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二十几年来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很重视上学？
一、时代背景的变迁：从温饱到“望子成龙”的跨越
先得承认，二十几年前，中国社会整体还在努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许多家庭的重心是解决温饱问题，教育虽然重要，但可能没到“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手里有了点闲钱，吃穿不愁了，自然就开始琢磨更长远的事情——孩子的未来。
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虽然时代变了，但这种“读书改变命运”的基因深深烙印在老百姓心里。当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差距”的时候，很多人就发现，教育成了最公平、最实在的“向上通道”。别人家的孩子通过高考考上好大学，出来进了大公司，拿高薪，住大房子，而自己孩子要是没好好上学，可能就只能继续“父辈的道路”，甚至日子过得还不如父辈。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家长们对“上学”这件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二、教育资源的稀缺与竞争的白热化
这绝对是最直接也是最残酷的原因。虽然中国在教育投入上一直在增加，但优质教育资源始终是稀缺品。尤其是那些名牌大学、重点高中，就像一座座金字塔顶端的荣耀，吸引着无数人仰望。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县城里的小学，和北京上海的重点小学，教育质量能差多少？再到初中、高中，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直接导致了家长们必须争夺那有限的“好学校”名额。为了一个好的学区房，家长们宁愿掏空六个钱包，背上沉重的房贷。为了让孩子挤进最好的初中，从小学就开始各种补习班、奥数班、英语班，仿佛不让孩子“超前学习”，就等于落后了别人一大截。
这种竞争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家长们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就有了越来越普遍的“鸡娃”现象——家长比孩子更拼命。他们相信，只有不断地给孩子增加“学习内容”，才能让他们在未来的高考、考研、甚至出国留学中脱颖而出。
三、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化
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形成了一种比较单一的评价体系：学习好 = 成功的人生。尤其是当一个孩子考上好大学，拿到一个“高大上”的文凭时，往往会被认为是“有出息”，会得到亲戚朋友的称赞，也满足了家长们最基本的社会认可需求。
反过来，如果孩子学习不好，或者没考上大学，即使他可能在其他方面非常有天赋，比如艺术、体育或者商业方面，也很难获得同等的社会尊重和认可。家长们也担心，如果孩子没有一个体面的学历，将来找工作会处处碰壁，甚至会被社会边缘化。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学”这个看得见的、可量化的目标上。
四、信息传播和焦虑的放大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家长的焦虑。家长们可以通过各种平台看到其他孩子取得的“辉煌成就”，比如在国际比赛中获奖，或者被名校录取。这些信息就像一颗颗催化剂，瞬间点燃了他们内心的不安。
同时，各种关于“教育内卷”、“学区房”、“高考移民”的讨论也层出不穷，让家长们觉得，如果不积极参与这场竞争，自己的孩子就会被淘汰。这种“集体焦虑”非常有感染力，很容易让家长们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盲目跟从大流，把孩子送往各种培训机构，希望通过“补课”来对抗这种无形的压力。
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未来的变化太难预测了。家长们可能自己经历了从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到充满变数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他们深知“知识就是力量”，掌握了好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在一些传统行业可能面临转型升级，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一份名校的文凭，往往被视为一张“通行证”，能为孩子打开更多的机会之门。即使孩子大学毕业后不喜欢所学的专业，但至少拥有了进入大公司、获得一份相对稳定体面工作的“敲门砖”。
总结一下，近二十几年来中国家长对“上学”的高度重视，是社会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分布、传统文化影响、评价体系导向以及信息传播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集体性的选择，也是一种对更美好生活和孩子未来负责任（哪怕是带有过度担忧的责任）的表现。当然，这种高度的重视也带来了“内卷”等问题，但对于当时的许多家长来说，他们认为这是在不确定性中为孩子争取最大可能性的唯一选择。
网友意见
因为人类会默认自己体验过的规律在接下来几十年也适用。而从建国到90年代再到21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读书决定命运”时代。无论横向比还是纵向比，这两代人时间内，读书和阶级上升的相关性都是惊人的。
此前的一两千年，中国虽然有全世界最稳定的科举制度，但是通过率极低，绝大多数人如果选择读书上进，回报率为负数——考秀才的概率相当于现在普通人从小学读到博士的概率，更不要说举人进士翰林了。
全国童生总数不过二三百万人……经过县试、府试（地级统考）后，最后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通过了才是秀才，一般每科各县录取只几十人，录取率在20-30%，不会高于50%……清代中后期全中国1700多所官学，每次考试只录取25089人作“生员”（即秀才）……全国生员也就是秀才的总人数约为46万人。
清朝后期的人口已经有三四亿，相当于今天的四分之一，每年录取2万多秀才，全国46万秀才，换算过来的话，就是今天全国每年有十万人获得秀才身份，一共不到200万秀才。
2015年我国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达64.74万人，其中博士生7.31万人。再考虑到许多人在国外读学位再回国，显然秀才对应的是博士，都处于每年十万这个数量级。
众所周知，秀才是读书获得回报的起点。秀才总量就这么多，而需要读书认字的工商业职位也很少，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读书根本不会有回报。如果今天读书拿不到博士学位就无助于提高工资，你觉得还有多少人认为“读书有用？”，有多少人会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当然少数官宦世家和知识分子家庭除外。但这显然不是问题针对的那部分人口。
而民国期间，一方面西式学校不足，除伪满地区之外都没有普遍（还谈不上“普及”）的小学教育；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存在的基础就是打压国产工商业，借以收关税。所以教育的转型并没有伴随着上升通道的增加，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依然普遍。和从军、经商乃至当土匪相比，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觉得读书是压倒一切的上进之路——因为整个国家就没有上升的势头。最近几十年对读书的热情，和历史传统无关，完全是新中国的新文化。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53年，朝鲜停战，土改完成，一五计划开始。从那时开始，国家抢走了原来由地主收集，买办送掉的财富，拿来支持本国的工商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职员、工人、知识分子位置。而通过本国积累和苏联援助创造的工业体系，国家又在几年后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雇佣更多的年轻人。这种工业化社会的上升通道，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人口的比例，都是史无前例的。由于之前民国的教育落后，一时间所有中学生都被拉去升学、进厂、提干，就业率超过了100%——军队和工作队中许多有中学学历的干部奉命辞职，到大学进修或是进入工厂。
第一次高考和现在差别甚大，最大的区别居然是录取生比报考生还多？
1952年的高考比较奇葩的一点是录取人数（65893人）甚至比报名人数（59715人）还要多，这是为啥呢？原因是这样的，当时许多已经工作的年轻人在主动申请去学校学习并经组织同意之后，就可以免试进入高校学习，这种特殊的学生也叫做调干生，1952年的录取人数比报考人数多就是因为调干生。
……1952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有四万人，除了有两千多人选择留校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升学了
接下来的20年，升学机会和招工机会逐年增多，但中小学教育爆发的更快，总的来说，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是下降的。但再怎么下降，相对比例也远胜于解放前。70年代平均每年新增职工数量380万人，再加上招兵200万人，大概占到了适龄人口的1/4左右，这1/4，最重要的考评标准就是学历。此外，生产队会计、社办工厂技术员、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的首要考核标准也是学历。这期间读书能打开的上升通道，依然百倍于解放前。而且由于城市知青下乡，和农民子弟一起竞争，名额分配比较公平。
此外，在90年代之前，尽管有贫富差距，尽管有穷人和富人，但城里富裕家庭的钱只是消费筹码，还算不得可以用来扩大家族优势的“资本”。在读书考试和毕业分配问题上，只要分数够了，大家基本上还是公平竞争。所以，读书带来的上升通道是没有玻璃天花板的，对于穷人家也没有。
所以，对于60-80年代出生的人口来说，读书和上升通道之间的相关性显而易见，身边亲朋好友的案例是最好的佐证。而且他们对阶级社会中上升通道的变化认识不深。等到他们的子女到了读书年龄，他们依然认定，读书是最可靠的阶级上升因素。所以正常家庭都会积极送子女读书，用各种方式（未必合理）鼓动子女努力学习，希望这能够像过去几十年一样，改变年轻人的人生。让子女获得比同龄人更多的发展机会。
局部的反向因果链条也有。
我1981年出生，80年代在矿区子弟学校读小学。那些连续2-3代当工人的同学喜欢念叨“接班”的话题，讨论矿区里哪个分厂或者车间的工作好，对初中毕业后继续读书兴趣不大。父母是第一代从农村进城知识分子的，倒是会更多地谈论外面的世界，憧憬升学后的更多生活机会。等我转到附近的农村学校之后，也发现很多同学谈论小学毕业后做什么，是在家里种地还是到附近的镇上做个小贩，对读书的兴趣也不大。
为什么工人子弟和农民子弟在80年代都对读书有所懈怠呢。主要原因在于农村招工这条通道的暂时关闭。80年代停止派城市知青下乡，同时保持对城市人口的粮油补贴，把全部指标分配给城市青年乃至于让企业自行分配给工人子弟，允许退休工人的后代“接班”。
这意味着农村人读书，无法像70年代那样竞争招工指标，只能走高考华山一条路。而此时高考的录取率只有20%左右，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读高中乃至读初中是赔本生意，那些确定要“接班”的工人子弟也要尽早“敲定”自己的就业资格，所以不愿冒险读高中。这两决策必然和家长心态的变化有关。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证明，80年代全国中学入学率有明显的下降，这再次验证了一个普遍规律——阶级固化会打击读书的热情。
总的来看，80年代的倒退是个局部趋势。过去几十年，学生的父母一代根据自己的经历，断定“读书会大大增加人生的发展机会”，“个人努力可以决定未来的生活方式”。所以对子女读书非常看重。眼下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一方面产业升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阶级出身越来越影响个人努力的回报率，再加上过去十几年房产暴涨制造了太多的投机心态，下一代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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