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近代英国和中国都有人吸食鸦片，但偏偏鸦片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
两国对鸦片的态度与消费模式的差异
首先，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鸦片在中国成为了一个国家性的、社会性的灾难，而英国的鸦片消费则更多地停留在个体层面和特定群体。
英国：
合法化与医疗用途：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鸦片在英国是合法的，并且被广泛用于医疗领域，作为止痛剂、镇静剂和治疗咳嗽的药物。医生会开具鸦片酊（Laudanum）等制剂。
中产阶级与上层社会的消费： 尽管有医疗用途，鸦片也确实存在滥用情况，主要集中在中上层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一些女性。他们可能将其视为一种“雅兴”或缓解生活压力的方式。
个体成瘾问题： 确实存在因滥用而导致成瘾的个体，但这通常是个人选择或在医生指导下的药物依赖，并未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崩溃。
经济影响有限： 英国本土不生产鸦片，主要依赖进口。虽然鸦片贸易是利润丰厚的生意，但其对英国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远不足以撼动其工业革命的强大根基。
中国：
违禁与大规模走私： 鸦片在中国，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逐渐被视为非法物品，但英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通过“虎门销烟”后的鸦片战争，强制打开了中国市场，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的鸦片走私。
泛滥成灾的消费： 鸦片消费迅速从吸食毒品转变为一种国家性的毒品泛滥。它不再局限于特定阶层，而是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从达官显贵到贩夫走卒，从城市到乡村，无不深受其害。
经济寄生与搜刮： 英国及其盟友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掠夺了巨额白银。这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严重打击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鸦片贸易的利润，一部分流入了英国商人手中，另一部分则养肥了中国的买办和腐败官员，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寄生的经济链条。
社会肌体腐蚀： 鸦片对中国社会肌体的腐蚀是灾难性的。
劳动力丧失： 大量人口吸食鸦片，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劳动能力急剧下降，导致生产力低下。
家庭破裂： 吸食鸦片者倾家荡产，家庭关系破裂，社会治安恶化。
军队战斗力削弱： 许多清朝官员和士兵也染上鸦片，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为列强的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国家财政枯竭： 虽然白银外流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伤痛，但另一方面，为了弥补亏空和维持统治，清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这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国家主权沦丧： 鸦片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国家主权被严重损害。鸦片贸易成为列强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经济和政治工具。
导致中国影响更为恶劣的关键因素
1. 经济结构与脆弱性：
英国： 19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经济强大且多元化。工业生产、海外殖民地贸易（除了鸦片）是其经济的支柱。鸦片贸易虽然利润丰厚，但并非其经济的命脉。即使鸦片消费在英国有所抬头，也难以动摇其经济的整体稳固性。
中国： 19世纪的中国经济依然以传统农业为主，手工业相对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其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较低，但对内部稳定和白银的依赖性很强。大规模的白银外流，对中国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抽血式”的打击，导致货币体系不稳定，物价波动，严重阻碍了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2. 政治体制与应对能力：
英国： 英国是一个成熟的代议制国家，其政治体制虽然存在问题，但能够相对有效地应对社会问题，并且其领导层对鸦片贸易的负面影响也有所认识，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选择继续。
中国： 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政治体制僵化。在面对鸦片问题时，既有禁烟的努力（如林则徐），但其根本原因（政治腐败、经济结构问题）并未解决，也无法与强大的外部势力抗衡。国家机器的低效和腐败，使得禁烟和治理鸦片泛滥的措施难以有效实施，反而被鸦片贸易进一步侵蚀。
3. 历史进程与国家命运：
英国： 鸦片贸易虽然是英国对外扩张的一部分，但其国内社会和经济并未因此而走向衰败。反而，通过这场贸易，英国巩固了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并为进一步的扩张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条件。
中国： 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鸦片泛滥，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不仅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侵蚀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手段。它与列强的经济侵略、政治控制和军事压力紧密相连，共同将中国推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4. 社会心理与文化冲击：
英国： 尽管鸦片消费对个体有害，但它并没有摧毁英国社会的整体心理韧性或文化认同。
中国： 鸦片泛滥在中国社会制造了一种普遍的精神颓废和道德滑坡。吸食鸦片成为一种“时尚”或“解脱”的象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被毒品侵蚀，其民族凝聚力和反抗外侮的意志都会受到严重打击。
总而言之，鸦片在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并非仅仅是“吸食人数多”或“成瘾性强”这么简单，而是一种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文化侵蚀的综合产物。鸦片在中国，已经从一种商品，演变成一种国家性的毒瘤，它不仅消耗了国家的财富，更腐蚀了国民的精神，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无法磨灭的伤痕。与英国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相比，中国在19世纪中期恰恰处于一个内部动荡、外部压力加剧的关键时期，鸦片则成为了引爆这一系列危机的导火索，其破坏力因此被无限放大。
网友意见
禁烟是因为导致了白银外流，而英国贩卖鸦片也是因为自己出超。所以当时的角度来看，这算是贸易战。
而鸦片战争本质是贸易战变成热战。
之所以边境互市的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也可以说归结于满汉对立的思想：这帮子汉人和洋人搞在一起，到时候造反怎么办？
清末和民国拉胯的原因，鸦片的实际影响排在很后面了。
成瘾品的流行总要经过四个阶段，最开始是“药品”，第二阶段是“奢侈品”，第三阶段是“大众消费品”，最后成为一种“必需品”。
非毒品像烟草、茶叶、咖啡如此，鸦片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社会的毒瘾发展到了第四阶段，而英国没有。
鸦片作为毒品，可以降低食欲，中国的一些工矿会把鸦片作为工资付给矿工，这样可以降低他们食物的供给，省下伙食费。也就是说，在大清国，用鸦片减食欲的花费要低于买粮食吃饱的花费，鸦片的费用比粮食“便宜”。这种习惯后来也传到了全社会，一些体力活的酬劳，轿夫、脚夫、兵丁，其工资经常是鸦片。
总之，鸦片在中国底层社会，已经成了一种节省食物用的必须品，兼具货币职能。
其外，在一个治安荡然、兵荒马乱、交通线不安全的社会，如今天的缅甸、阿富汗，以及清末民初军阀时期的中国，种普通的粮食、经济作物体积庞大，存储运输风险都大，运输粮食则受到厘金阻碍；而种植鸦片耕作时间短，收成快；鸦片的成品体积小、易藏匿、运输，是完美的战争作物。
民国时期的军阀，其军费花销一般来自于鸦片专卖，所谓“鸦片辑护队”，其所“辑”的是私烟，“护”的则是政府收入所赖的公烟。
也就是说，到了民国时期，在长期战乱背景下，鸦片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英国没有以上任何一个社会条件，能使鸦片变成一种“必需品”。
英国十八十九世纪都处在“农业革命”期间，新的工业化的手段开采和处理硝酸盐、海鸟粪、动物骨骼、磷酸盐、粪化石等肥料，播种机、拖拉机的发明使得粮食产量一直在增长。
即使工业革命将人口和土地大量城市化，英国也能用其巨额利润从丹麦、美国、阿根廷、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俄国不断进口粮食；蒸汽船和铁路的发明使得粮食的运输成本不断下降。
英国通过殖民战争，成功地输出了国内矛盾，所以也没有军阀割据和内战。晚清和民国的军阀之间设立的厘金、关费之类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被废除了。
也就是说，英国社会不会出现粮食不够吃，必须抽大烟降低食欲的情况，也没有在战乱条件下依赖鸦片收入的农民和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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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吸鴉片銀子進的是英國鴉片商口袋。中國人買鴉片的銀子也是進英國鴉片商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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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高能多图扯淡慎入！！！
对英国影响明明很恶劣！！！
如果没有中国人开在伦敦的堕落鸦片馆，大伦敦就不会有地方藏匿这玩意儿！
以及他发展出来的这些玩意儿！
如果没有那些玩意儿，米娜．穆雷也不用被这些玩意抓走，穆雷爵士大可以继续过着冷血而潇洒的生活，大家也用不着组队去打那玩意儿，反而把费劲找了整整一季的米娜．穆雷一枪崩了。
如果没有打死那玩意儿，弗兰肯斯坦博士就可以专注和自己造的男怪人撕逼，用不着进入玛丽苏女主与杰克苏男主的故事线。
用不着认识布洛娜搞出恋爱与女权极端主义这么狗血的事情来！！！
也不至于把范海辛老师坑死，让那些玩意儿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是不至于让老基友莱尔教授解读出阿慕拉和阿姆奈特，两位埃及大神不至于出来打这尴尬的酱油，全体人员也用不着集体为女主奋斗，抓走就抓走呗！
如果没有全体人员一起奋斗身心俱伤，闹得大家各走各路，女主也不会一个人在第三季面对大Boss德古拉。
如果没有中国人开在伦敦的堕落鸦片馆，心理诊所小秘书下了班就不会去嫖就不会被那玩意抓去变成吸血鬼就不会啃蛤蟆还被老板揍。女主也不会沦陷那么快！
最后女主失身德古拉造成了伦敦化学烟雾事件，男主为了抗霾只好把女主崩了。
大家都被打成这德行了。
双苏剧情是结束了，七千条伦敦人民的性命你还我来！
鸦片对英国的恶劣影响堪比丘处机经过牛家村和潘金莲掉支窗棍两大历史事件！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中国人在英国经营鸦片。
（米娜．穆雷：你这个恶毒闺蜜，不但我未婚夫要抢，我的《惊情四百年》女主角色也要抢？！啃死你！）
以下为转载
福寿膏，就是鸦片。
与常人想象中的，到了鸦片战争后，其才进入中国不同，其实早在唐朝时期，阿拉伯就开始将其输入中国了。
不过，其并没有流行。
到了明朝，一些藩国会给皇室进贡鸦片，价比黄金，有钱人才能尝试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明朝末年，国人抽普通烟草的问题开始严重，大规模的烟田也开始兴起，甚至就连崇祯主持的殿试中，都有一个考生一边抽烟，一边答卷。
为此，在1639年时，崇祯甚至明诏全国禁烟。
但到了清朝，一切就都乱了。
雍正时期，就开始禁鸦片了。
但其惩罚力度并不高，还不如卖私盐的惩罚重，流放就完事了，又因为其暴利，因此越禁越多。
到了晚清时期，鸦片进口更是严重，在1837年时，更是已经达到两万七千余箱，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每年进口的鸦片，已经达到4万箱。
鸦片战争后，其进入清朝的态势，更加凶猛。
历史书上的资料，让人感觉清朝似乎对鸦片深恶痛绝，毕竟是打趴下后，被硬塞进来的东西，显得很是屈辱。
但实际上，从咸丰开始，清末的皇帝不知道进口鸦片，进口得有多嗨。
始作俑者，源于咸丰。
签了《南京条约》后，咸丰眼看制止不了鸦片贸易，就开始对其征收“洋药税”。
除了每百斤鸦片，海关收30两白银外，进入国内各地后，还要征收数量不等的“厘金”。
到后来1885年时，为了方便管理，清廷规定每百斤进口鸦片，共要缴纳关税和厘金共计110两白银。
之前的咸丰皇帝，穷得厉害，太平天国起义后，南方赋税断绝，清朝庭收入锐减一半以上，军支却剧烈猛增，连续亏空之下，满清财政，已经面临崩溃。
而且，两次鸦片战争，军费每次基本都是4000万两，赔款分别是1960万、1600万两，压力山大。
在这个时候，进口鸦片，征收关税、厘金，就为清廷开辟了财源，甚至发了财。
到1908年，也就是光绪、慈禧身死的那一年，清廷单只靠鸦片税收，就达到了3302万两，总税收达到了2.92亿白银。
老佛爷割地赔款，不在乎条约赔的那点小钱，不是没道理的。
借着鸦片带来的巨大关税，清廷一下子有了钱，很快就把太平天国解决。
英伦人揍了大清两次，逼着大清进口鸦片。
没想到咸丰随手一记，就让自己的朝庭，更加稳固，历史有时诡异得就没法讲。
而且，咸丰还有更厉害的一招：种鸦片！
进口，毕竟是买，大头让英伦人占去了。
自己种，才赚得多啊！
至于鸦片对国、对民的伤害？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朝廷稳固了，大清一统万年，谁管你百姓遭难、民族沉沦？
从咸丰的1850年，开始，西南云贵等地，已经“乡村嵩落皆遍种之”。
到了1894年，满清的8.66亿亩地上，鸦片已经种了1333.3万亩，占比高达1.5%。
从南到北，举国上下，已经遍植鸦片！
这，就是大清朝！
打败仗、平乱、签条约赔款。
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两、上亿两，量中华之物力，结列国之欢心，怎么结？
拿什么结？
向老百姓加收重税？
这是肯定的，一直都在加税。
但苛捐杂税已经够多了，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一个个早就被压榨到了极点，又能榨出几滴油来？
但清廷靠着种鸦片，硬是维持住了财政！
而且老百姓都去吸大烟了，自然也就没力气反抗朝廷，当真是一举数得！
在了解到这段历史后，叶书也只能佩服地说上一句：
牛B!
更牛B的是，国产打败了进口！
进口的叫“洋药”，国产的叫“土药”。
在咸丰的大种特种之下，到了1879年，大清帝国的“土药”自给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
阿三哥家种的“洋药”，已经基本被赶出了中国市场。
新中国，奋斗了多少年，才在工业上自给自足，成为工业强国。
大清朝，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扬帆出海，走向世界，自家种的“土药”，反向出口到了国外，打败了世界第一强国！
英伦人悔得肠子都青了！
本想着开拓个市场。
谁想着惹到了大清朝，反而把自家的生意给抢了！
这特喵的，两次战争白打了呀！
英伦人，那真是大清朝的爸爸，上赶子送来了鸦片，给大清朝续了命。
征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买军舰、造大炮，大部分都是卖“土药”弄的钱。
甚至于，就连教育，比如说“京师大学堂”，就有川蜀上贡的鸦片税厘里，拨出专款支持京师大学堂。
从京城大学到近代许多教育事业，和军工事业发展的背后，都有着鸦片税厘的影子。
这段尴尬的历史，自然上不了台面，让后世的满遗历史学家，掩饰得头皮都麻了。
此时的大清朝，庚子之乱后，尽管背负着共9.7亿的本息赔款，但大清朝依旧阔气得厉害。
1909年，海军大臣载洵游历欧洲，还想着重整海军计划，准备在未来七年内，购置8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
在游历过程中，载洵在途经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工厂都下了订单，到了德意志时，更是牛气哄哄，都把他当大金主哄着。
乾隆号称盛世，一年也不过收入3000万两，给咸丰、光绪提鞋都不配！
1839年，林则徐奉朝廷之令，在虎门销烟。
要是让晚清的皇帝，早知道鸦片能续大清国运，哪还有林则徐什么事？
可以说，两场鸦片战争，百姓虽然遭了罪，但清廷反而日子好过起来。
从原本的穷困潦倒，一下子阔气了，赔款、洋务运动、军备，全都开始不差钱。
至于说1877、1878时的“丁戊奇荒”，因为最好的田地，都去种“土药”，而导致粮食减产，饿死1000万人，逃荒2000万人，人吃人，根本就不算事……
蕃薯这时已经流行开来，产量极高，靠着它，清朝已经200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惨相。
可是，在能给自己统治带来极大利益面前……
这些死去的人……
谁在乎？
鉴于有些知友对我转载的文章有些疑问，那我就再做些补充吧。
链接为文字来源，感兴趣可移步观看。
禁烟第一人林则徐的转变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反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如此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在此时的林则徐看来，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如此，白银只在本国之内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自然是毫无问题，怕只怕，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爱国，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晚清文人的观点
1873年6月28日，《申报》刊登《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极力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理由是：其一，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其二，加强鸦片制作方法的改进，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其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
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建议自行生产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当时虽有许多大臣并不赞成，但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极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国生产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不过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在知识分子眼里，国产鸦片战胜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朝廷内部大多数官员眼里，扶植国产鸦片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可靠而且可观的财政收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禁烟是一种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在官僚系统内部，禁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自强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同样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
这成了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泛滥成灾的鸦片财政的“理论根源”。
作为表面文章，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事实是：禁烟只是幌子，征税才是目的。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评价郭嵩焘的建议：“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晚清名士何启和胡礼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鸦片财政
据史料记载及相关资料统计，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亿两多一点，光绪三十一年的财政总收入至多不过1.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至2.4191亿余两。
光绪三十一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 22,610,478两。
光绪三十二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 23,507,550两。
光绪三十三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 20,204,236两。
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至少维持在10%以上的比例——如果考虑到中央政府所完整控制的仅仅是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这个10%的比例，显然是严重缩水了的。
为求“国富”而不惜牺牲“民强”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由此悄然发生转向——从“朝廷不可与民争利”进化到了“国家不惜害民以取利”。正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国家富强”日趋上升成为最顶端的政治正确，在这一政治正确的大帽子下面，民生一再被“合法蹂躏”，晚清鸦片财政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以下来源：
再看中华民国是怎么做的
“一切为了共和”——在神圣的口号之下，云南鸦片流向了全中国。当然，云南当时本是罂粟（鸦片原植物）种植大省，护国军有此行为也不足为怪。在1927年的前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而另一个鸦片重灾区就是四川，当时统治的军阀甚至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民国时期，除了吉林、山西少数省份，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全国种植罂粟的面积高达100多万公顷，最大产毒地在西南地区（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庆市），其种烟土地达15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4％，而在云南省高达33％，在西康省高达48％以上。
制毒贩毒者约有50余万人，几乎遍及全国，仅华北地区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4省及北京、天津2市就有毒贩1万多人。西安的各个行业几乎都贩毒，有的小镇仅有万余人口却有毒贩500多人。
至于鸦片烟馆更是到处林立，仅昆明一市即有烟馆1100多家。全国约有烟民2000多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4．4％，而在贵州省高达21．42％。众多烟民因吸毒倾家荡产，道德沦丧，家破人亡。
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全同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禁毒工作。
在具体查办毒品的时候，新中国采取了广泛动员群众的方针。在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多万人进行了检举揭发。在当时尤其重视贩毒人员的检举揭发工作。像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
【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
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
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
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三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06,第134页】
当时，全国禁毒斗争初见成效。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
此法在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吸食者也不易买到，因而鸦片价格大跌，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但是，由于巨大的毒品地下市场依然存在，不法之徒为牟取暴利更铤而走险；产地禁种使得存货“浮出水面”及境外货走私入境，所以禁毒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
1952年8月10日，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方和重点部门同时大规模地搜查缉捕毒品案犯，毒犯们纷纷落入法网，全国查出毒贩近37万人，逮捕82056人。
在具体执行当中，那时更是充分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一般来说，只要有检举立功表现的贩毒人员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要是死硬到底则要受到严惩。于是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毒贩一落网就立即进行积极检举，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毒品交易网络便倾刻土崩瓦解。
全国的禁毒运动也取得了巨大胜利。据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犯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泛滥之祸害，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随后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对鸦片毒品的打击依然没有放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布数道禁毒的法律，并依靠人民群体的力量，与毒品做斗争。
196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没地下烟馆和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代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
1973年1月13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通知》。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予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的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尽管改革开放后，海洛因、冰毒、麻古等新一代毒品又卷土重来，但我国禁毒的态度依然没变，贩毒必严惩。
最后借用网上一句名言结束，世界上最不值得三大危险行径：美国逃税、中国贩毒、俄罗斯人质。
类似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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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和中国都存在鸦片消费，但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其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英国。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具体情况、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历史背景。两国对鸦片的态度与消费模式的差异首先，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鸦片在中国成为了一个国家性的、社会性的灾难，而英国的鸦片消费则更多地停留............. -
近代革命后，日本和英国等国家保留皇室，而中国则走向共和，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根源。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深入剖析这几个国家各自的独特发展轨迹。一、 日本保留皇室的原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虽然进行了深刻的现代化改革，但皇室的地位和象征意义却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强化。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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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之前，日本作为一座岛屿国家，未能像英国在欧洲大陆那样发挥离岸平衡者的作用，对中国乃至内亚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其原因错综复杂，可以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剖析。并非是日本“没有”想过，而是其所处的环境、自身的实力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变，使得它扮演的角色与英国截然不同。地理与战略位置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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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英、法、荷等欧洲列强与西班牙之间爆发的系列冲突中，我们确实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屡次在海上以及欧洲本土争夺西班牙的霸权，但对西班牙位于美洲的两个核心殖民地——新西班牙总督区（墨西哥）和秘鲁总督区——的直接、大规模军事攻击，相对而言，频率较低，且往往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这背后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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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英国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立了横跨全球的庞大帝国，并在多次重大冲突中取得胜利。然而，若以“名将”作为衡量标准，似乎确实不如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或后来的普鲁士/德国那样，能涌现出一长串耳熟能详、以个人军事才能著称于世的人物。这其中的原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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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初期，英国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尤其是组建“Z舰队”（Force Z），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战略考量以及对局势的误判。这并非简单的“送死”，而是当时英国高层在资源有限、情报不足、并且面临巨大战略压力下，做出的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尝试。一、 严峻的战略环境：英国的全球困境1941年底，整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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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军队之所以青睐“排队枪毙”这一战术，并非一时兴起或者盲目模仿，而是当时历史、技术和社会背景下，一种相对高效且可行的作战模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背后多方面的驱动因素。一、 火器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排队枪毙”的核心在于步枪的射击效率和纪律性。在火绳枪、燧发枪逐渐取代火门枪、火绳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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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英国之所以没有选择将法语作为国际语言，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历史演变以及文化自我认知等多方面的原因，而非仅仅是国家实力的“日不落”称号所能简单概括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几个关键层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确实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其影响力一度遍及全球。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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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语言翻译和文化传播中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简单来说，这背后涉及到了历史渊源、语言本身的特点、以及早期翻译者的选择和惯例。并非所有欧洲国名、地名都这样，但确实存在一些例子，中文音译似乎比英文更贴近原名。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原因：1. 历史的维度：我们何时开始接触这些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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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英法这两个曾经的死敌，如今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越走越近，甚至成了肝胆相照的盟友。这其中缘由颇为复杂，绝非一句“世仇已了”就能概括。要理解这其中的转变，咱们得从头捋一捋，看看是什么样的力量，将这两个曾经恨不得将对方踩在脚下的国家，推向了彼此的怀抱。首先，我们得承认，历史的齿轮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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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触及了近代互联网时代一种非常普遍且令人不安的现象：怯弱在网络空间里，似乎不再是值得同情或宽容的品质，反而常常招致集体的攻击和指责。这种转变背后，有着多重社会、心理和技术层面的原因，绝非简单的道德判断那么简单。首先，我们得承认，互联网的匿名性和距离感是这一切的温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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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吧，得从头说起，得聊聊为啥当年那些威风凛凛的弓箭手、弩手，最后都被端着黑乎乎家伙的火枪兵给比了下去。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里面牵扯的东西不少，有技术的进步，也有战争形式的改变，还有经济和人力成本的较量。一、 火药这东西，一开始是个意外，后来成了大杀器话说火药这玩意，最开始也不是为了打仗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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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这座承载着无数风云变幻的古老城池，在中国近代史的洪流中，似乎与省会的宝座擦肩而过，将那份荣耀拱手让给了冉冉升起的武汉。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变迁？武汉又是凭借何种力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蜕变成如今的华中重镇？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晚清。荆州：辉煌过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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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发动侵华战争，这个问题的背后确实牵扯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历史演变以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接受和变异。与其说儒家思想对日本影响不深刻，不如说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土壤中，被赋予了不同于中国本土的解读和实践方式，并在近代历史的特殊时期，成为了服务于国家扩张的工具。首先，我们需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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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是很多人对中医感到困惑的地方。要说中医在近现代没有像西医那样“发展”，这得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我们得明白“发展”的定义。如果按照西医的标准——基于实验室验证、大规模临床试验、不断推陈出新、形成标准化治疗方案，那么中医确实显得“慢”很多。西医在近现代，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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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俄罗斯古代“又弱又小”，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说法，也是一个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含义的标签。确实，与当时的一些强盛帝国相比，比如蒙古金帐汗国、奥斯曼帝国，甚至后来的西欧主要国家，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显得相对落后。但要说它“突然变强”，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我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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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南部，这片曾经孕育出辉煌文明的土地，在近代以来确实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令人唏嘘的衰退期。如果要探究其“一蹶不振”的原因，那绝非单一因素能够解释，而是错综复杂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话题，让我们一层层地剥开它。历史的沉重包袱：分裂与外来统治的遗毒首先，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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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同根同源，都曾是广袤的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但它们在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走向的差异，却如同三条蜿蜒的河流，最终汇入不同的海洋。要理解为何法国能在中世纪相对长久地维持统一，而德国和意大利直到近代才实现国家统一，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它们各自的政治、社会和地理条件。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法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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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触及了我们民族情感深处的一个敏感点，也是近代以来一段复杂历史的折射。为什么同样是西方文化符号，西装被我们拥抱，而和服却一度被视为“不爱国”的象征？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情感逻辑，并非简单的情感好恶可以解释。西装：实用主义与现代化象征的胜利首先，我们得承认，西装在进入中国时，更多地是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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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我们总觉得科学是普世的，只要有聪明才智，就能在任何地方发展起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为什么近代科学，那个以实验、逻辑推理、数学表达为基础的科学体系，没有在中国那片古老而辉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直到近代才被“引进来”？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说是一个多层次、复杂交织的故事，不是一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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