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哪些地方不如《大明王朝1566》？为什么前者评分 7.9、后者 8.7？

如果让我来评价的话，我觉得《雍正王朝》的7.9分都已经高了不少（不过现在《雍》在豆瓣的评分都已经9.3了），给个6.5~7分就挺合适，是远不足以与《大明王朝》相提并论的。

在这里，姑且先不谈历史哲学层面的问题，单单从剧作结构上说，《雍正王朝》里面没用的闲笔、废笔太多，尤其以感情线为甚。在《雍正王朝》里，比较明显的感情线有三条，即：雍正-秋月-邬思道、十三-阿兰、十四-乔引娣-雍正。这里面，如果说第一条线索，还能展现出一点“无情最是帝王家”的意思的话，那么后两条线索就完全让《雍正王朝》丧失了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应有的气质。我想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也应该知道，别说在满清那个讲究满汉之别的朝代，哪怕是在宋明这样的汉人王朝，一个皇子也不可能跟这种身份的女子产生感情交集。特别是在《雍》的最后，工作狂老四对乔引娣苦求不得的模样，在某些人看来这或许是深情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把一个铁腕改革的皇帝写成了舔狗，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胤禛是一个极重人伦纲常的皇帝，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自己亲弟弟的女人动这样的心思。

当然，出现这样的情节我是能理解的。一方面，二月河的小说原作本身就是面向市场的通俗历史小说，添加几条感情线增加可看性自然没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作为改编者，刘和平在具体的改动方向上面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也正是有这样的感情线的存在，再加上整体还不错的剧情，也让《雍》在播出之后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正是有这样的情节的存在，大大冲淡了《雍》所谓的“历史正剧”气质。这也是在我这里，我从来不把《雍》视为历史正剧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是一个标准的父权社会。在王侯之家，这类问题就表现得更明显。除了“故剑情深”的汉宣帝和早早就娶了马氏的朱元璋等寥寥几人之外，中国历史上极少有皇帝在给孩子定婚姻时不考虑对方的门第的。如果以现代人的自由爱情标准去审视古人，创作出《大明宫词》这样的作品，那自然是好的。但是，强行把这种跨越门第和阶级的感情线放在古人身上，作为演义故事或许还可以，但放在一部所谓的“正剧”里，这无疑是极大的败笔。与《雍正王朝》相比，反而是同时期的《康熙微服私访记》表现得更好一些。既然是戏说，索性就放开了写，没有“正剧”的包袱，可看性反而更强。

而到了《大明王朝1566》中，女性回到了其在当时社会应有的地位上。《大明》可以算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历史剧，这里面的女性角色本就不多，戏份也不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感情线索去影响情节的推进。《大明》的核心不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故事，而是整个国家以及支撑其运行的体制，这也就让《大明》的深度比起《雍正》高了几个层级。

当然，我倒也不觉得《雍》就一定是对雍正其人的吹捧，并且没有对历史的反思。一方面，二月河本人将其所作的康雍乾三部小说称为“落霞三部曲”，这个命名本身也充满了“只是近黄昏”的无奈之感；另一方面，作为通俗历史小说，在肯定雍正改革功绩的同时，二月河以及编剧刘和平对其所为之恶，比如江夏镇命案中对年羹尧的偏袒，也没有加以掩饰。只是，归根结底二月河的文学水平并不算高，再加上其本身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水平也很一般，而其小说本身又有通俗倾向，能写出《雍》来已属不易。而《大明》的成功也非刘和平一人之功，如其所说：

我的文学创作背后有许多支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史学界研究成果的支撑。譬如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等明史专家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明朝制度和明朝文化的学术成果。还有我的老师如刘泽华先生和冯尔康先生，一个一辈子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个一辈子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明清史，他们在我写《大明王朝》时都直接给予了我很多指导。正是有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在前，才有了《大明王朝》的文学成果在后。因此再大的艺术虚构我都有底气。这就像练武术的人，有了内功，十八般兵器使来都能得心应手。我不怕别人说我的作品不符合史实的原因也就在此。

可见，《大明》的底色更正，这也是建立在众多史学界学者的帮助的基础上。刘和平的这些创作资源，是90年代的二月河所远远不能相比的。

其实按照《大明》的写法，《雍正》里可以往出深扒的地方很多。比如刘和平说：

156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明朝的特点是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
嘉靖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载继位，几十年来皇室跟文官集团争斗在这一年结束，朝和廷开始区分了，隆庆帝把权力交给政府机构，起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个就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升官。因此明朝十七帝中我印象最好的是隆庆。

那么，在《雍正》里面，类似的情节就没有吗？按照电视剧的情节设定，年羹尧本是胤禛府里的包衣奴才，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考试和人事程序，就一步步成了封疆大吏。同样，剧中被抄家的苏州曹家，原本也是康熙的包衣奴才。（当然，历史上真实的年羹尧是考中进士后一步步做上来的）有明一朝，政治上的优劣不论，但至少明朝的文官都是读书上来的，而不像清朝这样可以由家奴直接混到一方重臣乃至封疆大吏。要说“家国不分”，清朝的问题似乎比明朝还要严重些。

而从再深一点的角度来说，《大明》较之于《雍》的另一个优点是《大明》是没有答案的，这恰恰是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不同所在。文艺创作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给问题以答案，而是尽可能地展现出问题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而要研究与分析问题，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还应当是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文艺创作之所以与史学、社会学研究有别，一是因为史学与社会学可直接脱离“人物形象”这个因素的干扰，直接以数据、史料等的方式呈现最直接的证据对其进行分析，而文学无法做到这一点，二是因为二者的逻辑也不同，文艺创作如果说一定要寻求“思想深度”的话，那这个思想深度也要落到“人”上，而不是社会、国家、政治等等方面。

不过，站在普通观众的视角来说，二者就刚好反过来。普通观众在观看和阅读作品的时候，更倾向于有答案的作品，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思考的过程，看着也不累。这其中除了《雍正》之外，《亮剑》、《士兵突击》、《潜伏》等一批当时颇有口碑的电视剧都是典型。而那些没有答案的作品，本身就充满了多义性解读的可能，普通观众的知识储备和文艺鉴赏能力又不能与编剧对等，最后往往导致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这方面，除了《大明》之外，《我的团长我的团》也是一个代表。后者往往是在赢了口碑，输了市场。

因为观赏人群的区别和创作目标的不同，倒无法说“有答案”的作品与“无答案”的作品，哪一个更成功。但如果只从艺术的角度来评价的话，无疑是“无答案”的作品更具深度，而《雍正》这样在有答案的作品里也不算上优质的作品，在我个人看来是得不到7分以上的高分的。

《雍正王朝》讲的是改革，而《大明王朝1566》则是改革的前夜（毕竟《大明王朝1587》胎死腹中）。

两部剧都开始于财政危机。《雍正王朝》开始，黄河大水朝廷准备赈灾，却发现国库早已无款可拨。《大明王朝1566》开始，御前财政会议就国库空虚的问题争论，于是才有了改稻为桑和接下来的一系列剧情。

说到财政危机和改革，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财政压力说。政府通过给生产者提供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为基础的公共产品，来换取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即以税收等为主要来源的财政收入，之后再用财政收入供养军队等暴力组织和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国家的基础合法性来源于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公共产品的供给依赖于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然而，由于官僚系统的膨胀等原因会导致财政支出增大，由于人地矛盾（马尔萨斯陷阱）、地方隐匿人口等原因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最终导致入不敷出，合法性下降。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节流即减少支出（如裁员）和开源即扩大收入（如创立新税源）来进行制度变迁，重新提高合法性。

《雍正王朝》当中，康熙时期进行了追缴国库欠款等方式扩大财政收入，雍正时期则通过火耗归公等制度化灰色收入减少财政损耗，通过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等扩大财政收入，前期以九子夺嫡为主线，后期以雍正推行改革为主线，大而简要地介绍改革的起因与过程。

所以说，《雍正王朝》主要不是鼓吹什么明君降世（当然也有点），而是一幅展示有见识和魄力的政治家在财政压力下通过政治博弈来进行制度变迁的简笔画。

《大明王朝1566》前半部分则专注于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改稻为桑本质是通过产业升级来做大蛋糕，扩大财政收入。剧的前半部分，展现了这项政策落实到封建王朝的官僚制度的各个层级时，经历了怎样复杂的博弈。剧中，有人为了落实政策赢得政ji而不顾实际情况踏毁青苗，这是由于激励设置的问题，导致执行者的利益与政策的部分初衷（百姓得利）冲突；有人为了改革的经济红利而毁堤淹田，趁机兼并田地，这是强者对弱者的成本风险转嫁和收益机会掠夺；有人为了打击政敌自己上位的政治利益而要再苦一苦百姓，这是成本转嫁让别人付出成本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还有人舍生忘死，为民请命，然而螳臂当车，因为此时的他还没看见问题的实质所在。

后半部分，则集中于减少财政开支。里面海瑞认识到了问题的实质，于是提出了削减两项巨大的财政开支——一是嘉靖皇帝的肆意挥霍，二是大批明朝皇室宗亲占有大量土地并享受大量财政供给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同时抑制土地兼并来抑制财政收入的减少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海瑞的上疏实质上是为后面的隆万大改革吹响号角。嘉靖杀不杀海瑞的抉择，也隐喻着大明朝是否进行改革的抉择。

所以，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雍正王朝》的视角更加宏大，但也导致其显得粗略；《大明王朝1566》则更加细腻，以更精细的笔墨去描写政治生态。

再来总结一下，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包括买断、裁撤、削减（嘉靖少用钱）、限制管理损耗（火耗归公）等，扩大财政收入的方式包括税制改革（找富人多收税，如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租售公共品、借钱、赖账（捐弃令）、通胀、查抄（沈一石郑必昌何茂才严世蕃）、罚款、加税、垄断、扶持新兴财富之后征税（改稻为桑产业升级）等。

“税收是一种既要拔鹅毛，又要让鹅少尖叫的艺术。”——柯尔贝尔

借这个机会，再来说一说古代的税收，毕竟财政的主要来源一般而言都是税收。

1.税的规模

税的本质是帝国与百姓间对当年生产的产品的第二次分配（交易是第一次分配，福利是第三次分配），而每年收多少税是个问题。税收少了国用不足，税收多了民生凋敝，因此税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帝国的形态。一旦国用不足，就要进行税制改革，即前面提到的节流和开源。开源是要培养税基，培养好了要么一刀割掉要么细水长流。比如汉初休养生息，就是其认为秦朝税基太差却规定了高税，税收不上来，因此其轻徭薄赋培养税基。培养税基要么民间发展，要么官方垄断。官方垄断可以迅速增加收入、标准化市场、抑制地方豪强，但也会导致管理成本上升（内部性变得更严重）、标准化无法适应各地不同情况、抑制地方豪强的同时导致新的豪强崛起。

税的规模往往由支出决定。军事开支是支出的很大一笔项目，而古代的兵制分为兵农合一制和募兵制。兵农合一制是指军户平时耕地，战时打仗（打仗有战利品和爵位等激励，远高于农耕收入），财政负担小但作战能力弱，也不易控制。募兵制则是花钱养职业军队，财政负担大但作战能力较强，更易控制（军费控制）。少量募兵制部队也可以掌控大量兵农合一制部队。

2.税的计算

常见的税无外乎四种：人头税（税人）、财产税（税地）、流转税（如税商）、混合税（通过授田将地税变为人头税）。

当人少地多时（一般是王朝初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废），按人头收税更合理，因为此时收地税会导致人口不断脱离土地逃跑。此时统治基础也更多是个人权威。

当人多地少时（一般是王朝中后期），按土地收税更合理，因为人多地少时收人头税会导致贫富不均，土地兼并有利可图，从而导致地方豪强崛起威胁朝廷，并产生大量失地流民。财产税按财产多少征收，一定程度上抑制贫富不均，而就土地而言，其财产有三种，即土地的市场价值、土地出产量、农产品交易额。其收税技术更加复杂。此时统治基础为土地所有权。

当然也未必一定要人多地少和地少人多，只是人头的统计成本比地一般来说要低些，当财富分布比较平均时，按人头收税和按财富收税区别不大，但是当财富分配不均时就不一样了，这时按财富收税收的更多，也相对有利于社会稳定。

因此，人头税向财产税的转变，正是帝国成熟的标志，如清朝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就是将人头税并入地税之中。

流转税往往商人可通过提高价格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且易偷税漏税。如盐的经营，可分为官方专卖（官营制）、官方许可部分民间经营（许可制）、民间自行经营官方收税（自营制）三种。官方对盐加税，盐商便转嫁给消费者，且人人都要吃盐，实际上就成了一种人头税。许可制中的许可证也可以用来增加收入，如明朝先是实行开中法，商人给边防运送物资才能获得经营盐的许可证，万历年间又实行纲盐制限制许可证数量提高许可证价格，后来盐商世代垄断导致内部性，于是清道光年间又实行票盐制放开许可证数量。宋朝重视发展商业，获得了大量流转税，却因为农业社会商业发展有限而最终受限。之后的王安石变法，采取投资发展、政府购买（之前是政府直接提供服务）、金融信贷（官方贷款给农民、商人）、方田均税（丈量土地收税）的方法，却因为官僚弄虚作假、中饱私囊、强行摊派而伤民。解决方法是朝廷监督、中介制衡（成立银行作为贷款中介）、民众监督（建立产权保护途径）和官僚培养（选拔培养官僚并对其进行合适的激励）。

混合制则是将国有土地按人口租给自耕农，这样按人头征税和按土地征税就差不多了，汉朝的授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是这样。问题是土地从哪里来，要么开垦荒地，要么进行扩张，要么收回土地。

税收多少是固定还是浮动，是根据数量浮动还是价格浮动，又可分为固定税、从量税、从价税。

3.税的统计

税收需要获取并不断更新人口和土地的信息，这就需要人口登记（编户齐民）和土地清查。

而很多时候帝国为了拉拢精英，往往会给他们减税或免税的特权。而百姓为了避税，往往就会把自己或自己的土地投献给这些人，即土地仍由百姓耕作而只向这些有特权的大地主们交地租，大地主们往往也会向朝廷隐藏匿这些土地人口，但这样帝国的税收就减少了。这种现象最严重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期。

为此，南北朝的君主们主要从钱、枪、名三个方面与地方豪强们开展斗争。

钱方面的措施包括土地、人口、税收结构。

北魏拥有大量国有荒地，于是便实行均田制按人口授田，授田的赋税远低于豪强们的地租，从而吸引百姓从豪强手下转投到帝国成为自耕农，再以三长制来将变为自耕农的百姓形成编制，防止其再转投豪强。同时，加强作为财产税的户调的征收，弱化豪强。

东晋采用占山制，限制豪强占有土地的规模。且东晋和南朝不断进行土断，将匿入豪强庄园内的流民编户齐民。

日本白河天皇时期则采用限制交税特权的方法（规定特权期限、取消不合规特权等）打击豪强。

枪包括拉拢地方武装、组建自己的军队、往军队中安插亲信等。

如日本白河天皇为打压藤原氏建立北面武士、拉拢寺院武装。

名方面的措施则包括远离、分化、消耗和渗透等。

远离通常的做法是迁都，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日本迁都平安京等。除此之外皇帝还可以退位来摆脱外戚控制，掌握实权，如日本白河天皇退位为上皇，摆脱外戚控制天皇的摄关政治，以天皇之父的名义干涉朝政（正统性大于外戚的藤原氏），并可建立自己的庄园与武装。

分化则是拉一派打一派，如南朝用寒门士族打击高门士族，日本白河天皇利用藤原氏内部矛盾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

消耗则是发动战争或者大规模经济活动消耗豪强力量，如北魏孝文帝南征、萧衍假装遁入佛门让大户出钱赎身等。

渗透是指将关键位置换上自己人，原来的人明升暗降或找理由干掉，如南朝的“高门居显位，典签控州镇”。

4.税的征收

税一般由官僚进行征收，但有时也会将权力卖给民间，即包税制。元朝的扑买便是包税制，民间商人从官府手中购买收税权力，再进行收税。

税收依靠三点，一是税的统计，二是税的交付，三是税的运输。税的统计就是要清楚什么人该交多少税，荫户等就是通过隐瞒来少交税。税的交付需要激励来保证，一般来说是用暴力。税的运输需要考虑运输成本。

明朝末年江南士绅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却因为无法统计而交不上税，政府也没有手段去要求其如实交税。

而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由大地主组成的议会知道自己有多少土地，并能够向佃农收租。佃农如果隐瞒或拒绝，地主可以换人。

5.税的种类

税收可分为货币税、实物税和劳役。

货币税即收税时收取货币，但百姓需要将手中实物换为货币，等于是将收税成本转嫁给了百姓，这就有利于豪强强买田地，商人收购实物时趁机压价。

实物税即收税时收取实物，其将收税成本转嫁给朝廷，朝廷之后需将实物换成货币才便于使用，且收税时收税人可趁机中饱私囊，如踢斛淋尖等。实物税更适合战争时期。

王朝初年，往往会大兴土木要求服徭役。而到了中后期百姓富足，则往往会让其用交税来替代徭役，官府再拿着钱去雇人，如汉代的更赋、宋代的免役钱、明代的银差等。

王朝初年人少地多财产平均，人头税和财产税差不多。而人头税比财产税收起来简单，于是收人头税或者搞授田制。之后人口和财富增长，贫富差距增大。一方面官僚机构因自身权欲和社会管理难度加大而膨胀，支出增加，另一方面荫户增加耕地增量减少，收入减少，于是开始找钱。开源一是私营养大后割韭菜（查抄、财产税）或政府购买或收商业税，二是官营垄断，三是官营后管理成本过大，改为许可或私有。许可分为少数许可和多数许可。

不认同三教废人的观点。

雍正王朝白璧微瑕的一点确实是雍正的形象过于高大全，其实唐国强老师饰演的角色，很多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类型（剧本问题不是演技问题，自从唐国强老师演了诸葛亮就总会安排他演这样的角色），万历首辅张居正里也是，你也说不清他是雍正、张居正还是诸葛亮，好像这几个角色没什么区别。

当然我国的历史剧普遍都有这个问题，雍正王朝已经尽可能的不去脸谱化了。

而且要说它史观倒退，权力崇拜可就太冤枉了，雍正王朝是毫无疑问的借古喻今，没有塑造一个权势滔天英明神武的帝王，给皇帝的滥杀无辜洗白，这如何能叫权力崇拜呢。

而且啥叫倒退，说得好像同期电视剧史观多进步似的一样，非要论的话，汉武大帝、康熙王朝那才叫权力崇拜……

当然，主角形象过于高大全的问题在大明王朝里得到了解决，饶是海瑞也有忠孝不能两全，妻子某种意义上因他而死的缺点，所以大明王朝相对更胜一筹。

雍正王朝告诉了观众，无论你是平民李卫，还是学生刘默林，在职官员田文镜，孙嘉诚，还是好兄弟十三爷。只要出现了雍正，你们只要忠于他，爱他，替他分忧，敢于直言，关键时候哭一鼻子，就能飞黄腾达，受到其重，得到信任，获得真心。犯了错误，说错了话，也只会被轻轻敲一下脑门。等雍正想你了，念你了，又会重新飞黄腾达，受到其重，得到信任，获得真心。总之，你的人生就只靠信任这个男人就足够了。

这不是历史剧，是批了一层历史皮的恋与制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