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真的说过「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吗？
要详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梳理几个关键点：
1. 鲁迅先生的性格与文风：
鲁迅先生以其犀利、深刻、一针见血的杂文风格著称。他对社会黑暗、国民性弱点、虚伪的文人有着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的文字往往带有强烈的讽刺和嘲弄意味，但也充满着对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忧患。他的批判，无论对象是谁，都基于他对现实的观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往往有其深刻的道理和逻辑。
2. 鲁迅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的关系：
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关系是复杂而多层次的。
早期的肯定与合作： 在郭沫若先生早期留日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歌颂革命、充满激情和反抗精神的作品，如诗集《女神》。鲁迅先生对这些作品是表示肯定和赞赏的，认为其具有唤醒国民精神的作用。两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曾有过一些互动和联系。
后期分歧与批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两人的思想和创作道路逐渐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在郭沫若先生晚年，他对政治的迎合、创作内容的转变（例如一些被认为是“颂歌”性质的作品），以及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与鲁迅先生坚持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有所不同。鲁迅先生虽然在1936年就去世了，未能亲眼看到郭沫若先生后期的许多变化，但从他一贯的批判立场来看，他对于郭沫若先生后期一些迎合性的言行，可能会持有保留甚至批评的态度。
流传的传闻和误解： 许多关于两位先生的民间传闻和解读，往往会将后人的评论和想象嫁接到名人身上，以增强其说服力和戏剧性。“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这句话正是这样一种产物。它似乎抓住了鲁迅先生可能存在的对郭沫若先生某些行为的“不以为然”，并用一种极具鲁迅风格的夸张和讽刺方式表达出来。
3. “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这句话的来源与解读：
这句话的流行，很可能是在郭沫若先生晚年，当他的某些创作和行为引起一些知识分子不满或质疑时，有人为了表达这种不满，借用鲁迅先生的名义来“代言”。这句话的精髓在于：
“远看一条狗”： 暗示了郭沫若先生在某些时期的作品或形象，可能在表面上看起来气势磅礴、充满力量，或者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但这种“像”是模糊的、遥远的，可以被想象成某种强大或有魅力的事物，比如“狗”在古代某些文化中也象征着忠诚或守护，此处可能是一种反讽。
“近看郭沫若”： 当你深入了解，或者近距离观察时，就会发现其本质并非如此，甚至可能露出破绽，变得不堪一击，或者显露出与“远看”截然不同的面貌。这里的“狗”可能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对某些人缺乏独立思考、盲目追随或趋炎附势的批判。
这句话之所以能流传开来，还在于它非常符合大众对鲁迅先生“毒舌”形象的期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捕捉到了某些人对郭沫若先生后期某些表现的不满情绪。 这种句式也具备了口语传播的特点，易于记忆和流传。
4. 为什么说这句话并非鲁迅所言：
史料缺失： 在鲁迅先生留下的浩如烟海的著作、日记、书信中，并没有找到任何直接或间接引用过这句话的记录。如果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样一句极具讽刺意味且针对具体人物的话，以他的文字风格和对史料的重视，很可能在某些地方有所提及，或者被当时的友人记录下来。
风格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尽管这句话的讽刺意味和简洁的表达方式与鲁迅先生的杂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它显得有些过于“直白”和“标签化”，缺少了鲁迅先生批判时常常伴随的深刻分析、历史参照和对复杂人性的洞察。鲁迅先生的讽刺，即使辛辣，也往往基于对现象的深入剖析，而非简单的“贴标签”。例如，鲁迅先生在评价一些作家时，会详细列举其作品的优缺点，以及其思想的演变，而不是用一句简短的“名言”来定论。
时间上的不符： 鲁迅先生逝世于1936年。虽然郭沫若先生在此时已有创作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真正让一些人产生强烈批评的时期，更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此，在鲁迅先生生前说出这样一句针对郭沫若先生晚年可能表现的话，从时间逻辑上来说也存在问题。
总结来说，“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这句话，并非鲁迅先生的原话。它是一种后人基于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对其与郭沫若先生之间复杂关系的想象，以及对郭沫若先生某些时期行为的不满，而创作出来的一种借名抒情的说法。 它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它“听起来很鲁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时代的某些社会情绪。在探讨鲁迅先生的思想和言论时，我们应该以史料为准，区分开史实与传闻，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网友意见
1927年4月，白色恐怖最高潮的时期，时任国民党政治部中将副主任的郭沫若，放弃高官厚禄，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批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随后被通缉。同年，郭沫若前往江西，参与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被蒋介石悬赏五万银元。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郭沫若立即回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一切力量宣传抗战，创作了大量鼓舞士气民心的作品。建国后，郭沫若组织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并任首任院/校长。
所以，鲁迅有什么理由说“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建国之前的郭沫若，怎么看也是爱国人士的典范，革命实干家中的代表；这句话怎么看都像是改革开放后的公知们编出来的；
论才华能力，郭沫若是我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新诗人；
论道德骨气，白色恐怖时，他加入共产党；日寇猖獗时，他回国抗战；
论耍流氓，他确实不如某些公知。
有些事情说穿了一文不值，无论是各种谣言还是移花接木的手段，都是如此。
毕竟当年鲁迅先生和郭沫若联手把新月派吊打的体无完肤，终此二人有生之年，新月派大师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连表示抗议的屁都放不出一个响的。
奈何鲁迅先生和郭沫若洁身自好，不像大师广受门徒，混得跟江湖大佬似的。
鲁迅先生还算有半个弟子，郭沫若就只有学生了。
这么一来，被新月派的徒子徒孙反攻倒算就不可避免。
但是直接对两位开火又没水平，毕竟师门祖宗都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造谣舞墨，暗示鲁郭倾轧，一箭双雕咯。
“远看是条狗”是如此。
“才子加流氓”亦是如此。
更新2：
既然 @闰土猹迅 直接点名我，大家也就别遮掩什么了。
1.首先陈早春对“杜荃就是郭沫若”的“考证”是自称转述冯雪峰的话，此事无旁证，冯雪峰自己没有相关言语的记录，鲁迅亦无相关言语的记录。所有当事人没有相关记录，任何第一手资料均无相关记录。
2.你这套扣帽子的文字手法就颇有林老板的遗风，不然你来解释下，我说的明明是冯雪峰为林默涵迫害说言不由衷的话做身不由己的事情，怎么到你那就成了“小人”了？
3.嘴上说着“鲁郭冲突”只是起头结尾，然而离了这个头尾，你这篇回答就说不圆了。
说来说去，所有暗指“鲁郭冲突”解读，都无法回避两个要点：
一是必须咬定“杜荃就是郭沫若”；
二是《孽》文和两年后的《瞥》文为因果关系。
为了把这个谎话扯圆，逻辑是必须抛弃的，时间线是必须忽略的，帽子是必须给郭沫若扣上的。
28年到29年，郭沫若的一系列著作和相关人回忆都证明此时他的主张和鲁迅先生高度一致，并且主要目标是新月派，咬定在这段时间中郭沫若忽然化名“杜荃”去辱骂鲁迅，不如直接说郭沫若中间精神分裂了几天如何？
（相关讨论见本回答评论区）
WG期间这么多人想搞郭沫若都没人拿“杜荃”来做文章，某人和郭一死什么牛鬼蛇神都出来搞定论了，真是滑稽。
更新1：
今年以来我乎某些人对郭沫若的攻击，从传统的“挖坟”“搞女人”“喊爷爷”三板斧套路转进到发明创造“鲁郭矛盾”，姿势水平大有提高，值得表扬。
无论是我之前看到的某个带V的回答，还是这个问题，又或者这个问题下某新增回答，都沿袭了这个思路。
但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水平最高的两篇回答，发挥想象力的基础还是强行钦点“杜荃就是郭沫若”。
然后强行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8），《上海文艺之一瞥》（1930.8）描述为郭沫若对鲁迅发起攻击，鲁迅（时隔两年后）发起反击。
（关于此事的分析见上文第一个链接）
老实说这种捕风捉影兼拉郎配式的钦点玩法，也不是多新鲜。虽然长达50年的时间里没人这么说，但是郭沫若这边一死，那边就有人给你们做榜样当开山祖师了。
这个人就是全权负责《鲁迅全集》编撰并拍板“杜荃”一事的林默涵。
某人的回答基于这种没有定论的问题发挥了一番之外，将郭沫若定罪的另一个依据，也即是如今高谈阔论“鲁郭矛盾”者的主要依据是《“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鲁迅全集》一条注释》。
然而这个参考网文里引用的陈早春考证本身都是二转手内容不说，陈早春考证的主要信息来源人冯雪峰，正是上面截图里被林默涵痛整并且强迫撒谎的那个冯雪峰。
何其尴尬，尤其是考虑到林默涵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和最后遭受的待遇，回头再看他钦点“杜荃就是郭沫若”，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
而且我要提醒各位，《郭沫若全集》里就没有收录“杜荃”的文章，所以总归是有人不鸟你们那套文革遗风式文字狱的。
郭沫若人品咋样，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不过人们往往只纠结于鲁迅-郭沫若这两人之间的冲突展开判断，却忽视了郭沫若是作为革命文学这个阵营中的一份子从而对鲁迅展开攻击的。
另外，人们又似乎很在意鲁迅与梁实秋等右翼文人的争论，却对鲁迅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冲突遮遮掩掩，这就太奇怪了，莫非大多数人对鲁迅的认识不会还停留在M的评价，真的以为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这里就简单聊聊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
我们先看看身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郭沫若是怎么给鲁迅定性的：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谛)!
——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
［某人 @竹青 说某人（其实是暗指我）“钦点杜荃就是郭沫若”这一“暴论”，但实际上这是钦点吗？陈早春四千字的考证突然被“网文”二字一笔带过，冯雪峰的回忆在“四条汉子”上存在谬误是冯雪峰有意而为还是政治力量强迫的呢，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是在某人那里，似乎冯雪峰成了一个只会胡编乱造、给人泼脏水的小人了，而小人的话嘛，照咱们老祖宗的逻辑那就是不可信的了。某人又说了，署名杜荃的两篇文章均没有被收录《郭沫若全集》，“所以总归是有人不鸟你们那套文革遗风式文字狱的。”然而《鲁迅全集》中亦有没有收录的鲁迅原文，那我能说《鲁迅佚文集》里面收录的合着都是假的啦？略略略，哼(ノ=Д=)ノ┻━┻
另外又说我“强行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8），《上海文艺之一瞥》（1930.8）描述为郭沫若对鲁迅发起攻击，鲁迅（时隔两年后）发起反击。”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在本文里就是个头尾，中间是鲁迅与创造社与太阳社相关史实，《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在这个部分里的，而不是说郭沫若，希望某人能看清楚下文中有个“说回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
1979 年单演义和鲁歌发表的《与鲁迅论战的“杜荃” 是不是郭沫若 ?》 一文 ,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 ,当年的“杜荃”就是郭沫若, 尽管郭沫若一直不承认。这篇考据文章为全面考察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关系廓清了一个重要史实, 其结论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终于作为郭沫若的作品, 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汇编《郭沫若研究资料》收入著作目录 ,并编入《郭沫若佚文集》。[2]］
郭沫若在这里俨然是真理、是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对于鲁迅的定性十分坚决和独断，毫无商量的余地。而当然文坛上如此批评和否定鲁迅的左翼文人不止郭沫若一个人，郭沫若对鲁迅进行攻击是集体行动中的一个，在当时的文坛中有几个（左翼）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一帮人将鲁迅视为头号大敌。创造社与太阳社其他人攻击的言论不亚于郭沫若：
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熱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背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
无论鲁迅著作的量增加到任何的地步,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无论《阿Q正传》中的造句是如何的俏皮刻毒，在事实上看来，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
……所以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他的创作的时代背景,时代地位,把他和李伯元、刘铁云并论倒是很相宜的,他的创作的时代决不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确确实实的只能代表《新民从报》时代的思潮,确确实实的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潮,真能代表五四时代的创作实在不多……
……在这一节叙述里,鲁迅把自已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我们是在在的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横在他面前的虽有很光明的出路,他要有所不乐意,他不愿去,既不甘于现实,在理想中又没有希望,结果只有徘徊歧途,彷徨于无地了!这是鲁迅没有出路的心理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害了他!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
……现在进一步说。阿Q时代固然死亡了,其实,就是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教济了。当然的,他所以然不能表现时代的原因,是他根本上没有认识时代,和世界政治思想简直没有接近;这样,他当然是不会有时代表现的题材,只好从自己身上,回忆起过去的事实了。
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他对于革命和革命文艺,态度是异常的不庄严,这很可证明并没有怎样的了解。——钱杏邨《死去了的鲁迅》
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拒抗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争斗,他方面，消极地,固执着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
所以,鲁迅，
对于布魯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
对于普罗列塔利亚特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乱舞》
鲁迅梦为皇太子，醒了时，笑了，却仍假装在梦中。天才曰：糊涂虫！鲁迅梦为思想界权威者，醒了时，则然‘狗’也。于是而用捣鬼与造谣而假装其有权威者。——高长虹《鲁迅梦为皇太子》
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做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在这里，“落后”、“过去了”、“死去了”、“小资产阶级的”、“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人道主义”等种种定性，和“精神错乱”、“绍兴师爷”、“看家狗”、“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等种种人身攻击，可以说革命文学很“革命”，但一点都不“文”学。我们也不禁要问，鲁迅究竟干了什么事，何以招致如此的污蔑？
第一，这是文坛的“登龙术”，即某默默无名的一个人通过十分激进的方式批评社会公认的某一人物以达到名声大噪的目的。郁达夫曾回忆道: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的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 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 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因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阑明。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邨等， 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回忆鲁迅》，《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第二，即创造社、太阳社自身的能力和世界观就决定他们只能采取“登龙术”这一石二鸟的手段。革命文学的提法在于扭转五四的文学革命传统，将知识阶层所领导、主宰并进行创作的文学领域转变成无产阶级领导、左翼知识分子进行创作的文学领域。把文学仅仅视作反映无产阶级世界观及现状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除此之外的一切文学创作都在统统打倒之列，例如郭沫若就曾说:“当一个留声机……你们以为是受到侮辱了么？那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鲁迅自然也在打到之列。“创太二社”自己身为文坛新人，自身没有优质的文学作品，所以要想取得文坛的领导地位就不能通过“良性市场竞争”，只能通过自身理论上的进步性、激进性去打压文坛上的老一辈，以此取得文坛的领导地位。可以说“登龙术”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创太二社”一开始就没想过达到目的之后会对鲁迅有什么“感激”，他们（包括郭沫若）在当时对鲁迅的攻击、蔑视都是打心眼儿里的。
其实一开始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如此紧张，甚至一度有过合作的可能，先是鲁迅有合作的意愿:
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沈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鲁迅全集 270925 李霁野》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是加以打击……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究竟如何，还当看后来的情形的。——《两地书 六九》
郭沫若回忆说:“我在人事上发动了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过鲁迅来合作。鲁迅在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海涛集》,《郭沫若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 页)而1927年11月9日的《鲁迅日记》确实有“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来”的记载，1928 年初《创造月刊》刊登的《创造周报》复活启事也确实将鲁迅列为“特约撰述员”。
但是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旅日的成仿吾回来后，使得创造社与太阳社极速激进，创造社成员之一的冯乃超回忆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我们都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共同想法”[3]。于是就有了上面对鲁迅等一批五四文坛前辈的攻击。
甘当政治的传声筒是革命文学（家）的最大特色，“创太二社”也惟有来自政治上的干预才会停止对鲁迅的攻击并转变对鲁迅的看法。
创造社与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如果不是受到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打击（查封创造社）和中共中央方面对创造社与太阳社等人的警告，就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了。据阳翰笙回忆，当时党中央对这场争论十分重视，后来李富春和潘汉年代表党中央要求“创太二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并积极主动地团结鲁迅，又逢国民党查封创造社，潘汉年、冯雪峰、阳翰笙便试图联合鲁迅与“创太二社”成立一个新的左翼文学团体——这就是后来的左联，而鲁迅答应了。[4]
相比较于一九二七年高长虹等人对鲁迅的攻击，在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攻击面前，鲁迅更多的是流露出一种不屑的感情:
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鲁迅全集 280306 致台静农》
此地有人拾“彼间”牙慧,大讲“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鲁迅全集 280409 致李秉中》
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拚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鲁迅全集 280504 致章廷谦》
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我近来觉得不足道了。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
但近半年来,大家都讲鲁迅,无论怎样骂,足见中国倘无鲁迅，就有些不大热闹了。——《鲁迅全集 280530 致章廷谦》
革命文学现在不知怎地，又仿佛不十分旺盛了。他们的文字,和他们一一辩驳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都是胡说。最好是他们骂他们的,我们骂我们的。——《鲁迅全集 280606 致章廷谦》
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榻胡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又不响了,胆小而要革命。——《鲁迅全集 280722 致韦素园》
创造社于去年已被封。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好赖债,自己去运动出来的。但我想，这怕未必。但无论如何,总不会还账的,因为他们每月薪水,小人物四十,大人物二百。又常有大小人物卷款逃走,自己又不很出书，自然只好用别家的钱了。
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阅[阀]脑子。——《鲁迅全集 290407 致韦素园》
我很想被“打倒 ,那就省却了许多麻烦事，然而今年“革命文学家"不作声了，还不成,真讨厌。——《鲁迅全集 291016 致韦丛芜》
包括在鲁迅“回复”攻击的杂文当中，鲁迅只以戏谑的姿态讽刺了创造社与太阳社等人，与创造社太阳社上升至人身攻击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对于这样一场主要是针对鲁迅的“革命文学运动”，鲁迅事后也曾认真指出其中不足:
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二心集 上海文艺之一瞥》
说回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经过党中央的干涉，二人之间确实已经没有太大矛盾，包括鲁迅对所有创造社、太阳社成员都是如此，“相逢一笑泯恩仇”，哪怕到了后来“两个口号”争论期间，鲁迅站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边，而郭沫若又站在了党的一边，坚持“国防文学”的提法，在相关的争论中已经没有在把鲁迅打倒成“法西斯”的语句了。
鲁迅死后，M在《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做出来极高的评价，使得郭沫若终此一生再没有对鲁给予不良的评价。仔细看看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不难发现郭沫若是一直重复政治的话语，可以说郭沫若确实是一个好的留声机器、好的传声筒。
参考
- ^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 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就直呼其名了。他说:“这些(以前的)人身攻击的文字中，.....郭沫若的化名之作”。众所周知,一九三四年‘以前”郭与鲁迅直接或间接交绥的文字，都署本名或常见的笔名,所谓化名,当为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杜荃。 杜荃即郭沫若，鲁迅生前还向冯雪峰说过。一九七三年,冯告知了笔者，并连带说到了鲁迅一九三二,年写的一首七绝《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尽，春兰秋菊不同时。”冯说,这首诗是题送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的。沈虽然为鲁迅出过书，但无甚交情,不便直接找鲁迅题字，只好转求冯。鲁迅本来不太乐意，但经冯请托，也就应允了。诗写好之后,冯不懂其含义,当即问鲁迅。鲁迅说:“‘东云’就是日本;‘春兰秋菊不同时’,我与郭沫若不是搞不到一块吧，杜荃骂我的话,我怎能忘记得干干净净。我也有过向郭沫若组稿的念头，但立即就打消了”。冯还说，这诗谈及郭沫若,可能因为沈与郭关系不错,沈的书局为郭出过书。 https://www.xzbu.com/1/view-13152590.htm
- ^ 魏建 赵强 《新时期鲁迅与郭沫若研究述评》
- ^ 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1978年9月4日《新文学史料》78年第1期）
- ^ 阳翰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过程》
我个人没找到这句话的出处，认为这句话是鲁迅说的简直是侮辱鲁迅
鲁迅的确说过有人是狗，那就是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文章现在还在高中课本里，看看鲁迅是怎么批判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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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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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实话，网友臆造出来的这两句话不仅是侮辱了郭沫若，更是侮辱了鲁迅，至于鲁迅和郭沫若的关系，这里同样的有原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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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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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
真的看不惯，某些大佬拿果党的私人腐败和土共部分党人比烂来洗。就好比用一坨翔的恶臭来证明这个烂果子没烂掉。
正因其是土共，不论政治还是私人生活都因以极高标准看待。
否则思想上土共，生活上果党，不正是现在的部分土共党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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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字功力，这是一个即便时隔多年，依然能引发热烈讨论的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于“高”或“不高”，更不能轻描淡写地扣上“政治夸大的产物”这样一顶帽子。事实是，鲁迅的文字水平，是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晶，其中既有他个人天赋与后天磨炼的深厚底蕴，也有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呼应与塑造。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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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那句“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初读之下，很多人会觉得有些奇怪，甚至认为它别无深意，只是在陈述事实。但如果我们深入揣摩，就会发现这句看似“重复”的话语，实则蕴含着鲁迅先生独有的观察视角和情感表达。它绝非毫无意义，反而有着相当的艺术和现实考量。首先，从文学描写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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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鲁修的牺牲，以及他所缔造的“零之镇魂曲”，无疑是《Code Geass》系列最令人震撼的结局之一。他为世界带来的和平，是否真的如同他所设想的那样，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要深入探讨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审视。首先，我们不能否认零之镇魂曲带来的直接和平。鲁鲁修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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