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中，有多少是偏离事实的？

李宗仁先生的《李宗仁回忆录》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史料，它为我们了解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生涯以及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然而，作为一本回忆录，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个人视角、记忆偏差以及时代局限性，因此，其中存在一些偏离事实的成分，是可以理解的。

要精确统计“有多少是偏离事实的”，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事件的真相往往是多维度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理解。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李宗仁回忆录》中可能存在与史实不符之处，并尽量详述：

一、主观视角与选择性记忆

突出个人功绩，淡化或忽视他人贡献：作为一名经历过无数战役和政治斗争的军事将领，李宗仁的回忆必然会聚焦于他认为重要的事件和他的个人作用。在描述战役时，他可能会更加突出自己的指挥才能、部署策略，而对其他将领或部队的贡献相对简略。例如，在描述一些重要的战役，如台儿庄战役时，虽然李宗仁是当时的指挥官，但他对其他部队（如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可能会在叙述中有所侧重或轻描淡写，以烘托自己的指挥作用。
对不利事实的回避或曲解：人们在回忆时，往往会下意识地回避或美化对自己不利的经历。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对于一些他未能完全掌控的局面、决策失误，或者与他观点相左的政治人物，可能会有选择性的淡化、模糊处理，甚至是以一种更为有利的叙述方式来呈现。例如，在描述与蒋介石的政治博弈时，他可能更倾向于将对方描绘成不够开明、固执己见，而将自己的退让或妥协解释为顾全大局。
记忆的模糊与失真：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本身就会发生模糊、变形，甚至出现“填充”或“嫁接”的情况。李宗仁先生撰写回忆录时，距离许多事件已经过去多年，一些细节可能已经模糊不清，他可能会凭借一些片段的记忆，加上后来的理解和推测，来构建叙事。

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可能存在局限

政治立场的影响：李宗仁作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他的回忆必然受到其政治立场和阵营的影响。他可能会在描述中，不自觉地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描绘得更为正面，而对中共的策略和行动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如何评价国共合作的不同阶段，以及对中共游击战的看法，都可能带有鲜明的国民党视角。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对于对手的评价往往会带有一些预设的立场和刻板印象。李宗仁对某些政治人物或派别的评价，可能不如他描述己方人物那样细致和客观，有时甚至会流于笼统的定性。

三、具体事例上的可能偏差

尽管难以一一列举，但我们可以通过与可靠史料（如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录、官方档案、学术研究等）进行比对，来发现可能存在偏差的方面。以下是一些普遍被学者提及或推测的可能存在偏差的领域：

关于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尽管李宗仁是台儿庄战役的指挥官，并且在此战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但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上，例如兵力部署的具体情况、某些部队的真实参与程度、以及战役后期撤退的安排等，可能与当时的军事记录或其它参战将领的回忆存在出入。他可能会更加强调自己的决策，而对其他人的主动性或贡献有所忽略。
关于“和平救国”运动中的角色：李宗仁晚年大力推动“和平救国”的行动，他的回忆录会重点讲述他为此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他的具体立场和行动，以及与其他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内部以及中共）的互动，在回忆中可能为了突出“和平”主题而有所侧重或简化。
关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权力博弈贯穿了整个时期。李宗仁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回忆必然会涉及这些内容。然而，在描述与其他领导人（如蒋介石、陈诚等）的关系时，他可能会更多地强调原则性、国家大义，而对个人恩怨、政治妥协的复杂性有所保留。
关于军事战略的解释：军事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回忆录的作者往往会将其归结于自己的判断。李宗仁对某些战役的战略选择、兵力调度等，在回忆中可能是基于他当时的判断，但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或者为了证明自己决策的英明，可能在逻辑上有所调整。
关于与中共的交往：作为国共两党长期对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及与中共的接触和交往，其描述也难免会带有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判断。例如，他对中共地下工作的评价，对中共政治策略的理解，都可能与中共方面的说法存在差异。

如何看待这些“偏离事实”？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回忆录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否百分之百客观准确，而在于它提供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亲历的细节。李宗仁先生的回忆录，即使存在某些方面的“偏离”，也依然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

史料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其“第一手”的性质，记录了李宗仁个人的经历、感受和判断，这是其他历史资料无法替代的。
参考而非唯一：我们应该将《李宗仁回忆录》作为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不是唯一或绝对的真理。在阅读时，应结合其他历史资料，进行多方印证和对比分析，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理解的维度：任何历史事件都包含着多重维度，回忆录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的呈现。理解李宗仁的回忆，也需要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个人的身份和立场。

总而言之，要给《李宗仁回忆录》中“偏离事实”的部分下一个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是模糊而复杂的。我们能做的，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阅读，去理解，去与其他的史料进行比对，从而更全面地认识李宗仁先生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个不平凡的中国。

网友意见

举一个特别流行的李宗仁编造的段子，南京保卫战讨论会黑唐生智为了抓兵权独唱异调：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

李宗仁讲的故事很有三国范，唐、蒋的表现就像是蒋干忽悠曹操的翻版。其实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李推断唐是“静极思动”也没有任何依据，只是李按自己三观的推测而已，所谓“仁者见仁，淫者见淫”。

然而很可惜的是，李宗仁这个故事是他自己杜撰的，因为李并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决策有关会议，而且实际上，会议一共有三次，唐是第二次被扩大参加的。

根据刘斐的回忆，南京保卫战三次会议过程如下：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十一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等几个人参加。
…………蒋介石……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日，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
……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白崇禧的回忆只谈了第三次会议，如下：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人。委员长在会场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防守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宋希濂回忆的情况如下：

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见了唐白崇禧、张群、王俊（第一部次长）、钱大钧（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议经过及计划。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中心问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遨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
……由于意见分歧，在头两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听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随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奂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荀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

唐生智本人的回忆如下：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做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
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城、广德，而敌人也跟着到了宣城、广德，另一支直趋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
……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有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回忆：

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我率教导总队一部撤回南京，继续参加保卫南京的战斗。桂永清在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我和胡启儒、邱清泉说：“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次，都无人做声。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

其实这几篇文献已经把过程说清楚了。11月中旬（可能在12、13日）　蒋公第一次召集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讨论南京保卫战问题，　蒋公主张守，白、刘主张不守或者应付了事，何、徐没有明确表态。11月17日前后　蒋公第二次召集会议，扩大了唐生智、王俊，谷正伦参加，唐支持　蒋公守的意见，白、刘坚持原意，其他人没有明确表态。然而唐虽然主张守，却认为规格由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就可以了，这一点同　蒋公设想不符，　蒋公再次休会。次日一整天，　蒋公找唐沟通，希望由唐来守，在唐应允后，当晚　蒋公第三次召集会议，先明确表态就是要守，然后让大家讨论人选，在一片寂静后，唐立正表态愿守。

可见，没有一个参会者或者知情人回忆李宗仁参加了会议，尤其是刘斐、白崇禧，以他们同李宗仁的关系，没有理由独忘德公。而南京归第三战区并非第五战区，李宗仁按职务并不相关，如果李宗仁都能参加，顾祝同没有任何理由不参加，而从史料看，顾祝同并未参会。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因为李在南京，顺便参会，而顾不在（时在苏州），军机紧迫，未邀参会。然而史料表明，南京保卫战讨论会召开时，李宗仁已经在徐州，没有可能参加。按照李宗仁回忆录里的说法，李也是11月12日就去的徐州，有唐参加的后两次会议可以肯定是15日后召开的，李没有可能参加。那么是不是李宗仁记错了去徐州的时间呢？也不是。11月15日　蒋公给李宗仁的电报表明，15日李宗仁已经到徐州：

徐州李司令长官

而档案资料表明，　蒋公17日的两个手令才第一次称唐生智“卫戍司令长官”：

至于　蒋公什么一定要让唐来守，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只算军事帐这个必败之仗自然可以不打，但是站在　蒋公这个最高统帅的角度必须打。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久疏战阵、且正病中的唐生智呢？

既然是必输的政治仗，主官最重要的就是资历了，派个小辈一看就是玩假的，这个锅一般人还真没资格背。以当时论，有资格出任的只有北伐军兴时的八个军长（尤其是一、二、四、七、八五个主力军军长）和二期北伐时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也就是这些人：

１、北伐军兴的八个军长：

第一军（共19团）军长何应钦
第二军（共12团）军长谭延闿（1930年去世）
第三军（共8团2营）军长朱培德（1937年2月去世）
第四军（13团2营）军长兼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并未参加北伐）
第五军（8团1营）军长李福林（留守广州并未参加北伐）
第六军（9团2营）军长程潜
第七军（18团2营）军长李宗仁
第八军（17团+）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

２、二期北伐的四个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

刨去已经去世的和李福林，有资格作守南京主将的，第一档是　蒋公，第二档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唐生智、何应钦，候补是程潜和李济深。

既然是必败之战，有重要职务的人不适合担任，因为牺牲风险很高，侥幸逃生背负南京丢失的责任肯定也是要下台的，且于名望打击很大。按这排除，　蒋公为最高统帅，阎锡山、李宗仁、何应钦都有实际实力也肩负重任，不适合折损；冯玉祥是老江湖了，这种跳坑的事肯定是不干的，且之前在淞沪冯玉祥已经无法指挥动部队。这几个一排除，第二档里最合适的就只有唐生智了。程潜、李济深资格上有瑕疵（程潜不是主力军，李济深未参加北伐），军事能力更远在唐之下。

所以　蒋公才会坚决反对唐提出的“由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的方案，并且亲自出面，对唐说出：“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的话。

再补一个一直以为是李编的段子，没想到却是真的事。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副总统选举结束，　蒋公深受打击，在南京城晃了很久：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

李还不厚道的补刀：

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露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话虽如此，眼看　蒋公如此痛苦，李并未辞职。

本以为这是李宗仁编的段子，然而《事略稿本》记载证明，　蒋公当天真的痛苦若是。在得知李宗仁当选后，　蒋公第一时间表示：

此非只政治上受一重大打击，而且近受桂系之侮辱，亦从来所未有者矣。

之后《事略稿本》记录

与夫人车游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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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理想车友反映座椅疑有水银，理想汽车CEO李想回复「祝你们脑子装满水银」，后又删除？

理想汽车车友反映座椅疑有水银事件，以及CEO李想对此的回复和后续删除，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要详细看待这件事，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一、事件的起因：车友的担忧与反馈 “水银”的说法从何而来？事件的源头是部分理想汽车的车主在社交媒体上反映，他们的车辆座椅（特别是副驾驶座）出现了一些“反.............
李靓蕾回应 By2 妹妹孙雨，称没被告知过两人曾认真交往，并晒出社交软件聊天记录截图，你怎么看？

李靓蕾的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将本已够复杂的事件又添上了新的维度。孙雨（Yumi）这边发声控诉王力宏，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网络暴力，同时甩出了所谓的证据，意在证明自己和王力宏有过一段“认真交往”的关系，并且是王力宏主动联系她的。然而，李靓蕾的回击则显得更加直接且带有“炸弹效应”。她不仅否认了孙.............
李霄鹏回应国足 1:3 不敌越南，称「输球是赛前设计出了问题，比分无法接受」，如何看待他的回应？

李霄鹏在国足1:3不敌越南之后的回应，尤其是那句“输球是赛前设计出了问题，比分无法接受”，无疑在舆论场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我们得把视角拉回到那个令人失望的夜晚，以及中国足球长期以来积攒的复杂情绪。首先，我们得承认，李霄鹏这句话的出具，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切割”和“责任推卸”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