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发生在朱元璋朝（洪武朝）或元末的好笑事件和特殊事件？
说到朱元璋那会儿的事儿，要说“好笑”嘛，那是得悠着点说，毕竟那会儿可不是什么太平盛世，笑话里也透着一股子刀尖上舔血的味儿。不过真要找点特别的，倒也有那么一两件，不光是让人嘴角抽抽，更是能咂摸出点当时社会的某些小毛病。
咱们先说说这洪武朝，朱元璋这家伙，你别看他后来威风八面，早年那会儿也是个苦出身，最看不惯那些花里胡哨、脱离实际的东西。有一次，好像是洪武年间，朝廷里头有个翰林学士，年轻气盛，脑子里面总想着弄点新花样，给自己脸上贴金。这小子就想了个点子，说咱大明朝的文采还得靠他们这些翰林院的文人们来引领，于是就鼓捣出了一套新的官服规制。这规制啊，讲究得不得了，什么颜色配什么绣纹，什么帽子戴多高，什么腰带系几道，事无巨细，弄得跟绣花似的。
按理说，这事儿是翰林院该操心的事情，可这小子非得把这规制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写得那叫一个文采斐然，引经据典，把这套官服升华到“继往开来，彰显国威”的高度。本来他以为这能让皇上龙颜大悦，表彰他一番。结果呢？朱元璋一看这文章，那叫一个火大。他当时正忙着整顿吏治，打击贪腐，整天听汇报都是鸡毛蒜皮的大事，再就是那些官员为了点小事儿闹得不可开交。冷不丁看到这么一篇写官服规制的“宏文”，而且还是如此细致入微，他觉得这帮翰林学的，闲得蛋疼！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朱元璋坐在龙椅上，看着眼前这篇洋洋洒洒写满官服细节的文章，再看看奏折后面跟着的那些官员们汇报的民情、军情，那脸色肯定就跟锅底一样。他当时大概是这么说的（我这也不是真听到的，就是根据当时的风格推测的）：
“好家伙！官服规制？这玩意儿能当饭吃？能抵挡蒙古人？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你小子是不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老子还在为天下百姓操心，你们倒在这儿琢磨这鸡毛蒜皮的屁事！这玩意儿，叫御史去查查，看谁把这个规制弄出来了，再查查这写文章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以后再敢弄这种没用的玩意儿，都给我发配到边疆去种地！”
最后的结果嘛，据说那翰林学士被训了一顿，那套官服规制也晾在那儿了，没人再敢提。这事儿听起来是有点滑稽，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性格——务实，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他那时候最看重的是实际效果，什么冠冕堂皇的玩意儿，要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眼里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再来个元末的，虽然不是朱元璋登基后的，但发生在那个乱世里，也挺有代表性的。那会儿是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种起义军此起彼伏。其中有个比较有名的起义军首领，叫张士诚。这哥们儿本来是个盐贩子，后来起兵反元。他的军队里头，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的弟兄们，包括他的弟弟张士德、张士信，还有几个合伙人。
张士诚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倒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手下有个大将，名叫李伯升。这李伯升吧，打仗还是有点本事的，但就是有那么点小毛病，喜欢酗酒。有一次，张士诚和李伯升一起商量军情，那会儿正是大战前夕，气氛挺紧张的。张士诚问李伯升：“你看咱们明天的兵力部署如何？” 李伯升喝多了，舌头都打结了，含糊不清地说道：“都听大哥的！明天…明天…就这么干！”
张士诚一看李伯升这个样子，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觉得这事关重大，你一个大将，喝成这样，怎么能担当重任？结果李伯升也不知道是真糊涂了还是故意的，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只……活鸡！就这么当着张士诚的面，把鸡脖子一扭，然后把鸡血抹在了自己的脸上。接着他吼道：“大丈夫顶天立地，喝酒算什么？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大哥操心！你看这鸡血，就像敌人的血一样！明天老子就去杀他个片甲不留！”
张士诚当时就傻眼了。他不是没见过血腥场面，但这么一个喝醉了酒的大将，当着自己的面，扭鸡脖子、抹鸡血，还嚷嚷着要杀敌……这画面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荒诞和不安。他可能当时心里想的是：“这特么什么玩意儿？老子这是在跟人打仗，还是在跟一群疯子打仗？”
这事儿传出去，你说是不是有点好笑？一个重要的将领，在关键时刻，用这么一种方式来“表决心”，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这事儿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底层起义军的组织纪律可能不是那么严明，也可能是一些将领的个人行为过于放纵。
要说“特殊事件”，那洪武朝绝对是事儿不少。比如说朱元璋为了整顿吏治，发明的那一套“科道一体”监督体系，虽然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儿，但绝对是“特殊”的。当时他把监察御史和给事中这些人权力大大加强，让他们可以互相监督，而且可以直接向他本人汇报。这套体系搞得官员们人人自危，生怕自己在哪儿犯了错就被抓出来。
还有就是朱元璋亲手编写的《御制大明宝训》这类东西，他把自己认为的治国理念、用人方针都写下来，而且要求所有官员都必须学习。这可不是后来的皇帝坐在宫殿里写写东西，他那是真拿出来让大家背的，考试不及格的，轻则训斥，重则降职。你想想，一个皇帝，亲自编写教材，还抓着大臣们考试，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事儿，也确实挺“特殊”的。
总的来说，朱元璋那会儿的事儿，你要是想找那种纯粹的、让人捧腹大笑的段子，可能不太容易。因为那个时代背景太沉重了，很多时候，那些“好笑”的背后，都藏着一丝无奈、一丝荒唐，或者是对当时社会某些问题的讽刺。但正是这些夹杂着辛酸和荒诞的故事，才让历史显得更加真实和生动，不是吗？
咱们先说说这洪武朝，朱元璋这家伙，你别看他后来威风八面，早年那会儿也是个苦出身，最看不惯那些花里胡哨、脱离实际的东西。有一次，好像是洪武年间，朝廷里头有个翰林学士，年轻气盛，脑子里面总想着弄点新花样，给自己脸上贴金。这小子就想了个点子，说咱大明朝的文采还得靠他们这些翰林院的文人们来引领，于是就鼓捣出了一套新的官服规制。这规制啊，讲究得不得了，什么颜色配什么绣纹，什么帽子戴多高，什么腰带系几道，事无巨细，弄得跟绣花似的。
按理说，这事儿是翰林院该操心的事情，可这小子非得把这规制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写得那叫一个文采斐然，引经据典，把这套官服升华到“继往开来，彰显国威”的高度。本来他以为这能让皇上龙颜大悦，表彰他一番。结果呢？朱元璋一看这文章，那叫一个火大。他当时正忙着整顿吏治，打击贪腐，整天听汇报都是鸡毛蒜皮的大事，再就是那些官员为了点小事儿闹得不可开交。冷不丁看到这么一篇写官服规制的“宏文”，而且还是如此细致入微，他觉得这帮翰林学的，闲得蛋疼！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朱元璋坐在龙椅上，看着眼前这篇洋洋洒洒写满官服细节的文章，再看看奏折后面跟着的那些官员们汇报的民情、军情，那脸色肯定就跟锅底一样。他当时大概是这么说的（我这也不是真听到的，就是根据当时的风格推测的）：
“好家伙！官服规制？这玩意儿能当饭吃？能抵挡蒙古人？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你小子是不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老子还在为天下百姓操心，你们倒在这儿琢磨这鸡毛蒜皮的屁事！这玩意儿，叫御史去查查，看谁把这个规制弄出来了，再查查这写文章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以后再敢弄这种没用的玩意儿，都给我发配到边疆去种地！”
最后的结果嘛，据说那翰林学士被训了一顿，那套官服规制也晾在那儿了，没人再敢提。这事儿听起来是有点滑稽，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性格——务实，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他那时候最看重的是实际效果，什么冠冕堂皇的玩意儿，要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眼里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再来个元末的，虽然不是朱元璋登基后的，但发生在那个乱世里，也挺有代表性的。那会儿是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种起义军此起彼伏。其中有个比较有名的起义军首领，叫张士诚。这哥们儿本来是个盐贩子，后来起兵反元。他的军队里头，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的弟兄们，包括他的弟弟张士德、张士信，还有几个合伙人。
张士诚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倒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手下有个大将，名叫李伯升。这李伯升吧，打仗还是有点本事的，但就是有那么点小毛病，喜欢酗酒。有一次，张士诚和李伯升一起商量军情，那会儿正是大战前夕，气氛挺紧张的。张士诚问李伯升：“你看咱们明天的兵力部署如何？” 李伯升喝多了，舌头都打结了，含糊不清地说道：“都听大哥的！明天…明天…就这么干！”
张士诚一看李伯升这个样子，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觉得这事关重大，你一个大将，喝成这样，怎么能担当重任？结果李伯升也不知道是真糊涂了还是故意的，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只……活鸡！就这么当着张士诚的面，把鸡脖子一扭，然后把鸡血抹在了自己的脸上。接着他吼道：“大丈夫顶天立地，喝酒算什么？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大哥操心！你看这鸡血，就像敌人的血一样！明天老子就去杀他个片甲不留！”
张士诚当时就傻眼了。他不是没见过血腥场面，但这么一个喝醉了酒的大将，当着自己的面，扭鸡脖子、抹鸡血，还嚷嚷着要杀敌……这画面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荒诞和不安。他可能当时心里想的是：“这特么什么玩意儿？老子这是在跟人打仗，还是在跟一群疯子打仗？”
这事儿传出去，你说是不是有点好笑？一个重要的将领，在关键时刻，用这么一种方式来“表决心”，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这事儿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底层起义军的组织纪律可能不是那么严明，也可能是一些将领的个人行为过于放纵。
要说“特殊事件”，那洪武朝绝对是事儿不少。比如说朱元璋为了整顿吏治，发明的那一套“科道一体”监督体系，虽然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儿，但绝对是“特殊”的。当时他把监察御史和给事中这些人权力大大加强，让他们可以互相监督，而且可以直接向他本人汇报。这套体系搞得官员们人人自危，生怕自己在哪儿犯了错就被抓出来。
还有就是朱元璋亲手编写的《御制大明宝训》这类东西，他把自己认为的治国理念、用人方针都写下来，而且要求所有官员都必须学习。这可不是后来的皇帝坐在宫殿里写写东西，他那是真拿出来让大家背的，考试不及格的，轻则训斥，重则降职。你想想，一个皇帝，亲自编写教材，还抓着大臣们考试，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事儿，也确实挺“特殊”的。
总的来说，朱元璋那会儿的事儿，你要是想找那种纯粹的、让人捧腹大笑的段子，可能不太容易。因为那个时代背景太沉重了，很多时候，那些“好笑”的背后，都藏着一丝无奈、一丝荒唐，或者是对当时社会某些问题的讽刺。但正是这些夹杂着辛酸和荒诞的故事，才让历史显得更加真实和生动，不是吗？
网友意见
洪武年间有个卫经历司的知事，叫于敏（好名字）。此人犯法了，他媳妇跑到皇宫门口咚咚咚击鼓鸣冤，但是审理下来发现于敏的罪过是坐实了的，结果于家媳妇情愿以身代罪，替于敏受罚。朱元璋感叹“贞良之妇”，于是放了于敏一马，还把于敏薅过来耳提面命：“京城人烟辐辏鱼龙混杂，尤其在京讨生活的少妇，没几个好鸟，像你老婆这样贤惠的，打着灯笼难找，你以后好好的，别特么瞎搞！”
释放之后，于敏老实了一段时间，调任御史。但仅仅不到一年，为非作歹又进去了，这媳妇又去救人，还是那一套：“该打打该杀杀，你冲我来，别难为我丈夫。”朱元璋表示没问题，我再放他一马，于是又给于敏一番警告：“你老婆是个好人，你别辜负了人家。”完事让于敏接茬当御史。
结果不到一年，又进去了。这回朱元璋亲自提审，于敏倒也痛快，干脆利落把罪过说了个一清二楚。
朱元璋很好奇，问他：“为何如此？”
于敏：“见利忘身罢了。”
朱元璋：“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于敏：“我后悔了。”
朱元璋：“朕操，朕操……朕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原文：呜呼！……呜呼！……古至于今，若此者鲜矣。）
讲几个特殊而且好笑的事件。
一
朱元璋在南京钟山修孝陵，附近有孙权墓，工部上书表示给孙权另外挑块好地方埋，把坟头平了算了。
朱元璋：孙权好汉子，留他守门。
二
朱元璋定都南京，宫殿修成，与马皇后一起看房，感叹自己的前半生：“胡做乱做，做出如许事业！”
仰头一看，上面有个画工在梁上画画……
最后画工假装耳聋没听见，躲过一劫。
三
范仲淹十二（一说十三）世孙范从文，在洪武年间做御史，犯罪将死。朱元璋听说他是范仲淹后人，特免其死，还手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给他。
最后把他流放到了甘肃庄浪。
四
洪武元年不下雨，御史中丞刘基上书劝谏，说是张士诚降人被充军，上天觉得不够仁德，这才不下雨。朱元璋放了这些人回家为民，结果还不下雨，一怒之下罢刘基为民，发配刘基手下的御史台官员去汴梁安置。
朱元璋还特意在命令里要求他们必须自己划船去。
朱元璋曾经发起过一条非常有创见性的改革动议：取消朝会时候的“三呼万岁”。
原因很简单，他觉得这世上从来也没有天子能活到万岁。大臣们这么喊到底有啥意思呢？
要改！必须得改！
经过一番拉扯之后，朱元璋拍板敲定了新贺词。
以后上朝，第一声喊“天辅有德”。
第二声喊“海宇咸宁”。
第三声喊“圣躬万福”。
不过吧，我也不能理解朱元璋的逻辑。你觉得喊万岁是虚词，这些难道就不是了吗？
而且虚的比万岁厉害多了欸......
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万岁，说白了不过两个音节而已。
但新定的这12字真言，可是每个字的发音都不同。
古代通用语的发音教学又不是那么规范，朝堂上的大臣又来自五湖四海，咋喊齐呢......
从此之后，所有人在大朝会时候本来有的好心情，都被“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嘶吼声破坏了。
坚持了整整半年后，礼部尚书崔亮和太常少卿陈昧，两人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上奏请求恢复原本的三呼万岁。
朱元璋：好！
庚午，礼部尚书崔亮、太常少卿陈昧等言：“旧制朝贺之礼，赞礼者既唱三舞蹈讫，复三唱山呼，而群臣拱手加额，与乐工军校齐声称万岁者三。近改拟山呼为赞呼，百官应之曰‘天辅有德’，曰‘海宇咸宁’，曰‘圣躬万福’。臣等窃谓，殿廷之礼，至于尊严。赞呼之际，贵呼齐一。今百官三呼应声，讙譁不齐，诚为失仪。况山呼故事，循行已久，甚为严肃，宜仍其旧。从之。
刘辰《国初事迹》几条：
- 太祖克婺州，佥院胡大海领兵围绍兴，其子胡三舍、王勇等三人犯酒禁，太祖命诛之。都事王恺谏曰：“胡大海见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太祖怒曰：“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自抽刀杀之。
- 元至元间，杨琏真珈发宋庙诸陵，以理宗首骨截为饮器。太祖既得燕都，命守臣吴勉寻访到京，太祖命埋之于城角寺。及览浙江所进地图，有宋诸陵，命瘗于旧穴。
- 太祖在婺州夜出私行，遇巡军阻之。小先锋张焕从行，谓巡军曰：“是大人。”巡军曰：“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执之。”言之再三，已之。次曰，太祖赏巡军米二石，后不夜出。
- 徐达围苏州，太祖特命指挥傅友德领军马三百与同徐州陆参政出哨济宁，以警中原。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扌皆〉子， 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国珍称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别贵贱，故以此等贱人辱之。”鞭讫，又发瓜州做坝夫，后释之。
- 太祖用陈宁为广德知府，岁旱，百姓告苦。事闻，太祖不准宁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饥色，若要税粮，民必逃移苏州就食，是与张士诚益民也。”太祖曰：“你好大胆，敢如此言！”久之，太祖曰：“免他本年税粮。”
诚实的民夫
帝出三山门观浚河，有一民夫解衣于水中扪物，且泣且怨。帝问其故，民对曰:“有田器为督工胥徒掷于水，求之未得。”帝悯其寒，命人别取器偿之，问其民曰:“此器与汝器类乎？”民对曰:“实相似，但比所掷者差短寸余耳。”帝又命扈从壮士下水求之，果符所言。帝知民夫诚实，因曰:“农民供役一月，手足俱破，复为胥徒凌侮，果何罪乎？盖此徒奸狡，知其工役既毕，有赢余之粟，设计欲取之。其民不从，故掷其器耳。”命左右捕掷器者，杖之以警其余。（《皇明宝训卷一·仁恻》）
劝学
帝召孔克仁等赐坐，因曰:“昨日到蒋山，令侍御仆从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偕前趋，记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诸子曰：‘此小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以年幼，怠惰不学，当朝夕勤勉可也。’”（《皇明宝训卷二·教太子诸王》）
太祖评汉高唐宗
帝谕侍臣曰:“汉高祖、唐太宗孰优？”侍臣对曰：“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彝伦之间多有慙德。高祖豁达大度，且能逆料后事。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言之，高祖为优。”帝曰：“不然，高祖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性复猜忌，而诛夷功臣之家。但觉其阴狠多疑，不见其豁达大度也。太宗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无俎醢韩彭之惨。以吾评之，太宗为优。”（《皇明宝训卷三·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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