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是否制约了经济增长？
伊斯兰教与经济增长的潜在积极联系：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伊斯兰教义中鼓励勤劳、诚信、公平交易以及对知识和创新的重视。这些价值观在任何社会，包括穆斯林社会，都是促进经济活动和增长的重要基石。
对勤劳的推崇：《古兰经》和圣训中充斥着鼓励人们通过合法途径获取财富、勤奋工作的教诲。工作被视为一种“伊巴达”（崇拜行为），是安拉喜悦的途径。这种强调使穆斯林社会往往有较强的劳动意愿和创业精神。历史上，伊斯兰文明在黄金时期（约8世纪至14世纪）就曾涌现出无数杰出的商人、学者和工匠，他们在农业、贸易、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与当时社会对勤劳的普遍认同不无关系。
诚信与公平交易的强调： 伊斯兰教严格禁止欺诈、谎言、投机倒把（如屯积居奇）和不公平的度量衡。对契约的遵守被视为一种宗教义务。这些原则有助于建立一个信任度高的商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鼓励长期投资和合作，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禁止高利贷（Riba）的规定： 这是伊斯兰教在经济领域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穆斯林被禁止收取或支付利息。这一点常常被认为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支持伊斯兰金融的学者认为，这一禁令并非阻碍资本的流通和投资，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伊斯兰金融体系以“利润分担”（Mudarabah）、“合伙经营”（Musharakah）、“成本加成销售”（Murabahah）和“租赁”（Ijarah）等工具替代了传统的贷款和利息。理论上，这些模式能够更好地将风险与回报联系起来，鼓励基于实体经济的投资，并可能减少金融泡沫的产生。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基于风险分担的模式甚至可以促进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慈善（Zakat）的制度化： “在拜（Salat）的同时纳宰卡特（Zakat）”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宰卡特是一种强制性的慈善捐款，通常是个人财富的一定比例，用于帮助穷人、孤儿、寡妇以及其他有需要的人。这一制度有助于财富的再分配，缓解贫富差距，并为社会提供基本保障，从而可能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和内部需求，间接促进经济发展。
对知识和创新的重视： 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追求知识，并对科学、数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给予高度赞扬。历史上，许多伊斯兰学者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种对知识的追求，如果能够转化为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升，自然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
伊斯兰教与经济增长的潜在挑战和争议：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伊斯兰教的一些规定或对教义的某些解读和实践方式，可能对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禁止高利贷（Riba）的实际影响： 尽管伊斯兰金融理论上提供了替代方案，但在实践中，如何有效规避“Riba”同时又不显著增加交易成本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仍然是一个挑战。一些人认为，传统的基于利息的金融体系在动员资本、风险管理和提供流动性方面更为成熟和高效。尤其是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与其他以利息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互动，可能给伊斯兰金融带来复杂性。过高的金融交易成本可能抑制投资。
宗教法律（Sharia）在经济领域的解释和执行：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伊斯兰教法在经济活动中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存在差异。有时，严格的宗教解释或不完善的法律执行，可能导致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或限制某些被视为“不符合教义”的经济活动（如某些金融产品、保险形式或娱乐产业等）。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削弱投资者的信心。
传统观念与现代经济模式的冲突： 在一些穆斯林社会，传统的观念、部落结构或地方习俗可能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某些理念相悖。例如，对某些类型的社会交往、性别角色或娱乐消费的限制，可能影响服务业的发展或消费模式。
政治不稳定与经济政策： 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面临政治不稳定、治理不善、腐败以及与西方国家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这些因素往往比宗教教义本身对经济增长产生更直接、更负面的影响。将经济困境简单归咎于伊斯兰教，可能忽视了这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对特定行业的影响： 伊斯兰教对酒精、猪肉、赌博以及某些形式的金融衍生品等有明确的禁令。这些禁令直接限制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经济的下降，而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向的不同。例如，一些穆斯林国家在发展清真食品、伊斯兰金融、旅游（特别是符合教义的旅游）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总结：
伊斯兰教本身并不必然制约经济增长。 相反，其核心价值观中包含许多鼓励经济活动、促进公平和鼓励创新的要素。历史上，伊斯兰文明的辉煌时期就是明证。
然而，对伊斯兰教义的特定解释、实践方式、以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和制度性挑战，都可能在某些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和速度。
对“Riba”的禁令 是一个核心议题，它促使伊斯兰金融发展出独特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在不断地被实践检验和理论探讨。
宗教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程度 以及 社会习俗 也会对特定行业的准入和发展产生影响，从而塑造出不同于世俗化经济体的经济结构。
政治不稳定、治理结构、全球经济环境 以及 教育和技术创新 的投入程度，往往比宗教教义本身更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伊斯兰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 动态的、多层次的、并且高度情境化的。理解这一点，需要超越简单的教义条文，考察穆斯林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影响这些状况的多种因素。将经济的成功或失败简单归因于伊斯兰教，是一种过于简化和片面的分析。
网友意见
类似的争论最近愈演愈烈：是不是阻碍了现代化？是不是制约了经济增长？不一而足。知乎上曾有一些理论探讨，有的还蛮有意思——比方说，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比作苹果和安卓两种系统。前者诞生晚，相对“闭源”，是一时的最优解，但难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后者诞生早，相对“开源”，尽管有几分杂乱无章，但可以随着时代变化作灵活的解读[1]。可惜，这样的分析越来越少见了。这个答案旨在和知友们分享经济史在这方面的进展，相信会是一个有用的答案。
之前已经有答主提到了Kuran。实际上，上一段中提到的答案和Kuran的颇有几分相似：有些曾经有效的制度，随着时间流逝反而成为了发展的桎梏。比如说麦加朝觐。穆罕默德征服麦加时，这里是座商业城市。朝觐既是宗教盛宴，又是国际贸易的盛事。据16世纪时葡萄牙人的记述：每年有200000人聚集在麦加，随身带着300000只牲畜。部分用于献祭，剩余的用来贸易。当时的麦加，是阿拉伯世界的贸易中心。今天，朝觐中剩余的主要是宗教，而非经济意义了。
图1 1100年前后，伊斯兰世界各经济部门内部职业的数量的比较。横轴从左到右分别是商业部门、政府和军事部门、教育法律和宗教部门；白色柱形是701-1100年时的职业数量，黑色柱形是1101-1500年时的职业数量。由图中可见，1100年后，伊斯兰世界的商业不再那么兴盛发达了。图片来自Kuran 2012年的著作。原始数据可见Shatzmiller 1993年的著作
最能体现这种“时过境迁”的是伊斯兰合伙制，广泛应用于当时的航海贸易：投资人委托商人经营，到期后如有利润，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分配。商人不须对资金亏损负责，但必须听从投资人的指令，同时对经营活动中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负责。当时，这一制度有很多优点：首先，贸易生意风险很大。这一制度明确了投资者的“有限责任”，鼓励大家投资贸易；其次，伊斯兰合伙允许灵活的分配比例，发挥经营才能、分担风险的能力比规定五五分成的犹太合伙强。
这一合伙制的基本框架几百年没有发生变动。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缺点开始暴露出来：首先，为了预防围绕作价多少发生的纠纷，教法禁止直接以货物入伙。经营者在履行对投资者的义务时，也必须返还货币而非货物。为了合规，需要找可信的第三方多做几趟交易。经济节奏加快时，额外的交易成本很大；其次，合伙人没有法人身份。如果发生纠纷，第三方只能单独起诉合伙的每个成员，司法成本很高；如果有合伙人身故，利益的重新调整相当麻烦。
图2 1850-1920年，奥斯曼帝国上市公司的所有者。白色柱形是穆斯林所有上市企业的数量，黑色柱形是外资或非穆斯林所有上市企业的数量，中间的灰色柱形是二者混合所有的上市企业数量。1908年是个分界点：这一年，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公司法》。图片来自Kuran 2012年的著作。原始数据可见Akyıldız 2003年的著作
与这一点相关的，便是图1呈现的结果：12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商业的内部分工不但没有继续发展，还有轻微衰退。等到几百年后的工业革命时，前述缺点就更突出了。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瓦合甫——在制度建设相当原始的时候，这种类似信托的安排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产权，防止军阀的侵犯，又可以长期地、稳定地提供公共服务，还可以借此开展经营活动。但是，当近代化浪潮兴起，大量的瓦合甫没能及时搭上公司制的“快车”，转型成现代企业。
这样的分析很容易把我们导向这么一个结论：过去有用的制度逐渐僵化，是现在大家批评伊斯兰的主要原因。这也与开头提到的比喻相合。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短时间内的历史，制度的讲话稿确实是个不错的解释。毕竟，修正制度确实需要付出多方面的成本；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时间段长达上千年，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图3，经济重心的转移在1000年前已经开始加快。如果真的是因为制度的僵化，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阻力，可以让变革迟滞1000年？
图3 800-1800年，欧洲、中东与北非地区经济重心（以人口数量为标准）的移动。图片摄自Rubin 2017年的专著。原始数据可见Bosker、Buringh和van Zanden 2013年的研究
简单地说伊斯兰教义包罗万象，其实没有回答根本的问题——是否“包罗万象”，本身也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无论原始教义讲得多么明确，后世总会有足够聪明的解经人。否则，“借贷给你的弟兄，不可取息”，怎么会在4、500年后，变成“利息不得超过损失的利润”呢？教会怎么自己就开起了取息的银行呢？关上变革制度的“创制之门”的，与其说是虔诚的膜拜，不如说是激励的不足。要知道，奥斯曼帝国商业繁盛的年代，法庭一般是不去追究15%以下的利息的[2]。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纵贯千年？概括起来七个字：统治者的合法性。制度变革的关键时刻，统治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间点上，塑造统治者激励的那些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时刻，大家期待我做什么？从哪些方面着手，可以最好地鼓动他们？最终，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最好地鼓动统治？和平年代，合法性强的政权，人们的容忍程度更高，国家可以获取更多资源，做更多的事；动荡年代，缺乏合法性，政权极易分崩离析。
图4 内生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示意图。制度影响行为的成本/收益，成本/收益影响人的决策，而决策有时又会反过来加强制度。因此，有的制度是自我加强的。图片摄自Rubin 2017年的专著
在合法性的来源这一问题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着鲜明的差别。伊斯兰经典中明确规定了统治者的三个合法来源：神的委任；从合法的统治者那里继承权威；百姓发出“拥护的誓言”。同时，经典中明确规定：信徒仅在世俗统治者遵照神的旨意行事时服从他们。相比之下，基督教对世俗统治者的合法性的立场，就要“柔软得多”。除了那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名言以外，无论是圣奥古斯丁还是圣杰拉斯一世（曾任教皇），都强调过世俗政权的独立性。
合法性的差异始于宗教传播初期，这一差异塑造了统治者的激励，统治者的决策又反过来强化了合法性的差异。这一分析框架，能够解释为什么伊斯兰的变革幅度小，有时甚至会回撤。两大宗教传播之初，伊斯兰教传播的环境是游牧部落，伊斯兰本身就是推动部落向国家转型的动力。因此，将世俗政权合法性写到教义里，没有问题，没有阻力。基督教传播之初，已经有了罗马帝国。教会最适宜的角色是填补空白，而非插手世俗。否则，等待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图5 坐落于大马士革的Ananias教堂，在穆斯林统治下屡经兴废。图片来自Kuran 2012年的著作
这一差异会影响统治者的行动。对伊斯兰政权的统治者来说，按照经典行事是最为稳妥的选项；如果不满在位的统治者，指责他们违反了经典，也是争夺合法性的现成选项。这一框架把Platteau和Rubin的分析整合到了一起：和平时期需要增加开支，“拔鹅毛”。借助经典的名义行事，“听到的鹅叫”音量将是最小的；危机时刻，“回到经典”是上天准备的凝聚不同力量的口号。虔诚教徒越多，保守行事这个“默认选项”的吸引力越大，竞争彼此正统程度的动力也越大。
因此，简单地说伊斯兰的制度“僵化”，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尽管这里的分析相当粗浅，但我们看到，即使是那些写得比较明确的规定，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也不是一概而论：比如合伙制，历经几百年，形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许取息的规定，则出现了许多变通方法，在部分地区几乎形同虚设。实际上，如果把目光投入到历史的细节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没有停滞，伊斯兰一直在变。只是，仿佛另有一只无形的手操纵了变化的方向，远离了许多人的期待。
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印刷机：在奥斯曼帝国，按照巴耶塞特二世1485年发布的敕令，穆斯林拥有印刷机、用印刷机印制阿拉伯文书籍，最高可以处以死刑。敕令从设立到废除，中间历经了282年[3]。后果是什么？按照Quateart的估算，直到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识字率只有2-3%；二是罩面纱。之前的答案写过，有些知友可能已经熟悉这一例子[4]。这一习惯其实是在世俗化之后重新兴起。席卷埃及等国的时间，不早于上世纪70年代。大学生是其中主力军。
图6 1911年时，印度各邦穆斯林数量与穆斯林识字率。Chaudhary和Rubin合作，利用印度数据验证了类似奥斯曼帝国的结论：穆斯林统治结束愈晚，当地宗教势力愈强，开办的学校愈注重宗教而非世俗内容，导致更低的识字率。图片来自Chaudhary和Rubin 2011年的研究
两个现象，一体两面，都是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宗教之上的后果。在印刷机案例中，当统治者“合法”上台，他自然会提防破坏既有合法性的新技术。哪怕这意味着很大的效益，也不行；在罩面纱案例中，当经济下行，流动性减弱，社会陷入危机，通过“回到经典”的方式来表达，最合算，风险也最小[5]。戴上面纱、蓄上胡须、播放经典磁带，不会有哪个伊斯兰统治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禁止；相反，危机时刻，政客们的选择，常常是从世俗到保守的“优雅转身”。
因此，无论是“制度僵化”还是“包罗万象”，都没有打到根子上。制度并不僵化，变化颇为灵活；包罗万象与其说是千古一系，不如说是结构丰富的地层：层累地造成，形态在变化；暂时地消失一段时候后，踏着危机的步伐翩跹归来。繁荣年代，往前走，但拨动合法性的动力实在欠奉；危机时刻，社会的透镜只剩一个焦点，大家争着比赛谁更复古、谁更乖巧。借用Lewis经典著作的一句话来结尾：是政治（master）引领宗教（handmaiden），而非宗教引领政治。
[1] 这个答案可以在gauchewood：伊斯兰因素会阻碍伊斯兰国家现代化吗？找到。
[2] 请见Jennings, R. C. (1973). Loans and credit in early 17th century Ottoman judicial records: The sharia court of Anatolian Kayseri.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Journal de l'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Orient, 168-216.
[3] 有关这一案例的详细分析，请见Coşgel, Metin M., Thomas J. Miceli, and Jared Rub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printing: Legitimac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0.3 (2012): 357-371.
[4] 这个答案可以在伊斯兰教女性为什么包头巾？找到。
[5] 有关这一点，知乎上有两个简介：伊斯兰教女性为什么包头巾？与伊斯兰复兴和社会流动性。原文可见Carvalho, J. P. (2012). Vei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1), 337-370与Binzel, C., & Carvalho, J. P. (2016). Edu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religious movements: The Islamic revival in Egypt. The Economic Journal.
参考文献：Akyıldız, A. (2003). Ottoman securities. İletişim.
Bosker, M., Buringh, E., & van Zanden, J. L. (2013). From Baghdad to London: Unraveling urban development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800–180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4), 1418-1437.
Chaudhary, L., & Rubin, J. (2011). Reading, writing, and religion: Institutions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9(1), 17-33.
Coşgel, Metin M., Thomas J. Miceli, and Jared Rub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printing: Legitimac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0.3 (2012): 357-371.
Jennings, R. C. (1973). Loans and credit in early 17th century Ottoman judicial records: The sharia court of Anatolian Kayseri.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Journal de l'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Orient, 168-216.
Kuran, T. (2012). 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wis, B. (2002).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ers, F. E. (1994). The Hajj: The Muslim pilgrimage to Mecca and the holy pla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latteau, J. P. (2008). Religio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he lands of Isla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8(2), 329-351.
Quataert, D. (2005).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bin, J. (2017). Rulers, religion, and riches: Why the West got rich and the Middle East did no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tzmiller, M. (1993). Labour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Vol. 4). B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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