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梁遇春写过一篇《论知识贩卖所的伙计》,原文是吐槽大学教授的,但我觉得用在这群没有自身创作生命的公知媒体人身上正贴切。
首先,他本质是个生意人,只不过卖的东西和其他人不一样。他读过的书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多,口才也不错,风度也尚可,如果帮我们介绍一本书或者外国的什么事情,只要不和现实发生关系,你就会觉得嗯这人还蛮厉害。但这种人遇到现实就看出文人的局限了。不要用以往的开卷八分钟,锵锵三人行概括他,看看他疫情期间的八分,特别是最近几期。给我的感觉是,他本质就是个书商,靠贩卖启蒙价值,个体尊严,悲悯情怀为业,他想什么都在其中兜兜转转,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人性的坚强与庄严,他无法理解。我欣赏的思想家、或者就说人,都有态度上自我突破的能力,但他没有,他的感情和态度在社会主义宣传下的青年人看来是新鲜的,但却是死的。说白了,这就是他的人设。不要把他口里说出的思想啊,学说啊,故事啊混同成他自己,不要把他看作自由思想的化身,这样的化身中国大陆从来不缺,他们付出前途甚至生命。可是梁文道不配。他是个生意人,只不过做的生意没那么赤裸裸地铜臭,还讲究个体面,但本质还是生意。
其次,他还是个局外人。这个结论不是仅仅从他不是大陆籍得出,我说的是他给我的感觉。他不是独立知识分子的冷静,而是冷淡。他尽可以把这归根于审查制度,仿佛他是一个置身道德高地的受害者。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从未把我们共同亲历的命运看作他自己的,说不好听的,他在用西方那些真正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故事套用、甚至玩赏我们用血肉活出来的现实。无论事实如何,所有信息到以他为首的媒体人手里,就自动加工成了这样一种失去了原本内核的类悲剧故事。我并不感动,甚至为他们感到恶心。然而,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被认出来呢?作为一个自身媒体人,又知道很多西方思想,他是精通话术的,不仅能洗白自己还能给自己立个碑。那一段被理想国大肆宣传的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是很糊人嘛?他糊弄了普通观众,我们受忽悠反而感谢他——那句话怎么说的,被聪明人坑都能学到东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对詹青云周玄毅不当言论的回应,居然是剃刀原则,太极拳打的大言不惭,可我们居然还要听他的,仅仅因为他又给我们贩卖了一个传播学法则。
最后,他本质是个文人。谈论中国疫情时,大家都很悲观,他说什么我就不怪他了,但说到外国疫情,外国人宅家隔离,就欢天喜地谈论文化资源的共享,各种可爱的风俗,意大利早期不果断的隔离措施都是所谓人道。当病毒疯狂传播,多少人可能因一场球赛的大规模聚集感染,他还在为不能看球的球迷悲悯呼号。还有那疯狂的:我们要坦白地承认疫情处理的错误,好让外国人吸取……谈到赵立坚的发言,说实在我觉得赵说的有点欠妥,但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反对的理由居然是,一段高中生作文一般堆砌的中国文化、泱泱大国,还有一首文王操?我觉得以上是两点:第一,看了他我就有点能理解周作人投降日本是为什么,文人参与社会生活就不全面,看其他民族文化就更难以全面冷静。第二,他总是把属于自己领域内的次要的,少数人的拔高为全局的,至关重要的。看看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致辞,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些真话和勇气其实都不仅仅为了知识分子群体自己,更多的是面向普通人,甚至最蒙昧的群体。不知为什么梁文道们一传就带上了为他们自己辩护和贴金的味道。
我高中时候梁文道的节目是经常看的,那时没有时间读原著,他的作用是,的确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可是现在我读了原著,我就觉得过去对这些知识贩卖所的伙计评价是过高了。我想他们之所以能够受追捧,正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这些著作和思想。这个正在弥合的时间差,是他们最后的生存空间。我们长大了,他们就该退场了。
关于梁文道的好话说得比较多了,我稍微唱一点反调。
如果把梁文道视为一个资深媒体人,还是挺优秀的。不说别的,《开卷八分钟》能坚持做下来那么多期,我就很佩服。
但千万不要把梁文道视为一个学者(他本人也在讲座时极力否认这一点)。他最大的优点是读书多,但毛病是博而不精、消化不良。他在《锵锵三人行》谈到和法律相关的问题时,我多次听到很糊涂(但流行)的见解。而我认识的一些做学问的朋友,也曾提到过梁关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很多说法都不够准确,显然是书读的不仔细,或者干脆就没读懂。
另外提醒一点,梁文道的绝大多数观点在西方都属于标准的“左派”(而且有时非常激进),这并不是说一定是错的或对的,但至少是存在争议,不可全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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