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做到民族融合，而现代世界却是极力区分民族呢？
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实现较为显著的民族融合，而现代世界则普遍倾向于强调民族差异，这其中涉及的因素复杂而多层面，并非简单的“能”与“不能”之比，而是历史语境、政治目标、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差异所致。
古代中国民族融合的深层逻辑：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古代中国“民族”的概念与现代不同。在早期，中国更多的是以“华夏”作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核心，而“夷”、“狄”等称谓更多是基于文化习俗、地理位置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基因血统来区分。这种“华夏中心论”虽然带有文明优越感的色彩，但也为外来族群的融入提供了文化上的吸纳空间。
1. 强大的汉化（中华化）能力与文化吸引力：
政治制度与组织能力： 汉族建立的王朝，如秦、汉、唐、宋等，都形成了高度发达、体系化的官僚制度和统治能力。一旦一个王朝征服了其他区域或民族，其强大的治理能力能够有效地渗透到被统治地区，建立起统一的行政、法律和税收体系。这种制度的有效性本身就对其他民族产生吸引力，他们往往发现，顺应汉族王朝的规则，更容易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经济基础与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汉族王朝通常在水利灌溉、农业技术、商业贸易等方面拥有较为先进的经验和基础设施。被征服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或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群体，常常会因为融入汉族社会而获得更稳定的生活来源、更发达的经济机会和更优质的物质生活。
文化兼容性与同化策略： 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吸纳性和解释力。它强调君臣父子、礼义廉耻，构建了一个相对统一的道德和价值观体系。虽然在某些时期存在排斥，但更多时候，汉族王朝采取的是“以夷变夏”的策略，即允许被征服民族学习汉语、接受汉族的生活习俗、衣冠服饰、甚至婚姻习俗。这种文化同化并非强行抹杀，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唐朝的开放包容，使得大量胡人涌入长安，他们的音乐、舞蹈、服饰都极大地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同时他们也逐渐融入了唐朝的社会生活。
血缘与地缘的交织： 族群的界限在古代并非铁板一块。人口的迁徙、通婚、贸易往来，使得不同族群之间的血缘联系逐渐加深。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民族的界限更加模糊，许多人可能身兼多种族群的文化特征。地缘上的接近也促使了互动和融合。
2. 相对稳定的政权结构：
古代中国王朝更迭虽然频繁，但中央集权式的王朝统治模式得以延续。一旦一个王朝确立统治，其权力可以相对稳定地辐射到广阔的疆域。这为推行同化政策、建立统一秩序提供了可能。
缺乏强大的外部势力干涉，使得中国能够相对自主地塑造其内部的民族关系。
3. “天下观”与“文明圈”的观念：
古代中国长期以来持有“天下观”，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边被视为蛮夷。这种观念虽然有等级划分，但也意味着“蛮夷”是可以被教化、被纳入“天下”体系的。这种“文明圈”的构建逻辑，使得对“异族”的收纳和改造成为可能，而非将其视为永远的异己。
现代世界强调民族区分的原因：
与古代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现代世界对民族的区分，其根源在于民族主义的兴起、殖民主义的遗产以及现代国家体系的建构。
1.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国家构建：
人民主权与民族国家： 从启蒙运动开始，“人民”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民族”则被视为构成“人民”的天然单位。民族主义强调，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并由自己的民族成员自治。这导致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构建浪潮，旧的帝国被瓦解，新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
文化与语言的划一化： 为了巩固民族国家，各国政府积极推行国家语言、统一的教育体系、共同的历史叙事，以塑造国民的民族认同。这客观上强化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感。
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通讯的发展，使得信息和人员的流动更加便捷，这反过来也促进了民族意识的传播和凝聚。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和资源竞争，也需要高度整合的民族劳动力和市场，这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内部的团结和与外部的区分。
2. 殖民主义的遗产与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建构：
人为划定的边界： 欧洲殖民者在瓜分世界时，往往依据自己的利益划分殖民地边界，而很少考虑当地原有的民族、语言、文化界限。许多国家内部被强行并入了不同的民族群体，同时一个民族也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之中。
“分而治之”的策略： 殖民者也常利用和放大原有的民族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种做法在殖民统治结束后，成为了后殖民国家内部民族冲突的根源。
后殖民国家的身份认同危机： 后殖民国家在独立后，往往面临着如何构建国家认同的挑战。在缺乏统一历史和文化基础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倾向于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和主权，以对抗外部的潜在影响或解决内部的民族分裂问题。
3. 现代国际体系与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至上： 现代国际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每个国家都强调自身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将其民族定义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族群冲突与分离主义： 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可能激化，导致分离主义运动。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政府往往需要强调民族的边界和国家的民族构成。
人权与少数族裔权利的关注： 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提升，少数族裔的权利和身份认同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虽然这是进步的表现，但它也意味着对民族差异的强调和保护，而非一味追求融合。
4. 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在某些情况下，强调民族身份成为一种对抗全球化同质化、维护本土文化的方式。
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不同族群更倾向于以群体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和争取权益，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民族的界限。
总结来看：
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实现民族融合，是因为它以一种相对开放、吸纳性的“中华化”文化为核心，通过强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基础，将外来族群纳入其文明体系。这种融合更多是基于文化、制度和经济的吸引力，而非强制性的血缘清洗。
而现代世界强调民族区分，则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建国际秩序的必然结果。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国家主权的神圣性以及现代社会对个体和群体权利的保障，都使得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和边界成为一种常态。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融合”是一种相对内向的文明内化过程，而现代世界的“区分”则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和身份认同的外部建构和自我维护。两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政治理念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它们在民族问题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
古代中国民族融合的深层逻辑：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古代中国“民族”的概念与现代不同。在早期，中国更多的是以“华夏”作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核心，而“夷”、“狄”等称谓更多是基于文化习俗、地理位置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基因血统来区分。这种“华夏中心论”虽然带有文明优越感的色彩，但也为外来族群的融入提供了文化上的吸纳空间。
1. 强大的汉化（中华化）能力与文化吸引力：
政治制度与组织能力： 汉族建立的王朝，如秦、汉、唐、宋等，都形成了高度发达、体系化的官僚制度和统治能力。一旦一个王朝征服了其他区域或民族，其强大的治理能力能够有效地渗透到被统治地区，建立起统一的行政、法律和税收体系。这种制度的有效性本身就对其他民族产生吸引力，他们往往发现，顺应汉族王朝的规则，更容易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经济基础与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汉族王朝通常在水利灌溉、农业技术、商业贸易等方面拥有较为先进的经验和基础设施。被征服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或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群体，常常会因为融入汉族社会而获得更稳定的生活来源、更发达的经济机会和更优质的物质生活。
文化兼容性与同化策略： 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吸纳性和解释力。它强调君臣父子、礼义廉耻，构建了一个相对统一的道德和价值观体系。虽然在某些时期存在排斥，但更多时候，汉族王朝采取的是“以夷变夏”的策略，即允许被征服民族学习汉语、接受汉族的生活习俗、衣冠服饰、甚至婚姻习俗。这种文化同化并非强行抹杀，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唐朝的开放包容，使得大量胡人涌入长安，他们的音乐、舞蹈、服饰都极大地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同时他们也逐渐融入了唐朝的社会生活。
血缘与地缘的交织： 族群的界限在古代并非铁板一块。人口的迁徙、通婚、贸易往来，使得不同族群之间的血缘联系逐渐加深。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民族的界限更加模糊，许多人可能身兼多种族群的文化特征。地缘上的接近也促使了互动和融合。
2. 相对稳定的政权结构：
古代中国王朝更迭虽然频繁，但中央集权式的王朝统治模式得以延续。一旦一个王朝确立统治，其权力可以相对稳定地辐射到广阔的疆域。这为推行同化政策、建立统一秩序提供了可能。
缺乏强大的外部势力干涉，使得中国能够相对自主地塑造其内部的民族关系。
3. “天下观”与“文明圈”的观念：
古代中国长期以来持有“天下观”，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边被视为蛮夷。这种观念虽然有等级划分，但也意味着“蛮夷”是可以被教化、被纳入“天下”体系的。这种“文明圈”的构建逻辑，使得对“异族”的收纳和改造成为可能，而非将其视为永远的异己。
现代世界强调民族区分的原因：
与古代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现代世界对民族的区分，其根源在于民族主义的兴起、殖民主义的遗产以及现代国家体系的建构。
1.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国家构建：
人民主权与民族国家： 从启蒙运动开始，“人民”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民族”则被视为构成“人民”的天然单位。民族主义强调，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并由自己的民族成员自治。这导致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构建浪潮，旧的帝国被瓦解，新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
文化与语言的划一化： 为了巩固民族国家，各国政府积极推行国家语言、统一的教育体系、共同的历史叙事，以塑造国民的民族认同。这客观上强化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感。
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通讯的发展，使得信息和人员的流动更加便捷，这反过来也促进了民族意识的传播和凝聚。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和资源竞争，也需要高度整合的民族劳动力和市场，这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内部的团结和与外部的区分。
2. 殖民主义的遗产与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建构：
人为划定的边界： 欧洲殖民者在瓜分世界时，往往依据自己的利益划分殖民地边界，而很少考虑当地原有的民族、语言、文化界限。许多国家内部被强行并入了不同的民族群体，同时一个民族也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之中。
“分而治之”的策略： 殖民者也常利用和放大原有的民族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种做法在殖民统治结束后，成为了后殖民国家内部民族冲突的根源。
后殖民国家的身份认同危机： 后殖民国家在独立后，往往面临着如何构建国家认同的挑战。在缺乏统一历史和文化基础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倾向于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和主权，以对抗外部的潜在影响或解决内部的民族分裂问题。
3. 现代国际体系与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至上： 现代国际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每个国家都强调自身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将其民族定义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族群冲突与分离主义： 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可能激化，导致分离主义运动。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政府往往需要强调民族的边界和国家的民族构成。
人权与少数族裔权利的关注： 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提升，少数族裔的权利和身份认同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虽然这是进步的表现，但它也意味着对民族差异的强调和保护，而非一味追求融合。
4. 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在某些情况下，强调民族身份成为一种对抗全球化同质化、维护本土文化的方式。
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不同族群更倾向于以群体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和争取权益，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民族的界限。
总结来看：
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实现民族融合，是因为它以一种相对开放、吸纳性的“中华化”文化为核心，通过强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基础，将外来族群纳入其文明体系。这种融合更多是基于文化、制度和经济的吸引力，而非强制性的血缘清洗。
而现代世界强调民族区分，则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建国际秩序的必然结果。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国家主权的神圣性以及现代社会对个体和群体权利的保障，都使得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和边界成为一种常态。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融合”是一种相对内向的文明内化过程，而现代世界的“区分”则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和身份认同的外部建构和自我维护。两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政治理念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它们在民族问题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
网友意见
因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产生了。
并且在此基础上，把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混为一谈的狭隘民族主义产生了。
在这种癌细胞扩散的情况下，民族自决，一个本来是为了摆脱种族主义的利器，也一次次地被滥用为狭隘民族主义者假借民族名义谋取私利的工具。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豫让
假如我是一个嘉庆年间旗人官员的小妾，他以小妾的态度对我，我也会以小妾的身份畏惧之；他以家事交托于我，我也会以女管家的职责服务他；他要是像一个真正的丈夫那样推心置腹，我也会以贤妻良母的身份相夫教子。
假如我是生活在18世纪70年代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正教徒少女，无论是在多瑙河边蛆虫堆里受伤哀嚎的那些土耳其穆斯林，还是某个在高加索的风雪中和俄国人拼刺刀的亚美尼亚人，都和我没有关系。我根本就不关心他们，我不期望他们凯旋归来，也不会为他们身首异处而欣喜。养育我的是法纳尔教堂的希腊正教会社区，我只需要为主教大人按命令做够十顶甚至九顶菲斯帽就可以了。
Ethnic group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已经不再有权利，由它去给我了。（对ethnic group）履行不了的义务，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已经有了待我为公民的国家，值得去效命了。
大多数，汉人的父系祖先都源自周朝时的束发右衽之人。
周朝在征服商朝后，在全国搞大殖民，又对文明人推行礼法，对其祖先排排坐。使得大家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古汉人则成为唯一的文明人。在很长时间里的东亚，非汉人约等于野蛮人。之后，中国外的文明人也自认为（小）中华。
除此外，听说过铁木真式民族融合吗？男人杀了，女人睡了。不就融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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