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尼泽洛斯派与保王派的纷争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希腊在希土战争中的失败？
要理解这种影响有多大，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这场纷争的根源及其在战争期间的具体表现。
纷争的根源：君主制与共和理念的对立
这场纷争的核心，在于希腊未来的政治体制。以国王康斯坦丁一世为代表的保王派，倾向于维护君主制的传统，并且国王与德意志帝国存在家族联系，这使得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持同情态度。而以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为首的韦尼泽洛斯派，则代表着自由主义和共和的理念，渴望将希腊塑造成一个更加现代、更具活力的民主国家，并且积极主张与协约国结盟。
在“民族分裂”（National Schism）的时代，这种对立已经渗透到希腊社会的方方面面。支持国王的人认为他是国家的象征，是稳定的基石；而支持韦尼泽洛斯的人则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于人民的选择和现代化的改革。这种意识形态的鸿沟，注定了他们在国家重大决策上的分歧。
战争的背景与希腊的野心
希土战争的爆发，并非空穴来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遭到了协约国的严厉惩罚，其境内的希腊人聚居区，尤其是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被视为希腊民族复兴（Megali Idea，伟大构想）的天然归属。韦尼泽洛斯在战后积极争取了对这些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希腊军队也因此踏上了小亚细亚的土地，试图实现其民族统一的梦想。
纷争对战争进程的具体影响：
1. 领导层的不稳定与决策的摇摆：
国王复辟的阴影： 韦尼泽洛斯派在战争初期占据主导地位，并推动了对小亚细亚的军事行动。然而，1920年，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在民众的压力下复辟，韦尼泽洛斯被迫流亡。这一事件本身就充满了政治斗争的色彩。康斯坦丁一世的复辟，意味着希腊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韦尼泽洛斯政府为战争奠定的基础，在新的政权下是否能得到延续，受到极大的质疑。
军事指挥权的争夺与士气的影响： 领导层的频繁更迭，以及派系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指挥结构和士气。忠于国王的将领与忠于韦尼泽洛斯的将领之间，可能存在微妙的隔阂。在战争的生死关头，如果军事领导层内部存在分裂，会严重削弱军队的作战能力和统一指挥。例如，关键时刻的军事部署、战略选择，都可能因为派系间的顾虑而受到影响，无法做到最优。
2. 国际支持的不确定性：
协约国态度的变化： 韦尼泽洛斯派与协约国（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关系密切，他们支持韦尼泽洛斯是出于自身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考量。然而，当希腊国王复辟时，由于康斯坦丁一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视为亲德派，协约国对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希腊的未来走向产生了疑虑。这使得希腊在争取国际援助、物资和外交支持方面变得更加困难。协约国可能因为希腊内部的政治动荡，而调整其援助的规模和性质，甚至重新评估对希腊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
3. 国内资源和民意的撕裂：
无法形成全民一致的战争动员： 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需要全国上下的全力支持和牺牲。然而，韦尼泽洛斯派与保王派的对立，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民众可能对战争的合法性、目标，甚至是领导层产生怀疑。这种国内的撕裂，使得政府在征兵、筹集物资、后勤保障等方面都面临更大的阻力。如果民众对战争的信心不足，或者认为战争是为了满足某个政治派别的私利，那么战争的持久性将受到严重威胁。
经济和后勤的压力： 希腊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其经济和后勤能力本就有限。国内政治的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脆弱性。资源分配、财政支持，都可能因为政治斗争而受到干扰。
4. 战略上的误判与执行偏差：
“伟大构想”的过度扩张： 尽管“伟大构想”是希腊民族的强大动力，但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就容易导致过度扩张。而内部的政治分裂，使得希腊无法集中力量，弥补这种国力的不足。当战线拉长，敌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开始反击时，希腊军方的决策和执行，很可能受到派系间的相互制约，无法做出最有效的应对。
总结：
韦尼泽洛斯派与保王派的纷争，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分歧。它 极大程度地 造成了希腊在希土战争中的失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动摇了国家领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导致政策摇摆和指挥失灵。
削弱了希腊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使得关键时刻的外部援助变得不确定。
撕裂了国内民意和资源，阻碍了有效的战争动员和国家整体的应对能力。
可能在关键的战略决策和执行层面，埋下了因内部不信任而产生的隐患。
可以说，这场内部的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希腊本就有限的精力，削弱了其本已不足的国力。当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的深处遭遇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强有力的抵抗，并且后勤补给线变得越来越长，压力越来越大时，内部的裂痕就如同被捅破的纸一样，显露出其致命的弱点。最终，这场战争以希腊的惨败、大量人口的流离失所（ Smyrna Catastrophe）以及政治格局的剧变而告终，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之一，正是那场旷日持久的、深入骨髓的派系纷争。
网友意见
影响不算大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的综合国力远远不足以支撑其向安纳托利亚内陆扩张。
而且希腊人自己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确保士麦那和色雷斯平原的产粮区？整个爱琴海沿岸地区？昔日尼西亚帝国的边境？整个安纳托利亚？整就是打一步看一步的军事冒险。
加上希腊军队因为一战战胜国的傲气，过于自满自大，野心极速膨胀，而英国的煽动下做出粉碎安卡拉政权的决定，极其不理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区域，完全不考虑群众基础，对土耳其人进行大屠杀，导致补给线极度脆弱，深入小亚细亚内陆的行为彻底成为军事冒险，只需一两次军事失利就会彻底崩溃。
希腊军队初期的胜利进军，很大程度是因为奥斯曼末代君主在英国扶持下组建的“哈里发军”的行动，他们在之前已经就已经为其英国主子驱逐和消灭土耳其民族武装。
一战后的奥斯曼帝国地方分裂，军阀割据都争先恐后的向列强卖国，能卖给英国，貌似也没有必要卖给希腊吧。
加上希腊身为巴尔干的民族国家，学会了传统异能，师从奥斯曼的种族灭绝，彻底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纷纷支持大国民议会的抗争。
众多原本支持苏丹“把帝国卖一个好价钱”的土豪们更是及时倒戈，从帝国余孽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元勋，坎达尔的世侯，更是变卖家资资助大国民议会，让凯末尔得到充足的物质保障，武力收服军阀，驱逐希腊军队，击败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武装。
得到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广泛人民支持的土耳其军队基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而基本出于口头上支持的列强也不可能为希腊人流血牺牲。
而希腊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只是压垮军队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要类比的话，类似于解放战争的时候，把从副统帅和粟裕到底下排长撸个遍，再换上溥仪和汪主席手下的战犯吧。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国党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不过过程多少应该会多点曲折。
这也不算夸张。因为康斯坦丁一世复辟后，王党真的把一些战犯提拔成指挥官的。
希腊的战略不明确是很多人都提到。归根结底是，韦尼泽洛斯的希土战争和国王的希土战争在战略上的确不是一场战争。到底是协约国协调的延伸，还是受英国资助的希腊和土耳其新生政权之间单打独斗。
韦尼泽洛斯和劳合·乔治之间有相当多的密室阴谋，比如在一战时计划推翻康斯坦丁一世，事实上对土战争的发动很大程度也是韦尼泽洛斯和劳合·乔治的私相授受。
劳合·乔治：你有军队吗？
韦尼泽洛斯：有的
劳合·乔治：现在可以去做了
韦尼泽洛斯如果不垮台，也许和协约国之间沟通更顺畅。不过更关键是韦尼泽洛斯对希腊有几斤几两更清楚一点，希腊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开始已经断断续续动员了十年。虽然韦尼泽洛斯知道不解散安卡拉政权就不可能执行《色佛尔条约》，但1920年夏季攻势时韦尼泽洛斯本人就在安纳托利亚前线，对补给不足是有认识的，他本人是游击队出身的。事实上整个夏季攻势都还是在士麦那区域周边有限范围内。1920年底希腊也没有利用土耳其进入亚美尼亚的战事进一步进攻。
国王上台后，虽然劳合·乔治骑虎难下，决定继续支持希腊。但法国和意大利均已撤回实质性的支持。希腊新政府在英国的撑腰下决定发动军事冒险，在补给线达到极限后在萨卡里亚河之战失败。从希腊决定军事冒险开始，在战略上就没什么胜利的希望了，这是后勤学决定的。即便没有韦尼泽洛斯党和保王党之间的政治倾轧和军队大换血，恐怕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
但从萨卡里亚之战，到士麦那陷落有足足一年的时间，问题就换成希腊能否收拢部队，组织起保卫东色雷斯的军事力量。这个阶段希腊政府决策是很迷的。萨卡利亚河战役之后，法国明示不会支持希腊，意大利掉过头来支持土耳其。希腊军队撤退回士麦那周边，大部分的焦土政策都是这个阶段发生的。在《色佛尔条约》已经确定落空，希腊依然在被列强抛弃后盘踞在小亚细亚，士气低迷，等待土耳其进攻之后的总崩溃。
一种看法是当时雅典有准备推翻国王的军事政变阴谋，如果国王决定放弃士麦那是政治自杀。那么换成韦尼泽洛斯是否有变化？换成自由党在遭受了小亚细亚远征失败后固然也不可能全身而退，不过士麦那没有纵深是从《色佛尔条约》谈判阶段就摆在韦尼泽洛斯面前的问题，希腊在被协约国抛弃后立即止损也不是不可能。
真实历史上，恰纳克危机时，法国和意大利撤离海峡，防守的只有英国的少量部队，而内阁否决了首相亲自下场的想法并导致了劳合·乔治的垮台。但凯末尔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是指望策动城内的民众起义，实际上城内民兵并没有像样的武装。如果协约国在海峡的军事实力更强，凯末尔在完全丧失海权，整个君士坦丁堡都在协约国和希腊舰队的射程范围内，发动渡海作战的成功是很可疑的。
固然摧毁安卡拉政权是不现实的，但希腊的20万人总崩溃也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是对《色佛尔条约》的动态修正。在对峙后，希土接受协约国调停，希腊获取亚德里亚堡和一部分东色雷斯，是比较理想的结局了。
2022.1.12，鉴于有人询问，我补充一下关于韦党党人和自由党党人的区别。
首先，韦党党人 Venezalists 和自由党党人 Liberals 有一定的重合性，但双方并非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名。
大体上来讲，自由党是以韦尼泽洛斯为主导的一帮子新党大佬所创建的一个政党，号称希腊近代史上第一个以共同政治思想与理论而形成的政党。而韦党，更类似于之前的新党，则是一个围绕在某一个“魅力人格”以及其个人大致主张下的团体。
自由党党人以政客为主，政治光谱上为中间党派（也有人说是中间偏左党派，鉴于其在1913后的政策大多偏向城市中产阶级与底层利益，包括其在20世纪初语言之争的立场），整体立场在各个话题都比较统一。
韦党党人则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有政客，有军人，也有民间人士；政治光谱上五花八门，既有极左（包括很多后来希共的主要人物），也有极右乃至法西斯（比如说大名鼎鼎的Pangalos，搞军事独裁可谓孔蒂利斯和梅塔克萨斯的前辈），大部分人在各个话题上的态度并不统一。
下面列举的几乎都不是自由党党人（不过有部分人在二共建立，自己退役后加入了自由党）
---下为原文---
影响极大，其他方面我都不先说了，先列一小部分很容易谷歌到的，在1920年11月被解职退役或被罢职的中高级韦党军人吧（不包括不算韦党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同样被退役的其他人士，不包括11月后被解职退役的韦党党人，也不包括处于非关键（对于战事）职位或未被罢职但剥夺军事权力的韦党党人），这其中包括参与设计了小亚经略ABC三大方案的参谋，也包括前线军级师级实际指挥官，又或者军区的驻守长官或情报联络长官：
Leonidas Paraskevopoulos陆军中将，希腊陆军c-in-c
Manolis Mantakas陆军少校，小亚方面军副参谋长
Konstantinos Miliotis-Komninos陆军中将，小亚方面军c-in-c
Alexandros Mazarakis-Ainian陆军少将，士麦那师（后10师）师长
Ioannis Sotiris Alexakis陆军中校，小亚方面军某旅旅长
Pavlos Gyparis陆军中校，马其顿色萨利警备长官
Nikolaos Vlachopoulos陆军少将，士麦那驻守长官
Nikolaos Plastiras陆军上校，42旅旅长
Efthymios Tsimikalis陆军上校，克里特师（后5师）师长，9月时是至关重要的雅典守备长官
Athanasios Miaoulis海军少将，海事总监
Charalambos Tseroulis陆军中校，群岛师（后7师）师长
Theodoros Pangalos陆军少将，小亚方面军副参谋长
Dimitrios Katheniotis陆军上校，色雷斯方面军副参谋长，内阁军事参赞
Stylianos Gonatas陆军上校，小亚方面军某师师长
Alexandros Othonaios陆军上校，季东尼埃师（后5师，6师）
Georgios Katechakis陆军少将，君堡希方驻守长官+不知名师师长
Konstantinos Manetas陆军少将，13师师长
Dimitrios Ioannou 陆军中将，士麦那军团（第三军）军长
Theodoros Manetas陆军上校，小亚方面军炮兵总长
Emmanouil Zymvrakakis陆军中将，色雷斯方面军c-in-c
Alexandros Hatzikyriakos海军上校，功勋装巡埃夫洛夫号舰长
Georgios Panas海军上校，海航司令，前无畏利姆诺斯号舰长
Neokosmos Grigoriadis陆军上校，色雷斯方面军某旅旅长
这些人所代表的那些军界韦党党人不仅仅是战争经验丰富的军官（一部分从马其顿冲突就开始当志愿民兵团长或者职业军官了，绝大部分在巴尔干战争负责战术层次指挥，所有人都是16年一直打到20年的职业指挥官），也是能力极强的军事革新内部推动主导者，比如说黑骑士Plastiras带领的法国体系革新派，Manetas负责的二元炮兵体系落实，Panas主导的海航学校和应用化发展，还有一些人是情报和军事科技部门的大佬如Katheniotis，这一大堆人可是全部被撸了。
而王党党人的指挥能力。。。呵呵呵，22年甩锅的甩锅，发疯的发疯，跑国外的跑国外，内部的内部qingxi，还有某怕死改信伊斯兰的王党南方集团军上校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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