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开始，为什么黎利突然像开挂了一样？

交趾形势失控可以说是宣德自作聪明的结果。永乐时期对交趾的统治，并没有很多文章写的那样混乱，其实在核心区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直到永乐死时，黎利还在老挝边境打游击，并没有后来那样的实力。但永乐时期对交趾的统治成本较高，局部性质的治安战一直没能停止。宣德一开始并没想放弃交趾，他的计划是明军撤退，在交趾扶持一个亲明政权，招安各路反抗势力，结果事与愿违，随着“弃交趾”计划的公开化，明朝在交趾的统治急剧崩溃，黎利在短时间内做大。宣德对此无法接受，接连派出大军却都惨败，只好接受事实承认黎利政权。战争中始终有一大批交趾本地人支持明朝，并随明军撤退回归中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利建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越南立国之战。

越南脱离中原王朝割据始于唐末五代，但直至北宋，交州的核心群体仍讲汉语，和中原没有语言隔阂，如果说“近代民族”的本质是基于语言的“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可以说，直至北宋，越南仍是汉族割据政权、而非越芒语政权。但长期以来交州的汉化并不彻底，存在大量非汉族人口，两者在越南李陈朝时期逐渐民族融合，我另一帖有写：

元明之际，中越交流虽然已经需要翻译，但汉越语本身可能还是活语言。明军进入越南以后，交州本地民众相当多人自我认同为汉人，希望国家统一，这也是明朝设置交阯省的直接原因（“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明朝在交趾的卫所主体也是当地人，《明实录》永乐五年“存留守城军士广西二千五百，广东四千七百五十，湖广六千七百五十，浙江二千五百，江西福建各一千五百，云南四千余，就本处收集土军，相参守御”，计外省明军驻扎仅二万多人而已，《大越史记全书》永乐十年“时京路皆附于明，百姓当差纳粮，以从守任之差发，土军造船屯田，以助总兵之役”，永乐十四年“阅土军名数，取民户三之一，分隶各卫所，每户各三丁为准，清化以南人丁稀少，以二丁为准。非卫所而有要害所，亦立堡栅，以民兵守之”。

但越南除了“汉人”以外，还有大量的“蛮夷”。交州地区自秦汉征服以来，一直“夷汉杂处”。明初占领交趾，《明实录》记载“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可见编户的蛮人接近一半。然而，“蛮人”和“人民”，对于越南人来说，其实是很亲近的，现代越南语的底层词与芒族高度互通，可以认为是底层越芒语+上层汉越语融合形成的一种克里奥尔语。《大越史记全书》将越南建国传说上溯到文郎国，记载雒王传说即貉龙君娶帝来女生百男，五十子从父居南建立文郎国，五十子从母归山，《抑斋集舆地志》注“各据部册分治，今之洞册庄坊是也”，视李陈朝时期的洞册土酋为传说中“从母归山”的兄弟；而这类洞寨跟当时越南的主体民族存在民族差异，因此采用羁縻制度，又比如“李太宗圣宗征占，俘占人以归，使散处州邑，其邑皆仿占旧号，今之寨所是也”。不难推测这些洞册土酋就是后来的芒族。樱井由躬雄《ベトナム村落の形成》整理其分布图：

明人记载的“人民”即平原地区的京族编户齐民，当时尚未跟汉族完全分化，而“蛮人”指的就是洞册土酋治下的人口。而黎利就是典型的土酋，《大越史记前编》“王起家父道，世为蓝山豪长”，“父道”即蛮酋，《大越史记全书》释貉龙君传说的“五十子从母归山”为“盖母为君长，诸子各主一方也，以今蛮酋有男父道、女父道之称观之，今朝改为辅道是也，理或然也”，可见黎利出身蛮酋，所部均为芒族，即使在当时越南人眼里也是“蛮人”。

李陈朝政权与土酋关系密切，土酋广泛参与到李陈政权的贵族政治体制之中。这和经历过唐宋变革的明朝格格不入，加上明人视交趾土俗为蛮俗，进行移风易俗“明禁男女不许剪髮，妇女穿短衣长裙，化成北俗”，这些措施都严重伤害蛮人利益和感情。明朝记载交趾地区的叛乱，大量出现“蛮”字，大多是山区土豪，而在红河三角洲的核心区，反明叛乱其实并不多。《安南志原》（张秀民指出其底本即永乐时期的交阯省志）记载了交趾省永乐十五年的在籍人口，大致户16万、口45万，而各府州人口加起来是户12万、口50万，数字对不上可能是版本问题数字抄错或时间不同，而这个数字反映的是明朝控制下的未叛乱的编户人口。越南人口问题比较复杂，虽然明实录记载平定交趾时的总人口五百万，《皇明经世文编》收录张辅的《平南露布》作“户312万”，山本达郎认为是露布文把口误记为户，其实也有可能跟“将兵八十万”一样是宣传夸大。阮廌《抑斋集》舆地志记属明时期也照抄露布，可见他并没有更准确的史料、也看不到明人档案，由此可见其抄录李陈朝丁数过于庞大，应该也是出自当时的宣传文书，只有黎利时期的70万丁有可信的档案依据，这是刚经历严重战乱后的人口，那么明朝统治时期实际人口应该三百多万（后世史家大致也倾向于这个数字），扣去蛮人一半，明朝控制的“汉化”编户又占三分之一，这50万亲明派，其实就是明朝“郡县交趾”的基本盘。山区土酋是反明势力的核心，而平原地区的反明力量（比如阮廌）也逃奔山区，两者结合的典型就是黎利集团。

可以认为，永乐时期，就是以这50万亲明派为基础，对交趾核心地区能做到稳定统治，同时通过军事弹压，镇压各路挑头的反明势力，维持对不入户籍的250万人口的震慑。这种统治维持几代人下去，或许能瓦解掉李陈朝时期的“民族融合”，重新形成平原地区汉族人口占多数、并羁縻山区蛮族人口的局面。但代价是成本高。对永乐来说，统一交趾省是他的重要历史功绩，加上交趾是下西洋的大后方，小规模治安战作为代价是值得的。明仁宗上台后，实质全盘否定永乐朝政策，开始全面收缩，在交趾问题上主抚，试图招安黎利。其结果就是黎利一边诈降，一边大量征兵，扩大势力，攻陷茶笼州，“慰抚部落，劳赏酋长，选丁壮部伍”。在山寿招抚期间，明军“精兵尽在乂安”，而黎利就在乂安周边“训练将士，缮修器械，未及日，战具完备。乃阅武艺，教之以坐作击刺之法，指是奇正分合之势，使知金鼓之声，旌旗之号。军容既整，士气益增”，军事实力才开始壮大，这一过程并不是发生在黎利的游击战生涯，恰恰是利用了明仁宗的招抚政策。但此时交趾局势仍未失控。

宣德即位后，对交趾的政策大方向，由招抚转为弃守。黎利诈降反迹已明，宣德下令进剿，但同时又透露弃守交趾的主张：

上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泄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址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裔惟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是扰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泄。’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共蕃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戎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与兴灭，实我皇祖之志。”士奇、荣对曰：“永乐三年初，命将征黎贼，凡诏敕文字皆臣等在御前亲承面命书行。是时太宗皇帝圣志倦倦，在于兴灭继绝。玉音俱存，中外所共闻知。”上曰：“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云。卿等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明宣宗实录》洪熙元年十一月）

注意“皇考”云云其实纯粹出自宣德之口，从“此语未可轻泄”看宣德是唯一见证人，仁宗是否跟宣宗有这段对话本身都是很可疑的。杨士奇、杨荣领会宣德意图，立即附和。次年宣德元年四月，又召见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讨论弃地，蹇义、夏原吉表示反对，杨士奇、杨荣赞成弃地，次日宣德对二杨说“昨日所论交址事，朕意有在矣。卿两人意与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此时宣德刚派遣王通率兵南下镇压黎利，因此弃地仍属机密，“未可以遽言”。然而消息其实早已传出（或许这正是宣德的意图），后来王通私下跟黎利议和，条件竟与宣德要求保密的弃地立陈氏主张完全一致，很难说是巧合。不过在宣德的计划里，弃地不等于完全放弃交趾，洪熙元年宣德还选调了一批官话教师去交趾“推广普通话”，永乐时解缙就主张“交趾分置郡县，不如因旧封建土豪，以相管摄”，仁宗上台后就给解缙平反，宣德的计划可能正是“封建土豪”而不失羁縻。

宣德元年四月王通南下，九月抵达交趾，十一月崒洞之战，明军大败，“自此明之正朔不行于我郡县矣”，王通与黎利议和，“王通屡经挫衅，知终不可胜，欲罢兵归，而恶无其名，乃援永乐初诏求陈氏子孙，阴劝王以立陈后为辞，请罢兵”（《越史通鉴纲目》）于是黎利找来“有胡翁者，乃丐者之子”“假称陈氏之后”的陈暠作为傀儡，“藉辞以应明人”，王通下令各城守军退回东关（河内），对此，清化守军就表示“吾辈与贼相持，数败贼矣，出城即无生理。今城高池深，粮多人众，与其出城就缚，曷若尽忠而死，况未必死乎？总兵卖城与贼，其令决不可从”。宣德二年正月，又调柳升率军南下，然后宣宗再次商议交趾问题，批评蹇义、夏原吉“拘牵常见，若从所言，恐中国之劳费未已”，明确表示“朕志已定，无后疑者。但干戈之际，使令访求，恐未暇及。侯稍宁静，当令黄福专意求之未晚也”（《明实录》），意即平定黎利以后再立陈氏后裔，改郡县为羁縻。

宣德的意图其实非常明显，就是体面撤军，同时保持羁縻，不能让黎利做大。但弃地主张一出，人心动摇，结果交趾局势迅速恶化，王通兵败之后跟黎利议和，把明朝势力从平原地区收缩到仅剩河内一城，短短一年时间里，黎利完成了政权建设，《大越史记全书》载“分东都诸路镇为四道，置内外文武僚属，及海门各处巡检，令讥察往来人，及捕伪官叛党、未化顽民、怀贰挟书归北者”，“令赐各处父道为守御、团练等职，爵中品”，“令将校再立新功为始，大臣至少尉，有大勋劳赏金符者，得食郡邑，执令有功者得食邑，督将军人亦食郡邑有差，无功赏者并降为常人”，等等，均在这一时期。从这里也能看出，“明之正朔不行于我郡县”其实并不是崒洞之战的直接结果，而是由于王通战败后的全面收缩，才导致明朝在交趾的统治迅速崩溃，因此被当时人认为“总兵卖城与贼”，这些支持明朝的“叛党、顽民、归北者”并不在少数，黎利的基本盘是山区蛮族（故而需要以“父道”为守御团练），这或许也是王通与黎利议和初衷“割清化以南地予贼”的社会基础。王通固然畏战，但敢如此，显然是自认为他的行为符合宣德旨意。“按察使杨时习曰：‘奉命讨贼，乃与贼和而擅弃地旋师，何以逃罪？此举必不可！’通厉声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我们无法知道王通是否有受宣德密旨，但他的做法基本符合宣德意图，只不过黎利迅速做大，导致宣德、王通的体面撤军计划变得非常尴尬。

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军队才到交趾，此时难度已经不亚于再打一场征服战争了，其结果就是支棱之战明军大败。黎利上表请封陈暠，张辅表示“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当益发兵诛此贼耳”，蹇义、夏原吉亦曰“举地与利无名，徒示弱于天下”，宣德力排众议，谕群臣曰“论者不达止戈之意，必谓从之不武，但得民安，人言何恤哉！”于是正式弃地。在命令传到前王通已撤军，多年战争使得双方下层缺乏互信，而上层已达成默契，《大越史记全书》载“时我将士及国人久苦贼虐，相率固请曰：‘贼多变诈，宜以兵制胜。’劝帝杀之。惟行遣阮廌在帷幄，尝见通蜡丸书，言‘勿以一隅之地，频劳万里之师。使用兵如原征之数，得六七八大将如张辅等，方可图之。纵得之，不可守之。’固廌审知虚实，专主和议，帝从之”。宣德的底牌早已暴露。之后黎利杀陈暠自立，宣德也只能承认黎利“权署安南国事”，到明英宗时才正式册封黎氏为安南国王。

明朝在交趾的失败，最主要的责任人是宣德，其次是王通。明史谓“通素无战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误用之。一战而败，心胆皆丧，举动乖张，不奉朝命”，弃地回国后，“天下举疾通弃地殃民，而帝不怒也”，然而，王通虽然确实是庸才，但他的所作所行其实都符合宣德旨意，交趾局势失控的主要责任人是宣德，明人并不知道宣德跟多少人“未可轻泄”过弃地计划，《殊域周咨录》只能从公开的诏书推测“宣宗之决意灭贼可知矣，后惑于二杨之说，弃地与寇”，却不知弃地实为宣德首倡。《平吴大诰》称“宣德狡童”，典出诗经，毛诗正义注“狡童有貌而无实”，可以说是对宣德最准确的评价了。

《殊域周咨录》记载“交趾新民不愿从贼，至有合城拒守而死，无一人降者，有挈家浮海来居中国者，有窜名戎伍随至中国者”，尽管宣德、王通消极应对战争导致黎利做大，而交趾的亲明派有相当多人为明朝战至最后一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利领导的这场战争才是真正的越南民族立国之战，这场战后，交趾的统派人士才随着内战失败，或阵亡，或撤入中国内地，从此消失于历史。

这是个好问题，希望能看到更多好的回答。

我认为与其说黎利那几年突然就军事天赋开窍了，不如说大明自己之前经略安南时埋下的种种隐患，终于因为永乐末到宣德初皇位变更导致的政局动荡爆发了出来，而黎利凭着过人的毅力和特别能苟的幸运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最终实现了复越事业。

在我看来，大明经略安南最根本的失误在于对安南这块领土的定位有偏差，错误地将之视为传统意义上在乱世中短暂脱离中原统治后又收复的故土，而非一个已经脱离中华体系四百年之久并独立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政体、文字乃至文化，比起内地更近似云贵的边陲之地。这一定位上的失误，最终导致经略安南时一系列的举措失当。

事实上，凭明初军队的无双武力收复安南容易，但经略安南的难度并不亚于迁都这类头等大事，重要性甚至还尤有过之。即使以当时论之，安南也称得上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情况复杂。按洪武二十四年的普查情况，当时云南在籍人口三十五万，各土司下辖人口不详，但参考明中后期各类记载中“汉夷各半”的情况，不大可能超过五十万人。而当时安南仅在册人口就有三百一十二万，而各地豪强所占的“隐户”（蛮人）还有近二百万人。不要说云南，洪武二十四年广东在册人口三百万，广西在册人口一百四十八万，交趾布政使司理论上要管辖的人口比邻近的两广加起来都多。安南南北相距近三千里，清化以南为狭长的沿海地带，西边临近老挝等国，地缘环境复杂，历史上陈季括和黎利的叛军都在曾本土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躲入老挝避难。面对安南这些复杂的人口地理条件，我认为历史上明朝的一些举措都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急剧的郡县化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管理效能，反而可能忽视了本地土豪的利益。张辅收复安南时，共获得十五府（后调整为十七府），四十七州，二百零八县，明成祖随后效仿内地省份在安南建立三司衙门在内的一整套官僚体系，实行完全的郡县化统治，并在当地实施科举，选拔和拉拢安南本地知识分子。平心而论，大明拉拢安南士人的努力算是成功的，之后在黎利的反攻狂潮中，不少安南儒生出身的文官依然选择忠诚于大明。但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安南共有衙门四百余个），所需的人手是当时的大明难以填充的，为此不得不大量选用两广等地原本不胜任的官员填补相应空缺，其结果就如巡按黄宗载所言“郡县官多两广、云南举贡，未历国学，遂授远方，牧民者不知抚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废弛益多”。即使如此，人手依然不够，不得不大量任用本地土官在县一级承担治安、行政职能。

可以说安南实施的完全郡县化统治，低效且风险极大的，安南本地物产尚算丰富，明军还获得了陈朝遗留的一千三百六十万石粮储，结果永乐十九年李通依然抱怨“土地荒远”，还不得不采用屯军每年缴纳十八石完全称得上“横征暴敛”的手段弥补军用，连六万军人的后勤都保障不了真不知这三司设来何用？

此外，安南的社会形态并非完全类同宋以后的中国，社会阶层的主体是寒门士人。安南依然有大量传统意义上的“土豪”存在，这批人未能很好地融合进效仿内地的三司行政体系。以黎利为例，身为蓝山地区数一数二的豪族，却仅能担任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九品巡检，又岂能不心存反意？

其二，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安南本地的大明驻军太少。安南这样一个幅员广阔、辖区复杂、人口众多的行政辖区，大明一共设置了几个卫所安定四方呢？答案是最开始设置了十十一个卫所和两个独立千户，永乐十九年增加为十二个卫和四个独立千户，可动员总兵力亦不过6万人，相对管辖的区域来说这点兵力实在是太少了。

与之对比，边陲之地的云南在洪武十五年最开始收归明土时，就设置了10个卫所和1个千户所，随后陆续设置起新的卫所和独立千户，不仅如此，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谋划将儿子岷王移镇到云南就藩，进一步带来了三个王府护卫。到洪武末年，云南共设置13个卫所，2个指挥使司，16个独立千户，3个王府护卫。除此之外，沐英还从江南迁移民二十万，解决屯田及军属问题，而当时云南总人口亦不过八十万左右。地理和人口环境相对接近的广东省也设置了十二个卫，二十九个独立千户，虽然卫所数量相差不大，但广东有数量庞大的独立千户所，总人口不如安南的情况下，可动员的总兵力要比安南驻军多一半。

明军在安南驻军兵力稀少带来两个后果，其一不得不大量使用安南本地土军完成屯田、基本的治安维持等工作，然而这些人在大明兵威正盛时不敢有什么异心，可一旦局势翻转，这些人必然是首鼠两端的不稳定因素；其二，大明在交趾的驻军是一次大败都承受不起的。事实上，永乐十四年张辅调走并带走之前入交的2万精锐后，6万驻军能弹压500万安南人近十年之久，已经是世界一流军队的水准，最后的失败，非士卒之过。

其三，对新收之地未采取足够的怀柔政策。明朝在安南实施了不少惠民善政，如设置驿道，修整港口，推广儒学，抚恤老幼，改善人民住房。但亦有激起人民极大反感的弊政，主要是派驻安南的中官太监马骐、山寿等人横征暴敛，索取孔雀羽毛、象牙等安南本地特产。平心而论，这些物品总量上未必有多少，但是给人的印象极坏，而这批太监更借征收土产的任务插手民政军务，导致行政官员、军队、宫廷特使间一直龌龊不断。此外，对负责屯田的安南土军征以每年十八石的高额税收，亦导致安南土军心怀怨愤。

相对而言，太祖时代对云贵地区的统治更为“怀柔”，虽然对叛乱土司坚决镇压，但对恭顺大明的土官和土司，除了战时要求其协助作战外，并未强行征收贡物，云贵地区的开支一直依赖中央支持而非本地征收。

其四、未能效仿云南沐氏经验，在安南留下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核心。也即是明人自己亦遗憾不已的，未让英国公张辅开府安南，凭借其威望足以在危机时刻统一安南军政事权，同时其家族与安南大族若效仿沐家与云南土司间联姻，也能一定程度上安抚本地人心。张辅走后，布政使黄福虽然勉力支持，身为一介流官已做到最好，但明初重武体制下，依然无法协调行政、军方、宫廷特使间步调一致。等到黄福也被撤走，三者间更是龌龊不断，彼此掣肘，战抚不定，导致黎利有了喘息之机。

而这四点隐患，以成祖死后大明高层的人事和战略变动为契机，逐步爆发出来，最终被黎利抓住机会，成功复国。仁宗即位之初，黎利本以被打的逃亡老挝，但仁宗将黄福调回内地后，中官马骐、山寿与继任布政使陈洽间矛盾无法调和，战抚不定，双方甚至闹到要向万里之外的北京告状，空费时机。

黎利则在多年与明军交战不利后，也逐步调整了自己的作战策略，不再妄图像之前的陈季扩等人一上来就挑战驻扎在安南北部的明军主力，而将进攻重点放到了清化、义安一带，那里既远离明军主力的活动范围，一旦得手就能夺取整个越南南部。另一方面，仁宣父子均对安南的态度游移不定，有放弃安南的想法，只是碍于重臣蹇义、夏原吉反对未明确态度，但导致中国本土未在安南告急的第一时间就派遣援军支援，这一犹豫就等到了明军安南驻军的决定性战败。

黎利方面在攻击中部各府取得一连串胜利后，最终还是选择北上和明军在交州府附近的石室县决战，明军主帅王通不听劝告深入险境，导致黎利得以利用地利天时在大雨后埋伏明军成功，一举消灭明军两万余人，布政使陈恰阵亡。以明军当时的驻军兵力，此等大败无法承受，安南局势彻底失去控制，残余明军仅能控制交州、凉江、凉山在内的少数据点，清化以南的行政体系全部瓦解，大批安南本地土官和土军倒向黎利。直到此时，宣宗才匆忙组织起七万援军救援安南，黎利则倾全力攻击驻守凉江的昌江卫，以求彻底切断交州府和内地的联系并控制险要。最终抢在柳升部南下前拿下昌江卫，得以以有利地形迎击明军。最后的胜利则有一定偶然成分，柳升轻骑冒进阵亡，副将梁铭，随行尚书李庆皆阵亡（一说病死），不管是何原因，大军短时间内接连失去主帅，士气极为低落，最终被黎利以象兵击败，王通在听说援军战败后，放弃交州府逃回国内。总的来说，黎利在永乐二十二年以后的作战中，战略上采用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正确策略，战术上充分效仿历史上的各位前辈，充分利用安南的地理和气候将敌军拖到人困马乏后再发起决战。

但是，细看黎利的胜利过程，其部下武力并非如努尔哈赤起兵时的满洲人一样悍勇，黎军无论在野战抑或攻坚都没有绝对的控制力，先后在交州被王通，温丘被都指挥孙聚打得大败，昌江在大军围攻下依然坚守九个月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柳升战死前黎军也无法阻拦明军冲破封锁线，倘若柳升能提前哪怕半年进入安南，局势都将彻底不同。而此时柳升虽败，但大明精锐北军尚未南调，因此张辅、夏原吉、蹇义依然想做最后努力，“此不可从，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而宣宗除了认为安南空费钱粮外，恐怕还另有一番不能细说的心思，事实上对他来说安南之事尚在其次，为朱高煦叛乱之事收尾则更为紧要，此时他正将与朱高煦有关联的众多武将投入大狱，甄别忠诚。若再起大军，则张辅必为主帅，对军队的整肃亦需放缓，宣宗未必乐见于此。

最终，二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谢邀。

永乐二十二年不能说是黎利开挂，是大明自己内部出了问题。

黎利自蓝山起义后一直以蓝山为基地抵抗明军，永乐十六年，黎利起兵后在忙没一役中大败明军奠定自己以蓝山为基地作战的基础。

永乐十七年，黎利以西都为目标主动出击，两次攻打磊江县的明军，这一年黎利与老挝结成军事同盟，二次战败后退入老挝休养生息。

同年因为明朝派出的太监马骐残暴，再度激起安南激烈反抗，义安府几近陷落，交趾布政使黄福提到现在明军在交趾面临的危机：

“東關(河内)根本之地，居重馭輕，不可一日無備。今而虚我根本之地；分我全勝之軍，一駐於清化；一駐於义安，而賊利(黎利)久不授首；賊寮(潘僚)卒未能……驻兵之意，專為贼利也。今賊利無出劫之聲，我堡有虚守之眾，深恐潛通贼寮，擊住我軍。”

因为河内是明军驻守交趾的重地，以一地控驭安南，现在因为义安府的大规模叛乱，不得不抽调大量河内明军前去镇压叛乱给了黎利发展壮大的机会。在永乐十八年正月，黎利得以成功控制磊江县部分区域。

这一年也是总兵官丰城侯李彬四处出兵平叛高强度的年份，虽然一路破敌无数，但是最终黎利也没被消灭，反而明军在四处平叛的过程中，给了黎利在磊江县和俄乐堡等地站稳脚跟的时间，于是明军只好退保西都。

“而贼势尤剧者，彬辄自将往击。潘僚者，乂安土知府也。为中官马骐所虐，反衙仪。彬击败之，追至玉麻州，擒其酋，进焚贼栅……于是诸贼略平，惟黎利数出没，聚众磊江，屡为徐謜、方政所败，复遁去。”

可以说明军在平叛战争中屡战屡胜，但是却没有制止黎利趁大乱之时扩张自己的实力，击败黎利，却没有伤及黎利根本。

永乐十九年，明军全力镇压交趾各地叛乱，使得交趾的叛乱逐渐平息，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仅剩的黎利，逼迫老挝结束和黎利的联盟，一起出兵进攻黎利。虽然永乐二十年李彬病卒导致上半年明军按兵不动，但是陈智接替指挥后，联合老挝夹击黎利，这场战争十分激烈，战争一直持续到永乐二十一年正月，黎利最终战败。

黎利向明军提出投降，因为黎利残部的坚持抵抗，导致明军“屡战不利，乃许之”。四月，黎利带领残部回到蓝山根据地，黎利趁谈判期间加紧恢复实力，而陈智，马骐，山寿等人因为安南各地叛乱已经基本平息，仅剩黎利死守蓝山，因此他们也不愿意和黎利死磕，希望通过谈判诱降黎利残部，充分的说明了明军低估了安南人抵抗的决心。

这一拖就导致局势的反复，永乐二十二年，就是明朝在安南平叛中的一个转折点。

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朱棣去世，陈智见朝堂有变，于是向明仁宗请示清剿黎利，希望在新皇帝面前立功，但是明仁宗却制止陈智的行为，希望以怀柔的手段劝服黎利。

今若官軍未進，即遣人招諭，宥其前過，令還本土，安生樂業。彼若執迷不出，仍前所厲，即具實來奏，別為區處。

本来安南差不多大局已定，但明仁宗怀柔手段反而起了反效果，助长了安南人反抗的意愿，并且在同年（永乐二十二年）的九月，召回了交趾布政使黄福。我想有基本明史基础的人都知道，交趾的稳定一靠英国公张辅，二靠布政使黄福，张辅不在，黄福就是交趾的定海神针，如今召回，实在是犯了大错！

是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善用兵，威震殊俗，交土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鎖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茲益危矣！

明成祖去世和黄福离开交趾，导致交趾局势再次不稳定，黎利在蓝山经过一年休养生息，也再次恢复力量。

并且黎利不再一味北进抵抗明军，而是开始有计划的向南方扩展势力，采取“先南后北”的战术。

义安險要，地大人眾，臣嘗身履其地，頗熟之。今宜先取茶隆，略定义安以为立腳之地，資其財力，然後返旆東都，天下可圖也。

而以黎利历经战阵多年的精兵，再加上突然南下，明军没有足够防备，各地守备本地的明军节节败退。此时明仁宗的怀柔政策又影响陈智的决策，在黎利加紧进攻明军时反而不停奏请朝廷，安南离北京山高水远，自古兵贵神速，这奏请一来一去，浪费大量时间，导致明军未能及时出兵救援，最终使得茶隆陷落明军才缓缓出兵。黎利军队连战连捷下士气大涨，陈智姗姗来迟导致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