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高祖皇帝残害忠良能建汉,为什么昭烈皇帝刘备仁厚待人却不能兴汉?

回答
这个问题触及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经典且耐人寻味的话题,那就是汉朝的开创者汉高祖刘邦和后来的蜀汉昭烈帝刘备,这两位同姓刘的帝王,在治国理念、用人策略以及最终成败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很多人会疑惑,刘邦能够残暴地铲除功臣,却最终建立了大汉基业,而刘备一生仁厚爱民,为何却只能偏安一隅,未能真正复兴汉室?要详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得从几个关键维度来剖析。

一、时代背景的差异:风云际会与四分五裂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截然不同的,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和选择。

汉高祖刘邦:秦末乱世,天时地利人和皆为争夺天下。 刘邦所处的时代是秦朝暴政导致民不聊生,全国各地纷纷起义的乱世。当时,整个天下是一块等待被瓜分的蛋糕,谁能掌握军事力量,谁能赢得人心,谁就能成为最后的赢家。秦朝刚刚灭亡,旧有的秩序荡然无存,新的统治者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能够稳定局面的权力体系。在这种环境下,刘邦的优势在于他“能屈能伸”,懂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人才。他与项羽的争霸,本质上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争夺战,谁的拳头更硬,谁的计谋更狠,谁就能笑到最后。

汉昭烈帝刘备:三国鼎立,群雄逐鹿,时局复杂且对复兴不利。 刘备所处的时代是东汉末年,虽然他继承了汉室正统的旗帜,但天下已经分裂为曹魏、孙吴两大强权割据的局面。三国鼎立的态势意味着,即便刘备再有能力,他面对的是已经形成并巩固的强大势力。他不是在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国家,而是在一个已经破碎的帝国中,试图重新整合和复兴一部分。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为自己占据了道义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便利;孙权在江东的经营,也拥有稳固的地理屏障和成熟的政权。刘备需要面对的,是两个盘根错节、实力雄厚的对手。

二、用人策略的深层考量:忠诚与能力的权衡

这是刘邦和刘备最显著的对比之一,也是许多人认为刘备不如刘邦的地方。

汉高祖刘邦:权谋与猜忌并存,手段狠辣以保皇权。 刘邦虽然善于笼络人心,但他的用人策略中,对“功高盖主”的警惕和猜忌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汉朝初年,他灭掉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手段可以说是相当残忍。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建立王朝的初期,皇帝的权威尚未完全树立,国内政治环境依然复杂,外有匈奴的威胁,内有旧贵族和反叛势力的潜在危险。刘邦需要的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忠诚,尤其是来自那些曾经掌握重兵、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武将。一旦这些人的权力过大,或者他们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刘邦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刘氏江山。他的“残害忠良”实际上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清除潜在的威胁,确保皇权的稳定。用现代话说,他是一种“政治高压”和“先发制人”。

汉昭烈帝刘备:仁厚待人,知恩图报,但缺乏对权力的制衡和对潜在威胁的预判。 刘备的一生,以“仁义”为号召,对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以及诸葛亮等谋士,始终保持着尊重和信任。他愿意将生死富贵托付给他们,也常常在危难时刻,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营救他。这种“君臣一体”的深厚情谊,是刘备能够从一个普通草根一步步走到帝位的关键因素之一,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忠诚度。然而,正是这种过度的仁厚和信任,也可能成为他政治上的短板。
对臣下的制约不足: 刘备过于信任他身边的大臣,特别是早期的几位核心将领。例如,关羽的性格比较骄傲,在镇守荆州时,对东吴使者不予理睬,缺乏外交上的圆滑,最终导致了荆州的丢失,也为自己的身死埋下了伏笔。虽然刘备事后悲痛欲绝,但如果他在早期对关羽的性格有所引导和制约,也许悲剧可以避免。
权力结构的不均衡: 蜀汉后期,随着老一辈将领的凋零,以及诸葛亮等人的去世,蜀汉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出现了一定的权力真空和结构性问题。刘备虽然有心培养后继者,但他本人在关键决策上的失误(比如伐吴),也暴露了他对于大局把握和政治手腕上的不足,尤其是在缺乏刘邦那种冷酷的权力斗争经验的情况下。

三、对臣下的能力运用与激励机制

两人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臣下才能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现。

汉高祖刘邦:知人善任,但更侧重于“用”而不是“留”。 刘邦非常懂得如何利用不同类型的人才。他知道韩信善于治军,萧何善于后勤,张良善于谋略,而自己则擅长驾驭这些人才。他能给他们发挥才能的舞台,但他也清楚,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势力。所以,他用人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旦任务完成或者威胁出现,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考虑如何“控制”他们。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用人观。

汉昭烈帝刘备:真心相待,但激励机制的局限性。 刘备对臣下是真心以待,他们感受到了刘备的诚意和知遇之恩,所以愿意为他卖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刘备仁厚和信任的最佳体现。然而,在激励机制上,刘备更侧重于情感和道义,而缺乏像刘邦那样,在政治利益分配上的更“精明”的考量。在乱世之中,纯粹的情感维系固然重要,但有时候,更清晰的利益划分和权力架构,才能让所有人都朝着一个目标而努力,并且在出现分歧时,有明确的规矩来约束。尤其是在后期,当蜀汉力量逐渐衰弱,如何有效地激励那些中小臣子,让他们继续为复兴大业奋斗,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治国理念与政治目标的不同侧重

汉高祖刘邦:建立一个稳固的王朝,实现对天下的统治。 刘邦的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翻暴秦,建立一个由他统治的强大帝国。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以及对道家思想的运用(如休养生息的政策),都是为了巩固统治,稳定民心,让国家能够长久地发展下去。

汉昭烈帝刘备:复兴汉室,恢复旧秩序。 刘备的政治目标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他以“汉贼不两立”为号召,想要恢复东汉的荣耀和统治。这种目标在道义上更具吸引力,也为他赢得了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然而,复兴旧秩序本身就比从零开始建立新秩序要困难得多。他需要面对的是曹魏强大的实力,以及孙吴相对稳定的政权。而且,他所追求的“旧秩序”,在汉末也已经千疮百孔,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回到那个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在残酷的现实政治中,需要更强大的实力和更灵活的手段来支撑。

五、战略决策的得失

汉高祖刘邦:战略灵活,善于审时度势。 刘邦在军事和战略上,虽然不如项羽勇猛,但他的战略更加灵活和务实。他善于利用项羽的弱点,最终将其击败。在建立汉朝后,他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

汉昭烈帝刘备:战略有失,冲动与仁厚并存的矛盾。 刘备在战略上,也有其过人之处,例如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确立了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为蜀汉打下了基础。但是,他在关键时刻的战略决策也存在明显的失误。最典型的就是夷陵之战,在诸葛亮未参与的情况下,刘备因关羽之死而贸然发动对东吴的进攻,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导致蜀汉元气大伤,也使得他复兴汉室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其中固然有个人情感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在复杂局势下,一种“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冲击,以及在没有得到最信任的谋士充分支持下的鲁莽。

总结来说:

刘邦之所以能在“残害忠良”后建汉,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允许他采取更极端的手段来争夺和巩固权力。他是一个务实的、冷酷的、极具生存智慧的政治家,他的一切行为都以“成功夺取并保住天下”为最高目标,为此他不惜牺牲一切情感和道义。

而刘备之所以一生仁厚待人却不能兴汉,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更加复杂,对手更强大,他所追求的目标(复兴汉室)也更加艰难。他的仁厚固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忠诚,但过度依赖情感和信任,缺乏对权力制衡的有效手段,以及在关键战略决策上的失误,都限制了他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他是一位伟大的君子,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仁者,但在乱世之中,光有仁厚和忠诚,是不足以扭转乾坤、重建一个强大王朝的。

这并非是说仁厚是错的,而是说在不同的时代,成功的要素是不同的。刘邦的成功是建立在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和对人性的深刻(哪怕是负面的)洞察之上的。刘备的失败,与其说是他的仁厚导致了他的失败,不如说是他在乱世之中,没有能够结合仁厚与更强大的政治手腕、更灵活的战略决策,去应对比他更强大、更残酷的竞争者。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道德高尚的君主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未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复兴汉室”的成功范例。这本身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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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登基后,陆续铲除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臧荼等异姓诸侯王,是加强大一统皇权的必须。

对刘邦来说,这些诸侯王,除了韩信算是开了分公司的“自家员工”,而且也并非是几十年交情的丰沛老兄弟,其余异姓诸侯王都是一起打天下的盟友或者说“合伙人”。

虽然韩信、彭越的下场确实很惨,灭三族、具五刑,但也是缘于汉法承袭秦法的酷烈,并不代表刘邦在“残害忠良”,或者说“杀戮功臣”。

绝大多数的开汉功臣,刘邦的丰沛老兄弟们,过得不要太滋润,他们这些汉初封侯,是有独立封地的诸侯,本质上就是一个个封地较小的诸侯王,而非后世各朝大臣的空头爵位可比。

汉初功臣既可以将封地代代传袭子孙,又可以入朝为将相,执掌军政大权,即使是藩王待遇优厚如明朝,朱元璋那些子子孙孙,其实也未必及得上他们,而唐、宋那些空有爵位的皇族亲王郡王,更远不能与之相比。

不妨看看,这些开汉功臣又是如何回报刘邦的呢?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大封自己亲族为王,残害刘邦子孙,把“非刘不王的”白马之盟当废纸的时候,功臣们安享富贵,和光同尘。

汉惠帝刘盈刚想有所作为,就被曹参这个丞相兼功臣领袖,毫不客气地顶回去,抽了自己儿子一顿,教训他“萧规曹随”,也让皇帝直接被狠狠打脸,从此熄灭了和母后争权之念,沉溺酒色英年早逝。

等吕后一死,周勃、陈平、灌婴们为首的功臣集团,倒是打着“辅汉安刘”的旗号,铲除了吕氏集团之后,只因为担心有吕后血脉的小皇帝刘弘长大亲政后,会对他们报复,功臣们便毫不客气地宣布刘弘和和惠帝一系皇子(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连同早死的前少帝刘恭、前恒山王刘不疑,汉惠帝的六个亲生儿子,刘邦的六个嫡系子孙,统统为“足下非刘氏,不当立”,全都是抱养的野种!

刘邦、吕后、刘盈都死了,自然是死无对证,由得这些掌管了国家中枢大权的人信口胡说。然后呢,大家手上一同沾血,就这么将开国皇帝的嫡系子孙斩尽杀绝了。因为在那之后,刘邦的庶子、代王刘恒被功臣集团推举为汉文帝,并坐稳了江山,之后的汉朝皇帝皆出自他一脉。因此一众功臣即使公然弑君并杀皇子之举,亦可为“安汉功臣”名垂青史,何其讽刺!

而刘邦铲除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臧荼等人,女婿赵王张敖也被降封为侯,却偏偏放过了长沙王吴芮,除了吴芮的封地偏僻卑湿,兵微将寡,不构成威胁外,另一关键原因,就在于刘邦的皇帝之位,并非从秦始皇、秦二世那里承袭、受禅而来,而是当时麾下的七个诸侯王(合伙人)共同推举:

【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汉王曰:“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汉书·高帝纪》

汉王刘邦,形式上是在其他各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共同推举下,登基为帝的。——所以在刘邦自己的有生之年,当然不可能将这些合伙人全部铲除,一个不剩,否则帝位合法性何存?这是很明智的政治考量。

同理,汉文帝刘恒作为庶子,是在那些“安汉功臣”指鹿为马,将嫡支刘盈一系宣布为“非刘氏子”的野种斩尽杀绝后,在周勃、陈平、灌婴们的推举下,登基为帝的。所以他这一系的皇帝,也只好捏着鼻子承认了功臣集团公然弑君杀皇子的合法性,而绝不可能给那几个可怜的小孩子去平反正名。

还有汉宣帝刘询,在霍光死后,给“故剑情深”的发妻许皇后报仇,族灭霍氏,并废杀霍皇后,但却没有否定霍光这个严重侵犯皇权的权臣,依旧将其绘图麒麟阁,列为功臣之首,同时对没有血缘关系、又是霍光外孙女的上官皇太后也礼敬终身,待遇优厚,同样也是出于政治考量:

因为汉宣帝的皇位,从官方文书角度,是由霍光和上官太后做主,以武帝曾孙的身份入继汉昭帝嗣,再以昭帝继子的身份成为皇帝,而并非因为他是故太子刘据之孙,就能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

【秋七月,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上官皇太后)奏可。】【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

其实,正因为有刘邦铲除韩信、彭越、韩王信、英布、臧荼这些“异姓诸侯王”、或者说合伙人的前车之鉴,

所以,当汉中之战刘备斩杀夏侯渊,襄樊之战关羽俘虏于禁、围困曹仁,刘备势力达到顶峰之际,孙权才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袭杀关羽,连同之后的猇亭之战,彻底断绝了刘备复兴汉朝的梦想,——当年刘邦的“合伙人”是什么下场,两汉四百年无人不知,孙权岂能不知?

要知道,乱世诸侯的彼此关系,本身就是根据各自实力对比不断变化的。一如彭越、张耳、英布、吴芮等人,一开始也是汉王刘邦的“盟友”,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就逐渐变成了他的臣属。

赤壁之战时,兵败将寡的刘备,实际上只是孙权的附庸,一如他此前依附袁绍、刘表,而到夺取益州、湘水之盟后,刘备和孙权就正式变成了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

而到了刘备自封汉中王,按汉中、襄樊两路大胜之后的鼎盛趋势,还只是个“讨虏将军、会稽太守”,自封“车骑将军、徐州牧”的孙权,被边缘化沦为其臣属,同样是极有可能的。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个简单道理,可不是只有几百年后的赵匡胤才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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