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医在近代没有像西医一样的发展，却还是大多依靠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古籍药方？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是很多人对中医感到困惑的地方。要说中医在近现代没有像西医那样“发展”，这得从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我们得明白“发展”的定义。如果按照西医的标准——基于实验室验证、大规模临床试验、不断推陈出新、形成标准化治疗方案，那么中医确实显得“慢”很多。西医在近现代，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科学的突破，到抗生素、疫苗、手术器械、影像学等技术的革新，再到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建立，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系统性的、革命性的。
相比之下，中医在近现代，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在继承和研究，但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稳”胜过“闯”。许多诊断方法（如望闻问切）和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依然保留着古代的痕迹，甚至很多医生依然奉古籍经典为圭臬。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原因有很多，而且是多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的根本差异：
中医： 中医的理论体系，比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是基于长期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哲学思辨和哲学模型。它更像是一种“系统论”，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个体差异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理论体系很难直接用现代科学的还原论方法来“解剖”和验证。比如，中医讲“肝主疏泄”，西医找到了肝脏的生化功能、解剖结构，但“疏泄”这种功能性的描述，用现代语言很难完全对应。
西医： 西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革命后的科学方法论。它追求的是还原、量化、可重复。从细胞到分子，从基因到蛋白质，西医试图把疾病和人体功能分解到最小的单位，然后逐个击破。这种方法论非常适合开发特效药、发明精确的诊疗仪器。
2. 证据生成方式的不同：
中医： 中医的“证据”主要来自临床观察、病例总结、经验传承。古籍，比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等，就是这些经验的高度浓缩。这些经典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在当时的实践中被证明有效。当一个医家使用某个古方治好了某个病，他会记录下来，传给徒弟，一代代积累。
西医： 现代西医的“证据”则需要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流程，特别是随机对照试验（RCT）。一个新药或新疗法的出现，需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早期试验、多中心大规模RCT，然后才能被批准上市。这个过程漫长、昂贵，但要求极高，并且结果具有普遍性（当然也有个体差异）。
3. 现代化转型的挑战：
中医： 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现代化”或“科学化”，是近现代中医面临的巨大挑战。
理论的解释： 如何用现代科学语言解释中医的“气”、“阴阳”、“经络”？很多尝试，比如将“气”解释为生物电信号，将“经络”解释为淋巴管或神经束，总觉得难以完全涵盖其本意，甚至有些牵强。
药方的标准化： 中药方剂组成复杂，几味甚至十几味药配伍使用，讲究君臣佐使，药效协同。这和西医靶向单一分子、作用明确的药物非常不同。如何验证一个复方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怎么确定最佳剂量？怎么排除无效成分？这些都是难题。
临床试验的困难： 要让中医的疗法通过RCT，难度也很大。首先，中医强调“辨证施治”，每个病人情况不同，用药也不同，很难找到足够多的“相同”的病人进行分组。其次，很多中医治疗（如推拿、针灸）存在操作的主观性，难以完全标准化。
认识论的冲突： 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与西医的还原论和疾病中心论，在根本的认识事物的方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直接套用西医的研究方法来“改造”中医，效果不一定好，甚至可能丢失中医的精髓。
4. 社会和政策因素：
西学东渐的影响： 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的入侵和民族危亡，大量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涌入。在追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西医的“科学性”和“高效性”更容易被接受和引进。国家也大力发展西医教育和医疗体系。
中医的地位： 一度时期，中医被贴上“落后”、“迷信”的标签，在政策支持和科研投入上，自然不如西医。很多老中医的技艺和经验，也面临传承断代的危机。
产业化和标准化： 西药的生产是高度工业化和标准化的，这使得大规模生产和普及成为可能。中药的产业化在早期也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药材质量的稳定、炮制的规范化、制剂的现代化等。
5. 古籍药方的“生命力”：
尽管如此，说中医“没有发展”也不准确。只是它的发展模式不同。
经验的积累与升华： 几千年的古籍，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中医的经典，比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是历代医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补充、阐释的结果。后世医家在学习经典的同时，也会根据临床经验对理论进行修正，对方剂进行加减，对治法进行调整。
“不变”中的“变”： 中医强调“辨证施治”，即根据病人的具体体质、病症、所处环境等进行个体化治疗。这意味着即使是同一个古方，在不同的医家手中，针对不同的病人，也会有不同的用法和加减。这种“不变”的经典理论指导下“万变”的临床实践，是中医的特点。
现代研究的介入：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研究者开始尝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药成分、作用机制，并进行规范化的临床试验。一些中药，如青蒿素（从青蒿中提取，治疗疟疾），以及一些经典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等）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总的来说， 中医之所以在近现代没有像西医那样爆发式地“发展”，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证据生成方式，与现代科学范式存在差异，导致其在“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同时，历史和社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医就停滞不前。它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对经典理论的深入挖掘、在继承中的辨证发挥，以及尝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和解释其疗效。很多古籍药方之所以还能流传并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千百年的临床检验，蕴含了丰富的经验智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而是要理解不同医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首先，我们得明白“发展”的定义。如果按照西医的标准——基于实验室验证、大规模临床试验、不断推陈出新、形成标准化治疗方案，那么中医确实显得“慢”很多。西医在近现代，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科学的突破，到抗生素、疫苗、手术器械、影像学等技术的革新，再到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建立，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系统性的、革命性的。
相比之下，中医在近现代，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在继承和研究，但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稳”胜过“闯”。许多诊断方法（如望闻问切）和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依然保留着古代的痕迹，甚至很多医生依然奉古籍经典为圭臬。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原因有很多，而且是多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的根本差异：
中医： 中医的理论体系，比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是基于长期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哲学思辨和哲学模型。它更像是一种“系统论”，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个体差异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理论体系很难直接用现代科学的还原论方法来“解剖”和验证。比如，中医讲“肝主疏泄”，西医找到了肝脏的生化功能、解剖结构，但“疏泄”这种功能性的描述，用现代语言很难完全对应。
西医： 西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革命后的科学方法论。它追求的是还原、量化、可重复。从细胞到分子，从基因到蛋白质，西医试图把疾病和人体功能分解到最小的单位，然后逐个击破。这种方法论非常适合开发特效药、发明精确的诊疗仪器。
2. 证据生成方式的不同：
中医： 中医的“证据”主要来自临床观察、病例总结、经验传承。古籍，比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等，就是这些经验的高度浓缩。这些经典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在当时的实践中被证明有效。当一个医家使用某个古方治好了某个病，他会记录下来，传给徒弟，一代代积累。
西医： 现代西医的“证据”则需要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流程，特别是随机对照试验（RCT）。一个新药或新疗法的出现，需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早期试验、多中心大规模RCT，然后才能被批准上市。这个过程漫长、昂贵，但要求极高，并且结果具有普遍性（当然也有个体差异）。
3. 现代化转型的挑战：
中医： 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现代化”或“科学化”，是近现代中医面临的巨大挑战。
理论的解释： 如何用现代科学语言解释中医的“气”、“阴阳”、“经络”？很多尝试，比如将“气”解释为生物电信号，将“经络”解释为淋巴管或神经束，总觉得难以完全涵盖其本意，甚至有些牵强。
药方的标准化： 中药方剂组成复杂，几味甚至十几味药配伍使用，讲究君臣佐使，药效协同。这和西医靶向单一分子、作用明确的药物非常不同。如何验证一个复方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怎么确定最佳剂量？怎么排除无效成分？这些都是难题。
临床试验的困难： 要让中医的疗法通过RCT，难度也很大。首先，中医强调“辨证施治”，每个病人情况不同，用药也不同，很难找到足够多的“相同”的病人进行分组。其次，很多中医治疗（如推拿、针灸）存在操作的主观性，难以完全标准化。
认识论的冲突： 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与西医的还原论和疾病中心论，在根本的认识事物的方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直接套用西医的研究方法来“改造”中医，效果不一定好，甚至可能丢失中医的精髓。
4. 社会和政策因素：
西学东渐的影响： 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的入侵和民族危亡，大量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涌入。在追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西医的“科学性”和“高效性”更容易被接受和引进。国家也大力发展西医教育和医疗体系。
中医的地位： 一度时期，中医被贴上“落后”、“迷信”的标签，在政策支持和科研投入上，自然不如西医。很多老中医的技艺和经验，也面临传承断代的危机。
产业化和标准化： 西药的生产是高度工业化和标准化的，这使得大规模生产和普及成为可能。中药的产业化在早期也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药材质量的稳定、炮制的规范化、制剂的现代化等。
5. 古籍药方的“生命力”：
尽管如此，说中医“没有发展”也不准确。只是它的发展模式不同。
经验的积累与升华： 几千年的古籍，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中医的经典，比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是历代医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补充、阐释的结果。后世医家在学习经典的同时，也会根据临床经验对理论进行修正，对方剂进行加减，对治法进行调整。
“不变”中的“变”： 中医强调“辨证施治”，即根据病人的具体体质、病症、所处环境等进行个体化治疗。这意味着即使是同一个古方，在不同的医家手中，针对不同的病人，也会有不同的用法和加减。这种“不变”的经典理论指导下“万变”的临床实践，是中医的特点。
现代研究的介入：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研究者开始尝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药成分、作用机制，并进行规范化的临床试验。一些中药，如青蒿素（从青蒿中提取，治疗疟疾），以及一些经典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等）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总的来说， 中医之所以在近现代没有像西医那样爆发式地“发展”，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证据生成方式，与现代科学范式存在差异，导致其在“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同时，历史和社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医就停滞不前。它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对经典理论的深入挖掘、在继承中的辨证发挥，以及尝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和解释其疗效。很多古籍药方之所以还能流传并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它们经过了千百年的临床检验，蕴含了丰富的经验智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而是要理解不同医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网友意见
因为中医选择成为一门骗术。
我们现在说起中医的脏腑，都说他是虚拟的功能集合。但是至少在清代王清任时代中医的五脏还是指的实体的器官。内经，难经都有对脏腑器官的质地，重量，位置，形状的描述。直到近代，现代解剖学传入中国，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中医对脏腑和生理的描述完全是错误的，余云釉写了一本书《灵素商兑》总结了中医所犯的这些错误。然后一个半路出家的郎中，在没有任何实验和观察的情况下提出来一套全新的中医生理学理论，对以往的中医典籍进行了主观曲解，宣称中医之五脏非实体的诡辩。整个中医界同样在没有任何实验证据的情况下接纳了这套理论。
这套新理论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解决任何已有的问题，唯一的作用是规避了现代解剖学的质疑。
类似的还有经络，找了四十多年没找到经络，经络非实体的观点在中医内部也开始占据主流。你当初找经络的时候可是把经络当成实体来研究的，也没听见中医有什么反对的声音。中医几千年来没人知道经络不是实体，总以为诊脉可以摸到，银针可以刺到。突然就因为这几十年的实验所有的中医都开了窍，突然悟道，原来前人人对经络的描述都是别有深意。可笑。
诡辩的目的在于骗，因为除了中医那套神乎其神的理论。你没有任何理由去看中医吃中药。中医基本上是完全无效的。为了继续买杂草讨生活，中医选择了成为一门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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