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回答
汪曾祺,这位被誉为“中国文坛的瑰宝”、“生活家”的老先生,他的文学,总带着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舒朗与亲切。与其说他是写小说的,不如说他是 पद्धतीने生活,并将这份生活的滋味悉数呈现在笔尖之上。

他对文学的独特理解:温和的力量与日常的美

首先,我们得说说汪曾祺先生对文学的看法。在那个大刀阔斧、追求宏大叙事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相对“安静”的路。他不像一些作家那样去挖掘社会的阴暗面,去批判人性的丑恶,而是沉浸在那些寻常巷陌、寻常人身上,去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美好。他曾说:“我的文学主张是‘人情练达即文章’,‘一切景语皆情语’。” 这句话道出了他的文学精髓。他不是宏大叙事的歌者,而是日常生活的观察者和提炼者。

他的作品,就像他自己泡的那壶茶,初入口微苦,随后甘醇四溢,温润而长久。他写北京的胡同,写西南的边城,写故乡的高密,写下放的乡间,这些地理名词在他笔下,不再是地图上的点,而是鲜活的、有温度的、充满烟火气的存在。他笔下的人物,也大多是普通人:老头,老太太,小姑娘,裁缝,厨师,戏子……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谈举止,都自有其动人之处。

作品特点:

平淡中的极致: 汪曾祺的文字极少使用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他的语言就像一杯白开水,看似朴素,却能洗涤人心。但他能在“平淡”中见“极致”,他的句子虽然不长,但总能精准地捕捉到事物的神韵。比如写“一个老头子,把一个木盒子放在地上,把盒子打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铜灯”,寥寥几笔,一个场景就跃然纸上。这种功力,正是“温火慢炖”的结果。

“烟火气”与“人情味”: 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烟火气”和“人情味”。他写吃的,写得让人垂涎欲滴,什么“拌了酱油、醋、辣椒油、芝麻酱的拌面”,什么“炸了春卷”,什么“炖了一条大鲤鱼”……这些食物的描写,不仅仅是味觉的诱惑,更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间烟火的眷恋。他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邻里之间的互助,还是夫妻之间的温情,都透露出一种淳朴善良的人性光辉。

对美的独特感知: 他对美的定义,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或“庄重”。他认为美存在于一切日常的角落,比如“一株开得正旺的紫丁香”,“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一个笑嘻嘻的小姑娘”……他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和捕捉,让读者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美。

“截断众流归一道”的叙事风格: 他的小说,很多都没有完整的情节线索,更像是片段的集合,或者是一种情绪的延展。他擅长用“截取”的方式来呈现生活,仿佛是从一长串的电影胶片里,剪辑出几个最有代表性的镜头,再用他特有的笔调串联起来。这种“不完整”反而更接近真实生活的碎片化和随机性。

融入个人体悟与诗意: 尽管他极力追求平淡,但他的作品中却蕴含着深厚的个人体悟和淡淡的诗意。他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下放的岁月,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故乡的思念,对生活的感慨,以及对逝去时光的追忆,都让他的作品更具感染力。

代表作品举例:

《受戒》: 这大概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篇小说了。那个年轻的小和尚明海,对民间女子英子的懵懂的情感,以及他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微妙联系,写得既朴素又动人。读《受戒》,仿佛能闻到稻花香,听到水车的转动声,看到阳光洒在明海稚嫩脸上的样子。

《平淡的日子》: 这篇小说集中体现了他晚年对生活、对过去的回顾和感悟。他用非常平和的笔触写了自己从年轻到老,从故乡到北京,从顺境到逆境的种种经历。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热爱。

《大淖米线》: 又是一篇充满了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的作品。他对扬州米线的细致描写,以及其中蕴含的人情世故,都让人印象深刻。

评价与影响:

汪曾祺先生的文学,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矫正”。在那个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深刻的时代,他的出现,像一股清流,提醒我们文学不只有宏大叙事,不只有批判与反思,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对人性中善良与美好的坚持。

他的作品,不属于那种能让你拍案而起、义愤填膺的类型,更像是那种让你在某个午后,捧着一杯茶,在阳光下慢慢品读,然后会心一笑的类型。他教会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努力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他教会我们,人生的意义,或许就藏在那些琐碎而美好的日常之中。

可以说,汪曾祺先生的文学,是一种充满“温和的力量”的文学,是一种“让生活慢下来”的文学。他的文字,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静静地坐在你身边,用一种平和而充满智慧的语调,跟你聊聊家常,聊聊生活,聊聊那些关于人情、关于美、关于时间的种种。这种文学,它不炫耀,不张扬,但它有韧性,有生命力,能够穿透时光,温暖人心。

他的作品,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纯粹情感的渴望。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他的文学,尤显得弥足珍贵。它提醒我们,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更有当下触手可及的那些,被我们忽略了的美好。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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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流行一个词,“氛围美人”,用来形容一些五官不算惊人,却很美的女人,像舒淇、倪妮、韩国影后金敏喜。

那么汪曾祺,就是作家里的“氛围作家”。

初读汪曾祺,门槛很低。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最出名的一篇小说《受戒》,开头这一句就普普通通,平白语言。很多人评价汪曾祺“清新自然”,这听来是最便宜不过的文字品质,但清新自然到让人想一读再读的文章,也没有几篇。

有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去北京门头沟给当地文学爱好者讲课,当时人民公社还在。闲谈时,一个公社书记告诉他,他们公社有一次开会,散了会,发现胶布台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字。原来是《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写一句,是农民干部们自己背下来的。

“当和尚要烧戒疤的呕!你不怕?”
……
“你受了戒了?”“疼吗?”
……
“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

爱一篇小说,忍不住默写出来,一人一句接得下去,这是我所能想象的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赞美。简简单单的东西,却刻进了人的心里,这里面肯定有一种美在作祟。简单的,共振的,深刻的。

但我们的文坛至今没有给这种美一个确切的位置,向来是模棱两可的概念化,撕下一张措辞凶猛的标签贴给汪曾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还是被低估了。

潇洒少爷

汪曾祺离开故乡高邮之前,父亲娶了第三任妻子。继母对他很尊重,叫他“大少爷”。

有些生分,但汪家的家世勉强担得起。

往上数两辈,爷爷有功名,还是名医,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200多间房子、2家中药铺和1家布店。192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他是地主家三儿子的长子。

还好有家底撑着,不然,按说有点凄凉。

3岁丧母,上幼稚园的时候,汪曾祺还戴着妈妈的孝。他的妈妈患的是肺病,会传染,独自住在大宅一个侧屋里,不准佣人抱“小汪”去见她。

年幼的汪曾祺没见过妈妈长什么样。家里有一幅妈妈的画像,是请人对着遗体画出来的,大家都说很像。汪曾祺也相信 “很像”,因为画中人像他成年后的姐姐。

小汪跟着爷爷奶奶、爸爸长大。

家法不严,他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汪家有个大花园,没人认真侍弄,但小汪天天在里面玩,“日涉以成趣”,与草木虫鸟为伴。小汪知道园子的很多秘密,躺在哪根大树杈上嚼榨菜、牛肉干最舒坦,哪个时节该摘什么花给姐姐、婶婶和老太太。

上学了,他几乎每天都经过河边。

江苏高邮是个奇怪的地方。“四面高,当中洼,像个水盂。县城西面的运河河床比城里街道高,站在河堤上能看到下面人家的屋顶。城里的孩子放风筝,风筝飘在堤上人的脚底下。”

高邮的春天适合放风筝。

汪曾祺72岁的时候,仍旧怀念父亲在儿时给他扎过的一只“蜈蚣”风筝。那是风筝里最难的一种,父亲用胡琴的“老弦”来扎,古来无俩,颇有地主家公子哥的玩心雅意。暮春草长,爸爸带着几个孩子在田野上奔跑,蜈蚣飞在天上像活的一样。

爸爸纵着他玩。小汪的语文全班第一,数学不怎么样,但仍旧看船、看鱼、打水漂、在各种临街的铺子里转。自由自在,闲来晃去。

他三天两头去寺庙。

天王寺就在上学的路上,小汪去那里看人“烧房子”。房子是纸扎的,烧给死去的亲人,但扎得很高大,活人也可以走进去。要么,他就看看佛像,在大殿里沁凉的青石板上躺一躺。

这一家爷孙仨,都与寺庙、和尚过从甚密。

爷爷总带最宠爱的孙子,也就是小汪,去一座小庵,找一位只有八根手指的方丈聊天。

爸爸则与方丈的徒弟,另一座大寺的方丈铁桥交好。两人称兄道弟。

爸爸第一次续弦,铁桥送了一幅画,画工精巧,上头由另一位朋友提了两句“小黄诗”。这幅画爸爸挂在了新房里。铁桥自己也有媳妇,长得很漂亮。小汪从小就觉得这两个大人“有点胡来”。

汪曾祺17岁,高中,开始了初恋。

他在家给女同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某一个夏夜,他走进花园,碰到父亲也睡不着在园中徘徊。父亲叫他过去,给他发了一支烟,为他点上。父子两人对坐,默契地沉默着。父亲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再后来,就是汪曾祺19岁,取道越南去昆明,到西南联大国文系去读书。

他在昆明住了7年。再没人叫他“大少爷”,因为他兜里实在穷得叮当响。没有饭吃的时候,一把破被絮,裹着睡到下午,把中饭睡过去。为了找点饭吃,他到同学开的中学去代课,结果中学也发不出饷来,大家就一起挖野菜、吃脆壳虫子。

西南联大不要求学生听话,汪曾祺就放开了浪荡散漫,白日睡觉旷课,晚上在图书馆里通宵看杂书。

考试,应付一下。一门西洋通史课,皮名举老师要求交一份马其顿的国家地图,汪曾祺交上去的那一份,拿到的批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这门课,期中考的分数不咋样,为保证期末考试通过,汪曾祺找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一左一右做“护法”,考试时第一道题抄左边,第二道题抄右边,轮流抄一下,这样竟然拿了一个高分。

爱看书,写小说,会画画,汪曾祺在学校也唱戏。唱的青衣。

闻一多喜欢他,沈从文尤其爱他。汪曾祺的某一篇课堂习作,沈从文打了120分。满分是100分。

匮乏、难熬的抗战时期,汪曾祺的笔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硝烟。昆明逃生“跑警报”,汪曾祺写来也是有趣的。

日军轰炸机总是来,同学们显然都懒得紧张,非等到最后一次紧急警报拉响,才收拾东西开始跑。还有男同学们提着零嘴吃食,约好地方,“嗨”,等着女同学一起跑。

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上海的那3年,潇洒才子汪曾祺的人生际遇转为晦暗。
他找不到工作,又在战火中与家人离散,一度想自杀。沈从文去信大骂他一顿:“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各地飘零辗转之后,他过了一个普通的10年,在作家老舍、赵树理手下都做过编辑。

1958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改造。1959年父亲去世,汪曾祺没能回乡送终。

塞外4年,汪曾祺老老实实地改造,干活儿、画画(给农科所画马铃薯图谱)。只有一天不一样。

那天,有一位干部骑马来办事。

汪曾祺走近去看这匹马,枣红色,膘头好,鞍鞯齐。上一次骑马已经是十几年前,他忍不住解开了马,跨了上去,想试一下。

没想到沙地骑马是这样的舒服。

驾!他一抖缰绳。

驾!—驾!

情深不语

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钓鱼的医生》。讲的一位眼科医生,爱钓鱼,钓鱼的时候随身带着白泥小灰炉,一个小锅、葱姜佐料、一瓶酒。从河里提起来一条,随手刮鳞洗净,放到小锅里煮熟。

这个医生就一边吃鱼、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这样煮的鱼叫作“起水鲜”,医生的生活也快乐似神仙。但小说里讲,这位医生人有点傻。他叫王淡人。

高邮县里闹大水,十几天不退,北边有个孤村在溃堤口,被困,一村人都病倒了。这位医生弄来了一条船,在自己的腰上绑了4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上,请他们万一翻船了,也把自己捞起来,送到孤村里头去给人治病。

村民们得救了。医生搏命一遭,只换回来一块“急公好义”的牌匾。

这篇小说看完令人欣慰一笑,但没什么大不了,在汪曾祺所有描写故乡高邮人、事的小说里,属于平淡中的平淡。只有故事结尾一句稍嫌突兀,“你好,王淡人先生!”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王淡人的故事,实际描写的就是汪曾祺的父亲——汪淡如的实际生活场景。

汪曾祺一生都崇拜父亲。

1947年与父亲10年未见再重逢时,他写文章说:“我非常喜慰于我有一个父亲,一个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有了攀泊,有了依靠。我在冥冥蠢蠢之中所作事情,似乎可全向一个人交一笔账。”

到1981年,父亲去世22年了。61岁的汪曾祺想念他,终于在小说里见了面,跟他问声好,“你好,王淡人先生!”

即使是化了名,这样的抒情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里仍属于少数。

他一般不是这样的。

《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一子差点被人打死,得往嘴里灌尿碱,才有救。巧云端着一碗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黄油烙饼》里,小萧胜的奶奶饿死了,浑身都肿,手指一按一个坑。爸爸回来收拾遗物,除了几件旧物就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奶奶一动没动的黄油,一样是给萧胜做的两双鞋。“萧胜哭醒了,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一双正合脚,一双大一些。”

——这才是汪曾祺的抒情。

如果你是巧云,你爱小锡匠十一子,看他喝尿碱,你舍不舍得,会不会自己也尝一口?如果你是奶奶,临死前给孙子做鞋子,做两双,做不做一双大些的,等他长大一点还能穿?

感情藏在切身的细节里。

这些细节让人相信,汪曾祺讲的故事真实发生过,甚至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即使我们从未去过高邮、进过大淖,从未遭过饥荒。时光流逝了,我们仍旧能瞬间体会到他字句里的感情。

“贴到人物写”,这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最爱说的一句教导。慢慢被汪曾祺化用得更宽广,他讲,“氛围即人物”。

用小说中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听声音,用人物的感情去感受世界。

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是自有生命的。它不是作者强加的,是生来就浑然一体的。

换一句话来说,汪曾祺小说里的风景、声音、感受,勾画的都是小说主人公的弧光、氛围、轮廓。

再宽广些,汪曾祺对花鸟虫鱼、一草一木的怜爱,也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为什么他的人物就能看到,他的人物就能听到,是因为作者本人,向生活张开了触角,再编织进人物身上。


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但汪曾祺用一种“反抒情”的办法来进行文学抒情。他几乎从不脱离小说的人物,多说任何一句话。


除了那一声,不动声色的,“你好!”

出名趁晚

1980年,60岁之后,汪曾祺开始小跑,走上创作巅峰。此时,沈从文歇笔多年去研究文物,老舍也已投了湖,“反右”“革命”作品仍旧火热,中国文坛还是弥漫着坚硬模式化的政治气息。

《受戒》出现了。试试探探。

起先汪曾祺没有想发表,只是写来给朋友们传看。《北京文艺》的负责人李清泉听闻有这么篇小说,也想看看。“别费那个心思了,那小说是不能发表的”,看过的人告诫他。

李清泉还是看了。12000字,几乎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却像一阵清风向自己吹来。“太美了,简直一尘不染!”

但汪曾祺随小说寄到的,还有一封信。信里写道,“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

这不是激将法,而是一种事实。

《受戒》写的是一个旧社会小和尚的爱情故事。他没有痛打旧社会,反而尽情去写了美好的田园、健康的人性。

小说的落款是这样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回推43年,也许是巧合吧,是1937年。汪曾祺的这个迷人旧梦,发生在这样一个绝对敏感的时间节点。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往往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第二个十年”(30年代)走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的特殊一年。此后文学主流转向,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途。

《受戒》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吗?——只要随便安一个罪名,汪曾祺就可能被打翻在地,听候发落。

还是签发出版了。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北京文学》,10月号小说专刊上印着。

作家阿城回忆第一次读到《受戒》时的感受。“看完如玉。”

阿城说,《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19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因为《受戒》是如此一个怪物,所以人们爱它,却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汪曾祺不在乎。《受戒》原本就是一部投石问路的作品。他想知道,新时期复出文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

汪曾祺已经老了,他只是舍不得自己手中一支笔。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他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汪曾祺此前受过多次退稿,他的期许很简单,被人接受。

没想到,直接给文学打开了一扇门。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暌隔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受戒》前后,汪曾祺重写40年代的一些旧作,比如《异禀》,也刊发了。随后还有名篇《大淖记事》《黄油烙饼》。题材不只有关于美的,比如《黄油烙饼》就有一些“尖端”,它写的是“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的故事。

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就的。

好在汪曾祺够老,所以他已经够好。

他提笔写旧社会,写他熟悉的生活,化用民间诗歌里的比喻和想象,这一切都让他比青壮年时期更丰富、诗意、化境一些。

60岁之前,汪曾祺的“江湖口”就多,能自然地使用,偶成经典。

《沙家浜》智斗,阿庆嫂那一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是许多人能背下来的桥段。“别人一走,茶就凉”,周恩来还在开会的时候这么说过。

可等到汪曾祺老了,成了“老头儿”了,那些反而寻不着了。

有一天,他的孙女汪卉回家的时候气哼哼地说:“爷爷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她当时读五年级,老师命大家从文学名著里摘抄一些华丽的词藻,留着写作文用。她把爷爷的书翻来找去,一无所获。“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

“说得好,没词儿!”老汪哈哈大笑。

在汪家儿女的很多回忆文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段。汪曾祺对“没词儿”这个评价很是满意。“老头儿”过了一阵还在嘟囔,“没词儿,没词儿。好!”

2020年是汪曾祺冥寿百年。

写到这里很庆幸,借助于孙女的天真之口,汪曾祺原来在生前就抵达了他文学的目的地。

你好,汪曾祺先生!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何焰

编辑 | 李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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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的作品,让我体味到,驾驭语言与驾驭思想之间的微妙差异,或者说一个有能力驾驭思想的人,委屈地操弄着驾驭语言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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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汪顺以1分57秒05的成绩夺冠,为中国游泳队再添一枚宝贵的金牌。这枚金牌的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中国男子选手在奥运会200米混合泳项目上历史性的突破,更是汪顺个人运动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最强追赶者”到“王者归来”回望汪顺的奥运征程,2016年里约奥运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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