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欧王室没有受到革命冲击而流血甚至垮台？
历史的温床：早已存在的议会制萌芽
首先，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权力分散和议会制度的探索。瑞典的“自由时代”（Frihetstiden）可以追溯到18世纪，这并非一个激进的革命时期，但却是国王权力受到限制、议会（ Riksdag）影响力增强的关键阶段。这种长期的“磨合”和权力制衡的传统，使得王室并非是绝对独裁的象征。当19世纪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时，北欧的王室已经有了一定的“适应基础”，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承受者。
与法国大革命前那种国王拥有至高无上、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不同，北欧王室在面对新兴的民主思想和民众诉求时，并没有那种“失去一切”的恐慌感。议会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为日后的君主立宪制过渡奠定了结构性基础。
“象征性”的权力转移：国王退居二线，而非消失
北欧王室的生存之道，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主动（或被迫）地将“实际权力”拱手相让，转而成为国家团结和民族认同的象征。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卸载”。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大陆的许多君主制国家还在顽固地试图维持王室的政治主导权，结果往往是被革命的洪流推翻。而北欧的王室，特别是瑞典，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逐步完成了从“统治君主”到“国家元首”的转变。国王的权力被宪法严格限定，主要职责变成了象征性的仪式、代表国家进行外交活动，以及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
这种权力转移并非一蹴而就，也经历过一些争议，但总体趋势是温和的。国王不再是实际的行政首脑，国家事务由民选的政府负责。这种“象征化”的定位，极大地削弱了王室成为革命首要目标的可能性。当人民对政府不满时，矛头指向的是政府本身，而非作为国家象征的王室。
国家认同的基石：王室成为凝聚力的来源
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北欧国家也经历了自身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王室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代表着国家的历史传承，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
尤其是在一些经历过国家分裂或边界变动的北欧国家（如挪威与瑞典的分离），一个受人尊敬的、中立的君主形象，反而成为了促进国家内部团结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例如，挪威在1905年选择哈康七世作为国王，就是希望借助一个外国王室的声望，来巩固新生的独立国家。
相较于一些国家，北欧的王室并没有与特定的政治派别或历史包袱深度绑定，这使得它们更容易被视为全体国民的代表，而不是某个集团的工具。
社会福利模式的助推：政治稳定的缓冲器
20世纪北欧国家普遍建立并发展了强大的社会福利体系，这成为了稳定社会、减少极端主义思想滋生的重要因素。当公民的基本需求（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保障）得到较好的满足时，人民的革命意愿自然会降低。
而北欧王室作为国家象征，也间接得益于这种社会稳定。它们代表着一个繁荣、公平和有序的社会形象。在一个致力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国家里，一个象征性的、服务于国家的王室，似乎比一个被视为压迫者或寄生虫的统治者更容易被接受。
文化和国民性：谨慎、务实与妥协
北欧国家普遍具有一种谨慎、务实的国民性格，对激进的变革往往持保留态度。在面对政治和社会改革时，北欧国家更倾向于渐进式、协商式的解决方案，而非暴力革命。
这种文化特质也体现在对王室的态度上。北欧人民并不热衷于制造政治偶像崇拜，但也没有强烈的革命冲动去彻底清除所有历史遗迹。当王室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不干预政治，并以一种服务性的姿态出现时，大多数国民更倾向于接受一种“传统与现代共存”的模式。
避免“自我爆炸”的政治智慧
总而言之，北欧王室之所以能够避免革命的冲击，不是因为它们拥有某种超强的“免疫力”，而是因为它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了相当的政治智慧和适应能力。
它们没有像一些欧洲大陆的君主那样，试图在变革时代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选择了逐步放权，将自己定位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核心。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策略，避免了与人民的直接冲突，并将王室与国家整体的福祉和认同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北欧的君主制是一种“被管理”的君主制，它与现代民主政治进行了有效的融合，使得王室在不丧失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避免了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生存之道，而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后的幸存。
网友意见
因为军队少，基层军官是贵族阶级。
一战后的王冠落地就是因为总体战大规模扩军，大量社会底层青年进入军队，贵族军官不够用了，只能任命之前的平民充当军官。
进入总体战的国家，对内会疯狂压榨资源和人力，他们还能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相信他们会胜利，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后天。
如同英国成为战胜国，得到大量战争红利，政府的威望提升，上帝保佑大英帝国，殖民地和市场大为开扩，战后裁军的青年也有更多工作机会，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提升，自然高枕无忧。
但是战败国本身就要承担战胜国无尽的压榨和屈辱，市场萎缩带来大规模的失业潮，社会上都是无所事事的青年，对于导致他们战败的政府和君主自然无比痛恨，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从学校中出来就被拉上了征兵的火车到前线，除了杀人什么都不会，他们会以军队里的袍泽组成一个个社会团体，或用游行或用暴力来让国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前进。
一但他们得到底层人民的支持，那么就要推翻政府来确定自己的合法性，有什么比自由的人民把残忍的暴君送上断头台更正义的呢？、
这又得谈到北欧国家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发展了。我对瑞典比较了解，作为精瑞只谈一下瓦萨王朝以后的近现代瑞典。事实上瑞典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整体，大贵族权力被剥夺和降格，地方大土地所有者很多因为天主教以及和丹麦的联系被清洗，尤其在南部作为丹麦故地的于施塔特和马尔默，统称斯科纳地区（Skane）。在这种情况下，皇家控制了三成的土地，剩下的两成归大地主阶级，人民拥有过半数的土地资源。而这在其他欧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也因此瑞典在瓦萨初期的农民暴动后就没有大的起义了。值得一提的是瓦萨王朝本身就是靠大起义上台的。下图是瑞典解放战争时期国王召集人民。
启蒙运动时期瑞典君主愈发专制，后来拿破仑的将军贝纳多特当上了新任瑞典国王，瑞典开始了缓慢的工业化。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渔业国，瑞典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当失败，十九世纪中期经历了类似爱尔兰的大饥荒，大量下层农民移居北美，成了北欧裔美国人的来源，其中大多数人的姓氏是安德森（Anderson），约翰松（Johansson）和索尔伯格（solberg ）。
一战以后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瑞典也经历了大规模反对保守党派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开始逐渐掌权，并最终在大萧条以后确立了霸主地位。社会民主党在冷战时期实践了部分市场社会主义的信条，瑞典尽管只有少数国家独资的国营企业，但是几间间接收政府监管和扶持的国营企业控制了市场经济的大部分份额（过五成），然后和余下的大资产阶级，小贵族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种经济结构下，福利社会成了一种高效而不是低效的经济系统，完全有别于西欧的莱茵模式（比如联邦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所以发明的社会市场经济）。也由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其投资的国营企业足够强大，瑞典经济并不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完全依赖于大企业，国王也在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是金的原则，除了另一个答主提到的二战。另一个瑞典政府强大的原因是军方，工会，左翼教会和社民党的密切联系，使得瑞典没有出现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军人支持右翼政党的情况，也赋予了政府大规模税收的底气。瑞典社民党这种巧妙地妥协类似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资产阶级和君权以及地主阶级的联合。最后在冷战时期瑞典国家安全部滴水不漏的严密监控避免了几次分别由美苏两国支持的颠覆，也把极端共和主义者试图进行的政治诉求给压制下来。（英格玛伯格曼就因为莫须有的的“偷漏税”被时任社民党调查员逮捕）1975修宪法以后大部分共和主义者意识到共和制不适合瑞典，激进派的支持率也大幅度减少，社民党上层直接放弃了共和主义。良好的产业和稳健的经济结构避免了大规模的不满，瑞典王室在见证了左翼政党强大以后也一改过往偏袒右翼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转而支持中左派。这些变化尤其发生在当帕尔梅彻底放弃共和制以后。上述因素基本都保障了王室的利益不受侵犯，直到十年前的大规模国企腐败案以后打倒王室的呼声才重见于瑞典，只是完全不成气候。久而久之，历史因素使得瑞典王室成为国家的象征，也很少有实际上的东西能潜在的威胁王室的存留。另外王室在瑞典的津贴有限，所以瑞典王室保持低调处世的态度，很少有大新闻。也许是民族特性使然，瑞典社民党主席们的穿着也很普通，很少使用豪车，而那些服务于他们的大型国有企业总裁也很少有绯闻。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瑞典市场份额占了百分之二十八，被誉为瑞典经济支柱（类似王健林马云）的瓦伦堡家族也奉行“存在，不可见”的原则。上层这种谦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皇室置身于风暴之中。我一四年去瑞典的时候曾今特地经过斯德哥尔摩中心区，没有发现贝纳多特家族国王的塑像，只在一个广场看到了瑞典第一个社民首相亚马尔布兰亭（Hjamar Branting）的浮雕。听当地的一个留学生说，皇室现在的作用基本只在特定的国家庆典有所体现。
图为男神帕尔梅吸烟照
说瑞典，没革命，恩。没流血？古斯塔夫三世的血衣还在皇家军械库，威尔第的《假面舞会》欧洲各剧院时不时演一下。没政变？古三政变、被刺杀，古四被废黜，奥斯卡一世不知真假的密谋。瑞典在18,19世纪是受到革命极大冲击的，以上大而泛之的言论并不能解释。
一、革命浪潮
第一波，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尼德兰和英国当作资产阶级革命是不严格的，西方不这样定性。原因简单，17世纪的英国的所谓资产阶级，实际是贵族。英国革命，其意义是确立了君主立宪，至于创立了资本主义制度，18世纪中后期。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权力斗争是贵族和国王的第二阶段，是依托议会的贵族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中世纪后期的斗争是国王和大贵族的斗争），要称为革命，也叫议会革命，议会革命/政变+君主专制才是这一时期的常态。
第二波，法国大革命，从第一阶段发展为自由主义者革命。
第三波，1848年，全欧洲范围内的各国资产阶级革命。
第四波，共产主义者革命。
二，议会革命期间（G.III）
瑞典虽然缺少大贵族，但由于查理十二的军事失败，很早议会就获取了极大权力。自由时代就是议会贵族长期裹挟国王决策。
第一个流血的人，古斯塔夫三世，王宫门口望海的就是他，非常戏剧性的一生。
1772，率领军队发动政变，加入同时期的欧洲开明专制的行列，逐渐缩小议会权力。1792，在假面舞会上被刺杀。威尔第还借此写了剧。
二，法国大革命期间（G.IV，K.XIII，K.XIV）
法国大革命促使瑞典更加动荡，议会和军队中出现了倾向法国革命的自由主义者。瑞典在外交上也同时受制于法国和俄国，丧失波美拉尼亚和芬兰。
雅各宾主义者先后反对摄政、国王。1809，第二次政变，古斯塔夫四世流亡。继任的卡尔十三几乎傀儡，在法俄虎视眈眈，国家威望低落，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刻，选择了王储，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为卡尔十四。
贝尔纳多特即位之前：法俄虎视眈眈，专制主义和雅各宾主义者相互仇恨，国王权力被议会压制。但他不愧是敢接盘拿破仑初恋的汉子，接盘经验丰富，成功破局。
功勋卓著+参加革命+法国元帅，他在雅各宾主义者那拥有极高人气，同时又由于这重身份，获得了法国友谊。虽然拿破仑一厢情愿，但贝尔纳多特却看到了法国的失败命运，选择了俄国友谊，参加联军击败拿破仑，借此吞并挪威。瑞典经历了刺杀废黜，对法对俄失败、丢失芬兰，政局动荡等二十多年的萎靡。而他一举复兴瑞典，赢得了空前声望，随后露出专制主义者的真面目，凭借声望和强硬手腕顺利打压议会和自由主义者。
三，1848年欧洲革命（K.XIV O.I K.XV O.II）
实际在1848以前，由于贝尔纳多特长期威压，自由主义者就准备政变，1838-1840均有策划，王储奥斯卡一世可能也有参加。但是，这一阶段包括前一阶段，吞并芬兰的俄国巨大威胁迫使瑞典维持团结。
民族主义崛起和德国成立，产生了斯堪的纳维亚联合的思潮，而瑞典在丹瑞挪中最具实力，形成瑞典牵头的共主联邦可行性，也为拥护国王的势力加入了极富力量的群体---民族主义者和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者。历任国王们都支持、怂恿民族主义与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发展。
不仅如此，丢失挪威后，瑞典国王们积极充当国际仲裁，提升瑞典形象和自身威望。奥斯卡一世以后的国王不断加深自由主义改革，国内矛盾得到缓解，始终未能演变为革命。
四，共产主义革命
1889年后，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民党对于共产党的制约太明显了。同样组织工会，同样参与罢工，同样重视社会平等，而社民党参与资本主义政治当中。劳工矛盾受到极大缓和。共产主义革命？就瑞典共产党的各种实力来说，这是瑞典面临的革命浪潮中最为轻微的，比起苏联入侵简直不值一提。
总之，面临革命浪潮，北欧国家一点不比其他国家特殊。瑞典1792-1809一样充满血腥和阴谋，1808-1848年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一点不小，只不过在这同时，巨大的领土变更、俄国威胁、民族主义浪潮都影响了革命的产生，而无论是贝尔纳多特的强势接盘还是奥斯卡一世以后的不断改革，都在合适的时间减轻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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