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上常说的白左就是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吗？

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大概都对这幅简化过的“意识形态坐标图”有所了解。虽然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远远不是两个维度就能概括的，但是这幅图在目前来看是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的最直观的概括。根据这幅图，意识形态被按照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划分为两个维度：经济上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相对来说更加支持平等与再分配政策，右翼相对来说更加支持富人阶层；政治社会文化上则分为了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两极，前者在社会文化方面更加支持保守的传统价值观，政治上更加倾向于威权统治，后者在社会文化方面更加支持个人解放，政治上自然也是要求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

当代中文语境下所说的“白左”，大概在这个政治坐标图里位于白色圆圈划出来的位置，他们有三个特点：

1. 他们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是坚定不移的libertarian，反对政府介入个人生活，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持批判怀疑态度，对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持支持态度，追求个人自由与个性表达；
2. 他们在经济维度上是偏左派的，在原则上支持机会平等与社会公正；
3. 他们关注的重心更多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而对于经济上的左翼政策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

虽然白左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也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但是这一类政治势力和思潮的崛起却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以美国为例，具有上述特征的“白左”群体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它是民权运动与反文化运动重塑美国政治后，“新政联盟”破裂剩下来的一个碎片。

从1933年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执政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这三十多年间，在美国被称为“新政自由主义”时代，或者说是“第五党系”时代。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给民众带来的创伤太深，约束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规范大企业大资本，通过政府干预调节经济，实现经济平等，保障就业与基本福利在那个年代成为了中产阶级和底层的最大诉求和共识。而罗斯福新政恰恰实现了这些诉求，从而让民主党得以建立一个跨越种族与地域的“新政同盟”。这个同盟主要包括：1）南方底层白人，这些人一方面支持罗斯福对东北部大工商业资本的规范与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长期是民主党的铁盘；2）白人劳工与城市中产阶级，新政为他们带来了生活保障与就业；3）中西部农场主，这些人坚定地支持新政期间对农产品市场的管制；4）黑人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政府的福利政策能够大大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凭借着这样一个地域广泛，人口庞大的政治联盟，民主党赢下了罗斯福之后8次总统选举里的6次，在绝大多数年份保证了对国会的绝对控制。

在新政同盟年代，经济议题压倒了社会文化政治议题。尽管南方底层白人对于黑人有着天然的敌意与蔑视，这不妨碍他们共同支持为穷人带来经济福利和阶级跃迁的罗斯福总统。而像罗斯福这样的新政同盟的领袖，也深知经济议题是同盟的纽带而社会文化议题是同盟潜在的裂痕，因此在社会文化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作为，种族隔离在新政同盟早期中期虽然被不断挑战，但是大体上仍然得以维持。

事情在1960年代发生了变化。在1960年代，罗斯福新政早已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美国进入了历史上相对来说经济最平等的时代，同时经济高速发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但是在另一方面，社会文化议题上美国却逐渐陷入了分裂。一方面，美国历史上的欠债——即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已经引发了黑人群体越来越大的不满，相对于罗斯福新政之前，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在二战中为美国流过血的黑人群体必然也会要求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在物质条件被大大满足之后，美国的年轻一代开始追求“后现代”“后工业时代”的价值观——包括性解放、反对传统家庭、追求彻底的个人自由等等，同期美国的越战泥潭也更加刺激了年轻人的反战情绪，进而加强了他们对权威与政府的质疑。在60年代中期，追求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与追求个人自由的反文化、嬉皮士运动合流，成为了年轻人之中的新时尚和社会中既危险又最有活力的革新力量。

嬉皮士运动与民权运动撕裂了曾经的新政同盟。民权运动的兴起让像种族隔离这种社会文化议题一度压倒经济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核心，而我们前面提到过，经济议题是新政同盟的粘合剂而社会文化议题则是新政同盟内部的裂痕。黑人、女性、性少数群体在社会平等方面的要求挑战了南方白人男性的底线，而这两者都是新政同盟里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与嬉皮士运动相伴的性解放、摇滚乐挑战了美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造成了大量的示威与骚乱，威胁了中产阶级对稳定的基本要求。因此，在这段时间，新政同盟被向两个方向急速撕裂：一边是追求进步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少数族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白左”；另一边是想要给社会踩刹车的南方的白人男性和保守派；在这中间，是支持新政自由主义、支持民权运动同时又惧怕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劳工与中产阶级。

1964年《民权法案》的签署与总统大选标志着美国政治重组的开始。在这一年，谋求连任的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站在了民权运动这一边，他在当年签署的《民权法案》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案之一，而在经济议题上延续并强化了新政自由主义政策，提出向贫困开战，建设“伟大社会”；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则反对《民权法案》，认为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废除种族隔离，应该让各州自行决定，并且在经济上激烈地反对政府干预。由于民权运动在当时方兴未艾，同时由于约翰逊的社会改革议程很受公众的欢迎，约翰逊取得了对戈德华特的全面胜利——他的得票率是1820年以来历次总统大选中最高的。但同时，这次选举也撕裂了新政同盟。坚定地支持民主党长达一个世纪的南方白人，由于《民权法案》的签署而对民主党自由派失望，在这次选举中选择了支持共和党的戈德华特——戈德华特也仅仅赢下了这几个南方州的选举人票。从这之后，除了1976年大选之外，南方州在历次总统大选中成了共和党的铁票仓。总体来看，在曾经的新政同盟破裂之后，民主党抛弃了历史上长期支持他们的南方“红脖子”，并稳固了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少数族裔的忠诚；而共和党则把南方白人收入囊中，并且逐渐收获了各种看不惯60年代“礼崩乐坏”的社会保守派的支持。以乔治·华莱士为代表的民主党内支持种族隔离的政治家出走，在之后另立门户挑战越来越自由化的民主党；而共和党内的在社会议题上相对进步的“洛克菲勒共和党”人也被逐渐排挤。

很难说民主党和共和党谁在这场“换家”中赚到了。对于共和党来说，这次“换家”在1964年让他们输得很惨，同时，虽然南方在总统选举中转向了共和党，但是民主党与南方州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羁绊不会瞬间消失。在此后十几年里，在南方州深耕多年的南方民主党人仍然能够在南方州的国会、州议会、州长选举中取得优势——这也让民主党得以维持其对国会的控制直到世纪末，南方州彻底倒向共和党还要等到八九十年代以后。但是从长远来看，共和党通过迎合广泛弥漫在底层白人的保守情绪与种族偏见，开始摆脱新政时代“富人党”的标签。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在社会议题上满足穷（白）人情绪，在经济议题上满足富人需求，都是共和党赢得选举的不二法门。戈德华特虽然在选举中输得很惨，但是由于他预示了共和党复兴的一种可能性，因此作为败军之将也成为了日后共和党保守派的教父。1980年的里根走戈德华特的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对于民主党来说，虽然1964年的胜利是令人振奋的，但是曾经坚固的新政同盟却从此破裂。丢掉南方换来的是进步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少数族裔死心塌地的支持。与人数庞大、政治影响力强、易于被动（hu）员（you）的南方“红脖子”相比，进步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的“统战价值”并不是那么明显。少数族裔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人数不少，但是他们在地理分布上往往被白人包围，黑人最多的南方州同时也是“红脖子”的故乡，在“赢者全得”的选举制度下，少数族裔的支持无法在总统大选中转化为足够的选举人票——民主党在一个州得票数是20%还是40%对于结果来说是没区别的。而进步派知识分子，一方面人数规模有限，另一方面充满了质疑权威的倾向与叛逆精神，是一支十分不稳定的力量。到了60年代末，“换家”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开启的越战激起了是要服兵役的大学生的反感，进步派知识分子不留情面地攻击约翰逊总统和民主党建制派，反战运动也演变成了一连串的示威与骚乱；传统的新政自由主义政客与善于搞街头政治，沉浸在摇滚乐与性解放中的嬉皮士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1968总统大选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这激起了全美黑人群体的愤怒，点燃了全美的大暴动。原本谋求连任的约翰逊总统，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却由于越战与全国的混乱退出了总统角逐。最终，高喊着“法律与秩序”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赢得了当年的大选——他收获了在混乱中惊恐的美国中产阶层的支持。

进入7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大多陷入了“滞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其归咎于自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的过多的政府干预与财政赤字。七十年代中期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右翼经济学家开始崛起，新政自由主义开始面临经济上的批评。新政同盟由于社会文化议题被撕裂之后，新政的经济遗产也开始面临危机。1976年卡特的上台是民主党重塑新政时期的辉煌的一个机会，卡特来自南方，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社会议题上相对保守，因此也为民主党最后一次在总统大选中赢下了南方州。同时，他推行减税政策，试图削弱政府干预重塑经济竞争力。然而，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葬送了卡特连任的可能——首先，伊斯兰革命造成的石油危机终结了卡特时期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卡特政府处理伊朗人质危机的失败也让民众大失所望。这两件事情直接导致了1980年里根对卡特的胜利。

里根在1980年的胜利宣告了新政时代的彻底终结，美国自此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里根的胜利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政治重组以及经济变化的结果。里根在大选中走了16年前戈德华特的路线，在社会文化议题上向保守派靠拢，因此毫无意外地得到了保守派白人的支持。同时，里根鼓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减税主张，吸引了“滞胀”时代乞求经济转晴，厌倦了高税收的中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里根的经济主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从反文化运动、嬉皮士运动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与进步知识分子（初代白左）。这些人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反权威倾向也同时意味着他们对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干预是心怀不满的，虽然在很多时候他们承认政府应该积极地保证社会公平，但是他们心底里往往对政府的一切行为有一种“不要管我”的态度。此外，对于不少拥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来说，减税与经济去管制的确会在经济上有利于他们。因此，在里根时代，不少在社会文化议题上持进步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投票给了里根。

里根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胜利也重塑了美国的民主党。在新政自由主义的时代，高税收、政府管制经济对于民众来说习以为常，但是在里根之后，几乎所有的政客谈到加税的时候都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了。保守的白人底层在此时已经彻底倒向了共和党，而新兴的知识精英与中产阶级也被里根经济学所征服，经济问题从此不再是民主党的强项。因此，正如同1950年代的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继承了新政路线一样，80年代之后的民主党也倒向了新自由主义，不再强调高税收与再分配。与此同时，彻底失去了保守白人底层的民主党只能更加依赖少数族裔与知识精英，试图团结起对里根的保守价值观不满的群体。于是，到了克林顿之后，民主党逐渐演变成了今天人们嘴里所说的“白左”党，虽然与共和党相比，它仍然更强调经济平等与政府的作用，但是其力度已经远逊于新政时期了——现在被很多美国人视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其经济观点的激进程度甚至还不如约翰逊政府时期。当社会文化属性压倒经济上的阶级，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轴之后，美国便进入了白左和红脖子对立的时代。

是一个帽子，可以被任何人扣给你因为他想喷你。当然我这种道德水平不高的人要是闲着肯定会反击，尝试当troller戳他肺管子。

我一般运用的方法是：既然这个帽子能被扣给几乎任何人，那我就从这“任何人”中取一种看看，

在几乎任何成熟的(准)近现代国家，其军队的立场都大致是这个国家环境里的中右(扩展一下就是“中右建制(废话)冷无缺”)，包括阿富汗——塔利班的官会被ISIS炸上天，你要跟你这个环境里的自己人比。所以我一般此时就随便上几个我了解的此类人物趣事，比如巴顿断案[1]，克拉克升职记[2]，老股民锐评大盘新局面[3]，满门忠烈金凯德[4]，如果对面这都觉得是“白左”，那我也不用说啥了，而且我很乐意攻击你。

当然，别说国内，米国也就是有认为罗斯福开始就倒反天罡历史从哈定总统之后“终结”的“老保”——那整个时代就是会戳烂他们的玻璃心，你连真正的国本(成熟的军队)都受不了，我一点也不同情。

注：

[1]巴顿一战前夕担任尉官时曾经成功保护手下一个被诬陷为强X犯的黑人士兵(要素拉满)不被红脖子村民私刑处决，说“如果谁想处死他，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考虑到红脖子的武力值不得不说巴顿将军是一代枭雄；

[2]老熟人，混血印第安人克拉克少将战时对自己手下的所有少数族裔都很公正，还因此招致手下红脖子的不满。克拉克并不喜欢很多营销号炒作过的“美国路人可以随便用邦联旗装B支持南军”行为，曾经严令手下来自亚拉巴马州因此把星条旗换成邦联旗的飞行员换回来(飞行员背后说了一句非常典的骂街，颇有他乎一些用户风采)；

[3]斯普鲁恩斯大帅是一位1924年开始炒股的老股民，并且最终收益不错。此人炒股期间发生了2次大萧条(1929大萧条，1932通胀)，40年代初报纸第一次提出了“华尔街之狼”一词表示对金融业的鄙夷(和他乎一些观点挺像)，很显然斯大帅毫无被破防之意；

[4]二战美方海军将领金凯德有多位家人从军，姐姐和姐夫都是海军军医，由于过劳都在1945年胜利之前病逝，金凯德的妹夫是倒霉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他的外甥也就是金梅尔的儿子从军1944年牺牲。金凯德的夫人因替夫家担起照顾亲人的责任(金凯德母亲晚年中风，儿媳妇不离床前照顾到去世)在圈内以贤惠闻名——而她和丈夫一辈子丁克。这个红脖子没见过破防的，但本国很多人一听“移孝作忠”就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