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讲，判处人贩死刑对贩卖儿童的犯罪率是提高还是降低？
成本收益分析：威慑的力量
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它认为个体在做决定时会权衡成本与收益。对于人贩子而言，贩卖儿童这一行为背后存在潜在的收益（例如，金钱、权力等）和潜在的成本（例如，被捕、监禁、声誉损害等）。
死刑作为一种惩罚，显著提高了犯罪的潜在成本。从经济学角度看，死刑是惩罚成本的“极端”。当死刑成为贩卖儿童的潜在后果时，人贩子在计算“收益成本”时，需要将“失去生命”这一巨大、不可逆的成本纳入考量。
收益的贴现： 人贩子通常会比较短视，他们更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将未来的风险“贴现”——也就是认为未来发生的概率较低，或者即使发生，其影响也比眼前的收益小。然而，死刑的绝对性和最终性，可能会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这种贴现率。生命是所有财富和收益的载体，一旦生命消失，所有潜在收益都将化为乌有。这种巨大的、确定的损失，相较于长期的监禁，其威慑力无疑要强得多。
机会成本的提高： 死刑不仅仅是失去生命，它还剥夺了人贩子未来所有可能获得的收益，无论这些收益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例如，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将无法再通过贩卖人口或其他任何方式赚钱；也无法享受任何生活乐趣；更无法通过“金盆洗手”来获得合法收入。这种巨大的机会成本，在理性经济人的计算中，会极大地增加犯罪的门槛。
风险厌恶： 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的。虽然人贩子可能并非完全理性，但他们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规避心理。死刑代表了最高级别的风险。即使是那些愿意承担高风险以获取高回报的人，面对“死”这个终极风险，其决策也会变得更为谨慎。
信息不对称与信号传递
在犯罪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人贩子可能认为自己能够规避法律，或者他们的“客户”（买家）能够提供足够的回报以弥补风险。然而，严厉的刑罚，特别是死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国家对于贩卖儿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风险信号： 死刑就像是在犯罪市场上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高风险”标签。这不仅会影响潜在的人贩子，也会影响整个犯罪生态系统。那些原本可能被招募成为人贩子的人，在看到有人因为这种犯罪被判处死刑后，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选择退出，或者转向风险较低的犯罪活动。
市场参与者的选择： 即使对于已经活跃的人贩子，死刑也会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风险敞口。为了避免被捕和面临死刑，他们可能会选择更隐蔽、更低调的方式进行活动，这可能导致贩卖儿童的总量暂时下降，但同时也可能使得追踪和打击更加困难。
弹性与替代性犯罪
从经济学角度看，犯罪行为也具有一定的“弹性”。这意味着当某种犯罪的成本增加时，犯罪率可能会下降，但一部分需求可能会转向替代性犯罪。
弹性问题： 贩卖儿童背后的需求（如买卖童婚、非法收养、性剥削等）是复杂的，并且根植于社会经济结构。如果惩罚过重导致人贩子退出市场，那么这些需求可能不会完全消失。需求方可能会转而寻找其他更隐蔽的渠道，或者转向其他形式的剥削。
替代性犯罪： 理论上，如果贩卖儿童的风险过高，一些人可能会转向其他更“安全”的犯罪，例如诈骗、盗窃等。然而，贩卖儿童本身的高利润和某些社会需求的存在，使得它仍然具有吸引力。死刑是否会显著降低这种吸引力，取决于其与潜在收益的权衡。
“监狱经济学”与“死亡经济学”的对比
我们可以将长期监禁视为一种“监狱经济学”，而死刑则可以视为一种“死亡经济学”。
监狱经济学： 长期监禁的成本主要体现在政府维持监狱运行、囚犯的生活成本等。对于人贩子而言，监禁意味着失去自由，无法再从事贩卖活动，但生命尚存，未来仍有“希望”或“机会”。
死亡经济学： 死刑的成本是极致的，它消灭了所有未来收益和机会。这种“一了百了”的惩罚，其威慑力可能比漫长的监禁更具冲击力，因为它直接剥夺了生命本身，这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
结论：倾向于降低，但并非万能
综合以上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判处人贩死刑 倾向于降低 贩卖儿童的犯罪率。这是因为死刑极大地提高了犯罪的潜在成本，通过威慑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风险厌恶心理，对潜在和已有的犯罪者产生了强大的负面激励。它将“生命”这一最终的、不可撤销的成本纳入了决策计算，迫使犯罪者重新评估收益与风险的比例。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经济学分析并非万能。贩卖儿童的根源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包括贫困、教育缺失、社会不公以及特定的需求群体。死刑作为一种严厉的惩罚手段，其威慑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1. 执法力度： 如果执法不严，判决无法有效执行，那么死刑的威慑力将大打折扣。
2. 社会接受度： 某些地区或文化背景下，对死刑的普遍接受程度会影响其威慑效果。
3. 替代性策略的缺乏： 如果没有同步解决导致贩卖儿童问题的根本性社会经济因素，仅仅依靠死刑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根除问题，而是可能将犯罪行为推向更隐蔽的角落。
因此，虽然从经济学模型上讲，死刑的引入提高了犯罪的“价格”，从而有望减少此类犯罪的“供给”，但其最终效果还需结合实际的执法情况、社会背景以及配套的综合治理措施来综合评估。但就单纯的“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是显著的。
网友意见
谢邀。
关于“人贩一律死刑”这件事情，其实从很久以前就零星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主要是我的家长辈们在分享。前两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就火了。
最开始我是坚决反对“人贩死刑”的。然而当我真的动手去查阅一些资料的时候，却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然，法律的制定以及量刑等等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由于非专业人士，所以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此外，最开始主流的反对声音主要集中在“如果判人贩死刑，那么人贩会杀死被害者”这个论点上。但是这个论点经不起太多的推敲。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因为罪犯被逮捕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杀死被害者的时机，所以以此来反对死刑，显得比较苍白。
犯罪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追溯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Becker的一系列重要的贡献，而后的经济学家们在这一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EconPaper专栏里面，
@冯晗曾经介绍过这么一篇论文：
严刑峻法能减少犯罪吗？ - EconPaper - 知乎专栏，该论文发现增大对酒驾的惩罚力度的确可以降低犯罪。
然而这个结论并不是绝对的。不同类型的犯罪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在没有好的关于贩卖人口罪犯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转向对罪犯行为的理论分析。
这里我们follow Brown and Reynolds1973年JET上的论文，《Crime and “punishment”: Risk implications》，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来分析罪“死刑是否能降低贩卖人口的犯罪率”。
现在假设一个潜在的罪犯的收入为W，如果他选择犯罪，那么会以p的概率被抓捕，以1-p的概率逍遥法外。犯罪的收益为G，而如果被抓获，罪犯将会得到L的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轻易的写出罪犯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U)=pU(W-L)+(1-p)U(W+G) 其中U为效用函数。当犯罪的期望效用E(U)>U(W)时，潜在的罪犯就会选择去犯罪。
有了这个设定，我们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如果增大L，犯罪是不是会少，或者E(U)会不会显著的变小。我们把以上的期望效用函数对L求偏导，可以得到：
∂E(U)/∂L=-pU'(W-L)<0 我们会发现，L对于期望效用的影响是依赖于p的，也就是说如果罪犯被抓捕的概率提高，那么增加对罪犯的刑罚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如果罪犯犯罪之后被找到的希望很小，那么增加罪犯的刑罚所带来的作用微乎其微。
这也就是为什么增大对“酒驾”的处罚那么奏效的原因：对于酒驾来说，其被发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所以稍微增加一点惩罚力度，选择酒驾的人都会减少很多。
然而拐卖呢？治理拐卖的难点不就在于其难以被发现么？电影《亲爱的》里面，黄渤夫妇是幸运的，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小孩，然而不要忘了，其背后还有更多的找不到孩子的父母们。如此低的概率，增大惩罚力度真的可以带来犯罪率的显著降低么？我想这一点是存疑的。
更进一步，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罪犯对惩罚力度更敏感呢？或者说，如果我们可以增大惩罚力度，或者提高概率p，谁的作用更大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弹性来考虑，分别是惩罚力度L增大1%所带来的犯罪的减少，和概率p增大1%所带来的犯罪减少进行比较，两个弹性的计算如下：
进而，比较这两个弹性可以发现，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更有效，取决于潜在犯罪者的风险偏好。对于一个喜好风险的潜在犯罪者（U''>0），增大概率的效果更加明显；而当潜在犯罪者是风险厌恶的，那么究竟哪种手段更加有效是不确定的。
所以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更加有效，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没有充足的数据的前提下，我们目前无法回答。但是至少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了，一味的增加惩罚力度有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效。特别是对于那些喜好风险的罪犯，增大惩罚力度还不如增大抓到的概率p，而既然是罪犯，其风险偏好程度恐怕是高于常人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是，不管怎样，只要p>0，增大L仍然会降低犯罪率，为什么不做呢？我想这要从犯罪的成本来考虑。
犯罪的量刑等问题不仅仅要从犯罪的危害程度来考虑，还要考虑其社会成本。一个理性的政府应该是尽量最小化犯罪的社会成本的。而犯罪的社会成本不仅仅是被害人的损失，还有政府的损失，以及罪犯的损失。
比如复旦大学陈硕等人2013年的论文《中国转型期犯罪的社会成本估算》估算了各项犯罪的成本，其对于拐卖人口的犯罪成本计算如下：
可以看到的是，从社会来看，我们不仅仅要考虑被害人的损失，还要考虑到罪犯方面的损失。朋友圈转发的内容可以说非常有煽动意味，然而其思想还是脱离不了传统的“报复型”的法律认识。然而罪犯也是人，我们难道就可以因为他犯了罪，贩卖了人口，就否定他是一个“人”这样的事实么？这样的逻辑是不是还停留在“杀人偿命”的认识阶段？
从这点来讲，当一个罪判被定刑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这个罪犯，这个人，在出狱之后是否会改过自新，对社会做出贡献。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人是不是可能成为“惯犯”。比如在酒驾、偷盗等类型的犯罪里面，惯犯的确存在，但是在拐卖人口的罪犯里面，有多少刑满出狱还继续拐卖人口的呢？如果这些人能够洗手不干改过自新，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呢？
此外，根据陈硕等人的估计结果，拐卖人口的社会成本不及其他类型的犯罪。那么，如果政府是以降低犯罪的社会成本为目标，理性的政府应该将多少资源投入到降低拐卖人口这一问题上来呢？从边际意义上，增大对拐卖人口的处罚力度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与其可能的降低犯罪率而导致的社会成本的减少，究竟是大还是小？
此外，对于限制拐卖人口犯罪这一问题，相对于简单粗暴的增大惩罚力度，可能有更多的更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为了增大拐卖人口罪犯被发现的概率，可以完善人口登记的政策。此外，以上只讨论了犯罪的供给方面，从需求方面下手，我们的政府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我国现在的领养政策，在给定部分居民有领养需求的前提下，是否可以简化手续、降低门槛？此外更多的拐卖儿童的需求来源于欠发达的农村，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完善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养老等保障机制，防止他们“买儿防老”？比如《打拐为何屡打不止——拐卖妇女犯罪的特点, 根源及对策的调查分析》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农村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造成了大量的拐卖需求，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从限制人口的政策方面保证农村的男女比例平衡？
总的来说，简单粗暴的“拐卖死刑”政策，是否能真正震慑潜在的犯罪者，或者说效果究竟有多大，仍然是存疑的。尽管在实证中发现了在诸如“酒驾”等犯罪中增大惩罚力度是有效的，由于罪犯被发现的几率不同，这个结论很难扩展到拐卖人口上来。而为了降低拐卖人口的犯罪率，政府仍然有其他可能更有效的策略，比如增大打击力度（增大发现的概率）和从降低人口买卖的需求，与之相比，增大处罚力度反而可能是相对无效而高成本的。
参考文献
Becker G S.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M]//Essays in the Economic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NBER, 1974: 1-54.
Brown W W, Reynolds M O. Crime and “punishment”: Risk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3, 6(5): 508-514.
陈硕, 刘飞. 中国转型期犯罪的社会成本估算[J]. World Economic Papers, 2013.
崔小凤, 陈斌儒, 钟志芬. 打拐为何屡打不止——拐卖妇女犯罪的特点, 根源及对策的调查分析[J]. 北京统计, 2000, 1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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