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不应该安置刑满释放的犯人？
首先，我们得明白“安置”这个词的含义。它不单单是给几件衣服、几块钱，把人往街上一推了事。真正的安置，更像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持体系，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而不是让他们再次跌入深渊。
从“为什么”的角度看，支持国家安置的理由很充分：
降低再犯率，维护社会治安： 这是最直接也最核心的理由。一个在监狱里被改造得不错的犯人，一旦出来，如果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没有住处、没有工作、没有社会支持，他们很容易因为饥饿、绝望而再次走向犯罪。国家投入资源进行安置，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投资于更安全的社会环境。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人都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住所，他们还有多少动力去冒险犯罪呢？
人道主义和公民权利： 即使犯了罪，他们依然是人，是曾经的公民。刑期满了，他们的惩罚已经到位。国家有责任确保他们不会因为缺乏基本生存条件而陷入困境。这是一种人道的考量，也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即便这些权利在服刑期间受到了限制，但出狱后，他们理应重新获得。
社会公平和责任： 犯罪的发生往往与复杂的社会因素有关，比如贫困、教育缺失、心理问题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也对这些问题的产生负有责任。因此，当个体从错误中走出来时，社会也应该伸出援手，承担起一部分责任，帮助他们弥补过去的裂痕，而不是简单地将他们“甩包袱”。
鼓励改造和重新做人： 如果刑满释放后，等待他们的是绝望和歧视，那么监狱里的改造还有什么意义？国家提供安置，实际上是对他们积极改造的一种肯定和鼓励。这能激发他们重新做人的决心，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可以被社会接纳的。
人力的合理利用： 很多人在服刑期间，如果能接受技能培训，他们实际上可以成为有用的劳动力。国家安置并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就是将这些人力资源重新纳入社会生产体系，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让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
那么，国家安置应该怎么“安置”法，才能真正有效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让这篇文章不至于写成空谈的重点：
1. 提供过渡性住房： 刚出狱的人，可能既没有钱租房，也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国家可以设立或资助一些过渡性住房，或者提供租房补贴，让他们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至少可以安心找工作。这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床位，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生活起点。
2. 就业援助和技能培训： 这是最关键的一环。
技能培训： 许多犯人在监狱里可能接受过一些职业技能培训，但这些技能是否符合市场需求，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提升。国家可以与企业合作，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或者支持他们参加社会上的职业培训。
就业指导和推荐： 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了解求职技巧，撰写简历，模拟面试。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专门的平台，对接愿意接收刑满释放人员的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信息。
消除就业歧视： 这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很多企业因为担心他们的过去而拒绝录用。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或政策引导，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他们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甚至可以考虑提供税收优惠或其他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录用刑满释放人员。
3. 心理辅导和社区支持： 长期在监狱的环境中，很多人可能存在心理问题，比如抑郁、焦虑、社交障碍等。出狱后，他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来适应社会。同时，社区的支持网络也非常重要，例如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前罪犯互助组织等，都能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和生活上的帮助。
4. 法律援助和权利告知： 确保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了解如何办理身份证、社保等必要手续，避免因为程序问题而进一步陷入困境。
5. 鼓励家庭和亲友的接纳： 国家的力量是有限的，家庭和亲友的支持至关重要。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让社会大众理解刑满释放人员的改造过程，减少对他们的偏见，鼓励家庭成员积极接纳他们，共同承担起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的责任。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潜在的挑战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成本问题： 建立和维护这样一个全面的安置体系，无疑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国家需要在公共安全、社会福利和财政支出之间找到平衡。
“养懒汉”的担忧： 有人会担心，如果安置过于“舒适”，会不会让一些人产生依赖心理，不愿意努力？这就需要安置措施的设计非常精细，既要提供必要的支持，也要鼓励他们自力更生，参与劳动，培养责任感。安置的目的是帮助他们“站起来”，而不是让他们“躺下”。
社会接受度： 即使国家提供了安置，社会上的偏见依然是存在的。如何提高公众的接受度，消除歧视，是安置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
个性化需求： 每个人的犯罪原因、改造情况、家庭背景都不同，他们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国家提供的安置方案需要更加个性化和灵活，而不是“一刀切”。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国家不仅应该安置刑满释放的犯人，而且应该尽力做好，并且要做得有深度、有温度、有实效。 这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曾经犯错的人，更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公正、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将他们拒之门外，漠视他们的困境，最终只会让问题重新回到我们眼前，而且是以更严峻的形式。
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从人性的角度、从公共安全的角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负责任的安置，是值得我们投入和探索的方向。与其说是“安置”，不如说是“再社会化”，是对他们第二次生命机会的投资。
网友意见
私以为，不仅应该做而且很有必要做好。
可能在如今很多人眼中“有罪”就等于“死刑”，就算对其肉体不能物理消灭，也要从社会角度上对其进行“灭杀”，放佛监狱与社会就是天然的二元对立一般。
显然，事实绝非如此。
监狱本质上仍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与服刑人员仍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不论一些人多么嫉恶如仇，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因而关注这些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关注我们社会的问题。
可以说，目前我国仅仅依靠“威慑”的单边刑事司法体系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帮助可谓是“无力”的。
根据采取查阅资料、问卷调查、随机访问、谈话以及向他犯了解等形式，对兵团某监狱一监区70名重新犯罪人员进行摸底调查、统计分析、发现——
70名重新犯罪人员中，“二进宫”的52人，占74.3%，“三进宫”的16人，占22.9%，“四进宫”的2人，占2.8%。
数据无疑令人触目惊心。
那么，为何？难道他们全是龙勃罗梭口中“天生的犯罪者”？
自是不然。
还记得有个笑话是这样讲得——
老大今天出狱，当初因为走私罪被抓，在里面死活不肯透露最后一批货藏在那里，被从重判了十年。今天终于出来了。
出狱之后一言不发让我开到郊区，仔细辨认了一天找到了当初埋货的地方，我俩挖了半天挖出了一个超大箱子。
老大看着大箱子，都开始颤抖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说：这批货一出手我们就有钱了，这几年的苦也没白受，咱们一起过好日子！
我俩流着幸福的泪水，打开了箱子：满满一箱子BP机。
…………
社会变化日新月异。
而长期的集体生活，与一般社会的隔绝，以及“罪犯”的标签，则像一把把锋利的巨刃，割裂了他们与与原生家庭、社会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割裂”，加重了他们的社会隔离感。根据英国学者的研究，刑满释放者重新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回归家庭与社会。
特别的，还有数据表明出狱首年是刑满释放人员自杀率最高的一年。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布由于社会适应能力退化，不能适应监狱外的生活，与外面生活格格不入最终自杀，就是这类人最真实的写照——
可以想见，如果不能帮助他们很好的融入社会，帮助他们自食其力，帮助他们走向正轨，那么他们再次走向歧途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这些无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不论是从预防犯罪，还是维护社会稳定，乃至完善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角度，安置刑满释放的犯人都是及其必要的。
但是，本国在相关方面做的可谓差强人意。
作为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本国对于刑满释放人员虽然也做出相关方面的办法与法规，但大都只停限于“管理”角度。
本来明明行之有效的措施，诸如建立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心理诊疗项目，以及对于于聘用刑满释放人员的单位予以减税和政策上的优惠，对于刑满释放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均难以推展，究其具体原因——
一是乏相关方面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
可能是文化氛围与国情的缘故，不似美帝，社会工作这类人才在我国的普及度与认可度可谓相当的低……如何培养这方面人才，保证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国家从宏观角度去解决。
二是基层安置帮教力量薄弱。
说起基层可谓一言难尽。谁敢相信写给普通农民的普法宣传手册里开篇写的是《宪法》，然后居然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别说一些明显违法的程序错误让我怀疑自己学的是假法……
而所谓的帮教工作接待站就算有也大多由司法助理员兼任，这样的情况在实操中自然是问题多多。
三是各部门协调衔接工作不到位，责权不明。制度难以落实，工作流于形式，直接导致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脱管脱控，甚至人户分离，如此情形，我国《监狱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的:“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可谓成了一纸空文。
…………
最后，如果不能切实解决以上问题，不从功用角度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应对来自家庭，就业，社保等方面的问题，仅仅是“管”而不“帮”，无疑就是在为刑释人员失控，在为他们重新犯罪埋下了火种。
到那时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还会上升到何种地步就真的令人难以想象了。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明确讨论前提，我先给本回答中的“安置”下个定义：
1 “安置”不等于简单地无偿提供住所，也包括有条件地提供公租房、廉租房等（例如，只要刑满释放人员不再犯，就持续给予房租减免优惠）；
2 “安置”既有居住层面的，也包括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
--
回到问题本身，题目中问“应不应该”，其实，在我国，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工作是法律对国家提出的要求。
《监狱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
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
姑且将题目理解为“国家应不应该加大安置刑满释放人员的工作力度”，我认为应该，妥善进行安置工作对于降低再犯率具有重要意义。
很遗憾，一直没能找到我国关于再犯率的系统研究，这里又要以美国来举例了。美国有一种提供给刑满释放者的集体居住场所，叫做“Halfway House”，直译过来就是“半途住房”，可以理解为让刑满释放人员在正式回归社会前能够通过非惩罚性的集体居住获得回归社会所需的必要技能。
Stephen M. Cox 和 John C. Kilburn 基于577名刑满释放人员数据的研究表明，被安置在Halfway House的人员完成假释的概率要比对照组高12%。（Costanza, S.E., Cox, S.M., & Kilburn, J.C. (2015). The impact of halfway houses on parole success and recidivism. Journal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6(2), 39-55.） 能否完成假释，主要取决于在假释期间有无再次犯罪，因此这一数据对于研究Halfway House对于避免再次犯罪的有效性有参考意义。
Stephen M. Cox 和 John C. Kilburn 指出，贫困和对毒品的依赖，是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的主要驱动力。通过集中安置居住并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戒毒治疗，能够帮助从根源上降低再犯率。
安置刑满释放人员，不尽然是“圣母心”发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集中安置刑满释放人员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受益的不仅是被安置者本身。退一万步说，就算遇到一块不可雕的朽木，通过集中住宿让社区矫正人员能够及时干预，不也更加能确保社会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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