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七成清北毕业生进体制内表示遗憾，如何评价这一观点？年轻人为何偏爱体制内工作？
经济学家对“七成清北毕业生进体制内”表示遗憾，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动因，反映了经济学家对于人才配置效率、创新活力以及国家长远发展方向的忧虑。要全面评价这一观点，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一、 经济学家为何感到遗憾？核心关切点解析
经济学家的“遗憾”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其专业视角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产生的担忧：
1. 人才配置的效率与最优性：
机会成本的浪费： 清华、北大作为中国顶尖的高等学府，其毕业生通常拥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出色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潜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本应成为科研前沿的探索者、科技创新的驱动者、新兴产业的开拓者，或者在高科技企业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如此优质的人力资本大量涌入体制内，特别是一些行政性、事务性岗位，其所能创造的边际效益和潜在的社会价值可能被限制，造成了“人才错配”或“低效配置”。
创新驱动的引擎削弱： 体制内的工作环境往往相对稳定，但也可能存在流程僵化、风险规避倾向较强、激励机制与创新产出关联度不高的问题。如果大量最优秀的头脑都选择“避风港”，那么国家经济发展赖以依赖的科技创新、颠覆性技术突破、商业模式的革新等，可能会失去关键的“火种”。经济学家担心这会影响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活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影响： 高素质人才的流向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对人才的吸引力。如果最优秀的毕业生倾向于体制内，可能意味着市场部门在吸引、留住和激励顶尖人才方面存在不足，或者市场化领域的风险与回报不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这可能导致民营经济、科技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受到影响。
2. 长期经济发展模式的担忧：
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 经济转型升级，特别是向高科技、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具有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顶尖人才。如果这些人才大部分进入体制内，尤其是在非研发、非核心业务部门，那么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可能会变得缓慢。
企业家精神的稀释： 经济学家通常推崇企业家精神，认为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体制内的职业路径相对明确，风险较低，这可能与创业所需的高风险承受能力、创新冲动和独立决策精神有所不同。过多的优秀毕业生选择体制内，可能意味着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的相对下降。
国际比较与人才流失的隐忧： 在一些发达国家，顶尖大学毕业生往往更容易投身于科技创新企业、风险投资、咨询等市场化领域，或者在学术界进行深造和研究。当中国出现“七成清北毕业生进体制内”的现象时，经济学家可能会将其与国际先进经验进行比较，并担心这种人才流向模式是否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科技和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以及是否会存在“智力资本流失”的风险（尽管这里指的是在国内不同领域间的配置，但长期可能影响国家整体竞争力）。
3. 社会激励机制的反思：
“旱涝保收”的吸引力： 经济学家可能会审视当前社会是否存在一种激励机制，使得体制内的工作相较于市场化领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即使在薪酬、晋升空间或工作挑战性上并不一定最优，但其稳定性、社会地位、福利保障等“隐性收益”显得更为突出。
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体制内工作的稳定性、社会保障以及相对公平的晋升机制，对年轻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经济学家在看到这种现象时，也会思考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平，以及如何平衡不同职业选择的吸引力。
二、 年轻人为何偏爱体制内工作？多重因素的合力
年轻人选择体制内工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多种社会、经济、文化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安全感与稳定性是压倒一切的吸引力：
“铁饭碗”的价值重塑： 尽管时代变迁，但“铁饭碗”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经历过经济周期的波动，尤其是看到一些民营企业裁员、倒闭的案例，年轻一代更加珍视工作的稳定性。体制内工作（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通常意味着终身雇佣（或相对长期的聘用）、稳定的薪资增长、完善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等），以及相对较低的被裁风险。
抵御不确定性的策略： 面对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未知的未来，选择体制内工作成为许多年轻人规避风险、追求确定性人生路径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市场竞争更趋白热化的情况下，体制内的“安全感”成为最直接、最强大的诱惑。
2. 社会认可度与身份认同：
传统价值观的延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国家服务、进入仕途或国企被视为一种光荣而体面的职业选择，伴随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尽管现代社会观念多元，但这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影响着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体制内”的品牌效应： “公务员”、“国企正式员工”等标签往往带有一定的社会光环，是家庭和社会认可的“体面职业”。这种身份的认同感和外部的肯定，是许多市场化工作难以比拟的。
3. 上升通道与发展路径的清晰性：
明确的晋升阶梯： 体制内的工作，虽然节奏可能较慢，但通常有相对清晰的晋升机制和职业发展路径。对于不希望“摸着石头过河”、害怕职业“天花板”过低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可预期的发展过程更具吸引力。
权力与资源的影响力： 体制内的工作往往与一定的权力、资源和影响力相联系。虽然这不是所有年轻人的首要目标，但对于部分人而言，能够参与国家治理、影响社会政策、掌握资源，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职业追求。
4. 福利待遇与隐性收益的考量：
全面的福利保障： 除了基本工资，体制内工作通常还享有住房补贴、医疗补贴、子女教育便利、年终奖金、各种津贴等，这些隐性福利构成了不菲的附加价值，且往往比市场化企业更加稳定和全面。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或期望）： 尽管现实中体制内工作也可能加班，但普遍的认知是其工作强度相对市场化竞争激烈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要低，工作生活更容易平衡。这种对“摸鱼”或相对轻松工作的向往，也是一部分年轻人的考量。
5. 市场化领域的挑战与风险：
高压竞争与“内卷”： 市场化领域，特别是新兴科技企业，往往伴随着高强度的工作、激烈的内部竞争以及巨大的业绩压力。年轻人可能因为厌倦这种“内卷”而选择更稳定的体制内。
不确定的回报： 创业和市场化高薪岗位虽然潜在回报高，但也伴随着高风险，并非人人都能成功。对于普通家庭出身、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年轻人来说，体制内的稳定收入和福利是一种更可靠的保障。
创新与回报的失衡： 部分年轻人可能认为，即使在市场化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其回报也可能被资本方或公司巨头占据大头，个体获得的收益与其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相比之下，体制内的薪酬虽然不高，但相对公平，且有政治前途和长远发展。
三、 如何评价经济学家的观点？辩证的视角
评价经济学家的“遗憾”，需要采取辩证的、多维度的视角：
1. 承认其担忧的合理性： 经济学家从宏观、长远的角度提出的担忧，即人才配置效率、创新驱动和国家竞争力，是具有高度价值的。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需要顶尖人才在关键领域、市场前沿发光发热，引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如果人才大量涌入体制内导致创新活力不足，那将是一个长远的隐患。
2. 理解年轻人的理性选择： 同时，也必须理解年轻人选择体制内工作的合理性与理性。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他们追求稳定、安全、有社会地位和发展路径的工作，是符合自身利益和风险偏好的正常选择。不能简单地用“理想主义”或“不思进取”来标签化他们，否则就忽视了社会现实对个体选择的深刻影响。
3. 反思社会结构与激励机制： 经济学家的遗憾，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社会结构、产业发展阶段、市场环境和激励机制的一种反思。
市场化领域的吸引力是否足够？ 需要审视民营经济和高科技企业能否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酬、更公平的激励机制、更宽松的创新环境和更低的职业风险，来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体制内改革的必要性： 体制内是否需要改革，以提升效率，鼓励创新，并使其对优秀人才更具吸引力（不仅仅是稳定和地位），例如在科研机构、技术型事业单位、甚至部分行政管理部门中引入更市场化的激励和评价机制。
社会价值观的引导： 如何在引导年轻人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也激发他们服务社会、投身创新创业的热情，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构建多元化的成功观。
4. 人才的多样化选择是常态： 理想状态下，顶尖人才的选择应该是多元化的，一部分进入体制内承担公共服务和基础研究的责任，一部分进入市场化领域进行科技创新和产业开拓，一部分选择学术研究。不存在一个绝对最优的比例，关键在于整体人才配置是否能最大化国家整体的长期利益和发展潜力。
总结来说， 经济学家对“七成清北毕业生进体制内”的遗憾，是对国家经济长远发展和人才效能的深切忧虑。而年轻人偏爱体制内工作，是基于对现实环境的理性判断，追求稳定、安全、社会认可度和清晰发展路径。评价这一现象，需要将经济学家的宏观视角与年轻人的微观选择相结合，更需要深入反思社会经济结构和激励机制的深层问题，寻求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平衡点。这不仅是对人才流向的讨论，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探讨。
网友意见
简短回答：没什么不好。
最近读了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中国的选择》。这本书挺有意思的。对中美关系有兴趣的朋友推荐一读。
在书中，马凯硕，作为一个印度裔的新加坡外交官，在观察中美两房的政府官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中国的官员这几十年来水平和素质都越来越高。而美国的趋势则恰好相反。70年代的时候美国官员远比中国官员优秀，如今形势却逆转了。他认为这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
不要沿袭古典自由主义观点，觉得只要维持最小规模的政府就行了。国际竞争会越来越复杂，产业政策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高，外交也会愈发地重要。没有优秀的官员来制订相关的政策、合纵连横，就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诚然，企业家、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贡献。但是作为中国社会里具有最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政府，如果没有海量的优秀人才，恐怕也不是中国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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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些题外话，来欣赏两段吐槽大师马凯硕的评论：
又是经济学家，那就得说道说道了。
经济学家王福重曾说农民“懒惰愚蠢，不值得尊重”。
某些人拿着本西方资本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鼓吹资本主义了，搞了半天是压迫和污蔑农民否定中国的成果。
就是个靠争议性言论来骗热度的。
他说“农民懒惰的勤奋不值得尊重”，你怒了，站起来质问他为什么不尊重农民？
他两手一摊说“不值得尊重不是不尊重，是中性，不好不坏地看待”。你憋住，想半天问他：那值得尊重的是哪些？
他大手一挥：当然是懒惰的智慧。老实巴交种地和聪明地读书考大学的，我尊重读书的。
乍一听有点道理，你琢磨了一会，觉得农民不可能全去读大学啊，哪有这么多学校和国家投入。你刚想站起来继续追问。
人家王教授已经奔向了下一个话题。
你跟他认真，你就输了。
你要问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认为？
巧了，我邻居家的驴也是这么认为的。
有时候我也真觉得现实挺有意思的。
翻开十年前的清华大学就业质量报告，会发现到体制外就业的不到20%，也就是超过8成的清华毕业生都会去体制内工作。
（补充说明：狭义上的体制内一般专指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但媒体在说体制内的时候，通常是将除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外的所有就业渠道统称为“体制内”。所谓的“七成清北毕业生进体制内”，也是在这个角度上说的）
但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七成，所有人却开始热议“为什么七成清北毕业生近体制内”。
这种感觉就极其魔幻。
人家清北毕业生八成进体制内的时候，没人说啥。现在是七成，一群人或者在这儿痛心疾首，或者在这儿阴阳怪气，“内卷”、“躺平”之类的词不绝于耳。
这还真的挺好笑的。
PS：
做个补充说明吧。想要知道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其实从清华大学的就业质量报告里，也能看出端倪。
在10年前，清华学生去向最多的是这些单位：
看名字就知道，这里面都是纯国企、准国企，或者类国企性质的大企业。
而现在，则是这样的：
现在清华毕业生去向最多的13个单位里，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网易，美团，六家都是民营企业。在去向前5的单位中，民企占了3个。而TOP则全都是民企。从人数上看，在这13家企业中，去民企的总人数是400多人，比剩下几家单位加起来的总人数还要高。
很显然，清华毕业生愿意去民营企业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华为取代国家电网成为清华毕业生最愿意去的企业。而在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民营企业能提供的待遇、愿意在人才上投入的资源正变得越来越好，否则也吸引不到如此多的清华毕业生。
如果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固然可以继续拿所谓的“七成清华毕业生进体制内”来在这儿阴阳怪气。但从乐观的角度看，10年之前，之所以大多数清华毕业生对体制外并没有什么兴趣，归根结底也还是体制外基本上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民营企业——或者说，很多民营企业虽然规模挺大（比如房地产）、收入也不低（10年前正是4万亿余威仍在的时候），却对清北这种顶级高校的毕业生没什么吸引力。
而如今，仅华为一家招聘的清华博士就达到了74人之多，而榜单中所有的国企加起来也仅有51人。阿里巴巴招聘的清华博士，居然比国家电网、中核工业这种巨型国企还要多。
很显然，清华博士愿意去华为、阿里巴巴，肯定不单单是因为这些地方给的待遇高，而是这些地方确实能提供还算不错的科研环境。这反过来也能说明中国企业正在注重技术创新。
当然，如果有人非要拿“呵呵，中国这么搞创新，怎么还被人卡脖子“来抬杠，那么倒不如想一想为什么10年前这些地方就没人愿意去——或者说，华为、阿里在十年前为什么并不会如此大规模地招聘博士？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本部不同，何况现在华为也好、阿里腾讯也好，也的确是在传统的业务领域之外，在技术创新这方面加大投入的。或许现在这种投入并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但这种趋势却是好的。而这么多清华博士愿意进入这些单位，而不是随便找个科研单位苟着，也能证明拿“七成毕业生进体制内”来说事，是多么的搞笑。
过去我也这么认为过，认为北清的学生就应该在外面过的更加风风火火，更加激流勇进一些。
直到我后来跟体制内的人打交道越来越多，我这个想法就慢慢转变了。
我希望体制内能有更多更优秀，并且能够不忘初心的人，加入其中，这样一来，有些事情，尤其是一些体制内才能办成的大事情，会更容易实现。
体制内的自由度不大，但是能量却很大，有更多的顶级人才加入其中，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人才能够更多地在体制内发光发热而不是简单地选择随波逐流，这样就很完美了。
如果七成顶尖名校的毕业生没有进体制内，经济学家也可以说，
最优秀的人不去做国家制定政策和发展方向的掌舵手，真是太遗憾了。名校毕业生都一心只为逐利、却不再愿做人民公仆，他们要被学生时代成绩不如自己的“差生”所管理，这是国家人才资源的浪费，真是太遗憾了。
此处的 “体制” 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部队、军工企业……
这与 “做科学家、企业家、思想家、艺术家” 没有半毛钱矛盾之处。
我国绝大多数称得上科学家的科学家和称得上思想家的思想家，都是体制内的。就连艺术家，不管是音乐还是美术还是文学还是啥，大多数都有 “编制”。
清北乃至全国一流高校，进体制内的比例，一直都是这么高啊。之前更高，现在还下跌了，咋就成新闻了？
说这话的这哥们儿自己不也是体制内的么……所以这说法就颇为不知所云。
此统计下，“体制” 的补集，是民企、外企、出国。
他若想展开表述，首先要把立论表达正确：
“中国最顶级的大学的学生出来应该主要是去民企、外企、出国。”
我也不确定他是竟然对 “体制” 理解错了，还是他其实是想进行以上这个立论。
他那个报告我看了。照他那个标准，我们这施工局也算体制内。要想不是他那个标准下的“体制内”，要么自己做买卖（或者你们叫创业，就那意思吧），要么去真·私企，要么就只能出国了。
那要照这个标准，这个“体制内”的比例恐怕还真是越高越好。
具体的就业数据上面已经有朋友发出来了，就是这个七成毕业生不光指的是狭义上的公务员事业编制，还包括广义上的国有企业，那这个比例我觉得很正常，挺合适的。第一，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及高校都是体制内单位，他们从事教学科研没有问题呀。第二，绝大部分的科研院所也是体制内的，他们毕业后进中科院也没问题啊。第三，重点说说去企业的部分，我们先分专业来看，金融业是以四大行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为主吧，基建这块中建中交中铁电建能及大部分甲级设计院也是国有企业吧，能源电力领域三桶油五大发电集团和国网南网也是国有企业吧，通讯领域三大运营商是国企，航空航天这块更不用说了吧，所以去国企也很正常，不是说为什么要去体制内，而是说对于很多专业来说，大部分的可能性就是广义上的体制内。
清北毕业生不愧是最聪明的一群人
不是清北毕业乐意去体制，是清北头衔可以用体制兜底，别的985都不好使才对。
我大一的时候，同一高中的北大师哥已经大三了，
后来他毕业回了老家，我们高中老师还满是遗憾，说回来干嘛。
我爸朋友的孩子是某211本硕，毕业回老家结婚后连生俩娃，也不上班了，他爹说，早知道毕业结婚生娃，念研究生干嘛，但如果她是清北的研究生，完全可以生娃不耽误兜底，明白了？
那时候寒假的时候和师哥一个标间，住海淀大街来着，因为学弟来北京考自主招生，当学长的都要去见见一起吃个饭，算是一个传统，晚上在房里和他聊了挺久，
说前程的事情倒是记不得了，就记得他说，大学谈恋爱，一开始男生不笃定，女生很爱着对方，等熬过了头几年，女生二十五六的时候，轮到女生开始不笃定了，这时候男生却已经没啥筹码和招了。
我还不到二十岁，自然只能嗯嗯应和，现在看来说的蛮对，估计他不想在北京待着可能也是感情的回忆太鲜明了，
扯远了。
清北如果所有专业全都自招的话，就会像向老师说的那样天高任鸟飞了。
就是掐尖嘛，全国一套卷子，谁做得好就进，
我记得我去清华自招考试，英语语文一张卷总分我忘了，最后一道大题，英语翻译文言文，当时就被震惊到了。
只要清北他们真的有权力越过高考全国筛人，其实毕业生无所谓去哪，哪都行，参照日漫日剧里的东京大学，和警视厅正牌公务员的稀缺程度，
那可真是考进士一样，
进了东大，怎么折腾都有道理，去哪就业都是用不了几年就蹭蹭升上去了。
现在的清北还远远达不到毕业就飞黄腾达的地步，北大又如何，一样是大学被爱情苦恼，毕业求稳妥还是回家舒服，
矮大紧说清华是国之重器，不应考虑就业，现实是国之重器散落在各个双一流的导师手底下，能不能熬出头各凭天命呢。
小破站up主芳斯塔芙，讲山中伸弥那期就说他是良心导师来着，让学生先完成自己的保底课题再放手一搏，不然搞失败了学生啥都冇了，
这就是国之重器的悖论，
假如全国一盘棋，清北拿到全部尖，也不见得囊括所有精英，山中伸弥这样的肯定考不进去。
但同样，假如清北不掐尖，人才散落，又会导致大家都或多或少担心自己的吃饭问题和终身大事，很多可能在学术上有建树的人，要么被导师玩傻了，要么出于温饱考量水个文凭就撤了，遇不上山中伸弥这样的导师，
于是就有人喷，清北毕业生进体制，教中学巴拉巴拉的，其实是不了解情况，有可能人家已经把自己的机会成本给用了，用在为祖国科研谋福利上了，只是发现此路不通，然后回到体制和中学保底来着。
我倒觉得很紧迫的事情是，各个大学赶紧拿出点骨气和良心来，把一大堆学阀或者学术水平和地位严重不符的老年人退休掉，多腾点地方给真有实力的年轻人，增加他们试错的机会才是正途，
毕竟他们更年轻，机会也更多。
又是经济学家？哪个经济学家？宋清辉还是任泽平？
人家都考上清华北大了，指望还能忽悠住人家。
我就问一句，智商够么？
这么忽悠？
这个报告靠谱吗？这个七成可信度有多少？
哈哈哈哈哈哈，又是经济学家。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任泽平那个“2万亿鼓励生育”被骂的狗血喷头。
清北毕业生代表其学习好，但不代表其家庭条件好，而人的选择，最大依仗或影响因素是家庭条件。
作为top2的毕业生，首先对经济学家的言论表示遗憾……
先看七成清北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意思，去看两个学校的就业报告就知道这里的体制内是指的就业单位的性质，与之对应的是民企和外企，体制内不仅仅包含了公务员，还包含了高校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央企国企等企事业单位，所以经济学家是觉得在公立高校和国企工作的人不配成长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所以经济学家眼里最高学府的毕业生不去为国效力难道应该去外企上班吗？
其次假设经济学家的本意是特指清北毕业生不应该去做公务员，那经济学家所希望清北毕业生从事的这些职业的现状都是啥呢？先说科学家和企业家，到今天为止清北依然是为科学界和企业界输送人才最多的高校，这一点从各类榜单和各类指标上都不难发现；至于思想家，hehe，经济学家自己先去想想这个词在当前环境下到底能指代哪些人吧，况且清北两校一届就五六千人，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一共有几个思想家？最后的艺术家，抱歉，这从来不曾是清北的人才培养目标。
最后做公务员这件事，难道经济学家希望普通人来做公务员去管理比他们优秀的那波人么？
清北的学生也真是惨，做什么都要被批……出国的话，去欧美留学工作被公众骂人才流失，去非洲做工程也要被公众骂是图外派的高薪，现在连留在体制内被经济学家表示遗憾。毕业去基层被吐槽书白读了，不去又会被吐槽眼高手低、不接地气、不为民服务；找份高薪的工作被吐槽心浮气躁，找份低薪的工作就更惨了，高分低能、读书无用一整个都给你安排上。反正喷子永远都能找到槽点，那不如甩开膀子我行我素闷声发财就好了。
向老师任职过的单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中国农业银行；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中国民生研究院；《环球财经》杂志......
然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体制内高校，隶属于教育部）
中国农业银行（体制内央企，隶属于财政部）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论坛（非私营非盈利性组织）
中国民生研究院（半体制内，中国社科院背书）
《环球财经》（体制内媒体，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向老师在体制内部、外围混了大半辈子，可以先给年轻人打个样，不依靠曾经的光环，从零开始办个企业或者去西部找个经营困难的公司力挽狂澜，我觉得这样更能激励清北学子。
评论区和我抢冰冰的我看你们是飘了！
我的手是冷冷的！
我的心是冰冰的！
我认为相当一部分人应该开始学会不要去评判他人的职业选择，因为在00后一代人不仅不是一些专家嘴里形容的每日居高临下到处赢的傲慢者，反而是活得非常明白的一代人。这意味着相当多的00后已经识破了所谓“越老越吃香”以及“沉得下气，甘坐冷板凳”的忽悠。
当代的情况就是一、二产业多劳少得，还缺乏社会地位。当年喊得最响的“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如今却反而成为了某种戏谑的反语。当年是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如今想要当教授，也是拦路虎一大堆，很有可能被没良心学校白嫖三年还要把工资退回去。
那么00后的年轻人只要有选择，拿头去进一二产业？或者去当这位经济学家嘴里的“科学家”“企业家”“思想家”？清北乃至C9的毕业生代表着00后一代人智商的最高水平（或者至少是做题能力的最高水平），又怎么会硬着头皮去踩早就已经被无数人踩过的地雷阵？
而且，与很多祖辈留下来的低收入换高稳定的刻板印象不同，大部分沿海省份的公务员在收入与稳定性上均碾压许多产业岗位。例如今年在广州招施工员，实习期月薪仅仅只有5000元，在转正后因为不再发放交通费月薪更只剩下4800。而如果走选调去江门市当一个基层公务员，第一个月就能拿到7000多的基本收入，各种隐形福利还更多，社会地位也更高。那毕业生的“慢就业”“新常态”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仍然需要强调的是，应届生身份如此重要，以至于每一个毕业生都必须以高度审慎的心态应对自己的选择——这位经济学家言语里暗示着的是大部分大学生是“没追求”、“跟风”，殊不知在这种问题上面，大学生本人比你懂、更比我懂。
要让大学生乐于涌向实业，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实业开得起价格，而不必每天在那里画大饼忽悠人——实业并不是没有火爆的时候，在08年前后房地产爆火，红利无穷无尽的时候，土木工程专业的收分几乎是工科专业中最高的。而一旦房地产式微，计算机崛起，软工又成了收分最高的专业，以至于现在的某些大学还把天坑专业与计算机放在一个大类招生，来捞天坑专业一把。
玩市场经济，就要尊重市场经济下人的自发选择，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清北生，能沿着教育体制一路考试领先进入清北，彻底证明他们本身就是非常适应这套体制的人，他们不进体制，难道是给不适应体制的人进体制吗，这什么逻辑？
七成非常令人惊讶，一直以为会是九成，想不到居然还有三成左右的人流失，我猜也是进了酷类体制的美国大学及大型外企民企。
下图是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报告。我猜这里的七成是这样算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差不多是七成。
然而细分看，有超过24%的人去了高校和科研单位，这个比例其实很高了。还有大概24%的人去的是国有企业，在中国毕竟还是国企为主，这个比例也算正常吧，而且也少于去私营单位的比例。党政机关的比例是15.8%。一句七成去了体制其实包含了高校，研究所，国企和党政机关，这样笼统地说不太好吧。而且去体制内的人里有很多人都是去了高校和研究所，他们难道不是去当科学家了？去国企的人难道就不能当企业家了？
最后再贴一张2016年的作为对比，2021年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去党政机关的变多了，去国企的人数变少了，但去民营企业的反而变多了。
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并不比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低级，凭什么清北毕业就不能考公务员了？
或者我说直白点，清北毕业生考公务员，是人家自己对职业的自由选择，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部门针对清北的特招也都越来越多，属于供需两旺的状态。
这种国家选人用人问题，啥时候轮得到你个“经济学家”来对指手画脚？
在中央部委和省直机关的大平台，中国最顶级的大学的学生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去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为人民服务，这种资源配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
更何况，法学、中文、经济学、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等专业的培养目标本来就是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人才，学以致用不对吗？
如果你非要说资源配置不合理，那也是清北理工类硕博去杭州街道办干事业编或者深圳中学当老师这种事儿，亦或者清北毕业考个县区公务员或者事业编，那确实有浪费国家培养他们花费的资源之嫌。
宏观经济学家还是多关注宏观经济问题，如果没有仔细研究过相关问题，就没必要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胡乱发表意见，以免贻笑大方。
现在是2022年，不是谁都能凭着A领域专家名头在B领域随便胡说就能左右舆论的时代了。
这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基本上就是在耍流氓了。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1个层面是，你怎么知道人家去了体制内不能成为你说的这些伟大人物呢？这两者矛盾吗？所谓去体制内不一定就是去坐办公室啊，体制内也有体制内的科研院所，那在这些地方能成为科学家吗？而且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进入体制内，不代表以后他不会离开体制啊。连任正非当年刚毕业的时候也是进入体制内，后来呢？那么请这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要成为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那么他刚毕业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工作呢？
所以按他的意思是刚毕业的时候有一种职业叫做科学家艺术家吗？那大家可不都是从基层岗位开始做起的吗？但是基层岗位是什么？跟你以后能成为什么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吗？我们放眼望去，很多企业家刚毕业的时候都是进入体制或者都是干的和。他后来这个企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事。那么你凭什么在别人选择毕业后第1份工作的时候，就断言人家成不了你说的这些人呢？
这是耍的第1个流氓。
第二。顶级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以后进入体制，你觉得惋惜，难道应该怪大学生吗？按照这位经济学家的逻辑，毕业以后去干艺术的人能成为艺术家，毕业以后去干企业的人能成为企业家，那么我想问你毕业以后你为什么没有去从事艺术工作，你没有去当一个自由画家？很简单，这种工作成材率低你可能养活不了自己，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保障体系还不足以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心无旁骛的去做这些成功率比较低的事情。
这能怪大学毕业生吗？能怪大学吗？人总是会根据自己周遭的环境来调整自己行为的。当一个人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不得不去适应这个环境。我们歌颂那些逆流而上在困境中依然成功的人，但是根据环境调整自己，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的人，有什么不对的？
啥也不是
体制内去年今年正在减薪退奖金。
不赶紧拿起房地产这个夜壶，明年公务员的收入会很难看。
明年，一些困难地区发不出工资不是梦。（90年代普遍存在过，保工资的解决办法是农村在农业税上加几倍，十几倍的提留统筹，城市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
体制内原来（80年代）吸引力不太高。
90年代末，废了终生雇佣。
最近几年，坚持劳工保护的外企退潮。
8小时5天工作制越来越难以保证。
体制内和一些国企才越来越香。
虽然，卖地被遏制，财政困难，公务员减薪退奖金，未来收入会大降。但是终身雇佣和8小时双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真到了公务员发工资困难的时候，老百姓会更惨。上次公务员工资困难的时候，城市是大下岗，农村是三农问题。
清北毕业生，本来是run的主流人群，这两年疫情加上中美关系不好，run不出去，在国内去体制内比较安全。
中美关系好转，经济好了，他们有的是机会发财或者run。
冬天先去避风港，哪怕水浅点，等春天再出海。
政府这个时候，可以给军工招点人才。
以前军工很难招到一流人才。现在形势不好，军工也是终身制，拿出点高薪招募一流人才对国家有好处。
这位经济学家看不起体制内啊，难道在他心里体制内的都是”碌碌无为之辈“？清北高材生去了体制内就屈才了？
其实搞政治才是最需要智慧的，搞政治搞得好对社会的贡献才更大，所以清北高材生去体制内搞政治挺好，能发挥出聪明才智对国家对社会也是天大的好事。
没关系产业升级主要靠小粉红们和战狼们，他们非常擅长下大棋。
从抽象国家的层面，自上而下俯视，把公民当成一个个按需分配的螺丝钉，可能会觉得顶级大学生更适合去做科学家、企业家、思想家、艺术家。
但是从每个个体来看，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配件。他们都有自己的权利选择对自己利益最优的职业。
如果两者的需求不匹配，就会出现所谓的“对国家有利的选择”和“对个人有利的选择”互相冲突。
你要是把自己代入抽象的国家，你对清北的毕业生应该走那条路有一个期望；但是如果你把自己代入每个人，你会觉得能带来更多的利益的一条路才是自己想去的。
当你的路和国家期望你的路不同，就撕裂了。比如说，国家期望你去当“家”，那么把自己代入“国家”你会觉得清北学生选错了 - 国家花钱培养你当“家”，你却想当“官”，何其浪费。但是把自己代入个体，你会觉得国家的导向错了，它期望你当“家”，却为当“官”的提供了更好的前途。
如果你是清北毕业生，你要把自己代入国家，还是代入你自己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国家想让清北学生去做这些“家”，那么就想办法引导让这些“家”的职场竞争力高过“体制内”。如果国家的实际引导是让“官”的竞争力更大，实际上国家心里想的就是期望大家去当“官”。
这其实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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