代价。
3. 1976年恩德培行动（Operation Thunderbolt）的争议性失败点（尽管最终成功解救大部分人质）
背景： 1976年6月27日，一名德国恐怖分子和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将10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带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他们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恐怖分子。
虽然大多数人质被成功解救，但也有部分人质未能幸免。
失败点（相对而言）：
情报滞后： 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最初的阶段未能完全掌握恐怖分子的真实意图和行动路线，直到劫机发生后才收到消息。
人质隔离与区分： 恐怖分子将非以色列籍人质与以色列籍人质分开，并在后续的广播中明确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这增加了行动的复杂性和道德困境。
行动中的伤亡： 在以色列特种部队（塞雷特·马特卡尔）的突击行动中，虽然大部分人质安全撤离，但有3名人质在交火中死亡，其中包括被认为是此次行动的“大脑”和行动负责人（以色列人）。一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同情者的以色列妇女也被枪杀。
后续处理： 有一些被困在医院的人质，特别是年长者和有健康问题的人质，未能被及时救出，最终被恐怖分子杀害。
结果： 以色列国防军成功地进行了闪电突袭，解救了大部分人质，并击毙了所有恐怖分子以及部分与乌干达军队勾结的士兵。然而，有4名人质遇难，还有一些人被留下未能救出。这次行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大胆的策划和执行，但未能完全零伤亡地解救所有人质，并且也暴露了在情报收集和人质预警方面的一些不足。
4. 1980年伦敦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Operation Nimrod）的争议与失败部分
背景： 1980年5月5日，六名伊朗阿拉伯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占领了伦敦的伊朗大使馆，劫持了26名人质，要求释放与伊朗政府作对的49名伊朗政治犯。
失败的后续行动（谈判与突击）： 尽管最终行动取得了成功，解救了大部分人质并击毙了所有恐怖分子，但在此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人质伤亡。
失败点（相对而言）：
长时间的僵持与谈判失败： 警方花了六天时间试图与恐怖分子谈判，但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进展。这给了恐怖分子继续控制人质和制造恐慌的时间。
人质的不断被杀害： 在僵持期间，恐怖分子陆续杀害了两个人质，并将他们的尸体抛出大使馆外。这显示了谈判的无效性和恐怖分子的决心。
突击时机与计划的偏差： 当警方最终决定发动突击时，原计划是将所有恐怖分子一网打尽。然而，在突击过程中，恐怖分子将人质分散隐藏，导致了士兵难以区分敌我，也增加了人质被误伤的风险。
人质的伤亡： 在突击行动中，有1名人质被枪杀，另有两名人质在混乱中受伤。
结果： 英国陆军的特种空勤团（SAS）成功地闯入大使馆，击毙了五名恐怖分子（一人在突击前被捕），并解救了25名人质。但这次行动也导致了2名人质死亡（在突击前被杀害），1名被突击士兵枪杀，另外两人受伤。
总结经验教训：
这些失败的解救人质行动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主要包括：
情报是关键： 准确、及时的情报是成功解救人质的前提。
专业的训练与装备： 需要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配备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通信系统。
周密的战术规划与执行： 详细的计划、灵活的应变以及清晰的指挥链至关重要。
充分的医疗准备： 尤其是在使用化学制剂或存在人质受伤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做好充足的医疗后勤保障。
平衡人质安全与行动效率： 在解救人质的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是最大的挑战。
透明度与沟通： 适度的信息公开和与公众的沟通有助于缓解恐慌和争取支持。
这些案例不仅是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案例研究，也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极端暴力和人道危机时的困境与挣扎。
1. 慕尼黑惨案的后续行动：瓦尔特里行动（Operation Walterre）
背景：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下属的“黑色九月”组织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在与警方僵持过程中，8名恐怖分子和5名人质（包括一名西德警察）在一次失败的突击行动中丧生。
失败的后续行动： 尽管慕尼黑惨案本身是一场灾难，但其失败的解救行动更是对情报收集、战术规划和执行力提出了深刻的教训。西德政府在人质危机期间显得准备不足，对恐怖分子的真实意图和战术缺乏清晰的认识。在人质被转移到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后，原本计划由狙击手进行精确打击，但由于狙击手数量不足，武器装备落后（缺乏夜视设备），通讯不畅，以及指挥协调上的混乱，导致行动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弱点。
具体失败点：
情报不足： 西德情报部门未能准确掌握“黑色九月”组织的规模、武器装备以及他们的真实意图，特别是他们计划将人质转移到机场并企图乘坐飞机逃离。
战术规划不当： 将有限的警力分散在机场的多个区域，未能形成有效的合围和狙击网。计划中的直升机和飞机的撤离安排也为恐怖分子提供了逃离的机会。
装备和训练的落后： 当时的西德警察缺乏专门的反恐训练和精锐的特种部队，装备也相对陈旧。狙击手在夜间作战方面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设备。
指挥与协调的混乱： 行动指挥官在危机期间面临巨大的压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决策失误和行动的迟缓。
政治压力： 在奥运会期间处理人质危机，西德政府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这可能影响了他们做出更冷静和果断的决策。
结果： 最终，在机场的枪战中，除了一名恐怖分子被俘外，其余恐怖分子和全部9名人质遇难。这次行动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之后德国成立了专门的反恐部队——GSG9。
2. 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2002年）的争议与失败
背景： 2002年10月23日，约40名车臣武装分子闯入莫斯科一家剧院，劫持了850名观众和工作人员作为人质，并威胁要炸毁剧院。
失败的后续行动（使用神经毒气）： 俄国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和信号旗小组）为了解救人质，向剧院内部释放了一种高度致命的化学制剂（后来证实是一种基于芬太尼的麻醉气体）。
具体失败点：
缺乏公开的解救方案： 在行动之前，公众和外界几乎不知道俄国政府将采取何种策略，也没有任何可供谈判的明确方案被公开。
化学制剂的剂量和后果的未知： 虽然释放气体是为了使恐怖分子丧失行动能力，但当时对于这种未知气体的确切剂量、对人质的影响以及如何快速有效地救助被麻醉的人质，都缺乏充分的研究和准备。
解救和医疗准备不足： 尽管有大量人质被麻醉，但解救行动的后续措施，特别是针对被麻醉人质的医疗救助准备显得仓促和不足。医疗人员似乎没有充分的抗毒剂或应对措施。
信息不透明： 整个事件的信息传播非常混乱，直到事后才逐渐披露了使用化学制剂的情况，这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
高死亡率： 虽然恐怖分子被全部击毙，但有超过130名人质因吸入化学制剂而死亡，其中许多人是在被从剧院移出后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而死亡。
结果： 大部分恐怖分子被击毙，人质危机暂时解除。然而，由于使用化学制剂以及后续医疗救助的不足，导致了大量人质死亡，这次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被许多人视为一次失败的解救行动，原因在于它以如此高的平民死亡率作为代价。
3. 1976年恩德培行动（Operation Thunderbolt）的争议性失败点（尽管最终成功解救大部分人质）
背景： 1976年6月27日，一名德国恐怖分子和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将10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带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他们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恐怖分子。
虽然大多数人质被成功解救，但也有部分人质未能幸免。
失败点（相对而言）：
情报滞后： 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最初的阶段未能完全掌握恐怖分子的真实意图和行动路线，直到劫机发生后才收到消息。
人质隔离与区分： 恐怖分子将非以色列籍人质与以色列籍人质分开，并在后续的广播中明确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这增加了行动的复杂性和道德困境。
行动中的伤亡： 在以色列特种部队（塞雷特·马特卡尔）的突击行动中，虽然大部分人质安全撤离，但有3名人质在交火中死亡，其中包括被认为是此次行动的“大脑”和行动负责人（以色列人）。一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同情者的以色列妇女也被枪杀。
后续处理： 有一些被困在医院的人质，特别是年长者和有健康问题的人质，未能被及时救出，最终被恐怖分子杀害。
结果： 以色列国防军成功地进行了闪电突袭，解救了大部分人质，并击毙了所有恐怖分子以及部分与乌干达军队勾结的士兵。然而，有4名人质遇难，还有一些人被留下未能救出。这次行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大胆的策划和执行，但未能完全零伤亡地解救所有人质，并且也暴露了在情报收集和人质预警方面的一些不足。
4. 1980年伦敦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Operation Nimrod）的争议与失败部分
背景： 1980年5月5日，六名伊朗阿拉伯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占领了伦敦的伊朗大使馆，劫持了26名人质，要求释放与伊朗政府作对的49名伊朗政治犯。
失败的后续行动（谈判与突击）： 尽管最终行动取得了成功，解救了大部分人质并击毙了所有恐怖分子，但在此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人质伤亡。
失败点（相对而言）：
长时间的僵持与谈判失败： 警方花了六天时间试图与恐怖分子谈判，但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进展。这给了恐怖分子继续控制人质和制造恐慌的时间。
人质的不断被杀害： 在僵持期间，恐怖分子陆续杀害了两个人质，并将他们的尸体抛出大使馆外。这显示了谈判的无效性和恐怖分子的决心。
突击时机与计划的偏差： 当警方最终决定发动突击时，原计划是将所有恐怖分子一网打尽。然而，在突击过程中，恐怖分子将人质分散隐藏，导致了士兵难以区分敌我，也增加了人质被误伤的风险。
人质的伤亡： 在突击行动中，有1名人质被枪杀，另有两名人质在混乱中受伤。
结果： 英国陆军的特种空勤团（SAS）成功地闯入大使馆，击毙了五名恐怖分子（一人在突击前被捕），并解救了25名人质。但这次行动也导致了2名人质死亡（在突击前被杀害），1名被突击士兵枪杀，另外两人受伤。
总结经验教训：
这些失败的解救人质行动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主要包括：
情报是关键： 准确、及时的情报是成功解救人质的前提。
专业的训练与装备： 需要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配备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通信系统。
周密的战术规划与执行： 详细的计划、灵活的应变以及清晰的指挥链至关重要。
充分的医疗准备： 尤其是在使用化学制剂或存在人质受伤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做好充足的医疗后勤保障。
平衡人质安全与行动效率： 在解救人质的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是最大的挑战。
透明度与沟通： 适度的信息公开和与公众的沟通有助于缓解恐慌和争取支持。
这些案例不仅是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案例研究，也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极端暴力和人道危机时的困境与挣扎。
网友意见
意大利前总理，时任意大利基督教民主主席阿尔多·莫罗绑架案，1978年3月16日，同年5月9日被绑架他的意大利红色旅枪杀。
奇怪的是这么大的案件知名度却似乎并不高。以下内容摘自维基百科。
绑架过程
莫罗（刚辞去总理职务不久）是在上班途中被绑架的，绑匪伪装成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在莫罗上班的必经之路上等候。等莫罗的车队抵达时，绑匪驾车挡住去路，接着从包中掏出两把冲锋枪对着莫罗车队开枪，他们发射了91发并命中45发。
莫罗车上的保镖和司机，以及跟随车上的三名警察被打死；只有警察Iozzino在被击中头部牺牲前有机会掏出枪还击，另一名警察Francesco Zizzi在数小时后死于医院，其余所有人都被当场打死。
莫罗的护卫队并非没有武器，不过他们都把武器放在后备箱里。保镖携带的手枪也没有放在可以随时取用的位置上，莫罗也在之前拒绝了警方为其配备防弹轿车的提议；因为他认为这是自我隔断与人民接触的表现。
10:00，意大利众议院主席Pietro Ingrao停止了会议，并宣布Moro被绑架。同一天，安德烈奥蒂的政府获得了大多数选票，包括他的传统敌人，特别是PCI。绑架事件发生前，共产党人本应直接进入政府，但紧急情况改变了局势，导致在DC的坚定控制下又出现了一个右翼内阁。恩里科·贝林格谈到“试图阻止一个积极的政治进程”，但极左派的代表卢西奥·马格里对通过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作为对大屠杀的反应的虚伪表示关切，他说“这将成为颠覆战略的一部分”。他要求当局进行“自我批评”，并真正愿意解决“经济和道德危机”问题。
被关押期间
在他被拘留期间，莫罗给基督教民主的主要成员、他的家人和教皇保罗六世写了86封信，其中一些信件送达了他们的收件人手中；另一些没有寄出的信件后来在米兰蒙特内沃索（via Monte Nevoso）的另一个基地被发现。在信中，莫罗提出，如果能得到党内同僚和共和国最高层人士的帮助，他有可能通过谈判获得解放。
人们怀疑莫罗的信件隐藏着其被关押地的暗示，同时也怀疑一些信件是由绑匪口述而莫罗代笔的。
而意大利政府则格外强硬，时任意大利总理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演讲中表示：莫罗的信“在道德上不可信”。并表示“意大利政府绝不同恐怖分子谈判”。
事后一个科西嘉的调查组宣称莫罗写下这些信（其中有一些内容是对时任意大利总理的批判）是被洗脑了。
莫罗被绑架后的数天，支持他的工会呼吁进行总罢工，警察在罗马、米兰、都灵和其它意大利城市里进行上百次搜查，寻找莫罗的踪迹。在莫罗被关押的两个月，他被允许给家里和其他政治家写信。虽然他的家庭、朋友和教宗保罗六世均呼吁政府与绑架者进行谈判[2]，但是政府拒绝谈判。保罗六世甚至提出“用自己取代……莫罗……”[3]在调查莫罗被绑案中，意大利宪兵将军卡罗·阿尔贝托·达拉·切萨对一些要求通过酷刑拷打来审问一名嫌疑犯的情报机关人员说：“意大利可以在丧失阿尔多·莫罗后存在。却无法在引入酷刑后幸存。”
遇难
5月5日，绑匪在发给意大利政府的第九封信中表示他们已作出对莫罗的最终判决，并详细描述了处决莫罗的过程；但是实际上这时候莫罗还活着，直到四天后的5月9日。
……红色旅决定处决莫罗后他们把他装到车里，告诉他自己盖上一条毯子，说他们要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盖好毯子后他们向他射击了十发子弹杀害他。杀手是马里奥·莫雷蒂。
与此相反，博尼索利（绑匪中的一员）说，莫罗被告知他已被“赦免”，即将获释。恐怖分子把他放进柳条筐里，带到他们位于蒙塔利尼的基地停车场。他们把他放进一辆红色雷诺的后备箱里，在用一块红色的床单盖住他之后，莫雷蒂用9毫米的沃尔特PPK向莫罗开枪，在武器卡住后，换了一把7.65mm的蝎式冲锋枪。
莫罗被发现时面容痛苦扭曲，事后调查发现没有一发子弹击中要害，莫罗最终死于失血过多。
莫罗被绑架和关押55天后，于5月9日在罗马或者罗马附近被害，终年62岁。他的尸体在汽车后备箱里发现，那辆车象征性地停在基民党和共产党总部之间。
和其他事件不同的是，此案根本没有进入警方拯救人质的阶段；因为意大利警方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也没能发现总理到底被藏在什么地方（实际上，直到今天意大利警方也没搞明白总理当年到底被关押在现在已知的两个可能但有争议地点中的哪一处），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无能，与意大利政府“绝不谈判”的强硬态度形成鲜明反差。
至于众多对意大利时任总理、背后可能的美国当局（莫罗与共产党达成和解）以及……共济会之类的质疑和阴谋论，这里就不采纳进来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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