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比其他国家更早的认识到民族的概念？
早期中国：宗族、国家与“华夏”认同的演变
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民族”概念的萌芽，我们不能直接套用18世纪以后欧洲形成的，以公民权利、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现代民族概念。我们需要回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和认同的演变过程。
在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是宗法制下的血缘宗族。人们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父系血缘关系，比如“公孙”、“子”等姓氏后面的氏族称谓就代表着一种身份和归属。这种血缘认同是强大且基础的。
随着历史发展，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兼并以及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更广泛的、跨越了小宗族的认同开始出现，那就是“华夏”。
“华夏”的形成： “华夏”最初可能指的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拥有共同的礼仪、风俗、语言和起源神话的部族群体。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夷狄有君，不如华夏之亡也”，这句话就暗示了一种文化上的区隔和自我认知。孔子所说的“华夏”，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区分，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血缘民族。它是一种基于共同的“礼乐文化”、“文明规范”的认同。拥有这些共同点的人，无论其具体的地域或更细小的血缘分支如何，都可以被视为“华夏”的一部分。
国家与认同的结合： 随着秦的统一，这种基于文化和政治地理的“华夏”认同，与日益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联系起来。一个统一的国家机器，通过统一文字、度量衡、法律，以及共同的政治目标，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跨地域的群体认同。虽然当时还没有“民族”这个词汇，但这种对“国家”的效忠，以及对共享“文明”的自豪感，已经具备了某些民族认同的要素。
“夷狄”与“华夏”的对立： 中国古代史中，常常出现“华夏”与“夷狄”的对立叙事。这种叙事虽然带有一定的文化优越感和排他性，但恰恰是构建“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通过区分“我者”与“他者”，来强化“我者”的群体边界和共同特征。虽然这种区分更多是基于文化和政治文明程度，但长期下来，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一种共同的身份感。
汉代：“汉族”认同的巩固
汉朝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是“华夏”认同进一步强化并与一个政治实体紧密结合的关键时期。
“汉人”的出现： 随着汉朝的强大和对周边地区的统治，生活在汉朝统治下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以“汉”作为自己的身份标识。这种“汉人”的认同，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或简单的文化标签，而是与一个强大的帝国联系在一起。比如，人们会说“汉民”、“汉官”、“汉兵”，这些都表明了一种基于政治国家的归属感。
对外族移民的同化： 在汉朝统治期间，也有不少北方游牧民族和其他族群融入到汉朝的社会中。这些外来者在适应汉朝的语言、文化、习俗后，也逐渐被吸纳进“汉人”的范畴。这种同化过程，虽然可能带有强迫性，但也说明了一种能够包容和吸纳其他文化群体的“大一统”认同模式正在形成。
历史叙事与文化传承： 汉朝官方对历史的整理和传播，也极大地巩固了“汉人”的共同历史记忆。比如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对汉初历史的记载，都为后世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基础和历史叙事。
与西方“民族”概念的比较
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有关。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是摆脱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国家，并且通过语言和文化来凝聚人心，对抗外部势力。
现代民族概念的特点： 现代民族概念强调的是基于共同语言、文化、历史、以及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平等。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或者至少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政治诉求。它是一种“契约”式的、强调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以及成员之间平等的现代政治概念。
中国古代的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华夏”或“汉人”认同，与现代民族概念有相似之处，比如对共同文化、历史叙事的强调，以及通过语言文字来凝聚群体。中央集权的国家，也起到了类似民族国家凝聚力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差异之处：
1. 公民权利的缺乏： 中国古代虽然有法律，但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概念。人们的身份认同更多是基于王朝、家族，而非个体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
2. “民族”意识的模糊： 在中国古代，人们更多地认同自己是“汉朝人”、“唐朝人”，或是“某某地区的人”，而不是一个自觉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具有独立政治诉求的民族。当王朝更迭时，比如从汉到唐，人们的身份认同可能会跟着朝代变化，尽管“汉文化”的内核仍然存在。
3. “民族”边界的流动性： 相对于19世纪后形成的，边界相对清晰的现代民族，中国古代的族群边界更加模糊和流动，同化和融合的程度也更高。
结论：
我认为，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一种基于共同文化、语言、历史和地域的广泛的群体认同，并且这种认同能够有效地组织起强大的政治实体，例如秦汉时期的“华夏”或“汉人”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最早孕育出强大“类民族”认同的国家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将“民族”严格限定于18世纪以后，以公民权利、主权独立、以及清晰的民族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民族概念，那么可以说，中国是在相对晚近的时期，尤其是在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接触之后，才逐渐形成并自觉实践“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确很早就认识到并通过强大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塑造了一种深厚的群体认同感，这与现代民族概念有共通之处，但其表现形式和内涵与西方现代民族概念在历史进程和哲学基础上有显著的区别。与其说中国“更早认识到民族的概念”，不如说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能够凝聚庞大人口和地域的“共同体”认同，这种认同为后来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网友意见
现在呢是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期 也是舆论右转的时期
很多人对民族没有正确的认识 仅仅凭着几个标签结合自己自以为是的理解
胡说八道 造谣生事
民族的概念定义是个老大难了 至今我没有看到一种让我信服的准确说法
我认为民族一词的发明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目的
【族群（或族类、种族）】 【民族】 【国民（或公民）】将三个词并列起来比较一番
【族群】是按文化习俗和血缘进行的划分
【国民】是按政治进行的划分
而【民族】一词正好可以兼而有之又不被完全限制住
当【民族】一词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 它的意义即悄悄的发生了变化并被不断的修正
说太多偏离主题 说回中国
首先 由于民族是发明出来的概念 至今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并且是西方文明的发明
所以中国不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早的认识到民族的概念
不过中国可能很早就拥有一种与民族概念类似的【华夏认同】
但绝不可以将之等同于民族认同
随着民族概念的引入 民族与这种【华夏认同】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
不过我觉着许多人没有学会【华夏认同】和【民族】中好的部分 反而把西方【民族】概念以及【华夏认同】中的糟粕学了不少
不会，恰恰相反，中国人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民族的概念。。。
“民族”是一个新词，20世纪初，康有为发明的，其定义为：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
但是其本身则来自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表述为“具有自我认同感并以统一面貌对外展示的人群总和”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同时具有：民和族两种区分方式的特点，又不完全凭借其中一种，因此创造了“民族”这一个词，后来被康有为正式宣传应用。
而在西方，狭义的民族是由：血统性、宗教性、地域性三者共同形成的识别差异。在西方历史中，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对于异族通婚，异教通婚行为，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弄死了事（两边都不会认可这种行为），所以能够长久保持血统和宗教上的明确界限。
在中国。。。。。。。哎~~
所以中国的民族概念非常混乱，例如：中华民族（泛指一切认同中华文化的中国人，官方定义为56个民族的总称，但是这个词实际上是梁启超发明的。）是一个文化认同为标准的词汇；汉族、壮族则是以血统为标准的词汇，但是壮汉通婚的话，孩子可以任选一个民族。而有几个民族是以宗教和血统双重标准来进行自我认定的。
所以在中国，民族这个词，跟世界语境下的民族，根本就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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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欢引用《左传》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说明中国民族的认知和狭隘性。
但是在春秋时期，大概的名词是这样用的：“民”某个地区的人都叫做民，有时候也泛指全中国的普通人。“族”同血系的人，也就是应该翻译成家族，而不是民族，“众”教徒的集合，只有信仰同一个宗教的一群人才能叫“众”，当然后来就变成人多人了。。。
所以这句话说的是：楚国跟我不是一个姓，不会真心帮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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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狄）夏之辩：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如果有了道德礼义，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优秀的民族，即使这个民族没有君王，也同样是优秀的；如果没有道德礼义，那么，这个民族就不是优秀民族，即使有君王，也没有什么可取的。
子曰：“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
——在道德低下的地方用道德低下的礼数（招待他），到了中国用中国的礼数（招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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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化中，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一直都远超血缘认同感，我们说的“民族”跟国际上比较主流的“民族”根本不是一个意思，所以说中国人到现在都不明白“民族”的意思。
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中国人对民族的认识早已超越了外国那种狭隘的定义。这也是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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