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发国难财」？
以下将从几个经济学视角进行详细阐述：
1. 供需关系与价格机制的扭曲：
基本原理：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供需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某种商品或服务需求增加而供给不变，或者供给减少而需求不变时，价格会上涨，从而传递“稀缺”信号，鼓励生产者增加供给，抑制消费者过度需求。
国难时期的供需失衡： “国难”往往伴随着突发的、集中的需求激增（如医疗物资、食品、能源等）和供给中断（如生产停滞、运输受阻）。这种情况下，供需关系的天然变化会推高价格。
“发国难财”的本质： 部分人或企业并非仅仅是市场规律的被动参与者，而是主动利用这种供需失衡，甚至通过人为制造或加剧供需缺口来牟利。 例如，囤积居奇，故意不释放现有库存，制造短缺假象，从而将价格推向远高于其正常价值的水平。这种行为扭曲了价格作为稀缺信号的功能，使得价格信号传递的是“恐慌”和“贪婪”，而非真实的供需关系。
福利损失： 当价格被过度抬高时，那些真正需要这些商品的人可能无法负担，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即使有支付能力，过高的价格也意味着消费者将不得不放弃其他本可以获得的商品或服务，降低整体的经济效率。
2. 市场失灵与外部性：
市场失灵的定义：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
“发国难财”中的市场失灵表现：
信息不对称： 在恐慌时期，消费者往往缺乏准确的市场信息，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谣言的影响，导致非理性的购买行为（如恐慌性囤积），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而“发国难财”者可能掌握了部分信息，并利用其进行套利。
外部性： 哄抬物价的行为会产生负外部性，即对社会其他成员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包括：
分配不公： 财富从弱势群体（无法承担高价者）转移到少数牟利者手中。
社会信任侵蚀： 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经济效率损害： 资源被用于非生产性地囤积和转售，而不是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求。
外部性内部化的问题： 在“发国难财”的情况下，牟利者并未承担其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成本。政府可以通过价格管制、反垄断调查、法律制裁等方式，尝试将这些外部性内部化，但往往难以完全实现。
3. 道德风险与委托代理问题：
道德风险： 当某些行业或个人在危机时期处于信息优势或控制地位时，存在道德风险，即他们可能利用这种优势谋取私利，而忽视了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例如，掌握重要物资的分销商可能因为“发国难财”的诱惑而选择不按公平价格分发。
委托代理问题： 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例如，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代理人）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采取“发国难财”的策略，而损害了股东（委托人）的长期利益或公司声誉。但在这个语境下，更常讨论的是企业作为整体利用市场机会，以及个体员工或管理者从中获利。
4. 政府干预与经济政策的考量：
价格管制： 政府常常会在危机时期实施价格管制，以防止哄抬物价，保护消费者。经济学上，价格管制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
理论支持： 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公平的资源分配，防止市场机制在极端情况下失效，保护弱势群体。
潜在的负面效应： 然而，价格管制也可能带来效率损失。如果价格被压得过低，可能抑制生产者的供给意愿，导致更严重的短缺（如配给制）。如果价格被设定不当，可能无法有效反映真实成本，导致资源错配。
反垄断与公平竞争： 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法来打击那些通过操纵市场、合谋涨价以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社会保障与福利： 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提供直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如发放救济金、提供免费医疗或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损失，保障基本民生。
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政府推动市场信息的透明化，打击谣言，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减少非理性恐慌。
5. 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经济效率： 从纯粹的自由市场效率角度来看，价格上涨可以激励生产者增加供给，从而更快地弥补供需缺口。在这种视角下，一些人会认为，即使是“发国难财”，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资源的重新配置。
经济公平： 然而，在“国难”时期，公平往往比效率更受关注。社会普遍认为，在国家和人民处于困境时，不应允许个人或企业利用他人的苦难来牟利。这种行为违背了社会契约和基本的道德原则，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破坏长期发展的基础。
长期影响： “发国难财”行为虽然能带来短期超额利润，但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企业的声誉和品牌价值，影响其在市场上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它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和不满情绪，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6. 道德判断与经济学的局限性：
经济学描述与规范： 经济学本身是描述性的科学，它能分析市场行为的机制和后果，但它无法直接对“发国难财”的行为做出道德判断。
价值判断的介入： 然而，当讨论“发国难财”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引入价值判断。社会对“发国难财”的普遍反感，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社会对于公平、道义和集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取舍： 政府在应对“国难”时，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做出权衡。经济学理论可以为这种权衡提供分析工具，但最终的决策往往受到社会价值、政治考量和道德伦理的影响。
总结来说，从经济学角度看，“发国难财”是对市场机制在特殊时期失灵的利用，是对供需关系和价格信号的扭曲，会造成资源错配、分配不公和社会福利损失，并可能引发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问题。政府干预（如价格管制）是常见的应对措施，但其有效性也需要权衡效率与公平的考量。最终，“发国难财”的行为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往往以牺牲社会公平、信任和长期发展为代价。
网友意见
我现在没有什么观点，只是想写一些话，算是抒发一下这两天的心路历程吧。
起初看到一位奥派公众号作者和薛兆丰写的"国难财"文章，我气坏了。我是一个资深“薛兆丰黑”。要知道，这些一味鼓吹他们所谓"市场"的观点连经济学ABC都不算。
哪怕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基础”课程，都会讲到”外部性“和“市场失灵”：戴口罩不但能自己防止病毒，而且能阻断传染，因此一个人带口罩对社会的益处远大于他自己得到的好处。当购买一件商品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产生了差异之时，个人根据最大的自利作出的选择，便不能自动导致社会收益最大化了，这便是市场失灵。
经济学基础也会讲到最简单的解决这种市场失灵的办法。一类方法是command-and-control, 政府直接对企业生产进行干预，例如政府直接去企业采购口罩，然后分配给各个医院和消费者。另外一种是通过补贴，补贴企业或者消费者。
我本来已经写了一篇文章的草稿来反对薛兆丰。为了加强我的论证，还写了另外一个观点：如果依照市场价格来定价，那么在这种价格上升的时候，只有有钱人或者受过更高教育的人才会有更大的支付意愿买到口罩。然而这些人更有能力躲在家里。这意味着这些人买到口罩对于社会的价值反而比低收入人群（需要出去工作的，例如快递小哥、收银员、清洁工、保安）要低，因此进一步导致资源错配。因恐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更是导致了囤货，囤货的同样是更有钱的人，于是加剧了这种错配。
简单来说，只考虑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薛兆丰等人的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政府干预在这种时候是必须的。
正当我准备把这文章发到公众号的时候，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是多地政府直接限价。限价的问题，知乎上有很多开药店的老板已经述说了他们的经历。春节期间物料、人力、物流价格翻了几倍。限价以后工厂和供应商不敢开发票，由于他们不敢开发票，药店不敢进货，因为拿不出进价发票的话你卖高价物价局一来查你就得罚款关门。一些药店老板以贴近进价向民众售卖口罩，仅因为比平时贵，反被消费者举报。因此很多药店老板干脆选择不进货了。
注意到这种时候，”价“已失灵，最重要的是量。引用我一位师兄的话，一个口罩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在正规零售渠道受到限价影响了以后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一些黑心微商利用人们的的恐慌心理采取了先收定金再向厂商大量采购的方式购买口罩，然而他们并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管，至少监管的严格程度是远不及实体药店的，这便是“黑市”，是真正的发国难财。
那么政府是否采取了教科书中推荐的干预措施呢？有的，比如政府采购。然而政府采购的效率如何？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根据以往的体验，政府采购的体验是很差的。我只能希望它这次会好起来，人命关天。但是武汉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虽说算不上正规政府机构）给我破了一盆冷水。
有很多学经济学的朋友提出为了应对囤货问题应该对消费者设置配额。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好。这两天多地政府开始派发口罩。直到我看到市民们为了领取10个口罩而发生了大规模聚集。这还是市政服务最好的杭州市。好在市政府马上发现了这个事情，今天改成了配送上门。杭州政府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又如何呢？
都说这次疫情是一个照妖镜。我觉得最搞笑的事情是，我朋友圈里很多学院派经济学家出来义愤填膺的谴责涨价，发了一些个毫无信息的10万+，满口“公平正义”，读完全文以后却连一个有价值的建议都提不出来，甚至有人说出了“因为有正的外部性，所以需要价格管制”这样的奇怪的话。
甚至很多人连“价格机制”和 “市场均衡”都分不清楚。有位大哥认为应该通过价格机制来解决供需匹配，具体做法是通过政府直接拨款给医院来购买医疗物资，至少解决医院短缺的问题，理由是医院由于长期和医药物资供应商打交道，对于渠道来说是最清楚的，掌握的信息比政府要多得多。这么好的建议，结果在文章底下骂成了薛兆丰。
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靠市场是错的。但政府干预对于治理能力要求很高。我一个湖北人，生活在杭州，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对这一点体会更深。你现在想要说服我薛兆丰说的就是100%是屎，那也是不可能的。
还是知乎好。刚看了最高赞的 @林为珮 ， @刘镇锐 、 @Orz辉 、 @改之理zcw 的回答。觉得真好。
作为一个早就熟知湖北各种问题的湖北人，这几天故乡蒙难，又目睹湖北各种怪状被曝晒在在全国人民的眼皮子底下，五味杂陈，思绪良多，言不及义。
既要思考合理的配置制度，又要允许合理的涨价和市场机制发挥一定的作用。
防疫和义务教育是经济学讲外部性章节最典型的两个案例：由于传染病有负的外部性，而防疫有正的外部性，所以防疫工作需要由政府供给，做到尽量平等、定额、定点全面覆盖潜在患病人口，是经济学属于最基础的知识 。
防疫资源需要政府配给，这根本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理论就是这么要求的，完全由市场供给，本身是违法经济学理论的。平时政府也是这么做的，在各个地区建立各类社区医院之类的疫苗接种点，并要求没有完成接种计划的儿童不准上学。
对这次武汉肺炎来说，由于传播途径的原因，口罩就起到了“疫苗”的作用，在短期供给不足的条件下，肯定是需要政府配给，保障公众需求、安全的。
问题是短期内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配给制度，并不那么简单地。平时的防疫体系根本不足以支撑大型传染病时期公众的需求，平时各个疫苗点就是排队的，在加上口罩的产量、库存有限，所以几乎不可能由疫苗点定额供给口罩。
对此，有些地方完全由政府分配口罩，按人头分发，政府选定的药店、社区医院、居委会提供分发服务：这本质是将口罩看做“一类疫苗”。有些地方口罩主体还是由公众自行购买，政府给药店或者口罩厂商一定的补助：这本质是将口罩看做“二类疫苗”。
然而有些地方两项工作都不做，纯粹通过行政处罚抑制口罩涨价，结果当然是口罩短缺，公众都得不到货，货源被转移到其他地区。
个人感觉政府补助，并对制定药店限价，将口罩当做“二类疫苗”，公众根据需求，通过医保卡自行负担一部分费用，购买口罩的方式是最合理的。
涨价是必然需要的，因为需要厂商加大生产、物流加速流通、药店保障销售、避免不必要的口罩等医疗资源浪费（囤货居奇、黑市私售）。特别是考虑到，人工费增加（加工、过节费等）、物流成本增加和病毒暴露等风险（特别是药店销售环节），需要讨论的只是涨多少合理。
个人感觉短期内，涨五倍及以下应该是允许的，政府可能需要提供至少2-3倍口罩价格的补助才能满足需求。
理论上——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这个社会效用最大化，指的是帕累托最优。
第一福利定理告诉我们，竞争均衡必定是帕累托最优的；
第二福利定理告诉我们，在适当的凸性假设下，只要合理对财富进行定额再分配，任何帕累托最优配置都是竞争均衡。
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前提是满足这两个定理。在这个前提下，政府对市场干预越少越好。
然而，绝大部分时候，能够『发国难财』的情形，都不符合福利学定理的重要假设条件——完全竞争市场，价格并不是供需关系的真实反映，而是受到扭曲的；单纯靠市场调节也无法达到社会最优。
比如说，垄断行业、信息严重不对称的行业、部分供货商有特殊渠道的行业，这些都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现实因素。
具体到本次的口罩问题，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
1、疫情属于短时间、一次性突发事件，而价格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是有滞后性的，一般用于指导下一期的供需关系。疫情瞬息万变，正是万分火急的时候，没有足够时间等到市场发挥作用。
2、口罩这种商品，存在非常强的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即，你自己戴口罩，他人也能受到极大保护；他人佩戴口罩，你也从中受益。在这个特殊时期，政府之所以强制规定上街必须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你，也是为了保护他人。
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你需要戴口罩，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你戴口罩。
还有一些商品具有负的外部性，比如污染，工厂排污，你并没有参与它的生产，但你依然因为它的排污受到了侵害。
外部性的定义：
当一个消费者的福利或者一个企业的生产可能性直接受到经济中其它个体行动的影响时，外部性就产生了。
这里的『直接』，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已排除了价格调整产生的任何效应（简单理解，就是金钱不能衡量的效应）。
在有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你付出的价格并不是你得到的效用，竞争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市场并不能达到最优配置，必须政府介入。
3、本次疫情中，口罩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低收入人群佩戴口罩带来的社会福利远高于高收入人群。
如果放任口罩涨价，那么，从事低端服务业的超市收银员、街道清洁工、外卖员、服务员等低收入人群，一定是因为价格过高而买不起的低收入人群。然而，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需要每天接触大量流动人口，是最需要佩戴口罩的人群。
结合上一条，在疫情期间口罩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让这部分人佩戴口罩，不仅仅是保护他们，也是保护需要和他们接触的人（包括你我，包括很多觉得自己一定是买得起口罩的那部分人）。
最需要口罩的人群买不到口罩，反而是坐办公室或者在家办公即可的高收入人群可以买得起，这就是最典型的资源错配，也是经济学角度最应该避免的情况。
应对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无非就是把外部性内部化即可，传统的解决方法是——
1、征税（补贴）
负的外部性一般是征税，比如对污染企业进行征税；正的外部性一般是补给，比如，你戴口罩会造福社会，那么政府就给戴口罩的人发钱；低收入人群佩戴口罩带来的社会福利更大，那么就给他们多补贴一些钱（当然更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补贴口罩生产商，使得市场上口罩价格比较低）。
2、配额
理论上，配额和征税（补贴）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由于现实中执行的问题，这两种政策产生的效果并不一样。
现阶段由于疫情紧急，大概就是市场管控和配额制并存，一方面稳定市场口罩价格，一方面责令口罩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加大生产。
财政补贴和配额制双管齐下才能更好解决问题。但财政补贴政策无法在短时间内提出合适的方案，走财政补贴方式在紧急情况下并不完全可行（需要财政部门对相关领域生产情形、成本、产品质量等等有充分调查和了解才能制定），而行政手段则可以在应急情况下马上生效，所以紧急情况下还是应该以行政手段为主。
3、鼓励个体对外部性进行协商
本情形不适用，就不说了。
吐个槽——
不要一提『经济学思维』就市场长市场短，就『人都是自私的』、『利益最大化』之类的，大部分经济学研究问题的目的都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总效用最大化，除了自由市场，宏观调控、市场管控、计划经济、配给制等等，都是经济学手段，经济学方法和途径包含市场经济，但不等于市场经济。
有些一知半解的人总搞得好像我们经济学就是专门跟人民群众作对似的。
补充：
我认为不应该放任自由市场不等于我认为政府限价做得对啊……
我说了解决方法，一是补贴，二是配额制，但我们政府都没有采取，只是简单粗暴地限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
首先配额制，主要是为了防止抢购、囤积居奇等恶性行为，可以规定每人凭身份证每天限购多少个，也可以政府完全采购后按免费按居民ID定期发放（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实行摇号制度了，杭州已经开始向居民免费发放了），这是配额制应该采取的。
再说限价，限价令绝不能一刀切只限零售端价格，把营利压力都让零售端药店承担，应该各个环节进行合理限价，同时进行一定程度补贴，这部分成本理应政府承担。
推荐 @Chinhogo 的回答，他这个回答里面提到的文章，具体讨论了市场定价和政府配额两种调控方式的适用情形。
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此乃自然之理。
反之，如果法律不允许价格上涨，不允许发国难财，反而还会抑制生产，造成更大的灾难。
所以不能看到口罩涨价就一味批判，要区分看待，故意囤着口罩不卖，抬高价格或者等涨价之后再卖的人，才是市场规则的破坏者，才是对人民群众有害的蛀虫，而一生产出来就以当下价格全力销售的人，即便卖出的价格再高，也是正义的行为。
不要认为口罩厂商全都是无私奉献的道德标兵，如果不能挣更多的钱，有几个厂愿意加班加点生产口罩？
为什么认为发国难财一定是不对的呢？口罩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单个口罩厂难以垄断抬高价格，口罩即便卖这么贵，还是脱销了，迄今为止很少看到有人故意存着口罩不买，囤积居奇搞垄断的，少数有这么几个都被抓了。迄今为止市场操作基本合情合理，看不出任何问题。
再说了，口罩并没有涨到绝大多数人买不起的地步，口罩就是卖50块钱一个，一个月也就花1500块，别说在知乎这种月薪两万的地方，就是对于平均月薪为4000块的全国普通民众来说，这也不到一个月工资的40%，稍微有点积蓄都买得起。
说白了，你只是看不惯人家口罩厂和经销商赚钱，然后打着“发国难财”的口号站在道德高地批判一番，你不过是惦记着自己包里的钱而已，也许也惦记着群众包里的钱，但实际上对于人命来说没有任何考虑，反而还有害于人命。
正常的操作，是此时不仅不该阻止口罩厂抬价赚钱，还应该捐钱给口罩厂让他们扩大生产，买原料雇人买设备需要很大的固定资本，卖价越高，资金回流越快，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越快，当然，如果你愿意捐钱给他们，效果就会更好，然而有几个人捐钱了？
要清楚地知道社会不是靠着虚幻的道德运行的，而是靠着货币信用运行的。就是慈善机构红十字会，需要物资的时候难道不是花钱买的，难道是靠着博爱精神一路说服厂商让他们捐的？难道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要工资全靠爱来工作？人家慈善机构都愿意让厂商赚钱，你们倒不乐意了，口罩厂的员工难道不是劳动群众的一员？人家加班加点的工作，怎么就不配赚这个钱了？
众所周知加班工资必须比平时工资高，但是单位时间加班生产的口罩速度并不比平时快，甚至由于工人累了还会比平时慢，如果口罩不涨价，那么这加班工资靠什么发？
按你们的说法，医生护士此时也加班加点工作，也拿加班工资，也赚了钱，按你们的说法，岂不是也是发“国难财”？岂不是医生护士都该被抓起来？
都这个时候了，想得不是如何扩大口罩产量和销量，还想着谁谁谁赚了自己包里的钱，发了“国难财”，这种行为和囤积居奇的人一样，都是盯着钱看而不是产能看，都是一样恶劣的行为。
很多人从外部性方面来解释，但其实我们平时谈的国难财问题并不需要外部性。我们也不考虑“智商税”、欺骗之类的问题，就只考虑供给需求。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灾难或其他什么原因导致需求大幅上升或供给大幅下降，从而造成市场均衡价格大幅上升，这时需不需要政府干预？
如果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人们会说需要干预，政府也往往是这么做的。越是生活必需品，对干预的支持越高。如果问为什么需要干预，人们想到的答案往往是：公平。所以我认为，如果不引入公平的考虑，是没法解释这一问题的。有两方面的公平。一是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公平。在供给很难提高时，提高价格起不到鼓励供给的作用，而只是提高了卖者获得的租金（在经济学里不增加量但仍要付的钱都叫租），而损害了买者的利益，于是人们觉得不公平。二是买者之间的公平。同一个物品不同的人可能一样需要，但有钱的人可以多买，这就有不公平，越是生活必需品，价格越高。这种不公平感越强烈。在经济学理论中要引入公平，可以引入预算约束，或者在社会计划者的目标函数中加入对公平的考虑。
所以政府的干预也应该以促进公平为目的。越是供给遇到瓶颈，越是生活必需品，干预的合理性越强。在第一种公平问题上，政府应该鼓励生产，适当限价。鼓励生产时是应该用价格做工具还是用数量做工具呢？Weitzman的《Prices vs. Quantities》说，如果边际收益曲线更平，规定价格更好，如果边际成本曲线更平，规定数量更好。在第二种公平问题上，政府应该设立配额，限制每个人购买的个数，避免出现囤货，甚至可以弱化价格作用，直接平均分配或者抽签。举个类似的例子，孙宁老师研究了先拍卖再摇号的车牌分配机制，考虑了每人有预算约束，计划者考虑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结果发现，由于有预算约束，最优效率的机制不是完全拍卖，而是要有一部分摇号。
如果考虑会有市场摩擦，供给者难于获取到需求信息或流通有障碍，那么如司马懿老师所说，有时候统购统销这种计划手段是更有效的。当然政府也是人构成的组织，也会有政府失灵的问题。那么就要结合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那又是更复杂的问题了。
总之，简单地说，主要就是公平问题。如果要说到市场和计划的比较，那就太复杂了，搞不清楚，对这个问题来说也没有必要。
具体的理由 @林为珮 说的已经挺好了，在这里我想说说一些用经济学基本概念如何让人达到「认知升级」的套路。简单的说，就是：市场环境理想化，贬义词语褒义化，人物行为单纯化。
就拿这个「发国难财」来说，显然「发国难财」是一个带有道德评价的贬义词。首先第一步就是把其中蕴含的道德评价去掉——一般的口径包括但是不限于：经济学是讲效率的，没有效率了，大家一起饿肚子；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反直觉的东西，要跳出以前的思维框架！
去掉道德评价之后，「发国难财」就变成了较为中性的「用远远高于往常市场价格的手段给灾区供货」。其中「给灾区供货」多少是有正面效果的，而「远远高于往常市场价格」怎么办呢，看下面这个威力强大的图：
供求曲线是一个完美的交叉，所以当需求增加的时候，红线上移，从而导致价格上涨；当供给成本增加的时候，蓝线上移，所以价格也上涨……灾区同时满足两者，所以就通过这两条线，直接霸道的声明——价格上涨是正常的！所以「发国难财」只剩下了一个正面作用「给灾区供给」。
这里就看出来逻辑问题了：诚然，需求上升和成本上升会推高均衡价格，但是不是「发国难财」所收的高价真的主要是因为这两者上升所造成的，没有其他反效率的因素了呢？众所周知，A可以导致B，不能推出B一定是A所导致的，因为可能还有其他的CDE等潜在的因素没有考虑到。
到此为止，「发国难财」贬义词褒义化结束，第一次认知升级完成。
接下来，第二次认知升级，就要进行市场环境理想化。虽然口口声声说人是理性的，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模型里面，人永远是静态的，不存在「根据未来的预期调整自己现在行为」的情况，也不存在转手的二次销售，至于行为经济学常说的各种人的行为偏差，那是什么？
如果我预期到未来价格会涨，现在是不是应该多买一点（理性预期产生的投机需求）？是不是应该多买一点自己当一个小零售商（转售所带来的价格扭曲）？是不是存在人们出于恐慌，从而对未来产生不理性的估计（行为偏差）？对不起，经济学是有模型的！不重要的因素我们不考虑，上面那张威力巨大的图才是王道！
这个时候就可以强调「国难财」的正面效果——正是因为有价格上涨，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发国难财，发着发着，国难就不是难了，价格会慢慢的降下来！于是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和波动，以及中间可能产生的小泡沫就忽略掉了。
于是就得出第二个让人觉得「脑筋激动」推论：因为有人发国难财，成了榜样，于是更多的人会来发国难财，于是——最终价格会回到原来的均衡价格。至于市场本身和产品的一些特点，比如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摩擦，比如人们在使用商品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外部性啊，在这种情况下更是通通是忽略的。
一般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但是呢，高级一点会觉得还没有把「经济学」的概念发挥到极致，还没有把人的认知再颠倒一次，于是会提出：应该奖励发国难财的人！你奖励了，大家就更有动机扩大生产了，于是价格就更快回落了！
听上去也蛮有道理。更加的反直觉，更加的「振聋发聩」。一针见血的经济学智者的形象跃然而出。但是仔细想想，所谓「奖励发国难财」，按照之前褒义化之后的逻辑之后，说白了不就是政府补贴生产么？灾区物资短缺，政府补贴物资生产，提供各种便利，这样给生产商更多的激励去生产。这么说是不是就一点点「认知升级感」都没有了？第一次认知升级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国难财的去贬义化，但是巧妙的是在第三次认知升级的过程中，继续利用了人们心目中对这个词的负面印象，造成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对比，于是大脑就再次「激荡」了。
可能很多不了解经济学的人会把几十年前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自动代入到西方经济学中来，认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市场好市场妙，有了市场呱呱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存在先天的偏向。在现代经济学中，市场市场规制和管控，本来就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的诺奖就是给的「在规制领域的卓越贡献」。
而如果去看经济学论文中的政策建议，会发现即便是在详细的数据和模型论证之后，也都写的非常谨慎，基本上是没有「口含天宪式」的「我来指导你正确的思考方式」这种调调的。
国难当头，卖方也会面临困难，消费者尽量少出门，工人也有类似的需求，加上春节放假，这个时候生产成本和风险也会提高，如果涨价是生产成本增加的真实反映，则不算发国难财，如果这时候消费者还苛求保持原来价格不变，这样的消费者才叫发国难财。
如果真的有发国难财的行为存在，正常人之前应该做到不鼓励，而不是为他们辩护，甚至美化，崇高化。（难道又是薛教授？）
前两天为了玩surface pen答了为什么口罩会涨价的一个题。
简单来说这次口罩涨价主要是供给和需求都经历了两个巨大的shock，供给上，是由于春节工厂放假，需求上，是由于冠状病毒。
口罩这玩意，“具有投资少、技术含量低、工艺简单、小规模生产用工少等特点”，大企业垄断的现象并不突出，进入门槛也不高，涨价可以说反映了真实的市场供需变化。
春节期间，口罩的产能是日产800万个，而峰值则是日产2000万个。
据工信部通报的数据，我国口罩最大产能是每天2000多万只。当下正在全力以赴克服种种困难，推动生产企业加班加点恢复产能。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产量达到一天800万只以上，复工复产面达到了40%
这里我们就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支持发国难财的人认为，涨价会使得供给提高，需求降低，最终达到市场出清。而如果对价格进行管制，那么消费者会产生不切实际的需求，生产者也没有积极性扩大生产，最终带来供需缺口。
问题是，口罩生产的峰值就是每天2000万个，仅够全国14亿中的1.4%的人出门一次。
即使产能提高10倍，也仅够14%的人每天出门一次。而疫情结束之后，这些口罩厂90%就要关门了。
我认为口罩的供需缺口，不是一个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计划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口罩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它是人基本的生存权利，还是一种非必需品？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舆论在带节奏进行反转了，例如有人引用国外的研究，证明口罩无用，仅起到安慰剂作用，还有专家在官媒呼吁普通人，使用普通口罩即可，把稀缺的医用n95留给医护人员等。
张文宏：“我看到在大街马路上很多人戴着N95口罩，我觉得有什么必要呢，戴外科口罩就足够了，这种口罩可以几亿级的生产，全国人民戴这个口罩就可以了，一般的防护足够足够了。N95口罩该留给医生用。”
从这个角度重新看待口罩的话，我觉得用价格机制去调节口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n95这玩意，普通人用处不大，但如果你非要用，也可以，你就多掏钱，如果你权衡一下觉得不值，就不买了，重复利用已有口罩，或者去买普通口罩，把稀缺的资源留给医院以及其他较为危险的岗位。
从这个角度看，普通人戴n95有点像奢侈品，也有点像智商税，这种产品由市场调节完全没问题，而发财的也不能算是国难财。
最后强调一句，价格机制和政府干预并不冲突。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对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干预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但无论如何，单纯的限制价格就是昏招，掩耳盗铃而已。
政府为了稳定价格，应该对口罩生产或消费方进行补贴，这样消费者面临的实际价格不变，生产方也不吃亏，有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反正我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不高，这个钱完全出的起。
政府应该通过直接生产和采购稀缺物资，投放在最需要的岗位和地区，而不是任由他们被普通人疯抢。
最重要的，政府应该集中力量解决口罩产能问题，产能上来了，价格自然降低了，那些想发财的人自然发不了了。
问题是，生产和进口得到的口罩，最后怎么发放到消费者手里，如果是自上而下，层层分发，我个人认为效率和市场机制相比，还真不一定谁高，比如捐给红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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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集体涨价至 4 元每小时：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与探讨共享单车集体涨价至 4 元每小时，这一现象无疑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成本与定价、市场竞争、外部性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一、 共享单车集体涨价至 4 元每小时：原因探究导致共享单车集体涨价的原因是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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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宗教的出现，可以将其视为一种 社会契约的演进、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机制、一种激励结构的产物，以及一种资源配置和分配方式的体现。这并非意味着宗教仅仅是经济的产物，而是强调了经济因素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下将从多个维度详细阐述：1. 应对不确定性与风险管理的经济学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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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甭管怎么说，都妥妥的算“售假”。 明明白白把冒充品当正品卖，这是欺骗消费者，也是对品牌信誉的践踏。这伙人玩的是一招“狸猫换太子”，把费列罗这块金字招牌给玷污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波差价操作，那可真是“一本万利”的邪门歪道，玩的就是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心理的“猫腻”。我给你掰扯掰扯，里面门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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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这个词近些年听得是越来越多了，从打车、住宿到零食、技能，似乎万物皆可“分享”。但要说透它，光靠“大家一起用”这个直观感受可不够，咱们得从经济学的角度掰开了揉碎了看，这背后可是有不少学问呢。分享经济的核心：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闲置利用从最根本的经济学原理来看，分享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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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经济现象，从经济学角度来剖析，房价止涨而房租却上涨，背后可能涉及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咱们得把这背后的逻辑给掰扯清楚了。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房价”和“房租”的经济属性。 房价，本质上是一种资产价格。它反映的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租金收入、资本增值）的折现，以及当前市场上的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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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们来从法律的角度深入剖析美国对华为的禁令，特别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美国对华为禁令的法律根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美国对华为实施的一系列禁令，其核心法律依据主要源自“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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