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把结论放在最先,那么我的答案就是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犯罪,犯罪嫌疑人有共谋、受过训练、装备齐全、犯案冷静,即使预先有准备也很难避免人员伤亡。
如果我们想剖析这个枪手的动机,也许他的长篇自白书会比我们的猜测更加有力。在一开始,他就提到了多元化导致的代际更替,他厌恶“非欧洲”人,尽管他作为澳大利亚人可能根本未曾踏上过“欧洲”的土地。欧洲对于他来说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大洲,更有可能是一个象征和符号,那里有君士坦丁堡,有西斯廷教堂,也有象征文明与秩序的埃菲尔铁塔,他为作为他者的移民们竟然涉足了这里,并且将在这里占多数而痛心不已(尽管他采取的数据仍然存疑),并且呼唤一场GENOCIDE来结束这一切。
他一直在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白人”,可是他真的是一个普通的白人吗?对于代际更替的恐惧笼罩着他,对于宗教的狂热驱使着他,而粉碎多元化社会的目标给了他决心。他是我们时代前现代与现代性的复合产物,从这方面来看,他又是一种处于后现代状态的缝合怪。他的呼号中既包括了上帝保佑,又有荣归瓦尔哈拉,这是一种何等的杂糅和缝合?事实上就是,他有可能不在意保护他的到底是奥丁还是上帝,他只是需要一种作为驱力的自我安慰,而这种自我安慰恰恰指向了他的仇杀。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问题在于他的动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我仇杀是因为我认为多元化最终会毁灭欧洲,但是我相信这一观点的原因则是因为我的仇恨”。这完全的成为了一个死结, @安雯蒂 的高票答案提到了仇恨,但是她的回答也有她的不足——比如,如果我们认为极端主义是被人定义的,那么仇恨又是如何定义的呢?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说,“阶级斗争不讲仇恨”,可是难道道德工程真的可以缺位吗?谁来定义犯罪者的仇恨对象?谁又来定义仇恨本身的范畴?
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当事人反对马克龙,认为马克龙是一个不抒发大众的仇恨,不激发民族主义热情的世界主义资本家,可是马克龙不是恰恰的在抒发自己对于黄背心的恨吗(而且抒发的太淋漓尽致了)?被我引用过相当多次的是,在作为一种现代性产物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之下,民族主义者会认为主权者不够民族主义,而种族主义者会认为主权者不够种族主义,他们在七八十年前的目标是犹太人,而今天则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移民。所以他在网络上看到了Otago muslim association的广告后,最终选择了新西兰的清真寺,这是一种种族主义者对于自身的宣扬,而这一选址的目的则是告诉世界“没有任何一处是安全的”。
是啊,世界上哪里是安全的呢?我们在哪里不受到潜在的威胁呢?单单是如此的一个言及受害者的问题,便有些人在大谈特谈多元性的失败,那么这种思路又与凶手有何区别呢?多元化最终会导致国家的倾颓,只有拒绝多元化才能保持崛起态势——假如更多的人拥抱这个观点,这个断言大概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2019-3-16 更新,我现在看到的信息告诉我,受害者只有极少数是难民。他们大多数应该都是新西兰的合法居民,有一部分更是成为了新西兰的公民。受害者们的来源地不同,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合法移民和留学生。受害者中同样也有来自经常被目为“恐怖策源地”的地区的,比如阿富汗和中东,但事实上他们在那里并无过激行为,反而积极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Haji-Daoud Nabi先生在凶手进入案发现场时正巧在那里,他的儿子Omar Nabi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寻找他的下落。
以及60岁的穆罕默德·伊利安先生,一位在当地大学就职并且拥有一家咨询公司的约旦人。据他的弟弟所说,他曾经非常诚挚的描述自己在新西兰的生活:“他曾经告诉我们,新西兰的生活很美好,那里的人也非常热情,他在那里享受自己的自由,不抱怨任何事情。”
来源:Foreigners among those targeted in New Zealand mosque attack
Dead, injured or missing: Victims of Christchurch begin to b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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