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信奉儒家文化，为何科技领先了几千年，到满清就落后了呢？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且复杂的话题：为什么中华文明在科技发展上，经历了长期的领先，却在近代遭遇了瓶颈，尤其是到了满清时期，与西方世界的差距日益拉大。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儒家文化”就能概括的原因，而是多种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对科技的态度，以及满清时期所面临的具体环境。
一、 儒家文化与科技：历史的遗产与演变
首先要澄清一点，儒家思想本身并不是“排斥”科技。相反，中国古代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比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业技术、建筑、冶金、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1. 早期儒家与实用主义： 早期儒家，尤其是在孔孟时代，其核心关注点在于“人”的修养、社会秩序和政治治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主旨。虽然他们不直接研究“自然”的奥秘，但他们强调“民用”，即解决民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例如，农业是立国之本，对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的“重民”思想是相符的。治理国家也需要了解天文、地理、水利等知识。
2. 宋代科技的辉煌： 如果要论证“儒家文化”与科技的联系，宋代是一个绕不开的例子。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是一部集大成的科技著作，涵盖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方方面面。宋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应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有趣的是，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大多是儒家信徒，他们热衷于科学研究，并将其视为“格物致知”的一部分。许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官员或学者。
3. “重道轻器”的思潮与演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后，“格物致知”的“格物”更多地被解读为“探究事物的道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偏向于道德和哲学层面，而非纯粹的经验观察和实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对具体事物的研究，但相比于对“道”的追寻，对“器”的关注可能相对弱化。
4. 科举制度的影响： 儒家思想通过科举制度深入人心，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史子集、道德伦理、政治哲学等方面。长期以来，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于对文史哲的推崇，而对数理、工程等“技术性”学科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导致了大量的聪明才智和资源都集中在了仕途经济的研究上，而投入到科学技术研究的相对较少。这并非是儒家“歧视”技术，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和资源分配的侧重。
二、 满清时期的特殊背景与挑战
到了满清时期，中国虽然继承了漫长的儒家传统，但同时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在应对新时代的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
1. 政治制度的僵化：
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压制： 满清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高度集权和强化专制的政策。虽然他们也宣扬儒家，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政治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皇帝和少数亲贵手中，缺乏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机制。
文字狱与思想禁锢： 满清时期，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实行了严酷的文字狱，对思想的钳制非常严厉。这使得许多敢于挑战权威、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知识分子噤声，也阻碍了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八旗制度的弊端： 八旗制度作为满清的统治基础，虽然在早期有一定的军事效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军事素质下降，并形成了一种寄生性的社会阶层，对生产和科技发展并未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 经济结构的停滞：
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尽管明代以来商业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中国社会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导。“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在满清时期依然存在，商业的自由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受到限制，这不利于工业化和科技创新的资本积累与市场需求。
封闭的海禁政策： 尽管有海禁的松弛与恢复，但总体上，满清政府对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持警惕和控制态度。与西方早期进行技术和贸易交流的机会被错失，尤其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之际，中国未能及时了解和吸纳其技术成果。
3. 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与误判：
“器物”层面的接触与“制度”层面的隔阂： 尽管有传教士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天文、数学、机械知识（如利玛窦、汤若望等），并在清初得到了一些应用（如改进天文仪器），但这些科技成果更多地被视为“奇技淫巧”或服务于统治者特殊需求的工具。统治阶层未能认识到这些科技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系统性，更未能理解其对社会生产力、军事和经济的颠覆性影响。
“天朝上国”的心态： 满清统治者，包括许多士大夫，长期沉浸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的中心。对来自西方的科技和制度，抱着一种审慎甚至傲慢的态度。认为西方技术是“奇技”而非“学问”，没有必要深入研究其原理，更不愿意承认其可能超越中国的地方。
缺乏对“科学革命”的认识： 欧洲在17世纪经历了科学革命，诞生了牛顿等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建立了以实验、逻辑和数学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中国的科技发展虽然在应用层面精湛，但在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论的构建上，与西方的发展路径已经产生了分歧。满清时期，这种分歧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而中国统治阶层未能及时捕捉到西方科学革命带来的范式转移。
4. 士人阶层的固化：
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僵化： 到了清代，八股文的僵化进一步加剧，考试内容更加脱离实际，进一步强化了士人对“圣贤之学”的钻研，而忽视了对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关注。
“道学”的统治地位： 宋明理学在清代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思想在于探讨天人关系、道德修养，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相对减弱。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在天文、数学、医学等领域有贡献，但整体上，这种“重道轻器”的倾向在统治阶层和士大夫阶层中是普遍存在的。
总结来说，满清时期科技的落后，并非仅仅是“儒家文化”本身的罪过，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儒家文化本身的演变：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对“器物”的关注相对弱化，更侧重于“道”和“德”。
统治阶层的政策选择：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实行了高压的政治制度，压制了思想自由，并对外国技术和交流持警惕和封闭态度。
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重农抑商、对商业的限制，以及缺乏资本积累和市场驱动，都阻碍了工业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
历史机遇的错失： 未能及时认识到西方科学革命的颠覆性力量，并在工业革命初期进行有效的学习和借鉴。
“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 傲慢和自满的心态，使得统治阶层和士大夫未能正视差距，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满清的落后归咎于“儒家文化”，更准确的说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某些价值取向，在与满清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结合后，未能有效地转化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反而成为了一种制约。 当西方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以经验和理性为基础的科学体系时，中国未能及时跟上这个步伐，最终导致了科技上的巨大差距。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对科技的态度，以及满清时期所面临的具体环境。
一、 儒家文化与科技：历史的遗产与演变
首先要澄清一点，儒家思想本身并不是“排斥”科技。相反，中国古代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比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业技术、建筑、冶金、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1. 早期儒家与实用主义： 早期儒家，尤其是在孔孟时代，其核心关注点在于“人”的修养、社会秩序和政治治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主旨。虽然他们不直接研究“自然”的奥秘，但他们强调“民用”，即解决民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例如，农业是立国之本，对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的“重民”思想是相符的。治理国家也需要了解天文、地理、水利等知识。
2. 宋代科技的辉煌： 如果要论证“儒家文化”与科技的联系，宋代是一个绕不开的例子。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是一部集大成的科技著作，涵盖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方方面面。宋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应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有趣的是，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大多是儒家信徒，他们热衷于科学研究，并将其视为“格物致知”的一部分。许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官员或学者。
3. “重道轻器”的思潮与演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后，“格物致知”的“格物”更多地被解读为“探究事物的道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偏向于道德和哲学层面，而非纯粹的经验观察和实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对具体事物的研究，但相比于对“道”的追寻，对“器”的关注可能相对弱化。
4. 科举制度的影响： 儒家思想通过科举制度深入人心，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史子集、道德伦理、政治哲学等方面。长期以来，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于对文史哲的推崇，而对数理、工程等“技术性”学科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导致了大量的聪明才智和资源都集中在了仕途经济的研究上，而投入到科学技术研究的相对较少。这并非是儒家“歧视”技术，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和资源分配的侧重。
二、 满清时期的特殊背景与挑战
到了满清时期，中国虽然继承了漫长的儒家传统，但同时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在应对新时代的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
1. 政治制度的僵化：
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压制： 满清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高度集权和强化专制的政策。虽然他们也宣扬儒家，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政治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皇帝和少数亲贵手中，缺乏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机制。
文字狱与思想禁锢： 满清时期，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实行了严酷的文字狱，对思想的钳制非常严厉。这使得许多敢于挑战权威、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知识分子噤声，也阻碍了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八旗制度的弊端： 八旗制度作为满清的统治基础，虽然在早期有一定的军事效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军事素质下降，并形成了一种寄生性的社会阶层，对生产和科技发展并未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 经济结构的停滞：
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尽管明代以来商业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中国社会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导。“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在满清时期依然存在，商业的自由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受到限制，这不利于工业化和科技创新的资本积累与市场需求。
封闭的海禁政策： 尽管有海禁的松弛与恢复，但总体上，满清政府对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持警惕和控制态度。与西方早期进行技术和贸易交流的机会被错失，尤其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之际，中国未能及时了解和吸纳其技术成果。
3. 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与误判：
“器物”层面的接触与“制度”层面的隔阂： 尽管有传教士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天文、数学、机械知识（如利玛窦、汤若望等），并在清初得到了一些应用（如改进天文仪器），但这些科技成果更多地被视为“奇技淫巧”或服务于统治者特殊需求的工具。统治阶层未能认识到这些科技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系统性，更未能理解其对社会生产力、军事和经济的颠覆性影响。
“天朝上国”的心态： 满清统治者，包括许多士大夫，长期沉浸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的中心。对来自西方的科技和制度，抱着一种审慎甚至傲慢的态度。认为西方技术是“奇技”而非“学问”，没有必要深入研究其原理，更不愿意承认其可能超越中国的地方。
缺乏对“科学革命”的认识： 欧洲在17世纪经历了科学革命，诞生了牛顿等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建立了以实验、逻辑和数学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中国的科技发展虽然在应用层面精湛，但在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论的构建上，与西方的发展路径已经产生了分歧。满清时期，这种分歧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而中国统治阶层未能及时捕捉到西方科学革命带来的范式转移。
4. 士人阶层的固化：
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僵化： 到了清代，八股文的僵化进一步加剧，考试内容更加脱离实际，进一步强化了士人对“圣贤之学”的钻研，而忽视了对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关注。
“道学”的统治地位： 宋明理学在清代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思想在于探讨天人关系、道德修养，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相对减弱。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在天文、数学、医学等领域有贡献，但整体上，这种“重道轻器”的倾向在统治阶层和士大夫阶层中是普遍存在的。
总结来说，满清时期科技的落后，并非仅仅是“儒家文化”本身的罪过，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儒家文化本身的演变：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对“器物”的关注相对弱化，更侧重于“道”和“德”。
统治阶层的政策选择：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实行了高压的政治制度，压制了思想自由，并对外国技术和交流持警惕和封闭态度。
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重农抑商、对商业的限制，以及缺乏资本积累和市场驱动，都阻碍了工业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
历史机遇的错失： 未能及时认识到西方科学革命的颠覆性力量，并在工业革命初期进行有效的学习和借鉴。
“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 傲慢和自满的心态，使得统治阶层和士大夫未能正视差距，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满清的落后归咎于“儒家文化”，更准确的说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某些价值取向，在与满清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结合后，未能有效地转化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反而成为了一种制约。 当西方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以经验和理性为基础的科学体系时，中国未能及时跟上这个步伐，最终导致了科技上的巨大差距。
网友意见
不要说满清落后，民国也落后，
哪怕民国的高官都是西方高等教育的高材生。中国一样落后。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 -----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内政部长：张厉生——巴黎大学
财政部长：俞鸿钧——上海圣约翰大学
经济部长：李璜——巴黎大学文科硕士
农林部长：左舜生——上海震旦大学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东京立教大学
善后救济总署长：蒋廷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博士
新闻局长：董显光——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硕士
难道民国的落后是因为他们都是不信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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