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谍报工作都极度依赖心思缜密,同时又要求高度决断,所谓胆大心细。
但日常生活里的寻常人等,要么胆大糊涂蛋,要么心细胆小鬼,这两方面根本不是一回事,几乎不能得兼。
所以只有足够大的人口基数,还要加上悠久的文化历史,才能层出不穷地产生出艺高人胆大的安全人才。
美国人偏糊涂,中国也略胆小,能够相得益彰的,这个世界上可能要数德系的谍报系统,包括后来的摩萨德。
马克思主义早就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原理,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脱节,而反动的上层建筑会制约经济基础的发展。
作为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具有初级的弹道导弹设计能力以及基础核工业能力的国家,实行的统治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却是极端反动的原教旨神权主义,教士治国,其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现代性的部分遭到前现代性的拖累,凭借一时的宗教狂热或许可以击败大差不差的僭主政权,或许可以在一个阶段内利用列强矛盾保全利益,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愚弄”列强,但其剧烈的反动性质却不能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其社会的各个部门都会为其所累,难以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而其结果,马克思主义也早有论证,经济基础是社会的根本性因素,从来只有上层建筑或和平或暴烈的最终屈从于经济基础,而绝没有能长久的小马拉大车的例子,伊朗社会内以微不足道的理由爆发出的各种游行示威和社会问题,最终导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反动统治的统治成本极大,这种成本很大的消耗了它的力量,让它既不能对内做好对社会稳定的维持,国内被渗透成筛子,也不能对外独立自主的保护国家利益。随着社会发展,人民思想启蒙,它内部的内生矛盾还会造成更大的摩擦力,直到最终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波斯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民族,我相信他们有着暂时潜藏起来的强大力量,随着时间推移,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反动派必然灭亡。
一个国家的要人警卫工作做得好不好,与这个国家自身是否强大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美国历史上多位总统被刺杀,你能说美国不强大么?
古巴贫穷落后,然而卡斯特罗躲过了无数次暗杀,你能说古巴强大么?
同样的例子还有朝鲜,李乙雪不会指挥现代化的国防军,但他可以给金家严密的人身保护。
一个国家再强大,它的重要人物们也不可能走到哪儿都带上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在他们身边直接保护他们的,一般也就是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他们的生命往往寄托在这几个人身上。
朴正熙可以指挥整个韩国的军队和警察,但在他遇刺时,只有六名警卫人员和他在一起。
莫罗是意大利的前总理,在他被红色旅绑架时,只有两名宪兵和三名警察在护送他。
海德里希可以指挥德国在捷克所有的国防军、党卫军、警察、盖世太保,但当他被四名捷克伞兵刺杀时,他身边只有一名司机。
林肯是美国总统,当他被人从背后刺杀时,他身后一个警卫也没有,唯一一个把守他身后的包厢过道的警察擅离职守,去酒吧喝酒了。
而且要人警卫工作是否成功,除了与警卫人员自身的能力相关外,还要取决于警卫对象本人的安全防范意识。
比如这两位,虽然身边警察林立,还是被刺杀了。一位当天已被人投手榴弹袭击过,明知道有人在暗算他,结果仍然继续公开的巡礼。一位已经严重得罪了深层政府,警卫人员建议他不要乘坐敞篷车,他仍然坚持暴露自己。
同样的例子还有伊朗刚被刺杀的这位核科学家,发现异常情况后竟然自己走出防弹车,成为了遥控机枪的活靶子。如此主动的配合刺杀,简直成了一道送分题。
再剩下的就是偶然因素了,也就是俗称的运气。
比如希特勒距离炸弹仅1.8米就在狼穴躲过了暗杀,
汪精卫拍这张合影时被人打中三枪,还是活了下来。
而另外一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巴基斯坦的贝·布托就没有希特勒那样能躲过炸弹的运气。
以色列的拉宾中枪后就没能像汪精卫一样幸运的活下来。
所以,一个国家的要人警卫工作如何,与这个国家是否强大没有必然的联系,更多是取决于警卫人员的能力、警卫对象的意识和偶然因素(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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