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雍正秘密立储后，以后各朝就没有夺嫡了？
雍正皇帝的秘密立储制度，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它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此后数百年间朝代中最为血腥和动荡的“夺嫡之争”。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制度，而是雍正皇帝个人性格、时代背景以及政治智慧多重因素交织下的产物。要理解为何此后各朝没有发生类似惨烈的夺嫡，我们需要深入剖析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本身，以及它为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一、 为什么此前会有惨烈的夺嫡？
要明白雍正的创新之处，先要看看他之前的夺嫡为何如此残酷。
“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传统与变通： 儒家文化强调“以长”，所以太子一般是皇帝的长子。然而，长子不一定最贤能，这为其他皇子提供了竞争的机会。皇帝在选择继承人时，有时会打破长子继承的原则，这必然会引起其他皇子的不满和觊觎。
继承人选拔的“不透明”与“不确定”： 在雍正之前，皇位继承人往往是在皇帝生前或驾崩后才正式确定。这种不确定性给有野心的皇子留下了空间，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势力、才能，甚至阴谋诡计来争夺皇位。
权力集团的拉拢与支持： 皇子们并非孤军奋战，他们身后往往有朝廷中的政治派系、外戚、军功集团等支持。这些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会选择支持某一位皇子，从而将皇位之争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甚至军事冲突。
制度的漏洞与皇帝的犹豫： 康熙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后来又废黜，这种反复本身就暴露了制度的脆弱性。皇帝在选择继承人时，也常有自己的偏好和考虑，但如果不能在生前明确并得到有力执行，死后的真空期就容易被打破。
“九子夺嫡”的血淋淋教训： 康熙朝的“九子夺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皇子们之间的明争暗斗，牵涉到朝廷大臣，甚至导致了政治清洗。这种残酷的经历，让后来的统治者深刻认识到，继承人的不确定性对国家稳定是多么大的威胁。
二、 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一项“不寻常”的改革
雍正登基后，深知“九子夺嫡”的危害，他决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的秘密立储制度，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生前不公开宣布太子，而是将选择好的继承人写在诏书里，封存在一个叫做“建福宫”的地方，同时复制一份存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等皇帝驾崩后，由顾命大臣（通常是皇亲国戚或重臣）取出诏书，公开宣读，并按照诏书的内容确立新君。
这项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
1. “不立太子”的表面稳定： 皇帝生前不公开立太子，这意味着所有皇子都处于一个“待定”的状态。这从表面上消除了其他皇子“争储”的直接目标和动力。没有公开的太子，就没有人是“正统”的唯一候选人，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公开对抗的阵营。
2. “秘密立储”的内部可控： 皇帝并非真的不管，而是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秘密的方式进行选拔。这保证了继承人的质量，皇帝可以根据皇子们的品行、才能、年龄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不拘泥于长幼之序，也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3. “箱盒”的象征意义与执行力： 那个存放诏书的“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匣子，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物件。它代表着皇帝的最终意志，也代表着一种无法逾越的权威。当皇帝驾崩，大臣们按照规定取出诏书时，这是一个公开、正式、且有程序保障的继承过程。
4. 减少政治派系的介入： 由于继承人选拔是在皇帝的秘密掌控下进行的，并且直到皇帝去世后才公开，这大大削弱了朝廷中各个政治派系拉拢皇子、形成势力并介入皇位争夺的机会。大臣们即使有自己的偏好，也很难在生前公开支持某一位皇子，以免引火烧身。
三、 为什么雍正的制度能够成功？
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能够成功，并影响了后来的朝代，原因在于：
1. 制度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雍正本人通过“九子夺嫡”的惨痛经历，深刻理解了稳定的重要性。他登基后，又用了大量篇幅为自己“正名”，例如澄清康熙遗诏等。他推行秘密立储，本身就是一种对皇位传承混乱的“拨乱反正”。秘密立储制度的执行，依赖于顾命大臣的忠诚和对皇帝遗诏的尊重。而雍正朝的顾命大臣，如张廷玉、鄂尔泰等，都是经历过政治斗争考验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执行，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 皇权的高度集中： 雍正皇帝本人以勤政、严苛著称，他强化了皇权，削弱了地方势力和功臣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皇子们往往难以形成能够挑战皇权、匹敌皇帝选定继承人的强大政治势力。
3. 对潜在继承人的“约束”： 虽然不公开立太子，但雍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皇子进行观察和培养。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警告”：皇帝的秘密选拔，意味着一旦被选定，就能继承大统；但如果表现不佳，随时可能被换掉（虽然公开记载中并没有直接的“废储”事件，但皇帝的考察和权力是存在的）。这种“谁都可能，但谁都不能确定”的状态，反而让皇子们更加谨慎，不敢轻举妄动。
4. 长期的制度惯性： 乾隆皇帝继承了父亲的制度，并且成功地沿用了下来。乾隆皇帝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就是“秘密立储”的继承人，但他在生前就已经培养了嘉庆，并且在临终前确实采用了类似的方式（留下密旨）。这种制度在父子之间顺利传承，逐渐形成了习惯，成为了清朝皇位传承的一个重要“潜规则”。
5. 对“乱”的深刻恐惧： “九子夺嫡”的阴影实在太深，经历过那个时代动荡的皇子们，以及那些曾经被卷入其中的大臣们，都对再次发生类似的混乱有着深刻的恐惧。秘密立储提供了一种相对“温和”的解决方案，它避免了公开的争斗，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接受。
四、 秘密立储制度的局限性与后来的演变
当然，秘密立储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对皇子潜能的限制： 长期处于“待定”状态，也可能扼杀一些皇子的才能和进取心。他们可能为了表现给皇帝看，而采取一些表面化的、迎合性的行为。
一旦发生意外，依然可能出现问题： 如果皇帝的密旨遗失，或者出现多份密旨，或者顾命大臣串通一气，制度依然可能失灵。例如，乾隆晚年，确实曾想立宠爱的永琰（嘉庆），但他也很清楚，不能公开废长立幼，所以依然是通过秘密的方式。
后世的“变通”： 到了清朝后期，虽然制度依然存在，但由于皇权衰落、外敌入侵等原因，皇位传承的稳定性受到了更多挑战，不过，已经没有再发生像康熙朝那样公开、大规模的夺嫡之争。
总结来说，雍正秘密立储制度的成功，在于它抓住了导致夺嫡之争的核心——继承人选拔的不确定性、公开化和政治派系的介入。 通过将继承人的最终决定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并采取一种相对私密但有程序保障的方式执行，雍正有效地消弭了皇子们公开竞争的根源。而这一制度能够延续，则得益于其本身的合理性、皇权的强大支撑，以及对国家稳定性的高度重视，成为了一种被广泛接受并执行的“祖制”。从此以后，虽然皇子们之间依旧会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和互动，但那种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夺嫡”，在清朝的后续历史中，基本被历史的车轮远远甩在了身后。
一、 为什么此前会有惨烈的夺嫡？
要明白雍正的创新之处，先要看看他之前的夺嫡为何如此残酷。
“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传统与变通： 儒家文化强调“以长”，所以太子一般是皇帝的长子。然而，长子不一定最贤能，这为其他皇子提供了竞争的机会。皇帝在选择继承人时，有时会打破长子继承的原则，这必然会引起其他皇子的不满和觊觎。
继承人选拔的“不透明”与“不确定”： 在雍正之前，皇位继承人往往是在皇帝生前或驾崩后才正式确定。这种不确定性给有野心的皇子留下了空间，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势力、才能，甚至阴谋诡计来争夺皇位。
权力集团的拉拢与支持： 皇子们并非孤军奋战，他们身后往往有朝廷中的政治派系、外戚、军功集团等支持。这些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会选择支持某一位皇子，从而将皇位之争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甚至军事冲突。
制度的漏洞与皇帝的犹豫： 康熙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后来又废黜，这种反复本身就暴露了制度的脆弱性。皇帝在选择继承人时，也常有自己的偏好和考虑，但如果不能在生前明确并得到有力执行，死后的真空期就容易被打破。
“九子夺嫡”的血淋淋教训： 康熙朝的“九子夺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皇子们之间的明争暗斗，牵涉到朝廷大臣，甚至导致了政治清洗。这种残酷的经历，让后来的统治者深刻认识到，继承人的不确定性对国家稳定是多么大的威胁。
二、 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一项“不寻常”的改革
雍正登基后，深知“九子夺嫡”的危害，他决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的秘密立储制度，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生前不公开宣布太子，而是将选择好的继承人写在诏书里，封存在一个叫做“建福宫”的地方，同时复制一份存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等皇帝驾崩后，由顾命大臣（通常是皇亲国戚或重臣）取出诏书，公开宣读，并按照诏书的内容确立新君。
这项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
1. “不立太子”的表面稳定： 皇帝生前不公开立太子，这意味着所有皇子都处于一个“待定”的状态。这从表面上消除了其他皇子“争储”的直接目标和动力。没有公开的太子，就没有人是“正统”的唯一候选人，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公开对抗的阵营。
2. “秘密立储”的内部可控： 皇帝并非真的不管，而是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秘密的方式进行选拔。这保证了继承人的质量，皇帝可以根据皇子们的品行、才能、年龄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不拘泥于长幼之序，也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3. “箱盒”的象征意义与执行力： 那个存放诏书的“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匣子，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物件。它代表着皇帝的最终意志，也代表着一种无法逾越的权威。当皇帝驾崩，大臣们按照规定取出诏书时，这是一个公开、正式、且有程序保障的继承过程。
4. 减少政治派系的介入： 由于继承人选拔是在皇帝的秘密掌控下进行的，并且直到皇帝去世后才公开，这大大削弱了朝廷中各个政治派系拉拢皇子、形成势力并介入皇位争夺的机会。大臣们即使有自己的偏好，也很难在生前公开支持某一位皇子，以免引火烧身。
三、 为什么雍正的制度能够成功？
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能够成功，并影响了后来的朝代，原因在于：
1. 制度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雍正本人通过“九子夺嫡”的惨痛经历，深刻理解了稳定的重要性。他登基后，又用了大量篇幅为自己“正名”，例如澄清康熙遗诏等。他推行秘密立储，本身就是一种对皇位传承混乱的“拨乱反正”。秘密立储制度的执行，依赖于顾命大臣的忠诚和对皇帝遗诏的尊重。而雍正朝的顾命大臣，如张廷玉、鄂尔泰等，都是经历过政治斗争考验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执行，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 皇权的高度集中： 雍正皇帝本人以勤政、严苛著称，他强化了皇权，削弱了地方势力和功臣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皇子们往往难以形成能够挑战皇权、匹敌皇帝选定继承人的强大政治势力。
3. 对潜在继承人的“约束”： 虽然不公开立太子，但雍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皇子进行观察和培养。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警告”：皇帝的秘密选拔，意味着一旦被选定，就能继承大统；但如果表现不佳，随时可能被换掉（虽然公开记载中并没有直接的“废储”事件，但皇帝的考察和权力是存在的）。这种“谁都可能，但谁都不能确定”的状态，反而让皇子们更加谨慎，不敢轻举妄动。
4. 长期的制度惯性： 乾隆皇帝继承了父亲的制度，并且成功地沿用了下来。乾隆皇帝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就是“秘密立储”的继承人，但他在生前就已经培养了嘉庆，并且在临终前确实采用了类似的方式（留下密旨）。这种制度在父子之间顺利传承，逐渐形成了习惯，成为了清朝皇位传承的一个重要“潜规则”。
5. 对“乱”的深刻恐惧： “九子夺嫡”的阴影实在太深，经历过那个时代动荡的皇子们，以及那些曾经被卷入其中的大臣们，都对再次发生类似的混乱有着深刻的恐惧。秘密立储提供了一种相对“温和”的解决方案，它避免了公开的争斗，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接受。
四、 秘密立储制度的局限性与后来的演变
当然，秘密立储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对皇子潜能的限制： 长期处于“待定”状态，也可能扼杀一些皇子的才能和进取心。他们可能为了表现给皇帝看，而采取一些表面化的、迎合性的行为。
一旦发生意外，依然可能出现问题： 如果皇帝的密旨遗失，或者出现多份密旨，或者顾命大臣串通一气，制度依然可能失灵。例如，乾隆晚年，确实曾想立宠爱的永琰（嘉庆），但他也很清楚，不能公开废长立幼，所以依然是通过秘密的方式。
后世的“变通”： 到了清朝后期，虽然制度依然存在，但由于皇权衰落、外敌入侵等原因，皇位传承的稳定性受到了更多挑战，不过，已经没有再发生像康熙朝那样公开、大规模的夺嫡之争。
总结来说，雍正秘密立储制度的成功，在于它抓住了导致夺嫡之争的核心——继承人选拔的不确定性、公开化和政治派系的介入。 通过将继承人的最终决定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并采取一种相对私密但有程序保障的方式执行，雍正有效地消弭了皇子们公开竞争的根源。而这一制度能够延续，则得益于其本身的合理性、皇权的强大支撑，以及对国家稳定性的高度重视，成为了一种被广泛接受并执行的“祖制”。从此以后，虽然皇子们之间依旧会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和互动，但那种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夺嫡”，在清朝的后续历史中，基本被历史的车轮远远甩在了身后。
网友意见
那个，我吐槽一下问题：一句话的前后都不对……
第一个，“以后各朝就没有夺嫡了”，奕䜣和奕詝闹得不亦乐乎：名场面“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就来自于这段争斗（我怀疑《逃学威龙》里的“善良之枪”的原型就是这个）。
第二个，秘密立储就没实行过，也就是走了个形式主义罢了。
雍正建立这个制度后，谁都能看出来乾隆登基；
乾隆内禅给嘉庆；
嘉庆暴毙后传位诏书丢了，皇太后选了基本上谁都知道的继承人道光上位（当然，诏书后来找到了，就是真假不好说了）；
道光死的时候倒是走了个程序传给咸丰，但是这在道光二十九年就已经不是秘密了（甚至再往前推，在咸丰五六岁的时候道光就带着他祭祀，这时候脑袋灵光的就已经明白道光的选择了）；
咸丰就1个未夭折的儿子，同治；
同治无子，过继了光绪；
光绪无子，传位给溥仪（过继给同治，一人祧两房）。
所以，秘密立储根本就没有实际执行过，问题本身就不成立。
当然，秘密立储本质上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无东宫制度”，好处是减少了老皇帝的压力（比如奕䜣和奕詝俩哥们儿闹得这么厉害，道光毫无压力），坏处是新皇帝缺少防身用的亲信大臣，政局会持续动荡（奕詝上台后奕䜣和他母亲制造的孝静皇后风波；奕詝死后的辛酉政变）。所以这种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掉了，而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制度从来没有得到真正执行的原因。
大概雍正只是看了《旧唐书》，一拍脑门就依葫芦画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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