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个人觉得,大概是因为宗教扩张的效率实在不高,可靠性还很低。
可能是受欧美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觉得有个宗教概念挺酷炫的。圣公会在西敏寺开个大弥撒,下面挤满黑人华人印度人,显得特别“融合”。
嗨,这些都是炮决之后的和谐。
首先,宗教在中国的独立性一直很低。
夏商时期,还能说祭司有着类似原始部落的崇高地位,毕竟殷商尚鬼;但到了周朝,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宗法体制的绝对核心,而宗教力量只能成为从属的一种手段。
然后就是神圣中华帝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现世里越发深重的社会矛盾,逼迫被粗暴藏在宗教玄学里的知识参与社会斗争,百家争鸣。
“实学”都出去打工了,残留的玄学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只能加速与体制的融合。剩下的宗教力量得不到体制扶植,被迫龟缩在民间信仰里,成为民俗学的一部分。
欢迎到江西看傩舞傩戏,至少两千年。
讲真,我觉得道教之所以诞生得有点晚(不是学术化,而是宗教化,差不多得到东汉),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太早熟,浪漫时光比较短暂。
然后好不容易迎来了武德丰沛的真·道教,已经相当成熟的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本土化。
说是汉明帝“感梦求法”,梦见金人,于是遣张骞等12人前往西域得四十二章经。但我总觉得汉明帝就是被身边沙门传教了,然后找个借口正当化。
假如这个节骨眼上,有强大的国家体制做主导,那是可以定个先后顺序的。但是,三国了,魏晋南北朝了。
尤其是南北朝,北方五胡对道教不见得有多深的感情,倒是觉得佛教比较符合调性,特别是在动荡的乱世里。
然后传到南朝也信,梁武帝尤其信,信到宣布儒道皆为邪道。倒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俩鲜卑人受不了佛家占田抗税,灭了两次佛。
这波啊,这波是换家。
所以就算大唐如何崇信道教,也无法改变佛家在中华文明里的生根,太晚了。
其实这个时候,宗教扩张已经很难了。
一,宗教扩张,你拿哪个宗教?
二,在多次朝代更迭里,统治者已经发现了宗教的“变通”:来谁上台他们都能吹,经照念香照烧。
对于中华文明这个早熟儿来说,统治者不会幼稚到认为会有某种宗教必然与自身绑定。道教不用说了,佛教还是外来的,照样能为我所用。
那万一逆风局,会不会也为敌所用?太平道和天师道都造过反,大乘教也造过反,都是一路货色。
三,成本还贼贵。又占田又不交税,从业人员不劳动还侵吞民间财富,都是国库之敌。
与其说西方用宗教扩张,还不如说欧洲的世俗力量长期过于脆弱,到了工业时代还未能完全实现对宗教力量的整合。因此是宗教搭了西方扩张的顺风车。
是,宗教在西方扩张中承担了一些麻醉精神的工作,但这都只是早期红利,后面会有大成本。
冷战结束后,没了苏联,老欧洲也疲惫,大半个非洲出现真空。那时候有不少美帝的教会跑到非洲,做做慈善,疯狂传教。
然后?现在美帝的教会都在激烈地争论如何和非洲分部做切割。因为很多美帝教会,非洲成员已经要比美帝本土成员要多了,马上就威胁到投票权了。
这时候也顾不得什么“上帝面前都是兄弟姐妹”。
好家伙,你给人送动员组织经验呢?
宗教是文明扩张的副产品,而非主动力。
说实话,你拿语言和人口来做衡量文明扩张的标准,都比宗教靠谱。
都后工业时代了,宗教已经成了一种可定价可消费的精神产品,跟降压白噪音没啥区别,不必太执念。
归根结底就是:天朝上国的思想。
南越人学汉字?你配吗?
匈奴人学礼法?跳你的野人舞去吧。
古代丝绸之路,中原王朝的人是很少走的,走的多为中东人、波斯人、斯坦人,我们最多把茶叶、丝绸之类的运到边关。外面又危险、又辛苦,多不值。在中原、江南买地置产多收几房姨太太,不爽吗?去塞外吃土?!
海上下西洋也就郑和几十走过,其他年代都懒得去。父母在,不远行,谁愿客死他乡?
总之,一方面开疆拓土的意愿极低。因为可见地理范围内(其实按全地球算也是),最好的土地我们都占据了。
另一方面,外面都是些蛮夷未开化的人群,把我们的优秀文明让他们学了去,他们不配。
再一个,儒家当道,满口仁义道德,和外敌打仗多杀几个人,回来都会被言官弹劾。这些满口腐儒的言官,人人有如今天的圣母,总是BB要以德服人,感化别人。可是在文化认知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谁吃这一套。
外面基本都是畏威而不怀德的。
所以,我们懒得去占别人的地(那些地和中原江南关中天府比太差),也懒得去让那些蛮夷学我们的先进文明,再者以德服人传播文明的方法也不对。
世界上最牛叉的传教大法还是:一子宫;二刀。
这个古代是哪个古代?
即便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罗马人也没有第一时间选择让周边蛮族信仰“正统派”,而是一度把基督教正统派的信仰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查理曼日后选择接受正统派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身份上的继承。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正统化”活动,建个文庙,绝个淫祀。不过,中国宗教是否有基督教这样上下一统的宗教是值得怀疑的。
真正所谓的全球性传教,也就是殖民主义时期吧?这可都快到近代了。
宗教文明的扩张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强制推广,另一个是当地族群或政权自愿接受。儒教完全起到了宗教的政治功能,既有强制推广也有自愿接受,而且比起如基、伊教等更适合统治者需求。
宗教的政治作用主要有三个。一个是通过宗教背书来确认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论证君权神授让百姓相信君王的统治是天经地义。另一个是通过宗教维持社会秩序,拉拢和发动或者压制和管理百姓。最后一个是把本宗教放于其他宗教至上,建立鄙视和歧视其他宗教建立优越感。
儒教的那套极其完整的天下礼仪理论,不仅政治上确认了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建立了严格的集权和层层服从机制,统治者可以通过这套层层机制控制全境。而且儒教建立了对其他政权或族群而言高高在上姿态自信和优越感,这比西方宗教高明千倍啊。
比如,按照儒教的礼仪观,其他区域或族群的政权必须得臣服儒教认可的“天下正统”,无条件接受其统治,不然就是乱臣贼子无君无父的无德之徒。儒教规定自己的文化才是代表人类之光,而歧视其他族群或其他区域文化,把这些“异类”视作如动物般的未开化野蛮,并且要求无条件放弃而接受儒教文化及语言文字来得到“开化”。而且认为他们不放弃才是犯罪,自己歧视其他文化和强迫他们同化是在解救和帮助。
“缠俗无姓谱系,亦无所谓伦理”。
“纏俗匹配,出於倫常之外,忽然私合為室,動轍祈離另嫁,此等穢 X 鄙情,殊堪痛恨。”
引用图文源自 @黄伯韬
其实类似的事情在古代确实有过,比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不远万里派太监亦失哈在外东北建永宁寺,目的就是为了用佛教的力量“柔化斯民”:
上复以金银等物为择地而建寺,柔化斯民,使知敬顺□□□相□之□。十一年秋,卜奴儿干西有站满径,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国之老幼,远近济济争趋□□高□□□□□威灵,永无厉疫而安宁矣。既而曰:“亘古以来,未闻若斯,圣朝天□民之□□□上忻下至,吾子子孙孙,世世臣服,永无异意矣!”(《永宁寺记》碑)
永宁寺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今俄罗斯特林)不远处,再往东过海峡就是库页岛了。即便不熟悉东北历史,也能猜到古代这里散布的各个族群的生活状态有多么原始。
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诸般衣食之艰,不胜为言。
在这里建佛寺,自然是希望这些几乎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居民能够在神灵感召下懂得归服王化。
十几年后,亦失哈又负责了一次对永宁寺的维护工程:
“宣德初,复遣太监亦失哈部众再至,以当念圣天子与天同体,明如日月,仁德之大,恩泽之渥,谕抚之其民悦服。且整饰佛寺,大会而还。”(《重修永宁寺记》碑)
可是,仅仅几年后,当宣德七年,亦失哈再次来到奴儿干的时候,却发现永宁寺已经变成了废墟:
“七年,上命太监亦失哈同都指挥康政率官军二千,巨舡五十再至。民皆如故,独永宁寺破毁,基址有焉。”
毁寺凶手就是当地的吉列迷人。亦失哈身为钦差并未对他们降罪,只是命人重建永宁寺,照旧赏赐各部族之后离开。
到底为什么这群野人敢对大明皇帝的敕建寺庙下手?没史料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做个合理的推测,众所周知在朱棣在位的晚期,由于建北京、下西洋、征伐蒙古等诸多大型活动,明朝国力损耗不小。所以明宣宗即位后,很明显可以看出明朝对外政策转向收缩。下西洋停止,交趾弃守都是标志性事件。
亦失哈在永乐、宣德年间前后最少有7次出巡代皇帝招抚外东北的部落,每次都会在当地派发大量的米粮、布匹等生活物资。可是,随着朝廷对外态度的改变,可想而知这方面的投入只会越来越少。
升米恩斗米仇,见到赏赐一年不如一年的吉列迷人,当然就会把怨气发在永宁寺头上。
用佛教感化原住民的想法,可以说破产的不能更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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