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过巨大威胁,例如唐朝的南诏,说几次大的:
天宝年间(751-754),两次大战,杀伤唐军15万以上。
(天宝十年)时仲通将兵八万,分二道出戎、巂州,至曲州、靖州。南诏王阁罗凤遣使谢罪,请还所俘掠,城云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阁罗凤敛战尸,筑为京观,遂北臣于吐蕃。
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天宝十三年)侍御史、俞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
太和三年(829),打到了成都,唐军不敢交战。
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郭。郭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立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颠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
咸通年间(860-866),多次进攻安南,严重动摇了唐朝在安南都护府的统治。
(咸通元年)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合三万馀人乘虚攻交趾,陷之。都护李鄠与监军奔武州。
(咸通三年)(二月)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仍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万人授袭以御之。(十一月)南诏帅群蛮五万寇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敕发荆南、湖南两道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诣邕州受郑愚节度。
(咸通四年)是日,南诏陷交趾。蔡袭左右皆尽,徒步力战,身集十矢,欲趣监军船,船已离岸,遂溺海死。
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且咸通四年正月交趾陷落后,直到咸通七年十月才收复,期间安南地区被杀害和掳走的人口难以计数。
乾符元年(874),再次打到了成都。
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是日,蛮军抵成都城下。
这只是外敌方面,内乱方面也有,例如明朝的播州之乱、奢安之乱。
因为南方可以种地。
而北方那些“好厉害”的民族,一旦可以种地了,也是费拉的不行。
煌煌“天之骄子“蒙古人,自从明代中后期漠南蒙古可以种地之后,其武德以直线速度下降(当然也和藏传佛教有关,但佛教本身就适合定居)。再加上隆万年间的明朝进行了一波以戚继光等人为主导的军事技术革新之后,蒙古人实际上已经沦为东亚舞台上的二流势力。后金崛起时面对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早已费拉不堪的蒙古。
进入清代之后,蒙古各王公更是不顾满洲朝廷的禁令,或明或暗地招募汉人为其垦荒,颇有一种“崽卖爷田不心疼,反要地主瞎操心”的滑稽感。——试想,若18世纪的中国政府不是实施种族隔离的满洲朝廷,而是大顺,蒙古的下场又会如何?
又有武德孱弱,处于鄙视链底层的朝鲜人,与所谓武德点拉满,“满万不可敌”的女真人争夺咸镜北道,结果是大获全胜,成功将此地朝鲜化,还能在晚清越过鸭绿江图们江反推到满洲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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