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说，刘裕在长安是否还有除刘义真外的其他合适人选？

实事求是地说，在公元417年，刘裕攻克长安，建立伪晋政权后，为他镇守这座新获得的、意义重大的城池，同时在后秦已经覆灭的复杂局势下，确实需要一个能够独当一面、且忠诚可靠的人选。

我们先来审视一下当时刘裕能调动的、可能的人选，以及他们各自的优劣：

1. 刘义真：

优势：
宗室身份：作为刘裕的儿子，拥有天然的继承权和政治合法性。在刚刚灭亡一个王朝、且内部尚未完全稳固的局面下，由亲儿子镇守，更有助于稳定人心，显示刘裕政权的“正统性”。
年少，易于控制：刘裕的儿子们通常年龄不大，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被父亲完全掌控，能够执行刘裕的命令，而不会有太多自己的政治野心或独立的判断。
代表性：派遣儿子镇守，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向天下展示这是他刘裕的基业，而非短期占领。

劣势：
经验不足：即使是嫡长子，通常也缺乏大规模军事指挥和复杂政治治理的经验。长安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中心，需要应对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北方的残余势力、其他胡族政权，以及可能来自南方的挑战）的压力，这对于一个少年皇子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易受控制，但也意味着需要强力辅佐：少年皇子意味着他需要强大的辅佐团队，而这个团队的选择和控制，又回到了刘裕手里。辅佐者的能力、忠诚，对刘义真的镇守至关重要。

2. 其他可能的宗室成员（假设）：

虽然史书中主要提到了刘义真，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刘裕考虑其他儿子，或者一些宗室的旁支，他们的情况会是怎样？

刘裕的其他儿子：刘裕在公元417年时，正值壮年，儿子们也应该都有一定的年龄。例如，刘义隆（后来的宋文帝）当时已经成年，而刘义康、刘义恭等也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潜在优势：这些儿子可能比刘义真（如果当时确实年幼）更有一些经历。
潜在劣势：
政治考量：刘裕是否愿意将“镇守长安”这样一个光辉的战绩，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权力，交给一个非嫡长子的儿子？这可能会引发其他儿子间的猜忌和不满。
地理距离：距离远，意味着更难直接控制和调动。
忠诚度：虽是儿子，但在权力分配和各自封地的问题上，仍然可能存在潜在的矛盾，不像刚册立的太子那样，身份天然最为亲近。

堂兄弟、侄辈等旁支宗室：历史上，很多王朝在重要地区会任用宗室镇守。
潜在优势：可能有某些宗室成员在地方上表现出色，有过治理或军事经验。
潜在劣势：
忠诚度危机：旁支宗室往往野心更大，更容易滋生割据势力。尤其是当他们被派往一个远离中央、拥有独立军事力量的地方时，这种风险会大大增加。刘裕本人就经历了祖逖、陶侃等人的崛起，他深知这一点。
政治合法性：即使能力很强，但如果不是刘裕的直系血亲，其统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容易被视为“外臣”。
经验：即使有经验，也未必是能稳定住长安这种局势的经验。

3. 功臣宿将：

除了宗室，刘裕手中自然不乏身经百战的宿将。例如，当时跟随刘裕一同北伐的将领，如檀道济、谢晦、朱龄石等人。

檀道济：军事才能出众，深谋远虑，是刘裕最倚重的将领之一。
优势：军事实力强，有威望，能震慑宵小。
劣势：
非宗室：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是刘裕的儿子。如果派遣功臣镇守，尤其是像檀道济这样声名赫赫的将领，一旦赋予他足够的兵权和政治权力，他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自立为王”的势力。这与刘裕灭亡东晋、建立刘宋的根本逻辑相悖。刘裕想要的是一个听命于他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
政治基础：即使忠诚，他的政治根基不在刘裕的权力系统内部，而是来自于军功，这在政治上不如宗室稳固。

谢晦：同样是重要的谋士和将领，但历史的走向表明，他后来也因为与刘义康的矛盾而被刘裕猜忌和处死。
优势：曾任安西将军，在平定关中时也有贡献。
劣势：
政治上的敏感性：谢晦的政治才能和野心，也可能让刘裕有所顾忌。
同样非宗室：存在与檀道济类似的顾虑。

朱龄石：也是刘裕的重要部将，攻克长安时也发挥了作用。
优势：军事能力。
劣势：
能力和威望：相较于檀道济、谢晦，朱龄石的能力和威望可能略逊一筹，不足以完全镇住长安这样的大局。
同样非宗室：同样的顾虑。

总结分析：

从刘裕的角度来看，他急于在关中建立稳固的统治，并且需要一个代表他、忠诚于他的政权。

1. 派遣宗室是必然选择：在当时的政治逻辑下，如果不是宗室，任何派往边疆重镇的重臣，都极易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刘裕在废立皇朝方面手段强硬，但更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出现被自己“复制”的局面。派遣儿子，尤其是年幼的嫡子，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忠诚，且便于自己遥控。

2. 刘义真并非“唯一”合适人选，但却是“最合适”的那个：
“合适”的定义：在刘裕的考量中，“合适”更多地指向“忠诚”、“可控”、“合法性”。在这几点上，刘裕的儿子远超任何功臣。
“唯一”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严格限定“合适”的标准为“独立足以镇守且能完全按刘裕意愿行事”，那么也许不存在“唯一”的合适人选。但如果是“最能满足刘裕当下政治和权力巩固需求的人选”，那么刘义真（或刘裕的任何一个儿子，但嫡长子优先级更高）是最优先的。
对刘义真的担忧：刘裕不可能不清楚一个少年人镇守边疆的风险。所以，他一定会搭配最得力的辅佐官员。在刘裕攻克长安后，他任命了谢晦、朱龄石等为刘义真的“辅佐”，这恰恰说明了刘裕也知道仅凭刘义真一人不足以成事，需要强大的辅助力量。

为什么历史上总是强调刘义真是人选？

史书记载的侧重点：史书往往关注的是决策者（刘裕）和被任命者（刘义真）的关系，以及事件的直接发展。对于“是否还有其他人选”的深层比较，除非有特别的争议或出现重大事件，否则不会详述。
历史的惯性：在缺乏宗室坐镇的情况下，权力很容易旁落。一旦出现能力超凡的臣子，往往伴随着“跋扈”或“僭越”的风险。刘裕在北伐期间，已经经历了各种政治斗争，他深谙此道。

结论：

实事求是地说，刘裕在长安是否有除刘义真外的其他“绝对合适”人选？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合适”是指能在政治上完全服从刘裕的指令，且在军事上能够稳定关中局面，同时又不会威胁到刘裕的统治，那么派任何一位没有强大政治背景的功臣去，风险都比派自己的儿子大。

刘裕选择刘义真，虽然有他年纪小的劣势，但最大化地满足了“忠诚”和“可控”这两个最关键的条件。他倚重的，是自己为刘义真配备的那些得力辅佐，而不是刘义真本身的能力。

或许，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有其他合适人选”，而是“如何让刘义真这个不完全合适的人选，在强大的辅佐下变得合适”。刘裕的决策，是基于当时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权力巩固的最高优先级进行的权衡。在权衡之下，儿子比臣子，哪怕是能力更强的臣子，在“稳定性”和“权力安全”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网友意见

虽然长安留守的人选最终引发了内讧，但实际上这番人事安排，从表面上来看是很合适的

首先，以王镇恶为安西司马、王修为安西长史，两人都是关中人氏，更何况王镇恶还有祖父王猛之遗泽，留下他们一文一武镇守，可以得关中民心（城中夷、晋六万馀户，镇恶以国恩抚慰，号令严肃，百姓安堵）

但是，王镇恶虽然武功卓越，又得关中民心，偏偏却有一项大毛病让人不放心——抗命不遵

刘裕征讨司马休之时，王镇恶就曾劫掠蛮族财物，贻误战机，等他赶到之后，仗都打完了，气的刘裕不想见他

（镇恶性贪，既破襄，因停军抄掠诸蛮，不时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时见之）

北伐后秦时，刘裕三令五申，收复洛阳后不可轻举妄动，王镇恶又不听指挥，想要趁机速攻潼关，结果被后秦东平公姚绍堵在关外，进退两难

（初，裕命王镇恶等：若克洛阳，须大军到俱进。镇恶等乘利径趋潼关，为秦兵所拒，不得前）

武功卓越、极富民心、胆大妄为，这三样特质加在一块，换了谁都不放心，所以刘裕必须得找个人牵制王镇恶，而且这个人不能跟王镇恶太亲近

于是乎，沈田子和傅弘之也就跟着留了下来，沈田子素来与王镇恶不睦，可以起到牵制之效，不过刘裕万万没想到，最胆大妄为的不是王镇恶，偏偏就是沈田子...

至于刘义真，其实无关紧要，他就是个工具人，代表刘裕不会放弃关中而已，换了哪个儿子都一样，关键的是这个工具人的左右

刘义真作为一个孩子，并不具备判断能力，但是刘裕之子的身份给了他很大的话语权，他就像是一把刀，谁握住它就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杀伤力，王修就是这么死的

说结论吧

留在关中的这套人选需要完成的任务，一是抚慰关中、二是组建新军、三是抵御胡夏

1.王镇恶是不可或缺的，身兼关中出身+王猛之孙的双buff，除非刘道规死而复生，否则无人可以替代

2.王修同为关中人氏，可以辅佐王镇恶治理关中，也得留下

3.沈田子必须替换，檀道济或者沈林子均可，他们的资历与才能并不逊色于田子，而且在北伐过程中与王镇恶并肩作战，就算之后起矛盾，也不至于闹到像沈田子，要杀王镇恶的地步

4.而至于傅弘之，虽然在此前，傅与田子的立场是一致的，都对王镇恶不满

（裕将还，田子及傅弘之屡言于裕曰：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

不过按照《南史》和《资治通鉴》所说，杀害王镇恶系田子一人所为，傅弘之并未参与，事后王修只处决了田子一人，并临危任命傅弘之抵御夏军一事来看，傅弘之应当并未参与谋杀王镇恶

（田子请镇恶至傅弘之营计事，使其宗人沈敬仁斩之幕下，矫称受太尉令诛之。弘之奔告刘义真）

而且从傅弘之以五千步骑击破夏军数万骑兵这一战绩来看，傅弘之对骑兵作战能力出众，也有必要留下

5.刘义真这个熊孩子其实无所谓，没必要非让刘义隆换他不可，关键是刘裕要替他严格选拔一批心腹，不要随便插手政事

本来沈田子与王镇恶同归于尽后，在王修与傅弘之的努力下，关中局势并未崩盘，赫连勃勃更是吓得龟缩安定，整整九个月将近一年不敢动弹

结果左右进献谗言，刘义真竟然把王修给杀了，王修一死，关中人心大乱，刘义真更出了一道昏招，下令关中兵力固守长安孤城，摊上这么个猪队友，傅弘之再勇猛也无济于事了

只能说，如果刘道规还活着的话，刘裕什么安排也不用想了，直接把王镇恶+刘道规扔在长安，搞不好赫连勃勃的脑袋就能去建康免费旅游了

（声明：我只是发表我个人的观点，没有要强迫任何人接受的意思，您可以不接受，也可以反驳，但请不要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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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的长安布置核心是四个人，也就是刘义真、王修、沈田子、王镇恶。对于刘裕来说，四个人各自留守的价值都是比较明确的。

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高祖为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诸君恋本之意，今留第二儿，令文武贤才共镇此境。”临还，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令修执其子孝孙手以授高祖。——《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
太尉谘议参军京兆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修字叔治，京兆灞城人也。初南渡见桓玄，玄知之，谓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修既死，人情离骇，无相统一。——《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
高祖将还，田子及傅弘之等并以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屡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及俱出北地，论者谓镇恶欲尽杀诸南人，以数千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叛。——《宋书•自序》

1、刘义真和王修是刘裕离开时拟订的正副留守。刘义真留守的意义在于留下子嗣，向关中民众展现自己经略关中的决心。王修是桓玄时南渡的关中人，以北人主持长安实际事务。

2、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留王镇恶一方面是在长安留下一员悍将，以为藩篱，另一方面也是笼络人心之需。但刘裕又不信任王镇恶，所以又留下了同样不信任王镇恶的沈田子（包括傅弘之）作为钳制。

不留王仲德的原因很明确。如果刘裕的布置达成，没有发生内讧，或者内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话，不需要王仲德这么一个高级人物也可以。这意味着王仲德虽然地位够高，但是他显然不属于刘裕留守规划中的“功能人”。

@京山狂少说王仲德份量轻纯属无稽之谈，王仲德在第二次义熙北伐时就是以征虏将军、冀州刺史、新淦县开国侯都督前锋诸军事，长安平，又迁太尉谘议参军，基本属于刘裕幕府诸将之首，能比他份量重的大概只有刘裕和他的儿子们了。

在这种思路下，刘裕做出了如是这种选择。 @枫无谚枫公认为刘裕让沈林子留守的效果会好于沈田子留守，这点我是赞成的，但在刘裕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在考虑范围内的选项。

因为刘裕现在留下沈田子和傅弘之留守的用意在于二人都对王镇恶持猜疑态度，刘裕需要通过二人对王加以掣肘，“在必要时”诛杀王镇恶。沈林子并没有明确表示对王镇恶的不信任，也自然不在刘裕的考虑范围内。

综上来看，在临川烈武王早逝的情况下，刘义真镇长安是不可能改变的。唯一值得商榷的，应该是刘裕对王镇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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