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乌戈尔人在俄罗斯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早期：被吸纳的元素与早期互动
在俄罗斯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芬兰乌戈尔部落就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地理和人口组成部分。当斯拉夫人，特别是东斯拉夫人，在中世纪早期向东扩张并建立起基辅罗斯时，他们遇到了广袤的北方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芬兰乌戈尔族群。
地理上的渗透与整合： 斯堪的纳维亚人（瓦兰吉亚人）在建立罗斯国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他们扩张的路线和影响力区域，很大程度上与芬兰乌戈尔部落的居住地重叠。许多芬兰乌戈尔部落，如莫尔瓦人（今马里人）、楚瓦什人（虽然其突厥血统更显著，但早期与芬兰乌戈尔族群有交集）、维普斯人、卡累利阿人等，逐渐被罗斯国家纳入其版图。这种纳入并非总是暴力征服，而是伴随着贸易、文化交流和人口迁移。罗斯的 князь （王公）们将自己的权力延伸到这些地区，征收贡赋，并建立军事据点。
文化与语言的融合： 在融合过程中，双方的文化和语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互影响。许多俄语词汇，尤其是与地理、自然、狩猎和渔业相关的词汇，都起源于芬兰乌戈尔语。例如，“лес”（森林）、“река”（河流）、“мох”（苔藓）等词语，在俄语中都有芬兰乌戈尔语的痕迹。反过来，芬兰乌戈尔部落在接受斯拉夫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一些文化习俗。
早期冲突与合作： 罗斯公国与芬兰乌戈尔部落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在争夺土地和资源时，双方会发生摩擦。然而，在面对共同的外部威胁（例如游牧民族的侵扰）时，他们也会形成联盟，共同防御。罗斯公国也常常招募芬兰乌戈尔部落的战士作为雇佣兵，利用他们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和战斗技能。
莫斯科公国与沙皇俄国时期：民族识别与地方自治
随着莫斯科公国逐渐崛起并统一俄罗斯各公国，芬兰乌戈尔民族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成为“外族”的成员： 尽管与斯拉夫民族长期共存，但从政治和文化上看，许多芬兰乌戈尔民族在莫斯科的统治下被视为“外族”（инородцы）或“异教徒”（язычники），尤其是在早期。他们的宗教信仰、法律习俗有时与东正教和斯拉夫法律有所不同，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中面临挑战。
地方自治的残留与演变： 一些芬兰乌戈尔地区，例如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附属地，在被莫斯科吞并后，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传统。一些地方的部族首领仍然享有特权，并参与到地方管理中。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这种自治权利逐渐被削弱。
民族识别的模糊与重塑： 在沙皇俄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民族政策并非十分清晰和系统化。对芬兰乌戈尔民族的识别，更多地是基于语言、宗教和地理区域。一些地区被整合为省份或地区，其原有的族群名称可能被淡化或合并到更大的行政单位中。
经济与军事贡献： 芬兰乌戈尔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在沙皇俄国的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森林资源、毛皮贸易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这些资源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在历次战争中，芬兰乌戈尔地区的男性也积极参军，为沙皇的军事扩张做出了贡献。例如，在北方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一些芬兰乌戈尔族群的士兵就活跃在战场上。
苏联时期：民族政策的激进与复杂性
苏联时期对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议题，芬兰乌戈尔民族也不例外。
“民族区域化”与联邦体制的构建： 在苏联早期，为了安抚和整合国内的少数民族，苏联政府推行了“民族区域化”（националь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размежевание）政策。这导致了一些芬兰乌戈尔民族建立了自治共和国（如马里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如汉特曼西自治区、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这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这些民族的政治身份和自治权，并促进了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
民族文化的推广与限制： 苏联初期大力推广各民族的母语教育和文化发展，允许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和出版物发行。然而，这种政策在斯大林时期及之后发生了转变。语言的俄语化趋势加强，民族语言在公共领域的使用受到限制。一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文化表现受到压制。
强制迁移与政治镇压： 在某些时期，一些芬兰乌戈尔族群也遭受了强制迁移和政治迫害。例如，一些被认为可能与外部势力勾结或持有不同政见的民族成员，会受到严厉打击。
经济开发与环境影响： 苏联的工业化和经济开发计划，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对芬兰乌戈尔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资源开发往往以牺牲原住民的利益和传统生存方式为代价。
后苏联时期至今：身份认同的挑战与复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的芬兰乌戈尔民族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民族身份的复兴与挑战： 许多芬兰乌戈尔民族在这一时期更加积极地追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和身份认同的巩固。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推广民族语言和传统习俗。然而，城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与主体民族的同化压力，仍然是这些民族在保持自身独特性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
地方自治的权利与争取： 一些芬兰乌戈尔民族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在新的俄罗斯联邦框架下，继续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和资源控制权。
文化交流与保护： 俄罗斯境内的芬兰乌戈尔民族与在其他国家（如爱沙尼亚、芬兰、匈牙利）的同胞保持着文化交流，并在国际层面寻求支持和合作，以保护和推广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遗产。
总而言之，芬兰乌戈尔民族在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从早期与斯拉夫民族的互动，到成为多民族俄罗斯国家的一部分，再到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直至今日的身份认同探索，他们始终是俄罗斯社会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以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独特的历史经历，丰富了俄罗斯的民族构成，并在塑造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故事，是关于融合、适应、抵抗与复兴的宏大叙事。
网友意见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总体来说，存在不少，但存在感也不算是特别大。
芬兰-乌戈尔人也属于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族，在波罗的海附近、伏尔加河流域、甚至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都有分布。历史上认为，他们是从今天波兰境内逐步向北迁徙。芬兰-乌戈尔部落靠森林维生的居多，主要从事打猎和采集，和从事农业的斯拉夫人总体上是共存的。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斯拉夫人越来越多，芬兰-乌戈尔人越来越少，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减少。那片土地文字记载出现比较晚，在有限的史料里，主要的冲突方是草原民族。所以，史学界认为，芬兰-乌戈尔人更多是和斯拉夫人融合了。从涅斯托尔《往年纪事》的记载来看，还存在过一些出身芬兰-乌戈尔的”大公“，当时的俄罗斯平原可以算是两种人的共同领土。
在留里克时期，中心城市诺夫哥罗德有很多芬兰-乌戈尔中的卡累利商人，在“维彻”（类似早期议会的机构）中也有他们的位置。芬兰-乌戈尔人向斯拉夫商人出售毛皮。芬兰-乌戈尔人的原始信仰也与斯拉夫人的多神教相互影响。
基督教的传播和罗斯的中心化是加速芬兰-乌戈尔人“消失”的重要因素。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和沙俄时期，武力征服开始变多，归顺罗斯大公的芬兰-乌戈尔人也要放弃原有宗教。然而当时的东正教仪式、经文只有斯拉夫语版本。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芬兰-乌戈尔语言退出历史舞台，民族身份认同也随之融化在人群中。芬兰-乌戈尔人也在不断向东向北迁徙。
这个时期，罗斯的文字历史记录变丰富了，但芬兰-乌戈尔人的形象也从与世无争的邻居变成了要小心提防的巫术民族。在斯拉夫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民间传说中有一个共同的故事：“黑色的针叶林里出现了一株白桦”，“白眼楚德”部落为躲避罗斯人的扩张，躲到了地底和海里。
让罗斯人受洗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曾与伏尔加河摩尔达维亚结成军事联盟，所以下诺夫哥罗德代替大诺夫哥罗德成为斯拉夫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交流中心。但这一时期的关系远没有过去和睦。
蒙古人的入侵彻底削弱了芬兰-乌戈尔人的独立政权。“金帐汗国”灭亡之后，莫斯科的王公已经把芬兰-乌戈尔人认作“自己人”。尤其是在伊凡雷帝拿下喀山汗国之后，马里埃尔、莫克沙等民族都来归顺。还有一部分芬兰-乌戈尔部族与鞑靼人之间有相互影响和融合。
但是，冲突和征服仍在继续。这个时期，一部分芬兰-乌戈尔人发展出了东正教与原有宗教信仰结合的混合宗教，至今仍在许多地区有残留。
这时，芬兰-乌戈尔各民族已经相距遥远，长相、语言差异愈发明显。现在俄罗斯正式统计有17个民族属于芬兰-乌戈尔人。与斯拉夫人打交道时间最长也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是现在主要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卡累利人，曾与俄罗斯人共同抗击瑞典入侵。一些民俗学家认为，卡累利人保持了比芬兰人更完整和纯正的传统民间文学。
目前人数最多的是摩尔达瓦人，分为莫克沙和埃尔嘉两支。（经常有人把自治行政单位摩尔多维亚共和国Мордовия和中东欧国家摩尔多瓦Молдова弄混。）
芬兰-乌戈尔人是现代俄罗斯民族的众多起源之一。在语言中，卡马、奥卡、苏拉等河流名字，基涅什马、沃洛格达、科斯特罗马甚至莫斯科等地名，鲑鱼（音：肖姆嘎）比目鱼（坎巴拉）多春鱼（莫伊瓦）等鱼的名称，原始森林（泰加）、苔原（通德拉）等名词都来自芬兰-乌戈尔语系。
在饮食方面，芬兰-乌戈尔人比较喜欢吃鱼和小野味。著名的普希金餐厅里就曾有一道前菜是莫克沙速腌生鱼。另外辣根等调料也是来自芬兰-乌戈尔人的饮食文化。
芬兰-乌戈尔人的丰富多彩的语言、习俗、文化也为俄罗斯提供了丰富的文艺和旅游资源。
总体上，今天的芬兰-乌戈尔文化还处在濒危位置，很多语言学、民俗学家在挽救，也有一些族群在积极主动推广自身文化，每年有一些研讨会、文化节在举办。可能是因为在一起打交道太久了，反倒灯下黑，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古代民族交往题材的当代文艺作品中，突厥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拜占庭人的存在感远远大于芬兰-乌戈尔人。
当然，现在抢名人也抢得厉害，说两任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和索比亚宁、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体操名将霍尔金娜、名模沃佳诺娃都是他们的。(这里面有的是户口本上就是，有的只是有一点点血统，有的是硬扯。）古代名人倒是只扒拉出来一个普希金的老保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对俄罗斯文学确实很有贡献。）
就酱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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