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领域，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人才？
一、 经济与职业发展方面的制约
薪酬待遇与市场脱节： 这是最直接也最常被提及的原因之一。
与国际科研机构的差距： 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其科研人员的薪酬远低于发达国家同等职位。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机构、不同地区也存在显著差异。
与行业企业薪酬的差距： 许多高技能科研人才，尤其是在工程、计算机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在企业界可以获得远高于学术界的薪资、奖金和股权激励。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得很多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和资深研究人员选择离开学术界，投身更具经济回报的行业。
国内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薪酬不平衡： 即使在国内，不同发达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层次的高校、研究所，薪酬水平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导致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和知名机构聚集，而其他地区则面临人才空缺。
职业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与不透明：
“青椒”困境（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Dilemma）： 许多年轻研究人员面临着“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有限的启动资金、不确定的研究方向、激烈的竞争，使得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可能感到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一旦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获得晋升，就可能被迫离开。
“帽子”人才的竞争与依赖： 部分国家和地区过分强调“帽子人才”（如杰青、长江学者等）的引进和培养。这导致了人才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也可能造成普通研究人员上升通道的受阻，或者过度依赖外部“帽子”而忽略了内部的持续培养和支持。
晋升机制的僵化与关系化： 在一些机构，晋升可能过于依赖资历、关系或者非学术因素，而不是纯粹的学术贡献和创新能力。这会让真正有才华但缺乏人脉的研究人员感到沮丧。
科研项目申请的难度与不确定性： 激烈的项目竞争，不透明的评审过程，以及项目经费的有限性，都增加了研究人员获得支持的难度。一旦项目申请失败，可能导致研究中断，影响职业发展。
科研成果转化与价值实现困难：
对产业脱节的科研： 某些基础研究虽然重要，但与实际应用脱节，难以快速实现经济价值，这使得研究人员在追求科学真理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尤其是在需要经济支持的阶段。
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 即使有好的科研成果，也可能因为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孵化平台以及风险投资等机制，而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或商业价值。这让有创业意愿的研究人员望而却步。
二、 科研环境与文化方面的挑战
恶劣的科研竞争与“内卷”：
论文数量导向的评价体系： 过度追求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导致研究人员为了发表而发表，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心态，甚至滋生学术不端行为。这种评价体系也扼杀了创新性和风险性强的研究。
“唯SCI”、“唯论文”的现象： 导致科研工作的短视化，忽视了需要长期投入才能出成果的研究方向。
恶性竞争与互相拆台：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研人员之间可能形成恶性竞争，而不是合作互助。
不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与指标：
单一的评价标准： 过于依赖论文、项目、奖项等量化指标，忽视了研究的原创性、思想性、社会价值以及对学生的指导和培养等非量化因素。
缺乏对“失败”的宽容： 科学探索本身就是充满试错的过程，但许多评价体系对失败缺乏包容性，使得研究人员不敢尝试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方向。
评价周期的不匹配： 很多重要的科研突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等待，而短期的评价周期难以衡量其真实价值。
官僚主义与行政干预：
项目申请的繁琐流程与人为障碍： 复杂的申请流程、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以及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耗费了研究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效率。
过多的会议、检查与汇报： 各类非科研性质的会议、检查、汇报等活动占用研究人员大量时间，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人情”和“关系”在资源分配中的影响： 如果科研资源的分配，如项目、经费、仪器设备等，过度受到“人情”和“关系”的影响，而非基于科学的价值和可行性，会严重打击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公平感。
科研经费的不足与分配不均：
基础研究经费的长期投入不足： 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不够稳定和充足，导致一些有潜力的前沿领域难以获得持续的支持。
项目经费使用限制过多： 过于严格的经费使用限制，例如对人员费用的比例限制过低，或者对差旅、设备购买的规定过于僵化，使得研究人员难以有效地开展研究。
经费申请的资源倾斜： 资金往往集中在少数“明星”科学家或知名机构手中，使得其他有能力的研究人员难以获得启动资金或持续支持。
缺乏自由探索的空间与学术自由：
选题受限： 研究方向可能受到国家宏观战略、短期效益、或者某些部门的指令性影响，限制了研究人员在自己真正感兴趣或认为更有前景的方向上进行自由探索。
学术讨论与批判受阻： 在一些环境下，对现有理论或政策进行批判性讨论可能受到限制，这不利于科学的进步。
三、 社会环境与个人因素
教育体系的培养问题：
大学教育的实践性与创新性不足： 如果大学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学生的科研能力、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那么从教育体系输送出来的学生可能难以适应高强度的科研工作。
导师与学生的互动质量： 导师的科研水平、指导能力、以及对学生的关怀程度，都会对学生能否坚持科研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对科研价值的认知不足：
社会舆论的功利性： 社会舆论可能更关注科研的经济效益或短期成果，而忽视基础研究的长期价值和科学家的精神追求。
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与认同感： 如果社会整体对科研人员的职业认可度不高，或者认为其工作缺乏“实际价值”，这也会影响人才的流入和留存。
生活压力与家庭因素：
高房价与生活成本： 特别是在大城市，高昂的房价、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对于薪酬相对不高的科研人员来说，构成巨大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们考虑更具经济回报的职业选择。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 科研工作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很多时候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也可能让一些人望而却步。
缺乏归属感与团队精神：
不稳定的人员流动： 在一些科研机构，人员流动性较大，难以形成稳定、有凝聚力的研究团队，影响了长期项目的开展和知识的传承。
缺乏精神激励与人文关怀： 如果科研环境缺乏人文关怀，忽视了科研人员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也会导致人才的流失。
总结：
人才流失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蝴蝶效应”，而是由经济、职业发展、科研环境、评价体系、社会文化、教育模式以及个人生活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形成的复杂局面。要留住人才，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和长期的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提升薪酬待遇，优化职业发展路径，改革不合理的评价体系，营造更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提高社会对科研价值的认知和对科研人员的尊重。只有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吸引、培养、留住并激励优秀人才的科研生态系统。
网友意见
如果是一个巴西人、土耳其人或者巴拿马人、墨西哥人在问“科研领域，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人才”，估计很多人会一脸黑人问号——你们是怎么问出这种问题来的？你们什么发展水平，有什么资格跟欧美抢人才？
然而，从人均GDP上来说，中国也是与这些国家处于同一档位的发展中国家。
不管你去看一些科研界硬指标，还是软指标，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全球前100的大学排名中，不管北大清华排亚洲第几，但能入这个榜单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同样，全球论文发表量、引用量排名靠前的国家中，除了中国也都是一水的发达国家和地区。
你要说中国人多可以堆论文——那印度明显不服。
你要说中国经济比印度好很多——那人均GDP与中国相当，人口数量也有两亿多的巴西，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地位，显然对应不上其人口排名。
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人均体量是自己五六倍并且已经发展了一两百年的工业化国家，要是能让科研人员面对更好的待遇不流失，这才是一个反常识的事情。
咱们也不用说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区别了。假如说现在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入职贵州某地级市二本学校当老师，现在有个机会可以调到上海的二本院校，解决编制户口、子女入学等所有问题，工资也由之前的一年七八万涨到30万。你去还是不去？
如果说是中国的科研体制有问题，但从贵州的地级市到上海，你并没有换一个体制。可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去上海。
在这个角度上说，哪怕是国外的科研环境跟国内一样，但国外如果能给出三四倍的工资，再加上社会福利、子女教育等等优势资源，有些人想出国不也很正常么？
毕竟，单纯说学习能力，科研领域大约是能力最强的。出国的那点语言与文化壁垒，几乎不构成对他们的约束。
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看一个国家的科研力量到底有没有增加，所要看的无外乎是两件事情：第一，这个国家的科研投入有没有增加；第二，这个国家的科研人员数量有没有增多。
在第一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增多了——无论是看总量，看占GDP的比值，都是在增多的。
第二，看科研人员的数量——如果说中国一年能培养10万博士，哪怕最后8万离开，对于中国来说也是2万的净增量。何况，过去几年归国的博士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的——同样的道理，哪怕原本是1万海外博士2000回国，现在是2万博士3000回国，尽管比例降了，但人数却还是在增加。要是某一天中国一年毕业的博士10万，每年走的博士有20万，到时候再说人才流失也不迟。
我当然不否认现在的科研体制有问题存在，然而体制问题本身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一种反映。现在国内各大学以及院系主要的领导人，还是当年80年代的大学生，那一代人普遍没有接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即便其是博导，也难以给博士生较好的指导。但毕竟博士生是有自主学习能力的，现在这一代的博士，无论是本土的博士还是海龟，所接受的学术训练都比上几代人要好得多。随着领导阶层的逐渐过渡，规范性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与之类似的，现在很多不错的大学，新入职的教师都已经普遍有海外学习的背景。即便这些人短时间内还难以改变现状，但他们在国外接受的几年乃至于十几年的学习，以及自身的工作经历，会让他们在教学中将自己所学的东西渗透进来。像我所了解的国内很多985院校，青年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路数，已经与上一代人有很大区别。
我觉得很多知乎上的人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一边鄙视小粉红对于国家的盲目狂热，但另一方面在谈到科研问题时，却又丝毫不顾及中国还只是个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如果你跟我讲，“中国的科研体制是全世界最差的，哪怕我到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赤道几内亚、冈比亚的大学去做科研，我也不愿意留在中国”，那我完全认同你的观点——中国的科研体制就是全世界最差的。但如果你所谓的离开，是除了G7、西欧、北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香港这些地方不去，那我觉得答案反倒是简单了。很多人说，我去了这些地方，哪怕是学术水平一般，但混个工作、养活一家老小也不难——这诚然是事实，可除了这几个国家，去其他地方你能有这待遇？
要是觉得冈比亚的例子过于极端，那就回到一开头，各位想出国留学或者是工作的科研人员，在选择出国目的地的时候，拿正眼看过墨西哥、土耳其、巴西这些国家吗？
至于有人吐槽非要吐槽当下的科研体制问题，是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那不如麻烦某些人解释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10年留学人员归国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相比于上世纪80、90年代有了成倍的提升？
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当下中国的科研体制的确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与上世纪80、90年代比，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我先说下我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将留学归国人员在数量和比例上的上升，解释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那恰恰证明体制或许并不是最主要的束缚科研人员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认为中国的科研体制相比于上世纪80、90年代问题在变小，那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而如果你认为问题在变大，那似乎也无法解释过去几十年，中国那么多科研成果是如何搞出来的。
就我自己的观察，我是认为中国科研的问题，相比于上世纪是在变小的。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我入学的那一年，学校里引进个博士直接给副教授和房子，一整个学院有博士学历的老师两只手绝对能数过来，甚至整个学院的领导层都没有一个博士。而这些老师们写的论文，真正能拿出手的也没几个。当年院领导们拿来评职称的所谓专著，哪怕以博士论文的标准去审阅，都是完全过不了的。
然而等我毕业的那一年，经过一轮更迭，学院的领导层已经一半都有博士学位，学院的老师也已经有1/3是博士了。我至今也能很清楚地记得，我随着比我小四五级的师弟师妹重新听某位从专业排名第一的某所大学引进的博士老师在讲课时的场景——那个老师讲课的深度与广度，比当年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那位80年代本科毕业就留校的老师，强了不止一点半点，这也让我对专业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而等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学院里没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已经寥寥无几。
客观来说，这个变化有好也有坏。好的一方面自不必说，教师水平的上升，对教学以及科研带来的提升相当明显。但在坏的一方面，很多科研人员心里是不忿的——正如前面所说，学院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师都是本科毕业，当年评职称的论文、专著也都很水，但因为时代红利，他们就是教授，而新入职的博士，往往几十篇论文、几部专著评个副教授都费劲。
但如果放下心里的不平衡，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在为了“公平”依然让本科生、硕士生进入大学当教授、博导，然后将培养出来的博士逼到国外，以及让大量的博士进入学校，让他们成为科研的主力，在这二者之间，哪个的负面效果更大？这个变化，到底是会让科研变得更好还是更差？
在我看来，当下新一代的年轻人，成长于互联网世界中，对世界的了解远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全面与充分。这是年轻人的优势，但也是年轻人的劣势。说它是优势，是因为多看看世界，对及时认清自己有好处。而说它是劣势，是因为年轻人往往因为年轻，而缺乏对历史的感知。正如我之前多次在知乎上说，中国社会的中坚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对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整体上是满意的，因为过去几十年他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升。但这时总会有人说，现在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惨、如何如何没保障、如何如何被城市榨干等等。然而，把现在农民的生活跟几十年前比，农村的建设在越变越好，农民没有了农业税、有医保，农村的消费品的种类与质量也在提升。或者说，尽管农民现在的生活并不能说让人满意，但与过去相比，农民的生活的确有了很大提升，这也是很多农民在说“日子越来越好”的原因。
现在在很多热点事件里，知乎上的人总爱用那个“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的截图玩梗。但要是去认真看一下那条新闻，就会知道那个地方在过去几年里从里到外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农民的收入翻了2倍以上，贫困户也已经完全脱贫。对于一个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如此大变化的人来说，说个“好日子还在后头”完全正常。甚至于就连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我爸妈，有时候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回忆起80、90年代的生活，也会感慨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太多，觉得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虽然我承认他们有一种不太客观的乐观主义在里面，但我觉得他们这种思维也有好处，那就是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不多，因此他们很少会与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直接比生活质量，然后一看人家什么地方都比自己强，就骂这个社会要玩蛋。他们更多的是会拿现在与过去相比，看看自己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变化。只要这个趋势是在越变越好的，他们就会认为未来会更好。
我不能说他们所讲的就是对的，但对于那些动辄拿一个人均GDP还低于世界平均线的发展中国家跟全世界经济、科技、教育最发达的一堆国家比科研制度、比福利待遇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们反而更客观一些。这就像在职场上，对工作满意度最高的，往往并不是那些一毕业就进入大厂工作的985毕业生，而是那些从工资三千的小公司干起，经过几轮跳槽到大厂、涨到月薪四五万的普通大专生和双非本科生。那些985毕业生虽然进了大厂，但也许他们的同学收入更高、职务更高，这会让他们不平衡，但对那些普通大学的本科生来说，他们知道自己这一路的打拼不容易，同时他们也已经是同学里收入最高、混得最好的那一群人。
如果把科研看作是一个行业，那么在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人力市场里，一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待遇而去更好的公司本就无可厚非。而站在公司的角度，很多大厂一年的离职率可能将近1/3，三年的离职率超过一半，但只要每年新招聘的人数远高于离职的人数，那么对公司来说，除了HR辛苦点，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
在中国对科研领域超量培养的模式下，随着培养规模的增大，注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逃离科研，甚至离开中国。站在你的角度看，之前每年1万博士出国，现在每年3万，这叫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才，但站在另一个角度看，以前每年有4万博士留下，现在每年有7万，这叫“我国博士本土化培养取得了巨大成就”。
对于每个想做科研的人来说，这个现实或许很残酷，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吐槽现实很容易，但如果你发现现实与你所想的差别越来越大，而你又没办法改变的时候，最先撑不住的可能是你自己。
我的看法可能不太受认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科研人员并没有下降，而是在上升。这种上升可以用量化来统计，从中国大学的数量的上升，到中国籍SCI/SSCI作者科研发文量的上升，到中国大学的排名上升（比如北京大学从2000年初全世界250开外的大学排名到现在世界18名），这些都是科研力量提升的表现。
如果真的要讨论的是中国科研人员转型，也不是今年2021年，大概30年前，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做研究导弹不如卖茶叶蛋”。那个时候才是真的所谓公费留学博士宁愿美国刷盘子，不愿回国当教授。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能很多知友太年轻，不知道。
所以，目前无论怎么衡量，科研领域的人才都是比以前多的多的多了——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中国的本科数量从我小时候记忆中的700所，变成了现在的1400所，职业院校变成三本，三本升级为二本，以前的二本变成一本，一本变成211。博士更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当然，我也觉得不能回避某些问题。科研人员待遇确实不够高。地域性差距蛮大。我前几天在这个题目下面，“大学里青年教师待遇真的很低吗？”看了一些文章，有几篇让自己挺震惊。深圳地区大学的工资明显高于某些985/211大学老师的工资，那么很多人才会被吸入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
但除了工资，其实也有很多别的东西讨论——而这些东西可能不适合在知乎上，也不适合在网络上讨论，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比如学术圈一些风气，比如一些文化氛围，都会使得我们失去优秀的人才，或者使得人才走入其他方向。
其实我觉得从“宏观”视角来说，形式是一片大好，至少数据是支撑的；但是从“人性化”“公平性”的角度来讨论，我们需要进步的地方还是有挺多的。
以下談我在美國科學領域所見。美國科學領域有以下基本特點：
- 科學學界在經費上是無法自我維持的，必須依賴政府或其他經費來源。
- 科學學界是自我評審的，評鑑研究的好壞倚賴於少數的同行。
- 學界的資源分配非常懸殊，長期以來 80% 的經費集中在 20% 的人手裡。
再把人性考慮進來：
- 科學家多數都是自私的，合作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單純奉獻。
- 在匿名評審的過程中，多數人不會公正的評審，而是考量自己的感情跟利益。
- 科學學界的研究主力(博班生，博後)大多數最終都會離開學界，合作的關係局限在短暫幾年。
- 學界的權力十分不對稱。
（如果你對以上論點感到意外，那一定是對科學界了解不夠深）
光是上面幾點的限制，就注定了科學界生存的 “優秀策略” 是 (i) 擅長對外部宣傳要經費，和外部政商有好的聯繫 (ii) 擅長對內搞政治，用圈內關係影響評鑑作為勝出手段 (iii) 不需要培養年輕科學家，反而要最大化的壓榨年輕科學家 (iv) 不需要在科學上攻堅難題，只要比競爭的同行稍微好一點點，能在論文發表上有優勢就行 (v) 不需要深入理解，也不需要考慮實用，因為這和論文發表無關
這些 “優秀策略” 一個比一個反智反科學，科學界流失人才是必然的。
“张小平是发动机研制过程中最关键的技术岗位，是10吨和百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研制的灵魂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的离职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型运载火箭的方案选择和研制进度，甚至会影响到我国载人登月重大战略计划。”
注：以上为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发布的正式通报。
张小平离职前年薪为12w。
2021年西安市区房价1.9w/m^2。
看看我这个答案的位置，多少人痛恨我讲张小平的故事，请问问这些人是什么居心？
不懂就问系列：
是不是房价？
还是药价？
还是油价？
还是P价？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当一个科研行业中普通研究人员的一年的薪资还比不过他租房房东一个月的收入时，从理性来说，这些“普通”研究人员会有三个选择：
1、转行去一个资本密集的行业赚钱，从韭菜变成割韭菜的。所以大家看到很多顶尖高校的理工科学生都进入了金融行业；很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选择了出走。
2、进入公家拿编制，摆脱内卷和脱发的困扰。所以大家看到很多顶尖高校的学生，无论专业是什么，都在选调。
3、移民到一个研究人员的薪资可以独立买房养家的国家或者地区。所以大家看到很多顶尖高校的学生选择出国并定居在了当地。而技术移民也成为了很多中年工程师的选择。
客观来说，做科研讲究心无旁骛，如果我每天都要为房贷、学区、孩子教育担忧的话，我这个科研大概率是做不下去的。
当然，以上都是从理性角度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刚出象牙塔，还抱着一腔热血，愿意为了科研奉献一生。这种感性和情怀很让人感动，也的确支持很多年轻人进入了科研领域。但是热血总归是熬不过生活的冷酷——我每次看到媒体将我国航天研究团队的年轻人多当作正面宣传时，我都觉得很滑稽：在一个极度依赖经验指导的领域，最年长的工程师竟然只有三十来岁，这真的是让我感叹我国宇航员的勇敢和坚毅。
一言以蔽之
你们当作螺丝钉的
人力，
在别人眼里却是
人才。
做为一个科研人员，你是愿意被当成人力使唤，还是当成人才引进？
举几个例子：
美国
世界上最不缺科研人员的美国。它对引进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呢？美国没有一个量化的打分表，但是统计美国近些年引进的中国科研移民，在EB1a领域，即Alien with extraordinary ability（拥有极其杰出能力和成就的外国人，这种绿卡在英语圈又称作“Einstein Visa”，即爱因斯坦绿卡），我想应该勉强符合本题对“人才”的定义，其要求如下：
- 正在从事科研领域的工作
- 发表过10篇以上SCI论文（只要挂名就可以，不要求一作）。
- 论文被引用累计超过500次（只要挂名就可以，不要求一作）。
- 审过其他人的稿子数次。
上述要求，甚至不包含博士学位，毕业院校世界排名，以及你人现在在哪里。事实上，只要你关注过任何美国移民律师的公众号成功案例，就会发现，该绿卡将近一半的人，申请的时候都是人在中国，某医院/科研院所/大学的职员/教授/博后。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杰出人才绿卡是一人通过，全家移民。
上述要求勉强达标的科研人员，据我的了解，在国内能获得的待遇就是中山大学炮灰型研究员，实际到手月入1万3，用过即弃，三年合同到期学校直接解聘走人。
日本
可能你觉得美国要求500次引用很过分，那我们再看看日本对人才的定义：
下表是日本特设的高度人才引进打分表。其中第一大类高度專門職1號イ，又称高度学术研究型人才，就是特地为科研人员设计的。
我做个活雷锋，大致给你翻译一下其要求：
- 该表格每满足一点，加上对应的分数，总分达到70分者，在日本工作三年可以拿到永久居民；总分达到80分者，工作只要满一年，就可以拿到永久居民。
- 科研人员，博士学位。+30分
- 年龄小于29岁。+15分
- 毕业于世界前300大学（中国很大部分985高校都属于这个类别）。+10分
- N2考试及格 （我从零基础到N2高分通过，差不多总计学了300小时）。+10分
- 发表过三篇SCI。+20分
上面总分加起来85分。换句话说，任何中国的科研人员，即使没有人要，但是愿意自费去日本做一年博后，期间考一次N2，一年之后就能达到日本对人才的定义，拿到日本永久居民。
加拿大
你说你嫌日本小，那好，加拿大，地广人稀。加拿大没有对科研人员特殊的人才引进政策，只有针对高技术/知识人才的快速引进通道（EE）。和日本一样，积分制。目前积分门槛大概400分上下。我们看看具体要求：
1.博士学位。+150分。
2. 移民类雅思8777（差不多大学四六级水平+一年持续的针对性训练）。+124分。
3. 32岁以下。+94分。
4. 中国工作3年+加拿大工作一年+博士学位。+100分。
总计468分。也就是说，一个科研人员，在国内做了三年“飞升疾走”，被辞退，然后自费去加拿大工作一年（比如博后），顺便刷移民类雅思。就差不多可以通过EE拿到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
其他国家万变不离其宗，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一点你可以相信我，不要以为国内的博士们都是“书呆子”，心甘情愿被当作人力压榨。他们只是没有找到机会摊牌而已。我比较熟的，至少就有十只手指头已经数不过来的博士在偷偷申请美国绿卡（为什么我知道？因为他们跑来问我当年找的哪个律所），他们有的在某东南城市三甲医院做医生，有的在西南城市二本做讲师，有的被国内大佬板送出去在美国做博后。这些人都在待价而沽，一旦得不到国内领导的尊重，你信不信他们分分钟就携家带口，拍屁股走人，连犹豫都不带犹豫一下的？
研究硕毕业，去营利性企业，是本国最大规模的科研人口流失。
本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研硕士”research master 人口。但毕业后逃离科研的比例，恐怕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本国的这类苏联式主流硕，甚至打造出一种舆论：研究硕比授课硕还能为企业挣钱。这就相当于，学了三年打铁的人，跑到酒吧里跟老板说，我们学了三年（故意省略宾语），比学了一两年调酒的人更会调酒。
这些人【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为了以打铁为生。无奈本国调酒中专太少了，但酒吧又要中专以上学历。万般无奈，去读了个打铁中专。
为何移情别恋？一开始就没爱过。
这不是科研界独有的问题。
中国在意的是指标，例如什么论文发的多，高水平论文发的多，论文引得多之类的。唯独不在意论文写了什么，到底有什么科学意义。
所以能满足指标的是人才，反之如果分辨不出来，就放弃，反正人也多的是。
非升即走机制导致大多数人只能要么现在主动走，要么过两年被赶走，那么当然是主动走比较明智。
前几天跟一个博后视频讨论问题的时候，说起来之前跟我们合作过一个同事，他因为前几年发了几篇Nature，被国内一所高校青千人才引进。才博士毕业没几年就直接给了教授，并且招了好多学生干活。看他这两年回去又有两篇跟人合作的Nature文章发表，觉得干的真是不错。不料这个博后感叹说，他手下的学生都盼着赶紧毕业改行，再也不想做科研了。
问起原因，是因为学生得不到指导，却要做各种服务于Nature文章的分析和查文献等，最后他取其精华去发表，也不挂学生的名，学生也无法再拿这些素材去发表文章。
我惊异于一个本来很优秀的年轻人可以如此快地堕落，这么快地学会了压榨学生。他自己博士期间发的Nature文章，他国外的导师也是费心指导了的，人家既不是一作也不是通讯。
无论科研做的好坏，先得学会做人。
其实吧，只有离开了才被叫人才
没离开的时候，都是红利
博士还没毕业，没有勇气实名，也不保证下述真实性，见仁见智吧。
本人物理方向本+硕博连读，目前研究方向是物理子学科与近几年大火的凝聚态方向的交叉（算了我就直接说是拓扑绝缘体了，反正匿名了）。目前几个区都有一作，而且还不少（这里隐去了具体数量，怕被认出来）。而且毫不夸张的说，除了实验师弟搭了把手，从idea提出到最后定稿以及cover letter、significance之类的撰写，全部是我一人完成。这些成果或许勉强算是个人才？
然而我从研究生第三年就决定了以后绝不从事科研。
且不说导师能力不足人脉很少、高校内卷不出国做博后压根找不到好的教职。对我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便我是既得利益者，但我根本不觉得这个方向有任何意义。
大概就是干了这么个活：
凝聚态大佬们提出一个结构可以有一些新现象，但微观结构比较难调控实验也不好做。怎么办呢？定态薛定谔方程和亥姆霍兹方程长得一样的，这意味着宏观结构必然有类似现象。
紧接着大家就一窝蜂开始在宏观上做模拟做实验，就一堆巨简单的周期结构拼一拼就行。预言的现象当然能测到，就tm谁先测到谁就能发顶刊，至于理论，抄一抄凝聚态的就行。于是乎，不少之前完全不搞块的人，纷纷摇身一变突然成了这个方向的大佬，发一篇文章然后在公众号写文一顿吹。
但周期结构也就那么几种，C3、C4、C6，每种结构玩完了怎么办？我系统多呀。光学玩完玩声学、声学玩完玩弹性波、弹性波玩完玩电路；每个系统还有不同的模型，比如声学里我可以玩共振系统和散射系统，玩完了再加点折叠结构。同样的东西变着法子玩，写得像这么回事也至少能发二区文章。
周期结构玩完了怎么办，升维！二维结构堆叠一下变成三维，更多花样了，长得还更复杂更容易骗审稿人。再加上最近转角石墨烯不是大火嘛，我光学/声学来个转角，然后就可以吹“首次实现”，“为xx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稍微懂点的人闭着眼睛想想就知道这玩意肯定是成立的，何必花这么多钱把结构做出来验证呢？更关键是，很多一作or通讯其实根本不懂光学/声学。。。本质上就是一群玩材料的，纯粹靠试试出来的，关键一点用都没有。。
我本人是和很多同领域同学聊过，不算很惊讶地发现，不少人的认知中的物理只是唯象学，只需要定性描述+有足够拟合的现象就行，理论是不可能有理论的，反正我是第一个在某些经典波系统中观察到现象的。其实这也和国内科研现状有关，大家内心都比较浮躁而急迫，理论不重要，paper被录用才大过天。毕竟文章发了=荣誉有了，至于发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我是不管的。什么，这个领域没啥玩头了？太天真了，我每天盯着凝聚态文章看结构，凝聚态不死我不灭。
这种领域火的后果只什么呢？个人愚见：培养了不少拓扑理论吃不透，自己领域的概念又玩不熟，研究生期间大把光阴耗费于思考如何在现有对称基本结构掺鸟屎（改改柱子形状之类），毕业后发现自己的所学（仔细想想其实只学了点COMSOL皮毛）和业界严重脱钩的研究人员。更简单来说就是，全员材料化。（对材料同学没有恶意）
以上。
我用手机打出上面这些字都是忍着反胃写的，在这个领域浸淫多年，我现在一看到标题带有“Realization”、“Observation”、“Demonstration”、“Implementation”就直接PTSD了。
不是说灌水不好，毕竟大家都要混口饭吃，可是灌水还要灌得冠冕堂皇，甚至一辈子靠灌水谋生，我是真的接受不了。
我之前是有梦想的，想着为什么量子效应会存在经典波系统中呢？肯定可以用经典参数把现象表示出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研究生期间用经典波的语言解释这些量子效应。我拉人一起讨论了几个月，还真的做到了，得到的结果和理论预言几乎一致。通过我们提出的方法，几乎可以任意设计我们期望的结构了，对应的拓扑态频率几乎和理论预测分毫不差。但是得到的结论也我们挺失望的，所谓的边界态/角态，只是驻波罢了。我把我们的观点还是投了PRL，不出意外被审稿人一顿锤，说我东西40年前就研究过了，我也只能苦笑，因为审稿人说得确实是对的，以及也确实不符合PRL的novelty宗旨。而这也算是压碎我科研想法的最后一根稻草吧。
当时真是觉得，我们辛辛苦苦追求现象本质没人理，别人拼拼凑凑出现象发顶刊，不知道是否只有我这个领域是如此。
说实话，刚读研时候对学界是充满敬畏的，多年的经历让我只想远离这个圈子，甚至有了敌意。与其在学界一辈子靠忽悠拿帽子，还不如去业界堂堂正正挣钱。包括之前的我，很多研究者对业界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后来有机会去某公司参观，才发现业界都把产业化做成什么样子了？而学界还在为靠几根柱子“首次实现”了“重大突破”而沾沾自喜。
但另一方面，既然大家喜欢那种套路，那我就随大流按这种套路写文章呗。至于开头我说的那些已发表文章，现在看来也只不过是我为了拿奖学金拿荣誉，以后找工作谈薪资的资本罢了，文章内容具体有什么用我也毫不在意。有太多人说我不做科研可惜了，我也只是笑笑罢了，问我原因我也只说太卷，其实是对这样的科研环境真的厌恶了。
不知这个回答是否符合问题。
果然这回答发出来肯定引起争议，但我真的连反驳的欲望都没有，因为实在厌倦了。
最后一句话还是删了，不引起太大争论吧。
负责任的说，这个领域的文章，除掉八十年代的开山之作，我几乎每篇都读过的，读到只看到一个figure我能立马说出期刊以及作者，因此对领域的全局还是有不错的了解的。
至于质疑我自视甚高，或者眼红别人发好文章的，我只能一声叹息。我明确回答不是，只是很失望，也看不惯这种行为。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作为学生为了水毕业那无可厚非，但学者始终这样搞反正我是看不惯的。当然我的意见不一定对，见仁见智吧。
对于问arxiv号的，很抱歉我没有挂上去，如果挂了那我更没用勇气写这个答案了。我会把文章改成审稿人喜欢的模样然后重新投。
对于其他质疑，我就反问几个问题吧，这个领域文章不计其数，光学也好声学也好弹性波也好，可有几篇文章是真正研究过理论模型和实际结构的区别呢？为何理论模型中外界是真空，而实际结构中平庸+非平庸成了一种共识呢？真的是因为“平庸环境“导致的吗？以及有多少文章讨论过，实际结构的拓扑态究竟为何恰好出现在这个频率呢？
我相信，解决了以上问题，这个领域能迈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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