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自杀？
首先，从 杨宝德个人层面 来看，他是一名博士生，这本身就意味着承受着巨大的学术压力。博士阶段的研究往往是高度独立和充满挑战的，需要长期的投入、解决未知的问题，同时还要面对学术成果的产出压力、导师的要求、毕业的节点等等。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杨宝德在自杀前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和具体的困难，但可以推测，他可能面临了来自学业、研究、个人生活以及心理健康的多重压力。如果他在个人心理应对机制、求助渠道或者社会支持网络方面存在不足，都可能加剧他的困境。
其次，从 导师和学术环境层面 来看，导师在博士生培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负责任、有同情心、能够提供有效指导和情感支持的导师，对于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至关重要。如果存在导师过度压榨、指导不力、沟通不畅、或者对学生心理状态漠不关心的情况，都会对学生造成极大的伤害。此外，国内学术圈普遍存在的“导师权力过大”、“学生地位相对弱势”以及“唯成果论”等现象，也可能形成一种“内卷”的学术文化，让学生在压力下喘不过气。杨宝德事件发生后，关于他导师是否尽到了责任，学术环境是否健康等问题，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公众普遍希望看到导师能够更人性化地对待学生，也希望学术评价体系能够更加多元化和人性化，而不是仅仅以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一切。
第三，从 高校的教育管理和心理支持体系层面 来看，高校作为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机构，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博士生作为高端人才的储备，其培养过程更应该受到重视和精细化管理。这包括提供完善的学术指导、职业发展规划，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高校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心理危机？是否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心理咨询渠道？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能否获得及时和有力的支持？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作为一所知名高校，其在学生心理健康保障方面的具体措施和效果，也受到了公众的审视。
第四，从 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 来看，当前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和对学历的过分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生的压力。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学科领域，博士学位被视为成功的金字招牌，这使得许多人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将个人健康和幸福置于次要位置。这种“唯成功论”的文化，可能会让那些暂时遭遇挫折、感到迷茫的学生，更容易陷入绝望。杨宝德的事件，也引发了社会对于如何更理性地看待学术成就和个人价值的讨论。
详细描述和评价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尽量做到客观和全面：
1. 事件的背景和经过（已知信息）： 我们可以提及杨宝德是一名西安交大在读博士生，最终不幸离世。在其离世后，相关信息逐渐披露，包括他生前的一些动态、可能存在的学术压力，以及后续引发的舆论关注和校方/导师的回应。当然，由于许多具体细节（例如他具体面临的困难、是否积极寻求过帮助、导师的具体沟通内容等）属于隐私或未被完全公开，我们只能基于公开信息进行推断和讨论。
2. 引发的争议点：
导师责任： 这是最核心的争议点之一。学生在读期间，尤其是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非常紧密。导师在学术指导、科研方向、心理疏导、生活关心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公众和媒体会关注导师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责任，是否存在压迫、漠视或沟通问题。
学术环境： 博士培养的学术压力是否过大？是否存在“导师为奴”、“论文至上”的现象？学术评价体系是否健康？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在杨宝德事件中被再次放大。
高校管理： 高校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否完善？是否能够及时预警和干预学生的心理危机？学生在遭遇学术或生活困难时，能否获得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校方在处理学生突发事件和信息公开方面的态度和效率，也会受到关注。
个人抗压能力与求助意愿： 虽然外部压力是重要因素，但个人在面对压力时的应对机制和求助意愿也起作用。不过，在评价时应避免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而忽略了其所处的环境和制度性因素。
3. 可能的评价角度：
悲剧性与警示性： 杨宝德的离世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它提醒着我们学术研究并非坦途，学生也并非完美的机器，他们同样需要理解、支持和关爱。同时，这一事件也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促使我们反思当前的教育模式和学术文化。
对制度的反思： 这是最重要的评价维度。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事件归结为“个人原因”或“导师个人行为不当”。更应该深入反思，是否存在系统性的问题，导致了这类悲剧的发生？例如，导师培训是否到位？学生支持体系是否健全？学术评价机制是否过于单一？
对人性的关怀： 在追求学术卓越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加注重对“人”的关怀？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应该是既有挑战性，又能体现人性的温度。导师与学生之间，更应该建立在信任和尊重的关系之上，而非纯粹的上下级或压迫关系。
信息披露与舆论监督： 在事件发生后，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及时性至关重要。公众的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问题解决和制度改进，但也需要警惕不实信息和过度情绪化的解读。
具体在叙述时，我们可以这样做：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杨宝德的离世，是一声令人心碎的警钟，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深层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案，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从学生、导师、高校管理者到整个社会共同反思的痛点。”
“杨宝德，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知道，他正处于人生和学术道路上一个极其关键但也极具挑战的阶段。博士研究的特性决定了它需要高度的独立性、持续的探索精神和面对未知问题的勇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不仅仅是科研上的瓶颈、论文发表的压力、毕业的节点，还可能包括来自导师的期望、同伴的竞争，以及个人生活上的种种困扰。我们无从得知杨宝德在生命最后阶段具体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绝望，但他的选择无疑表明，他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超出了他能够应对的范围。”
“在这样的悲剧中，导师的角色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导师作为学生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不仅要传授知识和研究方法，更要承担起指导和关怀的责任。学生与导师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亦师亦友、相互尊重的关系。然而，现实中，学术界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比如导师对学生过度压榨、指导不力、缺乏沟通，甚至在学生遇到困难时表现出漠不关心。这些都可能成为压垮学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绝大多数导师是负责任的，但杨宝德事件，无疑将导师与学生关系中的一些潜在问题暴露在阳光下，呼唤着更人性化的师生互动模式。”
“而高校作为教育的实体，其在学生培养中的责任同样不容忽视。除了提供优质的学术资源，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的学生支持体系，特别是心理健康服务。学生在面临学业压力、情感困扰或生活危机时，是否能够便捷地获得专业的心理咨询？学校的心理辅导机制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并介入那些处于边缘的学生？抑或是因为种种原因，学生不愿意或不敢主动求助？这些都是高校在学生工作方面需要深入思考和改进的地方。西安交大作为国内一流学府，更应在此方面做好表率。”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社会文化对学历和‘成功’的过度推崇，也间接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在许多人眼中，博士学位似乎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或最重要的路径，这使得不少年轻人在追逐这一目标时，往往将个人的身心健康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为了所谓的‘科研成果’而牺牲一切。这种‘内卷’的学术氛围和单一的价值导向，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学会更全面地定义‘成功’，更珍视个体的价值和幸福。”
“杨宝德的离世，是一个时代的悲歌，更是一个深刻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学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了‘人’本身。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更有温度的学术环境，让每一个在学术道路上探索的年轻人，都能在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同时，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和被支持的力量。这需要导师的良知与责任，需要高校的关怀与制度，更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努力，去打破僵化的评价体系，去珍视每一个年轻生命的价值。”
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将事件的各个层面进行剖析，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考和建议，避免简单地归因或煽情，而是力求客观、全面、深入地评价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
网友意见
导师评价网： https://www.mysupervisor.org/index.php?sid=dd05a9869c923773edc453f67009b55c
在知乎上偶然发现这个网站，觉得非常有用。
网站是匿名的，请不要吝啬你的评价。不要放过任何奇葩导师，但也记得别空口造谣。
我们学生要自己团结起来。重要的是，如果有老师强迫学生刷好评，也不一定能胜过我们的力量。毕竟一条差评的作用胜过100条好评。
如果你是研究生，请一定进去给自己学校的不好的导师给个评价，可以给自己的导师，也可以给室友/同学的导师等较熟悉的老师评价，避免后人落坑。
如果你是大三大四的本科生，请将网站推荐给同学朋友，选导师前一定上这个网站看一看。
如果你只是大一大二的本科生，对学校老师们还不是很了解，没关系，请收藏这个网站，在你决定读研时打开浏览。搞不好这个网站可能会救你一命。
如果你不是学生，麻烦转发或者点赞，让更多人知道。
回复评论：
1、网站没有gg，只是打开较慢，因为访问量变大了。（哈哈评论中出现了网站的创始人 @李达多 。我作为广大研究生的一员鞠躬感谢！！）
2、友情提示：网站虽然是匿名的，但是发言的时候建议小心点，不要暴露自己。别用第一人称；别让老师同学们容易猜出你，尤其是没毕业的同学哦。
毕竟有脑子的朋友都是自己悄悄登上网站去发言，绝不会发在朋友圈和同学大微信群里。
3、很多学校和导师没有收录，可以在网站里手动添加。
4、有评论觉得评价了也没用，”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师总会招得到学生的。其实不然，现在高校老师越来越多，学生数没怎么增加，所以每年很多老师的招生名额是招不满的。我们的努力就是让奇葩导师们招不到学生，学生们都去更好更优秀的课题组吧~~
其实他描述的，自己所遇到的这些情况，我多多少少也都遇到过，只不过程度轻重不同罢了，我自己在博士毕业前一年，最困难的时期也对自己说过，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我的同班同学大部分都在美帝读博，而我留在国内，少数和我一样留国内读博的同学也都是为了抱大腿，早早就发够了论文坐等毕业，只有我在他们都有了好几篇一区文章的时候，还没有自己最终毕业的课题。
如果看过我的文章的就知道， 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
我在一个平均每个毕业生毕业时都至少更换过二点五次课题的组里面，我的师妹就是在这种压力下恳求老板给一个硕士学位走人了，靠着本科学校的光环回老家省会高中当了个老师，虽然现在生活幸福美满，但是每次跟她闲聊，都不允许提组内往事，更不许提有机全合成的任何话题，这在她那里成了一辈子的禁区。
而我还是挺乐意用我过去惨痛的经历去跟同组的后来者分享一点过来人的小经验，因为我现在早已走出来了，从我2016年决定不再浑浑噩噩地一轮轮博后做下去等编制的那一天起，我觉得做什么都挺好的，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后来生活安逸的人都选择不说话了，而我还一直在这里絮絮叨叨说这么多。
我的大老板人脉比较广，不仅能从传统的基金委申经费，还凭借着社会资源认识了不少两个三角地区的各种化工材料类的企业家，靠着学校和教授光环也能忽悠到不少经费，这就决定了，我们许多人都被迫在做有机合成如此苦逼的方向的同时，还要做许多跟企业产品相关的探索性课题，还要写一堆横向的本子和报告，我们的课题基本上属于大老板圈一个地，然后给你定一个方向，其实他疏于看文献，并不确定这个方向行不行，完全凭感觉分方向，但是具体操作起来的事情他又一律不管，但是他每次组会都会问你要进度，要结果，不准随便自己更换方向，他的格言就是有始有终，不做出个结果，不准半途而废，于是就导致了许多学生的悲剧。
对于换课题这种事，都是有一天，他自己都觉得不耐烦了，会说你怎么折腾那么久还是那个样子，算了，做这个吧，于是他头脑一发热的新想法就是你的新课题，而你精心琢磨出来的一个提议，他根本都不会仔细去看，只会说，想有自主性，等你自己做PI了再说吧！杨博士是性格内向，不敢跟导师提要求，而我们组内大部分学生面临的情况是，你提了也没用。
我们老板倒不需要你去给他干私事儿，因为他足够有钱，不缺保姆和司机，但是过多的横向课题和企业合作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负担，许多人很难想象我在关系到我毕业生死的论文返修的重要时期，我都在珠三角某二线城市的工厂宿舍里度过的，我自己买了一个电信的流量卡，连着笔记本电脑连夜修改论文。
我整个生涯最倒霉的还不是我自己课题折腾了好几次，许多路线都被我自己做绝了，而是我承担的几个老板很看重的企业的项目都是继承的师兄的遗产，都是他做一半的工作，然后我继续做，我接收后才发现，这位师兄当时估计是为了早点毕业走人，所以许多产品的指标都是根本没达到的，多项数据被他篡改，故意吹嘘夸大产品性能，因为他做到了实验室反应和中试，最后去企业试产不是他的事儿，所以他就可劲儿吹嘘，一切都很好，老板很满意，就给他写了封推荐信去某高校任职去了，这下可坑了我，我自己在实验室重复时就发现一点问题，但是还来不及验证，就带着师兄留的样品去工厂试产了，结果产品连个成型的样子都没做出来，老板大发雷霆，说我没继承好，于是我整个生涯都在给这位师兄填坑，一个有机合成博士，愣是被逼成了好几种材料的研发专家==///
有的人觉得我很神奇，因为什么产品都懂，都能扯一点，那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们老板不管见了做什么材料产品的企业老板，都说自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回头我给你出一个报告让你看看，然后这个报告就让我们写了，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个小横向的课题。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拒绝的，许多人会很气愤，多次说，我们来是读书的，发SCI的，是为了毕业时多拿几篇好文章好就业的，不是做产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逃得了以做产品为主，抽空做有机合成写SCI的厄运。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是看到大部分人都顺利毕业了，只有部分极其倒霉的人，不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课题的人，最后延期或退学。
所以，我觉得还是个人的因素更大一些吧（不管是性格，还是运气），许多人会抱怨，导师不指导学生，不帮助学生，但是我看到的大部分情况，研究生都是自我指导着，晃晃悠悠毕业的，像施一公那样，什么都给你规划好，你只管干活就好了的老板真的很少，如果你期望导师能帮你把路铺好，那么你施一公就是你的理想老板，否则大部分老板都是不会帮助你解决你读博过程中的最棘手的问题的，我遇到了合成路线，具体操作手法上的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不能解决的，我就只能撞墙，然后等老板同意我换课题，可能我们组每个人都换过课题吧，所以每个人延期的时候，都觉得很正常，所以我如期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毕业就是一个奇迹，所有的论文和数据都是最后一年集中发出来的，答辩的前一天晚上还在修改自己的学位论文，然后就毕业了。
许多别的组的人觉得换课题或者没课题就是一种灾难，绝对不能砸到自己头上，但是我要告诉所有准备读博的人，这都是常态，尤其是做生物化学类的博士们，你们是实验科学啊，实验科学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有可能你做了两年的合成路线，因为最后两步行不通而被否定，然后即使你靠之前几步的合成方法的创新发够了SCI，老板也不会同意你毕业的，因为你的学位论文不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我见过许多人，都是听说谁谁去哪里，导师给了个课题，随便一做就出了数据，然后老师急着发文章评职称，就自己写文章发表了，然后他是第一作者，然后就毕业了，白混了一个博士学位，然后自己就去读博了，或者是听别人说谁谁就是听了谁谁混了个博士学位，然后也去那个组，发现果然能混博士学位，然后你就心动了，也想去混一个，你要知道，这都不是常态，很可能你去了就不是这样了，你抱着中彩票混学位的心理去读博，就像赌上了全部身家去买一场球，你看球的心态早就被毁掉了。
所以，我才说过，读博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质永远都是：心态！
前两天还在谈论北航性骚扰的导师，这里又来了个把人逼死的导师。
真想骂人。
杨博是个好人，所以他至死都没敢伤害更多的人，换做是我，哪有自己玩完的节奏？咱走之前，也得要点利息，换条命再说。
国内急需加强对博导的考察，把一些人渣剔除出去。
中国博导的怪现象，别人都是西学中用，中国倒好，不少博导是把西方博士制度的渣滓给吸取过来了。
美国导师制度大体上是导师给的钱多，但是难毕业；欧洲老板制度大体上是导师不给钱，但是容易毕业（并不绝对哈）。
中国导师是不给钱还难毕业，而且还心安理得。
我见过一群变态老板交流如何“压榨”学生的经验，呵呵，等有一天逼急了，兔子也要咬人。
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自杀是最不应该的事情，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可能。
最后，我不得不帮这个网站义务做一次广告：欢迎大家点评导师，避免后人入坑。
这事情已经结束了，呵呵哒，8万块钱。
真正的绝望不是读博遇到了一个渣导师，而是读博遇到一个渣导师后在学院和学校层面却都找不到任何救助措施和制度。
根据最新消息，西安交大发表了一份《关于医学部博士生杨宝德有关情况的说明》，最后说了这么一段话：
学校和老师对杨宝德同学的离去倍感痛心，深刻认识到要从中汲取教训、反思工作，并以此为戒，全面梳理研究生日常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育人管理和服务，全面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
学识粗鄙的我都看得出来：杨同学不是死在研究生“日常管理”的问题中，而是死在遭遇渣导师后被虐得无路可走的绝望中。
西安交大的说明里，只字未提导师的问题，更没有说要颁布出任何查漏补缺的新政策，新制度，新手段，一条生命的逝去仿佛梳理一下薄弱环节就完事了——我真想问一下西安交大的领导，您们当这是在梳头发吗？什么叫进一步加强，什么叫全面保障，能给出点具体的干货吗？
更重要的是，自杀这种事往往通过媒体报道具有社会心理的连锁反应，学校的说明里难道不该在此时赶紧给出学生心理援助的具体措施和热线，以防其他学生受到影响选择自杀吗？
我们的高校，能不能在开学第一天就让所有学生知晓遭遇了渣导师后他们该如何举报，如何换导师，学校会如何保护他们不受到来自渣导师的迫害，又会如何惩罚渣导师？这些制度能不能贴到每一个宿舍的门上？
我们的高校，能不能在开学入学第一天就让所有学生知道专门处理此类举报的邮箱，电话，负责的学院和学校领导的名字？这些信息能不能贴到每一个宿舍的门上？
我母校埃塞克斯大学的宿舍门和走廊里，乃至校园的信息栏里，就贴了很多情绪求助电话和性骚扰举报措施等信息。学校情绪救助中心（night line）由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带领学生志愿者运营，在每天晚上十点到凌晨八点向所有学生开放，学生可以通过私密的小门进入中心，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喝着热茶和里面的志愿者学生们谈论自己情绪的问题，他们全部接受过培训，对所有信息都会履行保密义务。
而西安交通大学（似乎）也有一个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但不仅没有在学校的说明中被提出来作为抚慰学生心理的措施，更连网址都打不开了。根据谷歌12月25日抓取的网页信息，我建议西安交大的同学如果觉得心理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可以参考下面的救助方式：
西安交通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兴庆校区地点：东五号楼B座三层
雁塔校区：医学校区学生区十号楼二层西侧241
预约咨询电话：
82665851（兴庆校区）时间：8:00-12:00, 14:00-18:00
82665851（雁塔校区）时间：8:00-12:00, 14:00-18:00
朋辈辅导热线：
82663338（兴庆校区）时间：19:00-22:00(周一至周五)
82657456（雁塔校区）时间：19:00-22:00(周一至周五)
电子邮箱：zxzx@mail.xjtu.edu.cn
今天无意间瞥到一条新闻 “西安交大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题目中有博士和导师等字眼，顿时提起了我的神经，因为我刚刚从学术圈里出来。
这条新闻大概的梗概是，这位交大的博士生和导师的交往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矛盾，一时想不开，于是在北方寒冷的冬天，跳入冰冷的河里结束了生命。
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位博士生的各种痛苦和绝望，显然已经抑郁了很久。当然这件悲剧的发生我们作为局外人根本无法仅凭媒体的报道判断出谁是谁非。
以我本人的经历，我很能体会和了解到他所处的环境。我先讲一讲我的经历吧，然后再告诉大家如何不抑郁。
我于前年年底拿到澳大利亚某大学的博士学位。我所研究的方向是海洋生物方向，我的导师是一位五十多岁未婚的波兰女教授。
如果对学术圈有了解的人，就可以从“生物”“五十多岁未婚”“波兰籍”“女教授”这些字眼里判断出我前导师的大概轮廓。
生物学研究很多都是周期长，烧钱，重复辛苦劳动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每天做着同样的东西，但对结果无法预测，如果没有阳性结果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劳动都是无意义的。
因为只有阳性结果才能发表文章，只有发表文章才能拿到经费，只有经费才能在科研界混下去。科研界流传着一句话“publish
or perish”（要么发表要么灭亡）。
五十多岁未婚的女教授，一般人在找导师的时候尽量会去避免这类人。因为这类人完全是自己嫁给科研生活，她不但这样而且会要求学生也这样，所以这类导师会性格有些奇怪。
波兰人以勤奋和倔强著称，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工作狂而且一旦决定某件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前任导师就是这所有因素的叠加，但是时至今日我很少抱怨过她，一直对她很有感激之情，当然我从来没有给她讲过（在后面再讲为什么）
我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英文烂到一个地步根本就听不懂别人在讲上面。而我导师带有严重的波兰口音，她每星期都要约谈每一个学生，她一共有十几个博士。
在刚开始的一两个月，由于语言障碍我根本无法跟她交流。很多时候刚坐在凳子上，她就摇摇头说你可以走了。
可想而知每次结束约谈的时候心情落入低谷。甚至有几次和她在开会的时候争吵，她在着急的情况下说了很多不太入耳的话。
我刚开始以为她对我一个人这样，最后和其他同学交流的时候，每当谈起我导师他们眼里都有一些恐惧。
于是有几个在民主国家成长的学生就开始组织起来反抗，向学校状告导师是如何的摧残她们。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每当她们再次抱怨导师的时候，我就立刻转身离开，我不想参与到这种无谓的抱怨之中。
事实结果也证明，她们所抱怨的所投诉的最终毫无用处，反而让师生关系变的很僵，而这些学生里很多以前都是向和导师发展私人关系对导师掏心掏肺。
当我对形式看的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就问了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 我在这个大学干什么？答案很清楚，为了拿到博士学位。那么很简单，博士学位到底如何要求的，发表四篇英文文章，那么目的很单一想办法在三年内发表四篇文章就是了，其他和这个无关的事情最好不要浪费精力和时间。
第二， 我和导师上面关系？答案也很清楚，同事关系。那么我们之间只有专业交流，只谈工作上的事情，其余一切不问不答，我连Facebook都不更新，因为导师会看到我的私生活，所以除了我的博士论文内容，她对我其他方面一概不知。
借着以上两个问题，排除了博士学习中的很多干扰项，让生活简单了不少，但是还是难免在工作中遇到各种问题。
在读博士的第一年，有一次导师告诉我：你以后不能用我们实验室的钱做实验了，因为你花了太多钱定购引物（分子生物学实验的一种基础试剂），于是我被禁止进入实验室长达四五个月。
我的奖学金来自私人基金，其中每年有自带充裕的科研经费。但她还是禁止我进实验室，那段时间我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抑郁，澳大利亚每天都是蓝天白云，但是很长时间我感觉每天都是阴天，感觉到极度痛苦和压抑。
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的大脑和西安交大这位博士生一样陷入了死循环：不让合成引物——无法做实验——无法按时毕业——学术无望——人生失败——活着没意思。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笑，博士生应该都是高智商的人为什么这点问题都想不通？可以坦白讲很多做学术研究的人都是把精力用在智商上了，导致情商非常低，而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和智商没有多大关系，却和情商有非常大的正相关，也就是说情商越高的人越幸福。如果高智商没有高情商来调和的话会过的非常痛苦。
我不能再这样痛苦和抑郁下去了，于是我开始了长跑，每天去健身房跑六千米，每当大汗淋漓之后都感觉到身心灵非常清爽，所有的不愉快都随着跑步给发泄掉了。经过一年多的长跑，体重减了近乎十五公斤。
另一个好处是运动之后脑子也开始变的灵活一些，导师不愿意给我出钱合成引物，那么我自己用自己的钱去我们中国合成然后再邮寄过来。用毛主席的话说：有条件得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
截至我博士毕业，实验里所用的百分之九十的引物都是我用自己的工资再中国合成的。我的目的很清楚博士毕业就行，在背地里向一万个人诉苦抱怨不公还不如花点钱解决问题。
博士第三年的时候，导师的性情难以预测，很多女同学和她见面开会之后回到办公室爬在桌子上先大哭一场。
虽然我和她一直是专业交流，但是她当时给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她作为教授非常的忙，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要给她解释一次我做的是什么，所以导师不可能也不会给学生实际上的指导，博士生的学习就是成为一个独立科学家的过程，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指望导师有什么实际作用。
但问题就出在了，她对我做的东西不懂每次都要听我解释，但是她又强行指挥我的研究反向朝着她的想法走，反正我想能毕业就行，导师开心就行，但是两个月过后因为她太忙，她忘记了以前讲过的话，又不停责难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在第三年的博士生活中反反复复的出现。
所以这一年虽然我不断的告诉自己，科研生活不是自己的全部只是一个工作而已，虽然我每天还是坚持长跑和健身，但是反反复复因着导师的指导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我先是焦虑然后陷入很严重的抑郁。
最严重的时候，我呼吸非常困难，感觉到胸口压着一个大石头，心律开始不齐，每当想起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始肠胃绞痛，晚上经常失眠……我老婆也跟着我受折磨。
当然我是不会吃抗抑郁的药物的，我清楚的记得有天深夜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躺在床上只迷迷糊糊睡了两三个小时，凌晨四点的时候我再也睡不着了，感觉呼吸非常困难。
于是我开车去了学校，当我再开车的过程中想起了《圣经》里的耶稣基督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
显然造成抑郁的主要原因就是我所担的重担已经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我最应该要做的就是卸下重担，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天凌晨，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开始默默的向上帝祷告，告诉祂我所遭遇的一切……
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到被暴雨洗刷湛蓝的天空，晨曦的光芒照耀在大地，办公室旁边的树上挂满了闪烁的雨露……
经过祷告之后我的内心一切灰暗一切重担也都被洗刷一空，我也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所说的安息。从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抑郁过，我想以后也不会。
我多么想回到那天晚上，站在浐河的岸边拍着那位交大博士生的肩膀告诉他：兄弟，听下我的经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