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用宗教扩大文明范围?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发展路径以及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 简单来说,古代中国并未像西方那样,将宗教作为一种主要工具来主动、系统地扩张其文明范围,这背后有多重原因。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

核心差异:宗教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与西方不同

首先,理解“宗教”在古代中国和西方概念上的差异至关重要。

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 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更是一种组织化的、具有强烈普世性(universalistic)和社会动员能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 它明确鼓励传教、转化异教徒,并伴随着明确的教义、教会组织和对世俗权力具有影响力的能力。 教会可以成为文明传播的载体,通过传教士、宗教教育、宗教法律等方式,将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渗透到其他民族和地区,进而扩大其影响范围。
中国古代的“宗教”或“信仰体系”:
“宗教”概念的模糊性: 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与西方基督教那样高度组织化、具有统一教义和绝对权威的“宗教”。 更多的是一种多元化的信仰实践和哲学思想的融合。
儒家: 儒家更侧重于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和政治治理,它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强调家庭、国家和社会责任。 儒家思想的传播更多是通过教育、科举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推崇,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内化”过程,而非主动的宗教征服或转化。
道教: 道教有其宗教仪式、神仙体系和追求长生的目标,但其传播也更多是自发性的、内部化的过程,缺乏强烈的对外扩张动力和组织能力。
佛教: 佛教是中国唯一一个具有明确“传播”机制的信仰体系,并确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即便如此,佛教在中国更多的是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改造和“中国化”,融入到已有的社会和哲学框架中,而非以一种排他性的、征服性的方式取代原有信仰。 佛教的传播也主要依赖于僧侣的行走、寺庙的建立和信徒的虔诚,但其扩张性与西方宗教的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力相比,仍然有本质区别。
民间信仰: 各地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更具有地方性、分散性和多样性,它们更多是满足个体和社群的心理需求,缺乏统一的对外扩张动力。

具体原因分析:

基于上述核心差异,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古代中国未像西方那样用宗教扩张文明范围的具体原因:

1. 以“政治与文化”为主导的文明扩张模式:
天下观与华夷之辨: 中国古代长期奉行一种“天下观”,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民族是“化外之民”。 这种观念并非基于宗教教义的排他性,而是基于一种文化和政治的优越感。 文明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将“未开化”的民族纳入“中华文明圈”,让他们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
“德化”与“教化”的手段: 这种扩张主要通过政治征服(但并非强制宗教转化)、经济援助、文化影响(文字、制度、艺术)、朝贡体系和怀柔政策来实现。 例如,通过册封、贸易、接受朝贡、输出技术和文化产品,让周边民族自愿或半自愿地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 汉朝的“休养生息”、唐朝的开放包容都是这种模式的体现。
不强调宗教转化: 统治者更关心的是周边政权的政治归顺和经济互利,而非对方的宗教信仰。 只要能够维持朝贡关系、确保边境安全、促进贸易往来,对方信奉什么神明并不重要。 事实上,中国古代对其他宗教(如佛教、景教、摩尼教等)的态度往往是相对宽容的,只要它们不挑战皇权和现有的社会秩序。

2. 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
非排他性与世俗性: 儒家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其核心在于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强调人伦关系、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 它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的思想体系,不涉及彼岸世界的神灵救赎,也没有一套强制性的信仰仪式和教会组织。
与政治紧密结合: 儒家思想通过科举制度成为国家选拔人才和推行政令的指导思想。 统治者推广儒家,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统一思想和加强国家凝聚力,而不是为了将一种宗教信仰传播到其他民族。
吸收而非取代: 当佛教传入中国时,虽然它带来了新的信仰和哲学,但它最终被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主流所接纳和改造,融入了儒家和道教的框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形成与儒家对立的、旨在对外扩张的宗教力量。

3. 缺乏统一、强有力的宗教组织和普世性的宗教诉求:
中国古代缺乏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 没有一个统一的、遍布全球的、拥有统一教义和强大号召力的宗教机构。 即使是佛教,虽然有僧团组织,但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和传播方式也相对分散和本土化。
缺乏宗教征服的动力: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更注重实际利益,如领土、税收、贸易和政治影响力。 强迫异族接受特定宗教,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往往会引发强烈的反抗,不利于维持稳定。 相反,将他们“纳入中华文化圈”,让他们自愿或半自愿地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更有效、更经济的策略。

4. 地理和历史因素:
内向型发展与周边压力: 中国古代文明的重心长期在中国本土,周边环境复杂,既有需要征服的游牧民族,也有需要怀柔的附属国。 这种环境下,其文明扩张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巩固和边界的拓展,而非全球性的征服。
内耗与统一的挑战: 中国历史上也曾面临长期的分裂和内战,统治者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维持内部的统一和稳定,这分散了其对外进行大规模宗教扩张的资源和精力。

5. 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构建方式:
文化认同的吸引力: 中国文明的吸引力在于其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丰富的文化艺术、先进的科技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周边民族更倾向于通过学习和模仿来吸收这些先进的元素,以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和地位,而不是因为某个宗教的召唤。
非强制性同化: 即使在政治征服之后,中国也很少强制性地要求被征服民族放弃原有的信仰或习俗,更倾向于一种“多文化共存”但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的状态。

佛教的特殊性与局限性:

尽管佛教在中国有传播,但它并未能像西方宗教那样成为文明扩张的主导力量,原因如下:

中国化改造: 佛教传入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 underwent了深刻的中国化改造。 它与儒家、道教相互影响,削弱了其原有的普世性和排他性。 例如,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强调,就体现了其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缺乏政治支持的全局性: 尽管有少数朝代(如唐武宗)曾有过灭佛运动,但总体而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未得到统治阶级持续性的、系统性的全球性政治支持,其传播更多依赖于僧侣和信徒的个体努力。
内部教派林立: 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众多宗派,各宗派之间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对外传播策略和组织。

总结

古代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用宗教扩大文明范围,并非因为其文明不具吸引力,而是因为其文明扩张的模式、核心驱动力以及社会结构与西方存在根本不同。 中国古代文明的扩张更侧重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的辐射与内化,以“天下观”和“德化”为指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为主导,并且缺乏一个统一、强大且具有对外征服动力的宗教组织。 相反,其文明的传播更多是通过吸引、模仿、融合和政治上的影响,而非宗教上的征服和同化。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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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个人觉得,大概是因为宗教扩张的效率实在不高,可靠性还很低。


可能是受欧美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觉得有个宗教概念挺酷炫的。圣公会在西敏寺开个大弥撒,下面挤满黑人华人印度人,显得特别“融合”。

嗨,这些都是炮决之后的和谐。


首先,宗教在中国的独立性一直很低。

夏商时期,还能说祭司有着类似原始部落的崇高地位,毕竟殷商尚鬼;但到了周朝,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宗法体制的绝对核心,而宗教力量只能成为从属的一种手段。

然后就是神圣中华帝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现世里越发深重的社会矛盾,逼迫被粗暴藏在宗教玄学里的知识参与社会斗争,百家争鸣。

“实学”都出去打工了,残留的玄学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只能加速与体制的融合。剩下的宗教力量得不到体制扶植,被迫龟缩在民间信仰里,成为民俗学的一部分。

欢迎到江西看傩舞傩戏,至少两千年。

讲真,我觉得道教之所以诞生得有点晚(不是学术化,而是宗教化,差不多得到东汉),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太早熟,浪漫时光比较短暂。


然后好不容易迎来了武德丰沛的真·道教,已经相当成熟的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本土化。

说是汉明帝“感梦求法”,梦见金人,于是遣张骞等12人前往西域得四十二章经。但我总觉得汉明帝就是被身边沙门传教了,然后找个借口正当化。

假如这个节骨眼上,有强大的国家体制做主导,那是可以定个先后顺序的。但是,三国了,魏晋南北朝了。

尤其是南北朝,北方五胡对道教不见得有多深的感情,倒是觉得佛教比较符合调性,特别是在动荡的乱世里。

然后传到南朝也信,梁武帝尤其信,信到宣布儒道皆为邪道。倒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俩鲜卑人受不了佛家占田抗税,灭了两次佛。

这波啊,这波是换家。

所以就算大唐如何崇信道教,也无法改变佛家在中华文明里的生根,太晚了。


其实这个时候,宗教扩张已经很难了。

一,宗教扩张,你拿哪个宗教?

二,在多次朝代更迭里,统治者已经发现了宗教的“变通”:来谁上台他们都能吹,经照念香照烧。

对于中华文明这个早熟儿来说,统治者不会幼稚到认为会有某种宗教必然与自身绑定。道教不用说了,佛教还是外来的,照样能为我所用。

那万一逆风局,会不会也为敌所用?太平道和天师道都造过反,大乘教也造过反,都是一路货色。

三,成本还贼贵。又占田又不交税,从业人员不劳动还侵吞民间财富,都是国库之敌。


与其说西方用宗教扩张,还不如说欧洲的世俗力量长期过于脆弱,到了工业时代还未能完全实现对宗教力量的整合。因此是宗教搭了西方扩张的顺风车。

是,宗教在西方扩张中承担了一些麻醉精神的工作,但这都只是早期红利,后面会有大成本。

冷战结束后,没了苏联,老欧洲也疲惫,大半个非洲出现真空。那时候有不少美帝的教会跑到非洲,做做慈善,疯狂传教。

然后?现在美帝的教会都在激烈地争论如何和非洲分部做切割。因为很多美帝教会,非洲成员已经要比美帝本土成员要多了,马上就威胁到投票权了。

这时候也顾不得什么“上帝面前都是兄弟姐妹”。

好家伙,你给人送动员组织经验呢?


宗教是文明扩张的副产品,而非主动力。

说实话,你拿语言和人口来做衡量文明扩张的标准,都比宗教靠谱。

都后工业时代了,宗教已经成了一种可定价可消费的精神产品,跟降压白噪音没啥区别,不必太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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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就是:天朝上国的思想。

南越人学汉字?你配吗?

匈奴人学礼法?跳你的野人舞去吧。

古代丝绸之路,中原王朝的人是很少走的,走的多为中东人、波斯人、斯坦人,我们最多把茶叶、丝绸之类的运到边关。外面又危险、又辛苦,多不值。在中原、江南买地置产多收几房姨太太,不爽吗?去塞外吃土?!

海上下西洋也就郑和几十走过,其他年代都懒得去。父母在,不远行,谁愿客死他乡?

总之,一方面开疆拓土的意愿极低。因为可见地理范围内(其实按全地球算也是),最好的土地我们都占据了。

另一方面,外面都是些蛮夷未开化的人群,把我们的优秀文明让他们学了去,他们不配。

再一个,儒家当道,满口仁义道德,和外敌打仗多杀几个人,回来都会被言官弹劾。这些满口腐儒的言官,人人有如今天的圣母,总是BB要以德服人,感化别人。可是在文化认知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谁吃这一套。

外面基本都是畏威而不怀德的。

所以,我们懒得去占别人的地(那些地和中原江南关中天府比太差),也懒得去让那些蛮夷学我们的先进文明,再者以德服人传播文明的方法也不对。

世界上最牛叉的传教大法还是:一子宫;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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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古代是哪个古代?

即便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罗马人也没有第一时间选择让周边蛮族信仰“正统派”,而是一度把基督教正统派的信仰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查理曼日后选择接受正统派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身份上的继承。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正统化”活动,建个文庙,绝个淫祀。不过,中国宗教是否有基督教这样上下一统的宗教是值得怀疑的。

真正所谓的全球性传教,也就是殖民主义时期吧?这可都快到近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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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明的扩张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强制推广,另一个是当地族群或政权自愿接受。儒教完全起到了宗教的政治功能,既有强制推广也有自愿接受,而且比起如基、伊教等更适合统治者需求。

宗教的政治作用主要有三个。一个是通过宗教背书来确认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论证君权神授让百姓相信君王的统治是天经地义。另一个是通过宗教维持社会秩序,拉拢和发动或者压制和管理百姓。最后一个是把本宗教放于其他宗教至上,建立鄙视和歧视其他宗教建立优越感。

儒教的那套极其完整的天下礼仪理论,不仅政治上确认了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建立了严格的集权和层层服从机制,统治者可以通过这套层层机制控制全境。而且儒教建立了对其他政权或族群而言高高在上姿态自信和优越感,这比西方宗教高明千倍啊。

比如,按照儒教的礼仪观,其他区域或族群的政权必须得臣服儒教认可的“天下正统”,无条件接受其统治,不然就是乱臣贼子无君无父的无德之徒。儒教规定自己的文化才是代表人类之光,而歧视其他族群或其他区域文化,把这些“异类”视作如动物般的未开化野蛮,并且要求无条件放弃而接受儒教文化及语言文字来得到“开化”。而且认为他们不放弃才是犯罪,自己歧视其他文化和强迫他们同化是在解救和帮助。

“缠俗无姓谱系,亦无所谓伦理”。
“纏俗匹配,出於倫常之外,忽然私合為室,動轍祈離另嫁,此等穢 X 鄙情,殊堪痛恨。”

引用图文源自 @黄伯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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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的事情在古代确实有过,比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不远万里派太监亦失哈在外东北建永宁寺,目的就是为了用佛教的力量“柔化斯民”:

上复以金银等物为择地而建寺,柔化斯民,使知敬顺□□□相□之□。十一年秋,卜奴儿干西有站满径,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国之老幼,远近济济争趋□□高□□□□□威灵,永无厉疫而安宁矣。既而曰:“亘古以来,未闻若斯,圣朝天□民之□□□上忻下至,吾子子孙孙,世世臣服,永无异意矣!”(《永宁寺记》碑)

永宁寺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今俄罗斯特林)不远处,再往东过海峡就是库页岛了。即便不熟悉东北历史,也能猜到古代这里散布的各个族群的生活状态有多么原始。

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诸般衣食之艰,不胜为言。

在这里建佛寺,自然是希望这些几乎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居民能够在神灵感召下懂得归服王化。

十几年后,亦失哈又负责了一次对永宁寺的维护工程:

“宣德初,复遣太监亦失哈部众再至,以当念圣天子与天同体,明如日月,仁德之大,恩泽之渥,谕抚之其民悦服。且整饰佛寺,大会而还。”(《重修永宁寺记》碑)

可是,仅仅几年后,当宣德七年,亦失哈再次来到奴儿干的时候,却发现永宁寺已经变成了废墟:

“七年,上命太监亦失哈同都指挥康政率官军二千,巨舡五十再至。民皆如故,独永宁寺破毁,基址有焉。”

毁寺凶手就是当地的吉列迷人。亦失哈身为钦差并未对他们降罪,只是命人重建永宁寺,照旧赏赐各部族之后离开。

到底为什么这群野人敢对大明皇帝的敕建寺庙下手?没史料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做个合理的推测,众所周知在朱棣在位的晚期,由于建北京、下西洋、征伐蒙古等诸多大型活动,明朝国力损耗不小。所以明宣宗即位后,很明显可以看出明朝对外政策转向收缩。下西洋停止,交趾弃守都是标志性事件。

亦失哈在永乐、宣德年间前后最少有7次出巡代皇帝招抚外东北的部落,每次都会在当地派发大量的米粮、布匹等生活物资。可是,随着朝廷对外态度的改变,可想而知这方面的投入只会越来越少。

升米恩斗米仇,见到赏赐一年不如一年的吉列迷人,当然就会把怨气发在永宁寺头上。

用佛教感化原住民的想法,可以说破产的不能更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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