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后为什么日本英国等国家还保留皇室？中国为什么不这么做？
一、 日本保留皇室的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虽然进行了深刻的现代化改革，但皇室的地位和象征意义却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强化。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悠久的皇室历史与神话色彩： 日本皇室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制度之一，传说其血统可追溯到太阳女神天照大神。这种神话般的起源赋予了皇室一种神圣性和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明治维新时期，皇室被视为日本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天皇作为国家象征的定位： 明治维新并非推翻皇室，而是“王政复古”，旨在将权力从幕府将军手中归还给天皇。天皇被塑造成国家的元首和象征，而非实际的统治者。宪法规定天皇是国家的主权象征，统而不治。这种定位使得皇室能够超越政治斗争，保持其神圣性和超然性。
“国体”概念的维护： 在明治维新前后，“国体”（kokutai）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强调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独特国家结构。保持皇室就是维护日本的“国体”，这是当时政治精英和民众普遍接受的观念。
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借鉴与改造： 日本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时，选择了君主立宪制。他们看到了英国等国家保留君主制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国家象征作用，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体系。他们并非照搬，而是根据日本的国情进行了改造，强化了天皇的国家象征意义。
维护社会稳定和传统价值： 皇室的存在被视为一种稳定力量，能够凝聚人心，对抗西方思潮的冲击，维护日本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在国家转型时期，保留皇室有助于平稳过渡。
二战后的角色转变： 尽管日本在二战中将天皇作为最高精神领袖，但在战后，美国主导的改革将天皇的地位改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剥夺了其政治权力。这反而使得皇室能够以一种纯粹象征性的姿态继续存在，成为国家和平与复兴的象征。
二、 英国保留皇室的原因
英国同样拥有悠久的君主制历史，其保留皇室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漫长的历史演变而非革命推翻： 英国的君主制并非通过一场激烈的革命来推翻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演变过程。从早期国王的权力逐渐受到限制，到光荣革命确立议会主权，再到后来君主权力进一步削弱，英国的君主制是“软”着陆，逐渐演变成了君主立宪制。
君主作为国家象征的传统： 随着议会权力的增强，英国君主逐渐从实际的政治统治者转变为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君主成为了国家团结、历史传承和民族认同的符号，其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仪式性和象征意义。
社会稳定与共识： 皇室被视为一种超越党派政治的稳定器，能够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在社会转型和政治动荡时期，皇室的存在有助于维持社会共识和稳定感。
文化与传统的重要性： 君主制与英国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紧密相连。皇室的仪式、庆典和历史传统是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民众喜爱和尊重。
经济与旅游价值： 皇室的奢华生活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和国际关注度。
缺乏强烈的革命性动力： 相比于一些经历过深刻社会变革的国家，英国社会整体上对君主制的变革动力并不强烈。大部分民众普遍接受并珍视现有的君主立宪制度。
三、 中国为什么不这样做？
中国在近代与日本、英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导致其未能保留皇室（清朝覆灭后），转而建立共和制。主要原因如下：
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不同：
推翻君主制是革命的根本目标： 中国的近代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其核心目标就是推翻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人民对皇权专制有着深刻的仇恨和反感，渴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变革诉求： 中国近代面临着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传统的皇权制度被认为是导致国家衰弱和人民贫困的根源。因此，革命的动力是彻底否定旧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
缺乏像日本和英国那样的“渐进演变”基础：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传统：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王朝更迭，但中央集权和皇帝制度一直是主流。缺乏像英国那样长期的、温和的权力交接和制度演变过程。每一次王朝更迭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冲突和动荡。
缺乏超然的象征性皇权： 中国的皇权强调的是实际的统治和至高无上的权力，而非象征性或神圣性的存在。皇帝就是国家政治的中心，其权力被认为是合法性的来源。因此，一旦失去权力，其象征意义也难以独立存在。
西方共和思想的强烈影响：
“自由”、“平等”、“民主”的呼唤： 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和共和实践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积极引进“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将建立共和国视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关键。孙中山等革命领袖更是将建立共和视为毕生追求的目标。
共和制的实践尝试：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尽管初期面临诸多挑战，但共和制的理念已经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并成为后续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到了清朝末年，其统治的合法性已经饱受质疑，不仅因为其是满族统治，更因为其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屡受列强欺凌。这使得“复兴汉族”、“建立共和”的口号具有了强大的号召力。
社会结构的变化： 随着近代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共和制和民主制度。
革命的彻底性与激进性： 相较于英国的渐进改革，中国的近代革命具有更强的彻底性和激进性，目标是彻底埋葬旧制度，包括皇权在内的一切象征。
总结来说，日本和英国保留皇室，是因为其历史发展路径、文化传统以及皇室自身的定位（从实际统治者演变为国家象征），使得皇室能够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并继续发挥其凝聚、象征作用。而中国则经历了彻底否定君主专制的革命，其革命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体，加上缺乏长期渐进演变的土壤以及西方共和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未能保留皇室。
简单来说，日本和英国的皇室是“现代化”的包装和象征，而中国的革命则更倾向于“推倒重来”。
网友意见
中国历史上缺乏政治妥协的传统，也就缺乏政治妥协的智慧；另一方面，近现代意识形态的变迁速度太快，对政治失败者的容错空间太小了。
社会进步的一个核心前提条件是：政治妥协。有了高层政治妥协，才会有全社会的合作。如果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总是一棒子打死，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合作可言，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像样的社会进步。很多人太低过政治高层斗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根据六度社交理论，社会中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通过不超过6个人链接起来。甚至皇帝和一个平常老百姓的链接也符合六度空间理论：比如皇帝和宰相（1），宰相和巡抚（2），巡抚和知府、道台（3），道台、知府和知县（4），知县和地头蛇（5），地头蛇和老百姓（6），因此高层斗争会深深地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转。
在众多研究西欧国家兴起的著作中，都把利率当做检验自己学说的核心。原因有二：一是只有皇室借款时守信，全社会才会守信，全社会才有长时间合作的基础，而皇室守信利率才会下降；二是只有利息够低，全社会才有借钱投资的基础，私人和公共投资才有可能。
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常常打仗，一打就是几十年。显然有更多军饷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因为能够借到更多钱的国家，才有更多资金去雇佣、鼓励将士，其获胜的概率也就越高。虽然欧洲皇室有借更多钱的动机，可是军队越强，也就代表着皇权越强，因此皇室债务违约的概率也就越高，于是皇室借钱的数量和成本也就越高，结果就存在一种违约动机和借款动机的矛盾。
不要以为皇帝有权力就可以随便要钱，明末崇祯帝问大臣要钱，大臣给么？不给！崇祯帝能把大臣都杀了么？不能！要想进一步扩展皇权和国家势力，就要解决借钱动机和违约动机带来的矛盾：明白这个道理，接受这个道理，设计出合理的制度维护这个道理，都需要时间。由于欧洲自由城邦相比于大国有着更困难的生存环境和更小的军队，因此更有动机限制皇权与政府。于是欧洲很多自由城邦在1200年就可以用10%，甚至更低的利率借到钱了。可英国爆发内战是1642年的事情，成功的限制王权是1688年的事情，而主张限制皇权的辉格党上台已经1714年的事情。
在辉格党上台后英国利率才相对于自由城邦开始下降。可以看到在现代以前，以英国为例社会进步刻度以30年计的，用70年完成初步约束皇权，懂得政治妥协的重要性。期间克伦威尔晚死几年，或者辉格党早上台几年，对英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不会有太大影响，反正制度落后都400年了。可是中国呢？光绪、慈溪、孙中山等人早死，晚死几年，都会对中国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因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速率比英国快的多。
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把大清打服，清廷从天朝大国的幻想中醒悟，决定开展洋务运动是1860年的事情；清廷刚明白现代化的重要性，还没明白限制皇权的制度重要性，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就把中国打哭了。这中间不过34年，不到英国从内战开始到辉格党上台时间的一半。后面的历史进程就更快了，1901年决定立宪改革到辛亥革命刚好10年，中国高层精英就从接受君主立宪到接受民主共和；辛亥革命到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整个社会改革开始从轻民主共和制，到带有共产主义色彩只有13年。
西欧很多国家可以用30年为刻度，70年为计划来完成制度转型，他们的社会精英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理念，认同理念，可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时，10年间的社会风潮就彻底变了。也就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刻度最多为5年，如果中国统治精英前后五年不能各理解一种理念，那么他就被时代抛弃了。可以说由于时代变迁的速度过快，中国统治精英们没学会走，就必须要赶快跑了。
日本呢？实际上日本有着比中国优良的多政治传统，近600年的天皇、幕府、各地藩镇割据背后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17世纪日本很多地方的利率就是12%左右，这已经和近几年中国民间借贷利息差不多了，而同期中国很多地区的利率是18-36%。在
晚清的 GDP 世界第一，是日本的 5 倍，为什么还打不赢日本问题下，匂宫出梦提到中日间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当时日本有比中国大得多的财政空间。实际上问题比
匂宫出梦提到的严重的多，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就已经发行战争债了，而光绪老师翁同龢被罢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后发行国债筹款不成。
问题根本不是落后几年的事情，想想中国是什么时候，国债才开始变得百姓愿意主动买的？上个世纪1992年以后了！在此之前，中国大量的国债是强制百姓购买的，这和征税没有本质区别，与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增加政府信用，以降低政府融资成本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在政府置信的制度设计与信誉维护上，中国落后现代国家太多。
保留皇室本身对国家的走向影响很小，可是就如同徙木立信、千金买骨，此事具有极大的信号作用，其是对过去势力妥协的标志。皇室犯错，你当然可以处罚，罚款、审判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合理、合法、有度。汉文帝让张释之判处盗取高祖庙里玉环的人灭族之罪。张释之执意不从，要求依律判处轻刑，并说：“如果盗取高祖面前玉环就要灭族，那么掘起高祖坟土该怎么处理？”
凡事都应该有度就没有问题。可是冯玉祥这样不走任何程序，就把人家赶出宫，然后自己盗取故宫财富，天下人怎么想？不能好好的处理清王室，自然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失败者会有好下场。日本天皇可以不要实权，照样活得养尊处优，中国最高领导没有实权，分分钟软禁入狱，结果社会转型就不免有各种暴力冲突。如此高的转型成本，自然也就使得社会转型困难许多。
中国的精英们没有学会走，就必须跑，因此对制度的理解落后太多，对政治妥协的重视不足，甚至都忘了徙木立信、张释之依法治盗这样好的传统。所以我一直很推崇邓小平处理四人帮、干部退休制度以及傻子瓜子的做法，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的改良作用前所未有，如此中国才能有真正的政治改良，而不是各种运动。
英国是自古以来君权弱，有立宪的传统；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深入人心；还有一些是在外敌入侵时候自我定位成民族象征的比如比利时。清朝“主威素重” 不满足第一个条件， 中国也没有万世一系的朝代，不满足条件二，清朝更不敢，也没有资格当中国的民族主义象征，不满足条件三，所以清朝真是没有可能立宪的。
如果是宋明的话，有希望，但是我认为一直延续的机会也不大。因为中国的皇帝缺乏血统上的连续性，从古至今换了多少姓的帝王？如果朱家代代相传，那刘家，赵家，李家怎么算？曹家，司马家估计也会蠢蠢欲动。从根子上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尧舜禅让才是儒家理想的社会。既然是禅让，那凭什么朱家就该一直当下去这个皇帝呢？所以即便君主立宪了，早晚会有人在议会提出这一点，改革君主继承的模式。
开个脑洞，如果当年君主立宪了，每一届皇帝估计就类似于某些国家的虚名总统，是可以大家公开竞选，然后民众投票的。到一定年龄之后要禅让给下一任。毕竟按照儒家的意识形态，皇帝代天牧守万民，必然是万民拥戴，而万民拥戴的正好就是选票最多的。
谢邀
近代中国混得很惨，精英阶层在结果长期的抗拒之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认清并且承认了国家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精英都认为自己应该去为中国找一条摆脱落后和挨打状态的路。
经过一系列论证之后，一个共识就在精英阶层当中形成了——中国的落后是因为制度，正是专制独裁的家天下制度（也就是传统的中华帝制）需要为此负责，摆脱落后状态只能靠学习和实行西方制度。
和一般流行的观念不大相同，在清末，即使是精英阶层，人们对清皇室的观感也要复杂得多，并没有被广泛地认为是“少数民族殖民统治的代表”，而是被认为是“家天下的帝制代表”，革命党的“驱逐鞑虏”的口号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也就是说，精英阶层更多反对的是“家天下”式的集权制度本身而不是清皇室的“鞑虏”身份。
所以立宪派一直是主流，他们并不反对清皇室，但是要求改革，让中国实行宪政，从家天下的帝制状态当中解脱出来。正是在立宪派的推动之下，清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挽救自己的生命。我不是在这里论证中国搞立宪搞不搞得下去，而是在客观地陈述事实。
然而以隆裕和载沣的一系列施政错误，最终使得这一群人也对清朝失去了耐心和信心，最终他们也不再希望学习君主立宪制国家，保留一个王朝，至少不再热衷于此。
于是，在武昌起义的炮火声当中，各地纷纷宣布革命，清朝就亡了。过多地强调清皇室的民族属性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即使是一个汉人王朝，处在类似的环境下也极有可能崩塌。
在这个时间点上，人们认为中华传统帝制需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责，人们厌恶的是这个家天下式的帝制本身，而不仅仅是清皇室民族属性，所以想要重新给中国一个汉人皇室的袁世凯，也很快在举国的反对和唾骂当中烟消云散了（尽管他一直试图告诉国民他不想搞之前的那种帝制）。不管这种观念正确与否，只要精英阶层和国民这么想，一个帝制就无法延续下去。
类似的情况也并非中国独有，法国在普法战争的剧烈创痛后取消了帝制，而在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当在战争当中面临灾难性的失败的时候，俄国、奥地利、土耳其、德国也纷纷发生了革命，把帝制当成了国家失败的根源给一笔抹消了，就连意大利也在二战后取消了帝制。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落后并不会仅仅因为帝制，但是帝制是再明显不过的靶子，只要稍稍接受了正常近代化现代化教育的人类，都不会真心地认为自己天生应该是一个家天下式的专制君主的忠顺臣民，本质上近代现代思想是与古老的专制制度背道而驰的。
英国没有遭遇过类似的失败，它在直到20世纪都是成功的国家，“光荣革命”与其说是一次革命倒不如说是一次政变，而且君主制度一直被限制，极大地消减了各阶层的怨气，所以他们并没有达成废除王家的共识，君主立宪并没有得到国民和精英阶层的普遍反对。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第一，日本在近代的落后挨打，“看上去”天皇并不需要为此负责，因为天皇家族在近千年的时间里面被架空，并没有掌握实权，所以精英阶层和国民的怨气被导向了幕府，认定幕府的擅权乱政才是日本落后挨打的总根源，在他们的眼里“王政复古”和“富国强兵”反而成为了一体两面的强国之策。
然后，日本一直都顺风顺水，直到最后的二战大失败为止。但是失败之后美国进驻立即填补了国内的政治真空，既然美国人选择了保留皇室，那么皇室就可以保留下来。
总结一下：在一个国家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刻骨铭心的国家失败，帝制和专制制度很容易被当成国家落后的总根源，越是集权的帝制，越是会成为精英和国民怨气的归结地（这种想法其实是有道理的，虽然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而这时候革命就会推翻帝制。
因此，特殊的不是中国，而是英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其他现存的君主国家都是不再参与战争、以及全球或地区竞争的小国，甚至是永久中立国，他们根本无缘感受国家和民族大失败的痛苦，只有西班牙可能是个例外，但是西班牙也已经两百年没有参与到对外战争当中了，甚至也一度废除过君主制）。
英国是领跑国家，顺风顺水，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国家失败，所以国民的怒气并没有如此深重；日本的话是有幕府背锅，两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应该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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