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一批简化字成功，而第二批简化字却失败了？
“第一批简化字成功，第二批却失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也并非“成功”与“失败”如此简单的二分法。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到汉字简化的历史背景、推行过程以及社会接受度等多个层面。
第一批简化字（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的“成功”是如何被理解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从推行者的角度看，第一批简化字之所以被认为是“成功”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官方的强力推行与教育普及：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全民识字率，汉字简化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政府通过学校教育、扫盲运动等渠道，强制性地推行了第一批简化字。
相对较低的修改幅度与保留大量原有形体： 第一批简化字，也就是后来收录在《汉字简化总表》中的352个繁体字（包括异体字简化）和132个简化字头（共544个），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汉字结构和视觉特征。许多简化是基于草书的连笔、合体，或者对偏旁部首的合理简化，例如“马”简化为“马”，“门”简化为“门”，“长”简化为“长”。这些字形与繁体字相比，差异并不算特别巨大，学习者相对容易接受。
社会基础的积累： 事实上，很多“第一批简化字”并非政府首次创造，而是对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已经被大家习惯使用的简化字形进行了规范和整理。例如，在书法、民间书写中，很多字已经有了简化的写法，政府的举动更像是一种“顺应民意”和“官方确认”。
政治和社会背景的配合： 当时的新中国正处于建设时期，民众普遍对新生政权抱有高度的期望和认同感，对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包括文字改革，也更容易接受。
然而，即使是第一批简化字，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声音质疑其合理性，或者对某些简化方式感到不适。但总体而言，由于上述原因，第一批简化字在当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和接受。
第二批简化字（1964年《简化字总表》和1977年《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为何遭遇“失败”？
这里说的“第二批简化字”，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和方案：
1. 《简化字总表》（1964年）： 这是对第一批简化字进行整合，并新增了175个简体字（包含109个不加注音、直接使用的字和66个可注音、可使用的字）以及7个偏旁简化。这个方案其实是第一批简化工作的延续和深化，包含了一些更具争议的简化方式。
2.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77年）：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引起巨大争议并最终被“失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简化幅度更大，而且引入了一些新的简化原则，例如“以形为主”、“形义兼顾”、“读音相同或相近”、“笔画少”、“用字普遍”等，导致出现了一些新的、与原字形差异较大的简化字，例如“忄”（心旁）简化为“仆”，“纟”（丝旁）简化为“已”等。
那么，为什么第二批简化字，尤其是1977年的草案，会遭遇如此大的阻力并被认为是“失败”呢？
简化幅度过大，违背了汉字的表意和表形传统：
以形为主的激进简化： 1977年的方案，为了追求笔画的减少，很多简化方式牺牲了字的结构美和形义联系。例如，将“忄”（心旁）简化为“仆”，这两个字在字形和意义上几乎没有关联。“纟”（丝旁）简化为“已”，也让人费解。“讠”（言字旁）简化为“促”等，都让学习者感到困惑，甚至产生误读。
“叠床架屋”的重复简化： 有些简化重复或矛盾。例如，一些偏旁部首的简化与已经使用的大量简化字中的部件不一致，导致学习新的简化字又要学习新的简化部件，增加了学习成本。
出现同形字和多音字： 大幅度简化导致很多原本字形不同但读音相同的字，简化后的字形也相同，例如“后”（帝王之后）和“后”（之后）。还有一些字的简化，虽然读音相同，但意义上差别很大，简化后容易混淆。
社会接受度和文化情感的抵触：
缺乏民间基础： 与第一批简化字不同，1977年的方案中很多简化字是政府凭空创造或大幅度改造的，缺乏长期的民间使用基础和社会认同。很多汉字爱好者、学者和普通民众觉得这些字形不美观，不符合汉字演变的自然规律，甚至认为是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信息渠道的开放： 相较于第一批简化字推行初期，19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反对意见和讨论的声音能够通过不同途径传播，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质疑。
对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担忧： 许多人担心过于激进的简化会影响下一代的汉字学习能力，破坏汉字的学习规律，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学习汉字不仅仅是认识几个笔画，更是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
推行时机和背景的不利：
“文化大革命”余波： 1977年的方案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背景下推出的。此时社会思潮复杂，人们对改革和文化政策的审视更为严谨，任何可能被视为“激进”或“破坏传统”的举动都容易引发警惕和抵触。
缺乏充分的论证和讨论： 许多批评者认为，1977年的简化方案在推出前缺乏充分的社会调研和广泛的专家论证，仓促上马，导致方案本身存在不少问题。
国际交流的考量：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字的关注也逐渐增加。一些对汉字简化方案的批评声音也来自于海外的汉学家和华人社群。
为什么《简化字总表》（1964年）也包含了一些争议字？
实际上，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也并非全无争议。其中一些字，比如将“灯”简化为“灯”，将“飞”简化为“飞”，虽然笔画减少，但字形变化不大，容易被接受。但也有一些字，例如“广”字底部由“厂”变为“厂”，“马”字四点变成了两点，这些都引起过一些讨论。
之所以1964年的方案相对顺利，而1977年的方案则招致了“失败”的评价，关键在于1977年的方案其激进的简化方式和仓促的推行方式，突破了社会能够容忍的界限，引发了集体性的文化反思和抵触。
总结来看，第一批简化字之所以相对“成功”，是因为它：
简化幅度适中，保留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和美感。
很大程度上顺应了民间已有的简化趋势，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在政府强力推行和良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获得了广泛接受。
而第二批简化字，特别是1977年的方案，之所以遭遇“失败”，是因为它：
简化幅度过大，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违背汉字演变规律的字形。
缺乏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与民众的文化情感产生冲突。
推行时机和方式存在问题，加剧了争议。
最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巨大的社会反对声中被搁置，并未正式推行。而第一批简化字及其后续的整合，构成了我们今天通用的简化汉字体系。这段历史也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文字改革的深刻反思：如何在推广应用与传承文化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改革中尊重历史、顺应民意，至关重要。
第一批简化字（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的“成功”是如何被理解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从推行者的角度看，第一批简化字之所以被认为是“成功”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官方的强力推行与教育普及：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全民识字率，汉字简化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政府通过学校教育、扫盲运动等渠道，强制性地推行了第一批简化字。
相对较低的修改幅度与保留大量原有形体： 第一批简化字，也就是后来收录在《汉字简化总表》中的352个繁体字（包括异体字简化）和132个简化字头（共544个），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汉字结构和视觉特征。许多简化是基于草书的连笔、合体，或者对偏旁部首的合理简化，例如“马”简化为“马”，“门”简化为“门”，“长”简化为“长”。这些字形与繁体字相比，差异并不算特别巨大，学习者相对容易接受。
社会基础的积累： 事实上，很多“第一批简化字”并非政府首次创造，而是对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已经被大家习惯使用的简化字形进行了规范和整理。例如，在书法、民间书写中，很多字已经有了简化的写法，政府的举动更像是一种“顺应民意”和“官方确认”。
政治和社会背景的配合： 当时的新中国正处于建设时期，民众普遍对新生政权抱有高度的期望和认同感，对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包括文字改革，也更容易接受。
然而，即使是第一批简化字，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声音质疑其合理性，或者对某些简化方式感到不适。但总体而言，由于上述原因，第一批简化字在当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和接受。
第二批简化字（1964年《简化字总表》和1977年《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为何遭遇“失败”？
这里说的“第二批简化字”，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和方案：
1. 《简化字总表》（1964年）： 这是对第一批简化字进行整合，并新增了175个简体字（包含109个不加注音、直接使用的字和66个可注音、可使用的字）以及7个偏旁简化。这个方案其实是第一批简化工作的延续和深化，包含了一些更具争议的简化方式。
2.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77年）：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引起巨大争议并最终被“失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简化幅度更大，而且引入了一些新的简化原则，例如“以形为主”、“形义兼顾”、“读音相同或相近”、“笔画少”、“用字普遍”等，导致出现了一些新的、与原字形差异较大的简化字，例如“忄”（心旁）简化为“仆”，“纟”（丝旁）简化为“已”等。
那么，为什么第二批简化字，尤其是1977年的草案，会遭遇如此大的阻力并被认为是“失败”呢？
简化幅度过大，违背了汉字的表意和表形传统：
以形为主的激进简化： 1977年的方案，为了追求笔画的减少，很多简化方式牺牲了字的结构美和形义联系。例如，将“忄”（心旁）简化为“仆”，这两个字在字形和意义上几乎没有关联。“纟”（丝旁）简化为“已”，也让人费解。“讠”（言字旁）简化为“促”等，都让学习者感到困惑，甚至产生误读。
“叠床架屋”的重复简化： 有些简化重复或矛盾。例如，一些偏旁部首的简化与已经使用的大量简化字中的部件不一致，导致学习新的简化字又要学习新的简化部件，增加了学习成本。
出现同形字和多音字： 大幅度简化导致很多原本字形不同但读音相同的字，简化后的字形也相同，例如“后”（帝王之后）和“后”（之后）。还有一些字的简化，虽然读音相同，但意义上差别很大，简化后容易混淆。
社会接受度和文化情感的抵触：
缺乏民间基础： 与第一批简化字不同，1977年的方案中很多简化字是政府凭空创造或大幅度改造的，缺乏长期的民间使用基础和社会认同。很多汉字爱好者、学者和普通民众觉得这些字形不美观，不符合汉字演变的自然规律，甚至认为是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信息渠道的开放： 相较于第一批简化字推行初期，19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反对意见和讨论的声音能够通过不同途径传播，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质疑。
对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担忧： 许多人担心过于激进的简化会影响下一代的汉字学习能力，破坏汉字的学习规律，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学习汉字不仅仅是认识几个笔画，更是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
推行时机和背景的不利：
“文化大革命”余波： 1977年的方案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背景下推出的。此时社会思潮复杂，人们对改革和文化政策的审视更为严谨，任何可能被视为“激进”或“破坏传统”的举动都容易引发警惕和抵触。
缺乏充分的论证和讨论： 许多批评者认为，1977年的简化方案在推出前缺乏充分的社会调研和广泛的专家论证，仓促上马，导致方案本身存在不少问题。
国际交流的考量：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字的关注也逐渐增加。一些对汉字简化方案的批评声音也来自于海外的汉学家和华人社群。
为什么《简化字总表》（1964年）也包含了一些争议字？
实际上，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也并非全无争议。其中一些字，比如将“灯”简化为“灯”，将“飞”简化为“飞”，虽然笔画减少，但字形变化不大，容易被接受。但也有一些字，例如“广”字底部由“厂”变为“厂”，“马”字四点变成了两点，这些都引起过一些讨论。
之所以1964年的方案相对顺利，而1977年的方案则招致了“失败”的评价，关键在于1977年的方案其激进的简化方式和仓促的推行方式，突破了社会能够容忍的界限，引发了集体性的文化反思和抵触。
总结来看，第一批简化字之所以相对“成功”，是因为它：
简化幅度适中，保留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和美感。
很大程度上顺应了民间已有的简化趋势，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在政府强力推行和良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获得了广泛接受。
而第二批简化字，特别是1977年的方案，之所以遭遇“失败”，是因为它：
简化幅度过大，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违背汉字演变规律的字形。
缺乏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与民众的文化情感产生冲突。
推行时机和方式存在问题，加剧了争议。
最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巨大的社会反对声中被搁置，并未正式推行。而第一批简化字及其后续的整合，构成了我们今天通用的简化汉字体系。这段历史也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文字改革的深刻反思：如何在推广应用与传承文化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改革中尊重历史、顺应民意，至关重要。
网友意见
因为二简跟一简在认知上存在一些冲突。
如果从来没有一简，直接推二简，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成功。
但在有了一简之后，群众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习惯，马上又推二简，而且二简的一部分字在一简中存在一些不好的联想（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于是就失败了。
用程序员的话来说确实就是这样，短时间内频繁发版本并且变化较大，导致了用户不接受。
一言以蔽之，文盲不够用了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文盲率80%到90%，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汉字无论怎么写都是无所谓的。所以20%的知识阶层的书写习惯在普及教育的现实问题面前显得不值一提。等到二简字时，扫盲效果确实好，再强行推行二简字的时候，感受到不习惯的人比一简要翻了几番，阻力自然大得多了。
很多人批评二简字不合理，破坏了汉字的美感，是极端时代的产物，纯属乱扣帽子。同样使用形声造字法，把蝦簡化成虾，把讓簡化成让，这是合理的，为什么类推假霞瑕嚷壤攘就成了破坏汉字美感了？
语言文字，本来就没多少合理不合理可言。更何况汉字简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用考虑的。但因为这是与现有使用者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所以以行政力量推行新文字，一定要考虑民众心理接受能力。参见李光耀强定英语为官方语言打击华文学校。
手机辛苦码字，求赞
因为一简字本来就是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民间简写，比如陈水扁当年有个签名，陈字就是简体的。甚至有的字一开始就是简体，反而后来繁体化了。一次简化只不过是把它们从民间习惯上升为官方规定而已。根本不是现在人们以为的是后造的。而二次简化是正宗的生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举个简单的例子。
把病简化成疒好不好啊。
有人指出，疒传统上读nè，现在一般认为是疾的初文，读bìng不好。
有人则认为，病字结构匀称，简化成疒就太空了，不会看，不应该简化。
但为何廣简化成广、廠简化为厂就没问题了呢？
首先，广和厂如疒一般，有自己本来的读音和用法（汉语多功能字库）：
- 「广」象房屋形。「广」象比「宀」簡單的建築。甲、金文從「︿」從「丨」，「︿」是屋宇，象屋頂向兩邊傾斜，「丨」是牆，王筠認為「广」象三面有牆，而「宀」則四面有牆。王筠《說文釋例》：「實則『广』以一牆見其三面。『宀』以兩牆見其四面。而中高者為棟極，左右殺者為兩宇。」參見「宀」。《說文》：「广，因广爲屋，象對剌高屋之形。凡广之屬皆从广。讀若儼然之儼。」徐鍇《說文解字注箋》：「『對刺』謂屋上作「︿」形相對也。」甲、金文未見單獨之「广」，然有用為部件。「宀」、「广」作為金文部件常通用，參見「廟」、「庿」、「府」、「廣」。「广」與「厂」有別。「广」象房屋，「厂」則與甲骨文「石」同，象崖巖、山石。不過「广」、「厂」作為金文部件，因形近偶有相混，參見「厂」、「石」。此外，「广」又是現代「廣」的簡化字，參見「廣」。裘錫圭指出，如果所指的建築是比較簡單的，或者主要不是供人居住的，字形往往從「广」，如「廬」、「廊」、「廡」、「府」、「庫」等，在簡化字裏，「广」旁有時簡化為「厂」，如「厨」、「厩」、「厠」等。簡化字「厂」的繁體本作「厰」，也是從「广」的(簡化字「厂」跟「厈」的初文「厂」也是同形字)。
- 金文中從「厂」的字應該是從「石」的省形（參金文形義通解、季旭昇），例如「段」、「原」、「厚」等字。甲骨文的「石」是指山石，所以《說文》訓「厂」為「山石之厓巖」。另外，「厂」與象屋形的「广」本不同字，然而兩者字形相近，容易混淆，故金文偏旁偶有互作。《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厈，籀文從干。」「厂」、「厈」、「岸」古本一字，「厂字本象石岸之形。周秦或加干為聲符作厈，後又或於厈上加山為意符作岸，故厂、厈與岸實為一字。」(高鴻縉《中國字例》)，參見「厈」、「屵」、「岸」。
在部件中广和厂也经常混用，如廠厰、廁厠、廐厩等。从字理上看，从广的廠才是正体，依据从厂的厰简化为厂，又隔了一层。
既然这种简化并不合理，为何能推广呢？
一方面与普罗大众的受教育程度相关。
另一方面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的英语老师路先生在中学时正好赶上二简，老师每天在黑板上教一些二简字，学生们拿小本记下。当时学生们都乐疯了。至今我的中学英语老师、数学老师甚至语文老师都有写二简字的习惯。
二简字其实可以说基本推广成功了。
只不过最终又废止了。
别看现在大家一简字用得这么上手，假如哪天重新推广二简或者恢复繁体。一般混乱个一两年就风平浪静了。
字理、美观，重要么？最终还是要让步于规范。
因为一简成功了，二简必然失败。我们知道，像越南韩国这些国家在几十年前还有使用汉字的传统，为什么现在的文字和汉字截然不同？因为以前文盲率高，超过90%都是文盲，这就导致一个后果，就是扫盲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然而一旦扫盲成功，那么再想改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所有人都习惯了，形成了路径依赖，再改付出的成本将是惊人的，比原来扫盲的成本还高。如果当年直接上二简，那肯定能成功，别说是二简，直接上拼音都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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