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时期的“凤凰城计划”是怎么一回事？

越南战争期间，“凤凰城计划”（Operation Phoenix），或者说更准确的官方名称“越共情报组织清除计划”（Vietnamization of the Viet Cong Infrastructure），是一项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主导，南越政府合作实施的、旨在瓦解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组织和情报网络的一系列秘密行动。它在1968年到1972年间达到了顶峰，是整个战争中极具争议性和复杂性的一个方面。

计划的缘起与目标

越共之所以能在南方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和情报系统。这些网络深入农村社区，能够进行招募、征税、提供后勤支持，并且能够为北越的军事行动提供关键的情报。美国和南越政府认为，如果不摧毁这个“神经系统”，即使军事上取得胜利，也无法在政治上赢得战争。

“凤凰城计划”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

瓦解越共的政治和行政结构：摧毁越共在乡村的基层领导、组织者、宣传人员以及为战争提供支持的各类人员。
搜集情报：获取关于越共的军事部署、领导层、后勤补给、训练营地以及未来行动计划的情报。
心理战：通过制造恐惧和不确定性，削弱越共的士气，迫使部分成员投降或逃离。
情报导向的军事行动：利用搜集到的情报，指导南越安全部队和美国特种部队进行逮捕、审讯、甚至“消灭”目标。

计划的具体操作与手段

“凤凰城计划”并非一个单一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套结合了情报搜集、心理战、政治颠覆和军事打击的综合性策略。其操作方式主要包括：

1. 情报搜集：
线人网络：招募当地居民作为线人，提供关于越共活动的细节。这可能是计划中最核心也最棘手的部分。
审讯：逮捕嫌疑人后进行审讯，试图获取更多情报。审讯手段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争议。
通讯监听与截获：监听越共的通讯，截获邮件和文件。
侦察与监视：对已知或怀疑的越共据点进行侦察和监视。

2. 目标识别与定性：
根据搜集到的情报，目标会被列入“特定目标名单”（Order of Battle, OB），通常被称为“越共OB”。这份名单包含了从村级干部到高级情报官员的各类人员。
目标被定性为“恐怖分子”、“渗透者”、“间谍”或“政治干部”等，这决定了对其的处理方式。

3. 行动执行：
逮捕与拘留：根据目标名单，南越的秘密警察（如国家调查局，IPSO）、安全部队（ARVN）以及美国顾问参与的特种部队，会执行逮捕行动。
“消灭”：如果目标被认为对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或者在审讯中拒绝合作，可能会被“消灭”。这种“消灭”可能发生在交火中，也可能是在没有正式审判的情况下直接处决。
策反与招降：对部分被捕人员进行策反，让他们为政府服务，或者鼓励越共成员“投诚”。

4. 情报分析与反馈：
搜集到的情报会被送往情报分析中心进行处理，并反馈给执行单位，以指导后续行动。

争议与批评

“凤凰城计划”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其执行方式和后果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侵犯人权与法治：计划的大量行动是在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人被逮捕、审讯，甚至“消灭”，仅凭线人的指控或模糊的情报。这导致了许多无辜的平民被牵连，甚至死亡。
滥用权力与报复：一些线人可能会出于个人恩怨或私利，诬陷他人，导致无辜者成为目标。一些南越官员也可能利用该计划来打击政治对手。
效率与成本效益：尽管计划号称是“情报导向”，但其收集到的情报质量参差不齐，许多行动是基于不准确或过时的信息。其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生命和资源）与实际取得的成效，尤其是在政治上瓦解越共方面，一直存在争议。
“身体人数”的压力：在战场压力和军方对“战果”的追求下，情报部门和执行部队可能面临交出“成果”的压力，这可能导致将越共OB的数字做大，或者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来“完成任务”。
国际批评：随着战争的深入，关于“凤凰城计划”的残暴和不人道行为逐渐被揭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计划的结局与影响

“凤凰城计划”在1972年由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尽管一些活动仍在低调地进行，直到1975年西贡陷落。

该计划在瓦解越共的部分组织和情报能力方面，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些研究认为，它确实对越共在南方的运作造成了干扰。然而，其付出的巨大代价，特别是对越南平民造成的伤害，以及其对战争合法性和道德性的侵蚀，使其成为越南战争中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凤凰城计划”的遗产是复杂的。它反映了在非常规战争中，情报、政治和军事行动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以及在追求胜利过程中，道德和人权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于许多越南人来说，这个计划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也成为了那个时代非人道战争的一个缩影。

网友意见

凤凰计划（越南语：Chiến dịch Phụng Hoàng)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设计和协调的一项计划，旨在通过渗透、酷刑、俘虏、反恐、审讯和暗杀来识别和摧毁越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LF，或VC）。中情局将其描述为“一系列旨在攻击和摧毁越共政治基础设施的计划”。

凤凰计划是美国的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理论在东南亚特殊局势的产物。反叛乱理论在肯尼迪当选后成为美国政府的重大关切事项，其背景是美国面临60年代的第三世界反殖民斗争浪潮，担心新一轮的反西方运动提升红色影响而受到损失。简单来说其概念是美国为了在第三世界各国维持某个亲美政权的统治秩序和权威打败反对亲美政权的力量或者反美力量，并为铲除反美力量滋生的根源而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事、心理等综合性行动措施。

凤凰计划的情报基础是吴庭艳1963年4月发起的召回计划，旨在使用心理战和宣传策反越共和北越军人叛逃，并建立召回中心对其进行职业培训。根据南越媒体报道大约劝降了85000名越共党员。在培训中心训练后部分召回者会分配进行巡逻、劝降、帮助美军寻找北越基地的工作，乃至加入民兵组织，如有1500人加入了北部海军陆战队，还有一些加入了后来建立的临时侦察部队，使用酷刑拷打抓捕的越共人员。

需要补充的是，召回计划在消耗大量财力物力之下没有那么成功，相反还有些失败。问题之一是大量叛逃者重新回到北越，例如阮文绍说40000名叛逃者有32000回到以前的村庄。问题之二则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之后的凤凰计划还会以更严重的形式出现，根据越共的报告：

因为越南局势焦灼，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成员罗伯特孔墨向总统约翰逊建议，于中情局内另设独立的民事行动与革命发展支持部（CORDS）统一主导对越共的行动。1967年12月，南越总理签发行政命令，正式将中情局在越南境内的活动合法化，以辅助南越内部安定与军事情报的收集，即凤凰计划。参与的美方势力有海豹突击队、海军陆战队武装侦察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美国驻越特种部队军事顾问团、中情局特别行动队、英/澳特种空勤团等。

凤凰计划的南越组织模式是由孔墨提前策划，向南越当局建议，南越政府通过后再吩咐实施，由内政部长领导凤凰计划国家委员会，省、区成立各级委员会，美国协助在南越全国建立凤凰中心。由地方最高长官负责是为了避免南越陆军和南越警察的矛盾而设计的。

凤凰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是民兵、军队、临时侦察部队、警察等。特警是消灭越共基层组织的主要力量，农村地区民兵则为主导。临时侦察部队（机翻为省级侦察部队，PRU）是特殊的建制，和地区审讯中心由中情局西贡站长Peer de Silva开发。Silva是“反恐”军事战略的支持者，认为恐怖主义是非常规战争中使用的合法工具，是需要在战略上整合政府、军队、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用来打击或防止恐怖活动的军事战术和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敌方平民，以减少平民对越共的支持。PRU的设计考虑到了这一点，于1964年开始恐吓可疑的越共成员。最初，PRU被称为反恐小组，但在中情局官员对使用恐怖一词的负面宣传持谨慎态度之后，更名为临时侦察部队。历史学家Douglas Valentine总结，凤凰计划的核心是针对平民而非士兵。

PRU会杀死或抓捕疑似越共成员，以及被认为掌握越共活动信息的平民。许多人被带到审讯中心施加酷刑，以期获得有关该地区越共活动的情报。在中心提取的信息被提供给军事指挥官，他们将用它来指派PRU执行进一步的捕获和暗杀任务。该计划的有效性以被“无效化”的VC成员数量来衡量，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是被监禁、劝降或被杀害。然而PRU在实际行动时又经常就地处决目标而不带去地区审讯中心。

在暗杀目标后为营造恐怖气氛，特工需要留下特定的标记物或者标语等，一些特工选择在死者口中留下黑桃A的扑克牌，并逐渐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补充说明值得注意的一点，1961年9月18日夜，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乘坐专机前往刚果参与停火谈判，在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恩多拉附近坠毁，全机组遇难。为安保提前设置的替身飞机已经采用了不同飞行路线。哈马舍尔德尸体看起来被外人处理过，领口处放置有一张黑桃A扑克牌。包括美国总统杜鲁门、卡扎菲、英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Denis A H Wright、南非图图大主教在内的很多人均认为飞机失事系暗杀导致，但是目前仍缺乏实际证据，可参见纪录片《哈马舍尔德悬案》 Cold Case Hammarskjöld (2019)。

凤凰计划对平民造成大量伤亡与争议的行动有：酷刑、随机警戒和搜查、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和长期拘留、过度使用火力、定点清除活动。

例如酷刑（此段不翻译）：

Rape, gang rape, rape using eels, snakes, or hard objects, and rape followed by murder; electric shock ('the Bell Telephone Hour') rendered by attaching wires to the genitals or other sensitive parts of the body, like the tongue; the 'water treatment'; the 'airplane' in which the prisoner's arms were tied behind the back, and the rope looped over a hook on the ceiling, suspending the prisoner in midair, after which he or she was beaten; beatings with rubber hoses and whips; the use of police dogs to maul prisoners.

The use of the insertion of the 6-inch dowel into the canal of one of my detainee's ears, and the tapping through the brain until dead. The starvation to death (in a cage), of a Vietnamese woman who was suspected of being part of the local political education cadre in one of the local villages ... The use of electronic gear such as sealed telephones attached to ... both the women's vaginas and men's testicles [to] shock them into submission.（情报官K. Milton Osborne提供证词）

经受酷刑的被拘留者很少存活，存活者一般也在之后处决。酷刑通常由南越方面实施，中情局和特种部队官员监督。

攻壳机动队第一季第十话密林航路 Jungle Cruise 对此进行了影射：

前特战队队员巴特奉命追查一个喜欢将受害者上半身剥去T-shirt 形皮肤后放置致死的连续恐怖杀人犯。在CIA和日本公安九课队员的帮助下，最终巴特在地下河沿线的下水道中追击到杀人犯并道出隐藏的秘密——早年美帝在将特种部队派往南美作战的时候，为了最大程度的扩散恐惧，特别执行了日落计划：让特工伪装潜入敌国，与当地民众交好后伺机残杀所有妇孺，并将死者上半身剥去T-shirt 形皮肤示众。执行此任务的特工们无法承担如此变态的行径，最终几乎全部精神失常。犯案的连续杀人犯是当年和巴特同一部队的最后一名特工。在由钢筋混凝土组成的丛林中，巴特与退役士官马鲁科展开了最后的死斗，最终放弃了同归于尽的想法，正面击败了马鲁科，并向后者宣言：“我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凤凰计划实施到1972年为止共将约81740名越共无效化，其中26369人遭到伏击与暗杀死亡（总体统计数字26000-41000），33358名遭到无审判拘禁，17717人整肃，黑名单死亡率30%，整肃率26%，拘捕率43%，此时南越政权已经拘捕超过56万人。

尼克松发动柬埔寨轰炸后，出于对反叛乱理论的质疑和凤凰计划的评估，开始进行初步改革。在尼克松“战争越南化”政策执行不久，凤凰计划开始进行“越南化”，讽刺的是这正是凤凰计划衰落的标志。“越南化”要求停止对越共人员的暗杀与伏击行动(武装游击队除外)，仅以收集情报为主,但实际由各不同单位所主导的零星地下行动并未间断。整个计划不单只在越南,甚至连美国本土一度都有所谓的黑名单发布给地区的警局与情报单位。

1970年，Ed Murphy最早对凤凰计划提出公开批评，之后举行了系列听证会一直到1971年，会上前军官K. Milton Osborn描述凤凰计划为“无菌的非人格化谋杀计划”。之后越南军事指挥部发布指令，重申其反越共运动是基于南越法律，美方有责任报告违法行为。

大量负面新闻公之于众以及“越南化”后，凤凰计划于1972年12月关闭，但是在部分地区持续至1975年西贡沦陷。另根据部分反战媒体的报道，F-6计划作为其延续由南越政府支持。

根据学界的正统主义认识，凤凰计划虽然对越共造成了较恶劣的影响，但总体是失败的。从召回计划的执行即可看出，南越政权的腐朽超乎想象。就无效化方案的执行来说，南越方面因个人恩怨导致的伪造整肃名单、错杀冤杀不计其数，PRU多次当街行刑，与此同时部分越共也通过行贿而逃狱。南越政府内部多数只为追求美援，美国和南越中高级官员制定计划也没有充分分析越南的实际，孔墨的许多设想等于纸上谈兵。美国军方的肆意轰炸则将民事方面的努力间接断送。

凤凰计划实际上是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具体计划的雏形，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多地均有类似行动，其根本主旨是所谓将恐怖本身散布在恐怖分子之中。延伸来说，反叛乱理论经过肯尼迪、里根、小布什-奥巴马三阶段的实践，最终得到诸如伊拉克一样的泥潭，表现出学者费晟总结的反叛乱悖论：美国战略决策层的低成本理念与反叛乱行动在实施国家的长期超额需求存在根本矛盾。

凤凰计划相关证词和录音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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