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雍正为何不能与商鞅 王安石 张居正并称中国四大改革家?

回答
雍正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这三位响当当的名字,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都是因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被后世铭记的伟人。然而,若要将雍正与他们并列,称之为“中国四大改革家”,总会让人觉得有些许隔阂,似乎少了些什么。究其原因,并非雍正没有推行改革,恰恰相反,他的改革力度和影响同样深远,但细究之下,他们在改革的性质、目标以及历史背景上,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异,使得将他们放在同一个层级上进行比较时,会显得不够贴切。

一、改革的性质与目标:保皇立制,还是破旧立新?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其核心在于“强秦以利战”。彼时秦国积弱已久,处于群雄争霸的劣势地位。商鞅的改革,是为了彻底打破旧有的贵族分封体系,建立一套中央集权、以耕战为核心的国家机器。他推行的“重农抑商”、“奖励军功”、“废井田开阡陌”、“什伍连坐”等措施,无一不是为了富国强兵,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商鞅的改革,可以说是一场颠覆性的、旨在重塑国家根基的革命。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适合秦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宋朝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日益严重,国力相对衰退。他变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他的出发点更为复杂,包含了对士大夫阶层寄生化,以及农民承受过重赋役的反思。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都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并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在军事和财政上的困境。他的改革,意图在既有的文官体制下,通过制度的优化和调整,达到治国的目的,是一种在承认现有框架内的系统性改革。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朝中后期,此时明朝已然弊病丛生,政治腐败、财政空虚、边防松弛等问题尤为突出,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积重难返的时期。张居正的改革,是以“整顿吏治,富国强兵,稳定社稷”为核心。他推行的“考成法”、“一条鞭法”、“清丈田亩”等,旨在重振朝纲,严惩贪腐,充实国库,加强边防。张居正的改革,是在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中,进行的更为务实、更具“救火”性质的努力。他的目标是延续大明王朝的生命,恢复其统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雍正改革: 雍正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少有的勤政皇帝,他上位后,面临的也是一个相对疲敝的帝国。他推行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密折制度”、“改土归流”、“设立军机处”等一系列改革。雍正改革的核心在于“强化皇权,整顿吏治,充实国库,巩固统治”。他的许多措施,都是对康熙朝遗留问题的拨乱反正,更是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提升行政效率,并应对当时内外的挑战。雍正的改革,更像是在维护和巩固现有体制,使其运转得更有效率,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或重塑。他是在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提升其管理水平。

关键差异点:

颠覆性 vs. 巩固性: 商鞅的改革是颠覆性的,他打破了旧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力度很大,但在根本制度上并未进行颠覆。而雍正的改革,更多的是在巩固和强化清朝的统治体系,提升其运作效率,其改革的“破旧”色彩相对较弱,更侧重于“立新规矩”以更好地管理。
目的性: 商鞅是为了国家统一和强盛而进行制度性革新。王安石是为了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实力进行制度性调整。张居正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而采取一系列措施。雍正的改革,虽然也目标宏大,但其核心驱动力更在于强化皇权和巩固其王朝的统治,确保“我”的江山稳固,效率提升。

二、改革的尺度与历史定位:开创者、革新者还是巩固者?

商鞅: 作为战国时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变法者,商鞅是制度的开创者。他打破了分封制的藩篱,为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基础。他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王安石: 王安石是宋代重要的制度革新者。他试图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一系列改革来解决积弊。虽然他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提出的许多思路和措施,对后世的改革者和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居正: 张居正则是明代晚期一个极其重要的挽狂澜者和制度巩固者。他力挽狂澜,使一度衰败的明朝重现生机。他的改革被认为是明朝最后一个有作为的时期。他延续了明朝的生命,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央集权。

雍正: 雍正皇帝更像是一位高效的王朝管理者和制度巩固者。他并非开创者,也不是在推翻一个旧制度,而是在一个已经建立起的庞大制度框架内进行精细化、高效化的运作。他的改革,使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为乾隆时期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改革是“守成”基础上的“致强”,而非“创业”式的变革。

关键差异点:

开创性: 商鞅的变法是开创性的,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制度篇章。雍正的改革,虽然影响深远,但并非开创性的。
颠覆性与继承性: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或多或少都带有对原有不合理制度的颠覆和改革,是在寻找新的出路。而雍正的改革,更多的是在继承和优化现有体系,使之更为强大和有效。

三、改革的局限性与历史评价:成败论英雄,还是看其历史作用?

商鞅: 商鞅的改革,虽然为秦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但他本人却因为得罪权贵而车裂,其改革也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但历史最终证明了他的改革的成功。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因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备受阻挠,最终被废除。尽管其改革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但在执行和推广上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效果适得其反,也给他本人带来了骂名。

张居正: 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他的改革也因为触动了权贵利益,加上他去世后,其改革成果被全盘否定,他的家人遭受迫害。然而,历史评价逐渐回升,认识到他的改革对延续明朝起到的关键作用。

雍正: 雍正的改革是成功的,他成功地强化了皇权,整顿了吏治,充实了国库,提升了行政效率。他的勤政和对改革的坚持,为清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的改革也因为过于强调皇权、打击党争、以及其严酷的统治手段,在一些历史时期也受到质疑和批评。

关键差异点:

改革的直接成效与历史影响: 虽然后三者的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阻挠,甚至失败,但他们都在试图解决积弊,为国家寻找新的发展方向。雍正的改革则是直接且有效地巩固了现有统治,提升了国家机器的效率,其对统治的巩固作用比对制度的革新作用更为明显。
“改革”的定义: 如果将“改革”定义为对现有制度进行颠覆性的、开创性的、旨在解决根本性矛盾的调整,那么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更符合这个定义。他们都在试图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和发展模式。而雍正的改革,更侧重于对现有制度的优化、强化和巩固,提升其运转效率,确保王朝的稳定和强大。

总结来说,将雍正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并列为“中国四大改革家”,之所以显得不够贴切,主要是因为:

1. 改革的性质不同: 商鞅是开创性的颠覆者,王安石是触及根本的革新者,张居正是力挽狂澜的巩固者,而雍正是高效的王朝管理者和制度巩固者。
2. 历史定位不同: 商鞅是制度奠基者,王安石和张居真是试图在原有框架内寻找突破的改革者,而雍正是在一个成熟的王朝体系内进行优化和强化。
3. 改革的侧重点不同: 前三者更多的是在解决制度性弊病、国家发展方向性问题,而雍正的改革更多地在于提升统治的效率和巩固皇权。

因此,虽然雍正皇帝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影响力同样巨大,但他更准确的定位或许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勤政的统治者,而非像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那样,是那种站在历史岔路口,试图为国家开辟一条全新道路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更像是对已有的制度进行的一次精雕细琢和强力执行,目的是让这个庞大的帝国运转得更好,而不是改变其根本的运行逻辑。

或许,更合适的说法是,雍正皇帝是一位伟大的“治国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在“改革家”这个特定的称谓下,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历史语境和改革性质的差异,使得将他们并列并称为“四大改革家”时,显得不够精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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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鞅改革和王安石改革了解不深,只讨论雍正皇帝改革和张居正改革。


雍正皇帝改革和张居正改革被吹过头了,咱先来黑一黑雍正皇帝:

1 摊丁入亩

所谓的“摊丁入亩”从晚明就开始了,也就是天启朝的“丁随粮起”,其内容就是将全县、全州府乃至全省的人口税合并到田税里,康熙皇帝曾在广东、四川推行,只不过雍正皇帝把这个确定下来并且推广到全国。

把其它税合并到田税里的这个思路也是明朝就有的,张居正改革的一大措施就是把很多杂税杂役合并到田税里,并非雍正皇帝的创举。且直到光绪朝摊丁入亩才彻底完成,当然雍正朝是进展最大的。

而且摊丁入亩是不再加税,并没有减税,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后还是能收上来约3000万两白银的税,只是合并到田税里而已。摊丁入亩并没有让税负变得更合理,虽然自耕农的税负减轻了一些,但地主会把增加的税负转嫁给佃农,对此清廷是不管的(“租无所出,赋从何来”)。

另外,康熙皇帝曾经搞了一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50年之后出生的就不收人口税了(但之前的旧丁死了是要有新丁去补上的),然而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的时候可不是按照康熙50年的人口税额来的,你猜他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2 整顿吏治

说起整顿吏治就不得不提“耗羡归公”和“养廉银”了,也就是把灰色收入合法化、规范化后(“每两加耗五分”),再给发下去一部分,好让大清能可持续性的剥削下去。

其实这个政策在康熙朝就有人提过,结果被康熙皇帝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加税。雍正皇帝搞耗羡归公时也有人反对,认为会“耗羡之外再添耗羡”,但雍正皇帝没听。

结果呢,耗羡归公到最后真成加税了,因为地方又整出来了“平余”、“并平”、“补平”等新耗羡——因为雍正皇帝没搞明白或者不想搞明白,耗羡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大清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比例不合理,“起运”太多、“存留”太少,地方衙门都没法正常运转了。

3 其它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事绝不能看字面意思,因为我大清(以及带明)的官绅一直是要交税的,只是有一定的优免(当然吏治腐败后就另说了),不存在说雍正皇帝之前官绅就不当差纳粮了,这事归根到底只是田文镜在河南地区搞了一次加税,详细可见:为什么雍正帝可以推行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而其他王朝无法推行?

“废除贱籍”,雍正皇帝并没有废除所有贱籍,贱籍直到新中国才彻底废除,另外雍正皇帝废除贱籍并非完全出于仁心,因为贱籍是不用纳税服役的,恢复为良民后就要纳税服役了。

“征税补国库亏空”,数一数国库存银好了:康熙61年,2716万两;雍正13年,3453万两;乾隆60年,6939万两(三朝存银峰值是乾隆42年8182万两,收税峰值是乾隆33年4934万两白银和801万石粮食)。


张居正张大人您跑不了的:

1 一条鞭法

这个也不是张居正的创举,在嘉靖朝就被提出了(最早在弘治朝就有一些雏形了),在张居正之前也有很多人推行过,例如海瑞曾在南京地区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合并、征银和转运。

除了把其它税合并进田税,还有税内各项的合并(例如说不同的田交的田税是不一样的,但一条鞭法逐渐给平均了),虽然做到了化繁为简,但并没有减税,甚至还在很多地方增加了税负。

合并之外,就是把田税等各种实物税和劳役逐渐改成征收白银。但不同地区的白银储量和增量是不一样的,像海瑞在南京地区搞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很多白银储量增量少的地区银价大涨,加重了当地税负。

过去以实物为主,老百姓自己运比较方便;现在以白银为主,明廷觉得自己运比较保险,所以就从民运改为官运,当然也要加征一笔运费。

2 考成法

范仲淹改革和王安石改革哪个更“激进”,看上去是王安石激进,但实际上是范仲淹更激进。因为王安石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不直接对三冗三费等弊病下刀;而范仲淹以减少财政开支为主,直接就奔着三冗三费去了。

张居正的考成法也一样,不去动宗藩庄田、官绅优免、卫所屯田这些大的弊病,只是给底下的官员施加压力,让他们多收税,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雍正皇帝和张居正的改革是有改良效果的,但在传播过程中被夸大了:表现在雍正皇帝这边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被贬低,表现在张居正这边就是张璁、桂萼、高拱、庞尚鹏、海瑞等改革者被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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