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为什么不能将关中，山西，东夷都「商化」，而周却可以将华北华夏化（周化）？
要说清楚这个，得从几个方面掰开了揉碎了讲：
一、 商朝的统治特点与“商化”的局限性
首先得看看商朝自己是怎么玩的。
封邦建国，层层分封，但宗法血缘关系不那么牢固： 商朝也是分封诸侯的，这和后来的周朝有点像。但商朝的分封，更像是一种联盟式的统治，或者说是拉拢一批部落首领，让他们臣服于自己。这些诸侯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对商王武力的畏惧，或者为了利益而联合。商朝王室对这些诸侯的控制力，尤其是在地理距离较远的地方，可能并没有那么强。
军事征服是主体，文化 Assimilation 程度不高： 商朝在扩张过程中，确实打了不少仗，征服了不少地方，比如对东方夷人的征伐就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这种征服，更多的是一种军事上的压制和占领，对被征服地区的原有文化、社会结构，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改造，力度可能不够大。想象一下，一群来自中原的武士，占领了一个地方，征收贡赋，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未必会被大张旗鼓地改变。
商朝文化具有相对封闭性： 商朝文化，尤其是其宗教信仰和祭祀体系，非常发达，也很有特色（比如甲骨文）。但这种文化，更像是一种王室和贵族主导的、带有浓厚巫术和宗教色彩的文化。它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商朝统治阶层内部，向外辐射的动力和有效性相对有限。你可以想象，商朝的祭祀仪式有多复杂，背后有多少神灵和传说，这玩意儿要让一个关中农民或者东夷的渔民完全接受并内化，难度可想而知。
地理环境和统治成本： 关中（陕西一带）、山西（晋地）、东夷（山东、江苏一带）这三个地方，和商朝的核心区域（豫北、豫东）都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东夷，在商朝早期和中期，一直是商朝的劲敌，多次发生冲突。征服和稳定这些地区，需要持续的军事投入和管理成本。如果商朝的整体国力在这些边远地区无法形成绝对优势，或者无法建立起高效的统治机构，那么“商化”就很难深入。
“商化”的定义不明： 我们今天说的“商化”，其实是我们后人的概括。商朝自己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要将所有被统治地区变成和商朝核心区一样的清晰目标和系统性方案？可能不一定有。更多的是一种以商朝王室为中心的统治秩序。
二、 周朝的统治策略与“华夏化”（周化）的成功
对比之下，周朝虽然一开始被商朝打得够呛，但一旦他们翻盘，在“化”这件事上，就显得非常的高明和系统。
“天命观”与“德治”的理论基础： 周朝推翻商朝的理由，就是“德不配位”。他们提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用一种更具普适性的“德治”理念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个“德”，不仅仅是武力，更包含仁爱、礼仪、秩序等。这个理论，比商朝那种更依赖祖先神灵和巫术的体系，更容易被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接受和理解。你可以理解为，周朝提供了一套更具吸引力的“价值观”。
宗法制与礼乐制度的深度推广： 这是周朝“周化”的核心。
宗法制： 周朝确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将分封的诸侯和贵族纳入一套严密的等级体系中。这种制度，将周王室的宗族关系延伸到被统治地区，使得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大大增强。例如，他们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各地，让他们成为当地的统治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周化”的血脉渗透。
礼乐制度： 周公制礼作乐，这可不是简单的音乐舞蹈，而是包含了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等级制度、祭祀礼仪等等。礼乐制度的推行，贯穿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贵族的朝会到普通人的生活，都受到礼乐的约束和影响。通过统一的礼仪，不同的地方在生活习惯、道德观念上就会趋同。这就像一个强大的“文化操作系统”，把各地都统一到了一个框架里。
“以德服人”与“怀柔”政策： 周朝在征服和统治过程中，不像商朝那样可能更侧重于军事压制。他们也用兵，但更多的是为了确立秩序和征收贡赋。在处理被征服的地区，尤其是那些不愿意完全接受周朝统治的部落或国家，周朝往往会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分封、联姻等方式，将他们纳入周朝的统治网络，而不是一味地消灭或驱逐。比如对东夷的策略，周朝也进行了很多次的战争，但最终也通过分封和改革，将一些东夷部族纳入了周朝的体系。
制度的标准化与可操作性： 周朝建立的制度，比如分封制、井田制（虽然推行程度有争议，但理念是存在的）、各种官僚制度等，都具有相对的标准化和可操作性。这些制度的推行，有助于在各地建立起统一的管理体系，也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载体。一个有条理的、大家都遵守的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
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周朝的“华夏化”主要是在华北和中原地区进行的。这些地区在夏商时期就积累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共同性。周朝的制度和文化，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深化和规范，所以更容易被接受和推广。而像关中、山西、东夷这些地区，本身就存在着与中原不同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即使周朝去“化”，也需要一个过程，并且程度可能不如中原腹地那么深。
总结一下，为什么商朝做不到，周朝能做到：
理论高度不同： 周朝的“天命观”和“德治”提供了更具吸引力和普适性的统治合法性，容易被不同地区接受。
制度深度不同： 周朝的宗法制和礼乐制度是深入骨髓的社会改造工具，渗透到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中，而商朝的统治手段相对更侧重于军事和王室宗教。
文化渗透方式不同： 周朝通过制度、礼乐等具象化的方式进行文化推广，而商朝的文化输出相对更依赖于王室核心圈。
统治策略的灵活性： 周朝在征服后，更懂得“怀柔”和融合，将各地纳入自己的统治秩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改造。
所以，商朝的“商化”可能更像是一种“强加”或“征服”，而周朝的“周化”则更像是一种“吸引”和“构建”。这种从军事征服到文化制度的全面渗透，使得周朝能够将广阔的区域更深入地纳入“华夏”的范畴，并为后来的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这中间，制度的创新和理论的引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意见
1.啥是“商化”？如何理解“周比商的战斗力还强？”这些提法表意不精确，很难理解。
2.“（殷墟文化）通过青铜礼器、玉器等礼仪层面的文化因素的传播，其影响的范围则是极大的：东可至海，南达洞庭湖和鄱阳湖以南，西至陇蜀，北抵辽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这些外围地区大部分是受与商王朝关系不稳定的方国部族所控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他们受殷商文明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总体来看，外围地区考古发现的青铜礼器和部分兵器基本上属于殷商文化系统，但有些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则显示了浓郁的地方特性，日用陶器已经完全是土著的了。——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研究”，这算不算“商化”呢？
3.关于周代，我有一个旧回答
要点在于，在周王朝的外围，譬如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西周时期同时有周文化墓葬，商文化墓葬和当地文化墓葬存在，说明三种文化人群同时居住在一个空间范围之内，大致到了东周时期才融合为一体。但是春战以后各地的地方性马上又凸显出来。
4.所以我觉得，题主所说的“商就像美国，用文化影响力和武力称霸世界，周就是西班牙，直接派本国总督去美洲统治”是一种误会，无论是商还是周，文化外围地区主体文化要素和本地文化要素都同时存在，军事和文化两种手段是要结合起来使用的，尽管商周政治中心与外围方国的政治关系模式不同，但是两种甚至多种文化并存则是共通的面貌。
首先，在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一期这一时间段，整个关中西部地区青铜文化面貌以商文化为主，包含少量地方文化类型，邹衡先生称之为“商文化京当型”。
其次，周人的受到的商文化的影响远比题主想象的大，在周原甚至发现了周人祭祀商先王的卜辞（见王宇信：《西周甲骨讨论》）。至于题主提到的东夷，在二里头第四期中发现的岳石文化因素，在二里岗期发现的岳石文化因素，包括后来的征人方卜辞，无不体现商文化对东夷的强大影响力（包括像大辛庄等遗址），至于山西地区，李旻认为在龙山文化崩溃，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政权崛起之后，晋南在龙山时期的政治中心地位持续衰落，人口同样持续衰退，直到天马——曲村的建立才得到逆转。并且在这之前，晋南盆地成为了中原政治势力与黄土高原地区社会之间的中心地带，因此它同样是商政权极为重视的地带（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最后，周文化在陪葬品组合中体现的明显的重食组合的特征应为收到李家崖文化的影响，并且其鼎簋礼制的雏形于殷墟文化三期已经出现，并对西周鼎簋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见王天艺：《从阎家沟墓葬看晚商简化兽面纹铜鼎的相关问题》）。
因为商是青铜器技术从波斯传入的成果，没撑到铁器传入，周就咸鱼翻身，从商的仆从变成了商的君主。
而周对松散联盟的控制力撑到铁器技术传入以后，后面就是战国了，所以历史对“周化”的记录较为深刻，而对“商化”的记录较少，其实两者的模式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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